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我的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中，我的父亲陈乐民先生简述了他的心路历程，说他一生经历了四次大转折：●第一次是15岁左右对旧礼教的反叛。他少年时读了巴金的《家》，对他有很大震撼：“觉慧、觉新、觉民，我像哪一个？”。●第二次转折是大学毕业前就投入知识分子改造的炼狱。一晃几十年，他和同代知识分子一样带着原罪感改造、生活、工作，不允许用自己的大脑思考，没有独立人格，理想是做“不松动的螺丝钉”。期间也曾经疑惑、迷惘，文革后期感到个人和国家前途一片茫然、无望。●第三次大转变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这次转变最大的特点是既否定了儿时接受的“孝子贤孙”的文化，又摈弃了对权威的迷信，开始运用理性思考问题，越来越成为“西化”论者，渴望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第四次大转变则是形而上的，就是从把西方文明理想化转为看作繁复的“历史哲学”。虽然这个时期他得了尿毒症，一直在透析，却是他一生精神上最愉快、充实的阶段。“昨夜星辰昨夜风，过去的都过去了。幸好有些值得一记的东西还可以在记忆中寻觅到。然而几十年岁月匆匆，忙忙碌碌而不知所之。只有到了晚年，虽已是抱病之身，才觉得有些滋味。这颇可自慰。因为终于懂得了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
在我看来，父亲的人生之所以还能有第三、第四次转折，是因为他在1950年以前接受了相对完整的教育。尽管他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他在知书达理的母亲和旧学根底深厚的大哥的监督下完成了扎实的中小学教育。白话文和文言文写作功底更得益于一位上门给他和几个学生另开小灶的小学老师。他自幼拜师习书画，一直到中学毕业，积累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最后进入大师云集的清华：“有这等师尊，清华园怎能不吸引人！有着何等师资，清华怎能不是‘最高学府’！它的文科怎能不是文章华盖的文科？”虽然很快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让大师们噤若寒蝉，他毕竟在其中熏染了两年。相对完整的中西文化教育，使他在做了三十年的翻译机器和写简报、替领导写发言稿的“刀笔吏”之后，能够转向他向往的中西文化研究领域。他彻底告别“四旧”，从来不提幼年、少年曾经学习书法绘画。父母亲最爱说的是你不要像我们这样，以后哪怕会制造个钉子也是有用的。但是他有时忍不住看看我的作文。一次他发现我三篇作文开头都是“今天，天气格外晴朗”，然后不外乎做好事，打扫卫生之类，这令他本能地不舒服。那时候能公开读的好书不多，他就时不时地选出鲁迅的作品和中华活页文选给我解读两段。他这么做，没有目的，那时候是绝不会想到日后还有上大学的可能的，他就是看我写的那些言语贫乏、内容空洞的破作文浑身不自在。
几十年风雨飘摇，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被政治运动浪潮席卷着，在思想改造的炼狱中磨砺，失去的不只是展示一技之长的机会，更是建构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上的自我。父亲感叹：“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年过半百才破网而出。他说五十岁是他的“中转站”，“是人生旅途中换车的一站”。两鬓斑白时他们才得以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父亲把学识、修养打包存放三十多年后再打开，发现财富还在，兴奋之余是感伤和无奈。年过半百，他才“下海 ”，他下的海不是商海，而是中外文史哲的浩瀚海洋。他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找回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读自己想读的书，按照自己的教养和性情做人，塑造着他向往的学术人生。如他晚年的朋友朱尚同先生所言，他“苍茫游弋于中西古今文化之间，将其迟发厚积的学养潜能盎然喷薄而出，并将其某些出世情怀升华入治学之中。”▌中西兼顾：文化不能割弃传统，现代化必须要有现代文明
