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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鬼:饥饿

老鬼 万象文摘 2022-03-19



饥饿

文|老鬼

(北京知青作家,原名马波,《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之子)


到了1961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
  

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聊哪个饭馆馒头个儿大,哪个饭馆面条给得多;聊煮饭的技巧,怎么用3两大米做出两斤干饭。
  

可是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也好得出奇。
  

然而,为一个馒头,2两粮票,人们可以机关算尽,绞尽脑汁。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一空如洗,连糖块都很少。往日从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全都消失。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按本定量供应,每户只准买几棵,多烂的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猪肉、盐、淀粉、肥皂、芝麻酱、粉丝……全要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3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
  

晚上六七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止,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活动,反修报告也听不到了……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回家。
  

上第四节课时,教室里弥漫着焦躁的气氛,专心听讲的寥寥无几。连有些女生都坐不住,屁股扭来扭去。老师非常理解,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从不拖延一分钟。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箭一般地冲向食堂,快活地大喊大叫。
  

吃饭时,按每人报给伙食委员的两数吃。有人3两,有人4两。我中午是4两,早晚3两。吃完后,要把碗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也不放过;刷完碗,再把刷碗水喝进肚。每逢离开饭厅时特失落,看着别人还在吃着,咀嚼着,无比地羡慕。刹那间觉得大饭厅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处所。尽管里面总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非常温馨好闻。
  

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几分钟就结束。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吃得快才有饱感。胃突然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往里填更有吃了东西的感觉。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才能最不饿?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切磋的问题。我试过二四四(早2两、午4两、晚4两),又试过四三三、一五四、三三四……甚至试过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还是采用了三四三——同学们采用最多的吃法。并还尝试过早饭喝三两粥。当时觉得饱了,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人都饿得眼冒金星,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没粮票寸步难行,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唉呀,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比丢10块钱还糟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讨钱,许能要到一毛两毛;你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记得听同学们说过:某某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粮票而自杀。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脑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没人舍得买。
  

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管我要粮票,吃两顿饭给半斤,吃3顿饭给一斤。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
  

父母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肉、黄豆等。父亲屋里有个电炉子,每天早晨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猪肉皮、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家里吃的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总想多吃点。
  

父亲常说:“吃饭吃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
  

但只要吃饱,活不长也认。人挨饿时最迷恋的是吃饭,无暇考虑长寿问题。
  

因为老挨打,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没向他要过吃的。
  

每月学校退我6斤粮票,要给家里4斤,剩下的2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油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5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吸引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的人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给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的嚼不动的肉皮,全捡起来吃掉。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我有大块大块的时间,什么也没心思干,就琢磨着吃。常常幻想科学家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食物药片就好了,吃了不饿,使人类彻底摆脱依赖粮食生存的现状。觉得这个发明将比火箭原子弹的发明还伟大,千古不朽。饥荒到来,工厂多生产点药片即可。
  

为了解决吃饱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捉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不少国家机关还组织人去内蒙古打黄羊,但黄羊数量有限,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记得当时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宣传得沸沸扬扬。我对小球藻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大大失望——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
  

我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让胃的体积小一点。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一样,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时,总要先盛一碗水涮涮,将碗里残剩的微量粥末溶解在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我比一般同学更多挨饿,因为我住校(当时全班好像就我一人住校)。走读的天天回家,即使饿,到家也有机会再吃点什么,能回旋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学校食堂那几两粮食为生。而食堂铁面无情,馒头、米饭、窝头2两就是2两,绝不会多给你一口。所以老是饥肠辘辘,饿得晕头转向。
  

有点粮票,我就上饭馆吃了。学校附近的饭馆都吃遍,知道了哪个饭馆2两火烧个儿大,哪个饭馆烩饼最值。同学间下课后最主要的话题是交流这方面的信息。据说琉璃厂西街的一家小饭馆肉末面特实惠,有菜有肉,有油星,3两好大一碗,我就真的专门去吃。即便在学校食堂吃了饭还要吃,非一顿吃一斤多,把胃撑满了,才有安全感。
  

饿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算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有时本月的粮票都用光,就得半饥半饱地熬。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碗萝卜汤喝,望着周围人能津津有味吃饭,无比凄凉。瞎子渴望着恢复视力;囚犯渴望着出狱;我就渴望着能捡到一张20斤的粮票。
  

