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来如一张白纸，一切都要从头学习，是教育维系着文明的延续。人类的知识经验、专业技能、道德信仰，都必须依靠“教育”来传递和累积。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文明的传承体系——教育，究竟多么脆弱。人类的每一个“思想的黄金年代”，都是对发现并遵从“教育”真谛的奖赏——原创思想涌现、文明侥幸胜出。中国的诸子百家，与古希腊、希伯来的先贤一起，构成了人类第一个思想大爆发、大繁荣的“轴心时代”。当时全世界的教育，几乎都是少数先贤引领“精英教育”的代名词。孔子和孟子，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那个匮乏、动乱的时代，他们的思想能够长成并得到传承，本身就是极大的奇迹。孔子在政界屡屡挫败，无奈转而著书育人，他的学生成了各界精英。孟子三岁丧父，但因母亲和师长的培养，他成为一代大师。汉语的“教育”一词，就是出自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然而秦之后，诸子百家，定于一孔。教育，也沦为了维系“三纲五常”和统一思想的道具。在西方，古希腊三贤之一的苏格拉底认为，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启发、引导，教育家就像“产婆”。西方的“教育”（educ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educare，意为“引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文明的代表。随着希腊、罗马的灭亡，其文明几乎断绝。所幸，基督教的兴起和阿拉伯的“百年翻译”，才保留了文明火种，再经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西方文明浴火重生。事实上，工业革命诞生前的精英教育，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平民缺少机会”，而是传承单薄、极易断绝——有多少伟大的天才和成果，被戕害，被埋没？另外，由于“精英”承担着传承文明的重任，因此漫长的岁月里，教育几乎都是天才引领的“通才教育”。例如阿奎纳、达·芬奇、牛顿、徐光启等人的著作，对当时的知识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谈。以此为背景，中世纪欧洲建立了传承至今的“大学”体系。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生物。任何时代，教育家都承担着“传承人类存在意义”的重任。因为不能辨明“真正的教育”，而导致以标准答案的灌输替代独立思考，直到“恨的浇灌”扼杀“爱的种子”。
自工业革命以来，财富和知识都呈爆炸式增长，“分工”也越来越细。教育却出现了的空前复杂的“现代性困局”：
1. 受教育不再是精英的特权，平民教育发展壮大。教育工具化、实用化的趋势越发明显，距离“真理与爱”的本意越来越远。2. 学科研究越来越细化，知识壁垒越来越高，通才教育几无可能。3. 科学理性取代宗教习俗，成为智力和道德的权威。人文素养、道德伦理极速萎缩，文明秩序面临崩塌。就连曾备受推崇的“欧美现代教育”，如今也深陷政治正确的泥潭：变性人、黑命贵、白卷英雄等现象，在大学校园愈演愈烈……1840年以来的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中西交汇、传统与现代的缠斗，意外造就了两个教育的黄金时代：“中西合流的民国”、“新启蒙的1980年代”，中国人缔造了举世瞩目的教育奇迹、文化繁荣。另一方面，受制于世界格局与国内政治的变迁，教育成了扼杀教育的工具。例如受进化论、计划思维的影响，教育一度成为“改造人性、培养螺丝钉”的系统工程。这与先贤所期望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南辕北辙。可见，教育问题不单单是“现代性”的问题，其核心命题也不在于“东西方差异”，而是“真正的教育”的丧失。离开教育家谈“真正的教育”，犹如打一场没有指挥官的大战。对教育的哲思，古今中外，已经非常多了，但对教育家的讨论，在国内还只是偶尔破题。民国时代的蔡元培，80年代的刘道玉，因何能成为伟大的教育家？——风骨与担当：“不媚俗、不媚权”是教育家的标配。为争取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蔡元培愿意“三顾茅庐”，但面对北洋政府的达官贵人，蔡元培却不卑不亢；学生野夫身陷囹圄，刘道玉不惧压力风险主动探监合影，但是当遭遇列车上的“霸座事件”、撤职后的“召见事件”，刘道玉都不畏权势。——甘为人梯，甘作绿叶的“专业技能”：教育家的专业技能，不是学科能力，而是发现人才、保护人才，敢为人才之梯、甘作学生绿叶的愿望和能力。渴望成为焦点是人性最大的诱惑，让自己“脱颖而出”的冲动，是教育家最大的挑战。一个人不懂得谦卑，不甘成为绿叶，或许会成为学科专家，成为英雄，但绝不会成为卓越的教育家。最好的教育是“青出于蓝”，让学生百花齐放；最失败的教育是“虎父犬子”，自己占据顶端优势。因此，天才本就少有，但教育家更稀缺。蔡元培本是民国时代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却甘愿投身教育，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创造最好的环境。刘道玉的梦想是成为“诺贝尔式的科学家”，但在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折时刻，他毅然放弃了学术理想，接受任命执掌武汉大学。刘道玉爱才如命，极尽谦卑，提携并保护了杨小凯、易中天、赵林、邹恒甫、野夫等一大批杰出学者。88岁高龄的刘道玉的新书《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其中一章的章名，就是“爱生如子”。刘道玉说：没有爱，就没有成功的教育。——改革家的勇气与智慧：再好的教育理念，如果不能通过制度改革变成常态，只能停留在认知层面。而推动制度变革，需要的又是另一种“智慧”：不但要触动既得利益，还要清洁“污染了灵魂”的教育语言。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刘道玉率先废除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制。他开创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等一系列先进制度。他独创的插班生制，今天甚至无人能延续。正是刘道玉的个人魅力，以及正本清源的制度改革，才有了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奇迹。了解中国改革史的人，无人不知刘道玉，关心中国学子命运的人，也无人不知刘道玉。刘道玉被誉为“当代蔡元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最好的校长”。野夫在推荐《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时说：他为国家抡才，为民族养士。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刘道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与中国40年的教育改革画上了等号，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离任武大校长后，刘道玉“生不愿封万户侯”——拒绝了担任某部部长的仕途安排，也拒绝了国外诸多名校请其担任校长的邀请。三十年来潜心研究教育、公益和中国的改革命运，并不断有新的文章问世。刚刚出版的《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一书，除了真实还原80年代的教育奇迹以及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还汇集了刘道玉最近三十多年的思想历程与研究成果，书中最后一章，更是刘道玉未完成的改革设想的首次公开。因此，《其命维新》是88岁高龄的刘道玉迄今最看重的一本书。为此，万象文摘＆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购书即赞赏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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