一个是他西服革履的样子，一个是他穿着中式白色绸衫、圆口老头鞋的样子。他表面上很洋，精通法语、英语，可以不打底稿临时用法语或英语发表长篇演讲；他在读书、写文章时喜欢放上西方古典音乐的光盘，上世纪80年代末那段时间听巴赫的音乐磁带稳定心绪。而他又完全沁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满腹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精通京戏，爱听昆曲，唱起老生韵味十足。他最大的梦想或者说是幻想是哪辈子家中能有套二十四史。他用毛笔对抗“数码时代”，我们的电脑不断更新换代，他的桌面上是永远的纸墨笔砚，始终一管毛笔一面著书立说写欧洲，一面写字作画。他的书桌经常是上一摞原文欧洲文史哲，一摞线装古书。
父亲生前和母亲每逢秋末都会到江南小住，苏杭的秀丽景色令他心旷神怡。这时他就是一位赋闲的文人墨客 。
他本行是国际关系，却讨厌政治，觉得单纯的政治学乏味。于是他把国际关系研究引向文化与历史哲学。他欣赏文史哲融会贯通的伏尔泰式的文人，喜欢有文采的史书。比如他极力推荐上世纪20年代陈衡哲的《西洋史》，在书评《史中有文》一文中说：“满脑子只有政治的人可能要说：‘文学算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没有文学的民族很可能是弱智的”。他崇尚西方哲学的抽象推理，在康德思想中遨游会给他带来抽象思辨的乐趣甚至李商隐的朦胧诗的意境 ：“迷蒙中有味道。”
父亲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专家式的知识分子，但其实无论从志趣还是文化修养上，都是更接近跨领域的中国或者欧洲的传统文人。他的教养与情怀、他的知识结构以及他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感悟，使他更接近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他承认：“从本质和气质上说，我属于比我早一代的那一代人。”他坚信中西学是相辅相成的 ：“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飘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文化割弃了传统，是贫瘠的文化。”他深谙中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是欧洲，心里想的是中国。他心中的西方启蒙思想和理性是要广为传播的，是面对社会的，研究欧洲近现代文明的进程和哲学理念是他的事业和责任，在中国建立理性的公民社会是缠绕他后半生的顽念。但是他把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进程和哲学思想梳理得越清楚，就越清醒地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虽然有自己内涵的精神力量和美学价值，中国的现代化却更得益于西方的经验，坚决反对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牵强附会地挂上钩：“对历史既不能假设也不能责怪，当然更不能抱残守缺，唯一的正确的态度是承认历史和现实，了解欧洲文明和它的发展过程，说到底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尤其是了解我们历史上所缺少的东西，在迈向现代化的大道上尽快赶上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父亲有块“自留地”，不提这块自留地，他的后半生是不完整的。耳顺之年，他重拾书画幼功自娱并娱人。我逐渐完全忘记了我从没见他认真画过画，好像他从来都是这样与书画分不开的。想起荒废的三十年，他不免感伤，但最终是洒脱的，如他的一幅“荒山老柳”题辞所述：此生学成常多无望，冬雨飘风未亦空旷，由他去吧，物我两忘，天高地远，神仙一样。
他的中国诗画的修养是对“内”的。一是为取悦家人朋友。我每年夏天回来，陪他去琉璃厂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买纸墨笔砚，也裱画、刻图章。裱了画，除了留在家里，很多送给朋友，朋友有求必应。
父亲这块“自留地”的产品生前从来没想过向公众展示，绝对是“非卖品”。一次搬家，西欧所的司机杨子帮忙，见他这么多书画，要帮他办个画展，然后标价售出。他权当玩笑。老爸在理性、理论上认同市场经济，可是他自己却完全置身于市场经济之外，生活在他自己的意境里。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杨子每隔一天早上6点来钟开车接他去医院，风雨无阻。父亲去世后，他只要父亲一幅字做纪念。我们把父亲最后一幅字送给了他。书画更是他用来修身养性的。他享用着从小养育他的中国文化，在其中怡然自得。父亲在画风、文风和为人上自敛、含蓄、恬淡，有时候有点清高。他做人如作画“藏锋敛态，寓工于拙”，最忌讳矫情、夸张、自我膨胀。这使他做什么都举重若轻，处理问题、写文章甚至写书如此，写字、作画也如此，好像都在不经意间，从未摆出要做什么大事的阵势。他写文章累了，换换脑筋，调节心绪，就写幅字，画张画。小书桌、大饭桌都是写字、作画的场所。他透析后更把写字、画画当成了一种舒筋活络的运动。右手做漏后不久，便画下一棵劲松，写下一幅遒劲有力的字，证明腕力还在。