196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世界团体冠军。庄则栋、丘钟慧分获男女单打世界冠军。学校里流传着这个消息,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可是激动之余,肚皮还是饿。
  

为了一个同学借了我半斤粮票没及时还,苦苦思索证据,研究着万一他不还,怎么抢他的一个值钱东西作为与他谈判的筹码,生怕赖账。
  

如果这月有节假日,能多退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留着上饭馆用。比如在家吃2天零一顿只交2斤粮票。但保姆精得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顿的粮票,她一个月都忘不了。姐姐小胖也常为粮票事和保姆吵架,每逢发生了这样的事,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
  

这保姆五十多岁,年轻时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的三姨太太,酷爱抽烟。她特会奉承人,当面夸“杨同志心眼儿真好”,“马同志没一点大官儿架子”……把父母拍得昏头昏脑,所以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孩子吵架。她刚来时,因我不爱说话,赞誉我是“贵人不出语”。现在就为少给家里一点粮票,她说我是“剥削阶级、吸血鬼”。
  

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她,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每顿饭,有几个人她做几碗米饭,一碗不多。菜有时能剩下点,饭可永远不要指望谁能剩下一口。记得那时白杨的女儿常来我家。她若不给粮票,保姆就真的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锁起来,像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垃圾箱里,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食品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得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10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定量低,家里客人多,有人吃饭不交粮票。
  

事实上,父母也吃不饱。多年后,从母亲的日记中发现,当时父亲已给饿得浮肿,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眼花,根本写不了东西。她曾指示保姆把家里的一些剩菜装到大瓶里,让我带到学校吃。粮食却从没给过我。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的深深界限让我寒心又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粮票。保姆仗着有后台,常为索要粮票与我们发生争吵。
  

月底粮票花光了,饿得实在受不了时,惟一能吃饱的地方就是姑姑家。
  

姑姑住在长椿街,离我们学校不远。父亲把她弄到北京后,只想让她当个替补保姆,从没积极帮她找工作。后来她在一街道托儿所找了个看小孩的差事。
  

姑姑从婴儿把我带到4岁,对我有一种亲生儿子般的感情。多年以后,她跟母亲关系恶化,我猜潜意识里也可能因为母亲把我从她怀里抢走。
  

姑姑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亲的终归是亲的”。她把血缘上的关系看得重于一切,为了孩子她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现在当我饿得到她那蹭饭,面黄肌瘦的姑姑真的从没向我要过半斤粮票!而且都是让我敞开肚皮吃!!
  

姑姑没有高干购货本,没有母亲那么多的稿费,没有父亲那么高的工资,买不起高价点心。她只有26斤定量,加上姑夫的30斤也才56斤,却容忍我隔长不短地到她那儿尽情猛吃。我是十三四岁的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又老练双杠,肚皮极大,一顿能把他们全家的饭吃个精光。
  

在饥饿的年代,因为有姑姑在,使我在最饥饿的时候,还有个光明温暖的去处。
  

姑姑家很穷,家具简陋,碗是粗碗,筷子是大众的竹筷子,厨房里老有股馊菜味儿,远比不上父母家高级、干净、宽敞。但这昏暗的两间小屋,却比父母家对我更有吸引力。饥饿时,人最想要的是吃饱饭,而不是高雅的家具,雪白的瓷碗,精致的筷子。
  

去姑姑家蹭饭吃,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渐渐引起姑夫不满。姑夫是商业部传达室看门的,人很老实,本来对姑姑言听计从。可时间长了,对我白吃饭,不交粮票无法忍受,开始和姑姑吵。姑姑总是护着我,说我小,正在长身体。
  

最后,发生了两笼屉窝头团子的事,姑夫和我彻底翻了脸。
  

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天气很冷,我饿得发虚。心想晚上只有3两粮食,还不够塞牙缝儿,怎么办呢?又萌生了去姑姑家的念头,虽然觉得自己吃姑姑太狠了,前两天刚去了一次,可还是管不住自己。到姑姑家吃晚饭有两个好处:一可以吃饱,二可以给自己省下3两粮票。
  

