认识脚下的土地，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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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先生在研究中国百年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不满意的理由都差不多。
钱理群先生出生于1939年，属于“30后”那一代。按他的话说与“六代青年”都曾有过生命的交集。从动荡岁月的“40后”、“50后”，改革岁月的“60后”、“70后”，到今天的“80后”、“90后”，
钱老关心“青年”，甚至将“青年”融入学问，因为在这样一位历经岁月沧桑的老者看来，他与这几代人共同的成长之路与人生经验，对今天的仍怀抱着理想的“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青春不是指生命的一段时间，而是指一种不被现实所折服的精神状态。
即使每一代“青年”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满，但最后终究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
１．理想
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缺乏意义，
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造成灾难。
哈耶克曾说：“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在竭尽全力，用崇高的理想缔造未来时，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缺乏意义，而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会造成灾难。对于个人而言，在目前的现实下，个人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很小，但并不是毫无作为的。
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面前，如果想同时兼顾二者，就需要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
总体而言，这些目标应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另一个层面的理想是“未来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现实条件还不具备，需要长期的等待和努力准备才能实现。
如果一个人只有未来的理想，没有现实目标，那就是空想，很难坚持下来；而一个人只有现实目标，没有理想目标，人就很可能会满足于现状，等机会来的时候，想抓也抓不住。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五四运动一直纠缠至今
２．启蒙
极端的启蒙，会蜕化成一种专制。
启蒙当然要具有吸引力、震撼力，但如若发展到极端，就变成征服力，变成了一种专制。
启蒙往往分为两种，一种启蒙是启蒙者化身为真理的掌握者，把自以为的“真理”强制灌输，从而征服、控制被启蒙者，所谓“服从真理”其实就是服从启蒙者的意志，这样的启蒙必然变成专制。
另一种启蒙，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讨者，启蒙的目的是建立自我与对象的双重主体的独立性，它是一个双向的激发，良性的互动，从而达到相互的生命成长。这样的启蒙是对人性扬善抑恶的过程，也是我所追求的启蒙境界。
然而，“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却成了大多数启蒙者的基本宿命。
３．读书
只读一种意见的书，很容易被俘虏，
拘于成见，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一个人的理想、信念、信仰，不能产生于个人的苦思冥想中，而必须建立在深厚的知识学养和人类文明的精神继承的基础上。读书是最好的途径，然而读书要有方法，既要有所选择，又不能设限太多：
• 读书如择友，因此，读书要读经典，只有这样才可以和真正的思想、文化、科学、文学的大师对话。
• 读书要广泛，古今中西都要读，万不可把读书的范围集中在自己的专业或一两个经典作家、经典著作上，否则会限制视野，缺乏必要的比较、选择。只读一种意见的书，很容易被俘虏，拘于成见，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 精读和泛读结合起来。一些经典需要精读，要逐字逐句的尽可能读懂。很多书泛读即可，即使知其大意，不求甚解，说不定反而得其神韵，不必过于拘泥，有的书初读不懂，只能囫囵吞枣，读多了，自然融会贯通。
• 思考重于读书。鲁迅提醒说：“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自己的脑子被别人的“马”践踏个遍，就没有自己了。因此，思考不仅是先于读书，而且是重于读书。
４．物质与精神
安贫乐道是最骗人的东西，千万不要上当。
人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生活，一种是精神生活。对此，中国人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钟摆现象”，老是偏向一方，一强调物质就没有精神，一强调精神就没有物质。
我们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安贫乐道”，这是最骗人的东西，千万不要上当，要你安贫乐道的人自己在那里挥霍，我们不能安贫，要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基本的物质利益。
金钱并非万能，物质不能穷尽人性之根本。过分追求物质，人会失去自由，被物欲所遮蔽，从而失去人的本性。
在我看来，两者都要有，只是需要一个平衡。具体到个人，总是有所偏至：偏于物质，或偏于精神，我们必须做出选择。
现在年青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得无厌，什么都想得全，恨不得什么都是第一流的，稍有一点不满就牢骚满腹。你做出选择，有所得就有所失，有所失反过来才又会有所得。
５．大学的操守
当社会喧嚣时，大学应该沉静；
当腐败盛行时，大学应该清洁；
当社会浮躁时，大学应该有定力。
一流大学至少有两个特征：
一是保守。它应该传递和坚守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成为民族的精神堡垒。要与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不能那么“时髦”“摩登”；
二是创新。它应该具有批判和创造的精神，要和现状保持距离，能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
要保持这两个特征，大学就应该具有一些精神：当社会喧嚣时，大学应该沉静；当腐败盛行时，大学应该清洁；当社会浮躁时，大学应该有定力。
６．大学生活
真本领不是靠一时一地混一混，
而是把自己的基础打扎实。
大学是人一生中最独立、最自由的时间。任务是准备为社会服务，但又不要求直接为社会服务。享受公民权利，却不需要承担过多的公民义务，有权利而少义务，这是何等快乐的事情。
然而，现在的很多大学生却陷入两个误区：
一是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很多大学生，刚入学时很兴奋，但很快就开始困惑，失去了目标。考研、出国固然是目标，但这不是一个长期目标。如何确定自己的生活目标，这其实是一个信仰问题。
二是抵挡不住各种诱惑。在未来，如果没有背景，又有道德底线，想混的好只能靠真本领。而在大学期间抵挡不住赚钱的诱惑、功利的诱惑，忙于赚钱、忙着搞关系、做各种社会工作，这其实是在图一时之利，而放弃了长远的追求，以后会吃大亏的。
真本领不是靠一时一地混一混，而是把自己的基础打扎实。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但也是极其简单，甚至有些单调的，更重要的是要沉潜读书，进入书籍的世界，享受丰富的文明人生，同时追求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
民国大学生活
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社会的进步是靠精英来推动的，
但精致、利己的精英只会损害社会。
总体来讲，社会的进步是靠精英来推动的。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的创造精神，要有自我的承担，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
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土地，然而，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是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他们把为他人做事当做投资。
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才”正好是我们的社会最欢迎的。
这种人的要害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他们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８．最合理的生存状态，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应该“认识脚下的土地，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大问题要解决的是我们做事情的动力问题、方向问题。大问题是小问题的支撑，如果不思考大问题，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琐碎的小事情，做着做着，就会觉得没有意思了。
但我们又不能只思考大问题，必须落实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具体的小事情上，否则，就会成为空谈。
因此，青年人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要广泛地读书，思考社会、人生的大问题，不要做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要做思想者，要抬头望路。但另一方面，路又在脚下，大问题必须落实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具体的小事情上。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既追求大的生命境界，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为理想之光所照耀，又可以落实到日常生活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避免了空谈与无所事事。而在内心世界里，可以在总体的焦虑中获得每一个生命瞬间的踏实感。
曾有记者这样问钱老：“鲁迅先生曾说‘青年不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对于占青年大部分的那些睡着的、玩着的，您怎么看？”
对此，钱老认为，他并不鞭笞那种睡着、玩着的青年，只要守着诚实劳动的底线，他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但无论是40、50、60后的“老青年”，还是70、80、90后的“新青年”，愿意和钱老聊天，听他说话的，一定是醒着的青年。因为他们是不满意自己的现状，或者不满足于自己受教育所听到的那些东西，不知道路该怎么走，想另外找个出路。
而钱老的研究，无论是上溯到鲁迅、梁漱溟等老一代知识分子，还是立足当下，提炼出全新的思想与精神命题。事实上也正是为这些“醒着的青年”，提供一些可资回答未来中国基本命题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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