他的“陋室”中始终挂着他自己写的“无求”两个字，这是他生命的宗旨。如他一幅画的题字 ：“丹青不知老之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父亲一生无索求，只梦想有张他童年时家里那样的中式条案，放上笔墨纸砚。但是由于居住空间有限，这个愿望一直没有了却。他临终前两个月搬家，有了空间条件，作家阎连科先生送给他一张条案，可他却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终于没再醒来，没能看上一眼这张他期待了几十年的条案......父亲晚年胸中一半装着欧洲启蒙精神，一半是中国文化的诗情画意。一边是欧洲的理，是理性，也是理念，另一边是中国文化的情，是情趣也是性情。这理和情两根相辅相成的精神支柱，使他乐观豁达地度过了长达10年的透析“生涯”。有人劝他休息，或感叹他有毅力。殊不知，不让他思考了，不让他写了，不让他画了，那就等于抽走了他生命的精气神，有了这份水乳交融的理与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孙郁教授这样评价先父：“ 懂得西学的人，如果有国学基础，或者热爱国学中精华的遗存，是可以有创造的潜质的......他常常从东方的经验里凝视西学的元素，又从西洋哲学中反观我之故有文明。中国新文化的“自性”，大概就在这里 。”然而他晚年跨学科、跨领域、跨中西的研究却无法纳入任何“课题”。不过没了没有课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反到彻底自由、宁静了。他以病弱之躯拿着一管毛笔孤军奋战。他对生命没有奢望，只希望活到八十岁，以完成他已经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进一步系统研究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家。然而天不假人，他78岁时病逝了。
我有时候想如果父亲早二十年开始学术生涯，或者能活到今天，以他珍贵的知识结构和修养当能在中西历史哲学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历史不能假设，人生也不能假设......虽然他说他晚年所做的仅是文化史这幅“山水长卷中的一草一木， 纤介之微”，值得欣慰的是，他是绕了一大圈，终究没有走失，又回到了梦想的起点。
如果一个社会只剩下一种声音，那一定会是灾难。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健康的社会，那就一定需要陈乐民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给了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角度，重新观察西方与中国。他学贯中西，文史哲兼通，却因生前过于低调，不愿当谋士，而被大众所忽略。陈乐民的著作谈的是欧洲，想的却是中国，一边面对欧洲文明史，一边冷思国故，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中国寻出一条路来。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润之深，感情上的迷恋，更是现代知识分子中所少有。他是“集中西绅士于一身”的人，在当今如此浮躁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已成绝响。为此，小编诚挚推荐《陈乐民作品新编》（先知书店独家），他，绝对不应被忽视。。这套书包含反映时代变迁的个人随笔，还有对欧洲文明内核的深解和对中国发展的关照，以及关于启蒙的思考、中西哲学的剖析、读史的感悟、师友的追忆等等。这套《陈乐民作品新编》是在历史的特殊时期推出的，在充分参考此前陈先生各种著作版本的基础上，广泛辑佚、重新编次、细加考订、认真校勘，出版殊为不易。这套书无论是自己阅读、收藏，还是赠与友人，均为上等佳品。陈乐民是“一身跨两代”的知识分子，有着经历过特殊时期的那种特有的情感。阅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阅读他们一直想要厘清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思想纠葛。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书（附赠陈乐民妻子资老签名书签）。来源 | 转载自公众号：思想潮，原载：《中国新闻周刊》，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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