我步行了20分钟来到姑姑家。这时大约5点来钟,姑姑还没下班。她把房子门为我打开,就继续看孩子去了,而姑夫那天值班,不在家。
  

我一进屋,本能地先到厨房,一眼发现姑姑蒸了两笼屉玉米面团子(有菜馅的窝窝头)。这黑黑的菜窝头,散发出浓浓香味儿,令我馋涎欲滴。心里暗暗祈祷:“姑姑啊,好姑姑,对不起了,我实在饿得不行啊!”毫不犹豫地拿起一个,狼吞虎咽地吃掉吃完一个,饿得更厉害,又吃了第二个。
  

这两笼屉窝头团子是姑姑一家3口的晚饭,可我却什么也顾不上想,好像快饿死的人见着了吃的,除了吃的本能,其他理性全丧失。至今,那窝头菜团子的样子还记得很清楚:褐色,槐树皮一样粗糙,外表虽难看,却煞好吃。本来就想吃几个,给他们剩一点,可一吃起来就完全控制不住,吃完一个,还想再吃一个,嘴就不能停。好不容易有个吃饱的机会,怎能轻易罢休?很快就消灭了一笼屉。
  

如同溃破了的堤坝,不可收拾。又开始吃第二笼屉。虽然已经饱了,还要再吃。实在是给饿怕了,什么革命理想,什么方志敏、董存瑞,什么先人后己,全置之脑后。脑子只一个念头多:吃一个就能多维持一段时间不饿,多吃一个就能多活几天。结果不一会儿工夫,第二笼屉菜团子也吃光,足有2斤多全下了肚。
  

我这才觉得自己很缺德,这是他们老两口和儿子的晚饭呀!
  

当姑姑下班,回到了家,我望着姑姑那消瘦的脸庞,蜡黄的皮肤,低声说:“姑姑啊,我把笼屉里的窝窝头都给吃了。”
  

姑姑惊讶地睁大眼:“什么,两笼屉都给吃了?”
  

“嗯,都给吃了。”
  

姑姑知道这是真的,一点也没责怪,眨巴眨巴眼睛,装出不在乎的样子说:“吃就吃了吧,没关系。”又咧开嘴,干巴巴地笑了笑。
  

我想哭,但哭不出来,我要有姑姑这样的母亲该多好哇!能让我彻底吃饱。
  

姑姑关心地嘱咐:“可别撑坏了啊,少喝点水。听见没有,别撑着。”
  

我紧紧握着姑姑的手,感激地说:“姑姑,那我就走了,还得上晚自习。”
  

姑姑与我握着手,一步一步送我到门口。
  

我像犯罪了一样,生怕碰见姑夫,赶紧开溜,消失在寒冷的黑暗中。
  

几天后,收到了姑夫的一封措辞激烈的警告信,以前他从没给我写过信。他的字歪七扭八,小学二年级的水平。姑夫身世很苦,解放前是蹬三轮的,解放后才娶了姑姑这个寡妇,学会了写几个字。他严厉指责我为了填饱自己肚子,不顾别人死活。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我的愤怒:“马清波!你也太不像话了!人应该讲点道德,每人都有自己的定量,每人都不够吃,你这样老到姑姑家白吃,是用别人的血,别人的肉来喂养你自己,非常非常损人利己!你饿,为什么不告诉你父母,让你父母想办法?你饿,我们就不饿了吗?你这是欺软怕硬!今后你要是再这样,我就告诉你爸爸!”
  

我看完信后,勃然大怒,琢磨着怎么报复。后来想出了一个狠毒法子:把姑夫的这封信全给撕成小指甲盖那么大的碎块,放在信封里又给他寄回去,一个字没写。有同学曾告诉我最狠的法子是把对方来信给擦了屁股,再放到信封里给寄回去,但我觉得那样太损,没干。
  

其实姑夫说得全对,我这样干确实损人利已,确实欺软怕硬,但我受不了他那么刻薄的口气。
  

以后只有姑夫不在家,饿得实在受不了时,我才到姑姑家蹭饭。
  

姑姑在患难时对我的帮助,永远不会忘记。她那时刚刚40来岁,头发已经全白了。她瘦的像个骷髅一样,两眼睛陷在两个深深的黑窟窿里,非常吓人。她干瘪的胸脯都没有我鼓;脸上的皱纹,又密又粗;颧骨突起,像两个瘤子。这么个皮包骨头却任凭我伏在她单薄的身体上吸她的血,补养自己。
  

我还记得她看见我衣服上有粥嘎巴时,会顺手用舌头舔舔自己手指头,沾点唾沫把那粥嘎巴擦掉。
  

困难时期,姑姑比母亲更像我的母亲,对孩子更有牺牲精神。在最饿的时候,她等于把自己嘴里的窝窝头掏出来让我吃。多年后,在我和父亲的矛盾中,她虽然站在了父亲的一方,与我疏远。但我对她的养育之情,救命之恩,却终生难忘。
  

父母的逻辑是不能娇惯孩子,哪怕吃不饱也不能娇惯。
  

当然回家吃饭要比在学校里吃强多了,总能吃个七八成饱。只是由于多日挨饿,七八成饱根本压不住嗷嗷狂叫的食欲。星期天,偶尔父母高兴时,也会把我叫到北屋,偷偷塞给我一个苹果或一块点心。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不愿意让别的孩子看见,以免发生矛盾。在那一瞬间,我觉得父母是世界上最慈祥最可亲的父母。因为这样的时候很少,给我的印象就特别特别地深。
  

记得六○年困难时期我还干过一件很缺德的事:
  

那时我和哥哥同住在南屋,哥哥差不多一个月回家一次。当哥哥不在家时,我爱偷偷翻他的抽屉,因为他有很多武术书,我喜欢看。
  

这一个周末,哥哥回家后又出去了。我闲得无聊,撬开了他的抽屉,豁然发现里面有一包点心,一看就知道是用点心票买的。我的心激动得呯呯乱跳。吃不吃呢?内心剧烈地斗争着。吃,哥哥肯定知道是我吃的,屋里没别人。不吃?放着它从自己眼皮下溜走,又觉得太亏。
  

我决定先吃一块。那是桃酥,不吃则已,一吃就食欲大发,把肚里的饥饿感全勾出来了。我又偷了第二块吃,心里暗想,这是最后一块了,吃完了这块决不再吃。一定得给哥哥留点儿,别像那两笼屉菜团子,被姑夫臭骂一顿。可吃完还想吃,干脆吃三块吧,事不过三,吃了三块后再吃就是王八蛋,就是衣冠禽兽!于是又吃了一块,最后终于咬着牙,把点心包好,把抽屉关上,重新锁好。
  

可是此刻已心神不定,干什么也干不下去,剩下的三块点心老在脑中盘旋,骚扰着自己的神经。听说人在饥饿时,连亲儿子都会煮了吃,我偷几块哥哥的点心也就不算罪过了。为再把抽屉撬开,我想方设法寻找理由。
  

“反正已经偷吃了一半,多吃一块也是偷吃,少吃一块也是偷吃,还不如都给吃了算了。”那邪恶的点心,把我的邪恶全引发出来,不消灭了它,坐卧不安。我真是给饿怕了,见了吃的就走不动道儿。
  

终于又撬开抽屉,开始了第二轮吃。哪怕当王八蛋,当衣冠禽兽也不在乎了。过去从不知桃酥这么好吃,吃了一块又一块,那三块一转眼儿进了肚。连包点心的纸也舔了又舔,不让一粒点心渣儿流失。
  

唉,胃里还是空空荡荡,再来10块也放得下。
  

天天半饥半饱的状态使我遇见了吃的,根本控制不住嘴巴,中间不能停。如同尿尿,一旦开始就停不下。等吃完后,我把抽屉又推回原来的位置。
  

晚上,哥哥回来了。打开抽屉马上发现那包点心不见,狐疑地望着我。那目光中一点愤怒都没有,有的只是悲哀。
  

我不好意思地向他承认:“哥,我实在太饿了,刚开始就想吃一块,但吃了一块后,管不住自己,就一块一块全给吃了。”
  

哥哥脸上的失望和沮丧,跟姑姑一样,他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就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门,不知去哪儿了。他那无可奈何,暗淡无光的眼睛,让我很是后悔,痛恨自己贪吃。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已经饿昏了两次。一次在教室,一次在家里。
  

猪群中最能抢食的猪,死亡的机会最少,人类可能也一样。
  

在家里都觉得饿,回学校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学校地处和平门,在市中心,又是住校,根本没地方搞点野菜野果什么的吃。有一次,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快到大栅栏附近,看见一个食品店门口聚着黑压压一堆人。我也跑过去,根本不问卖什么,立即排上队。原来是卖柿子,每人限购5斤。往年柿子在摊上堆着没人买,这一年却几乎看不见。人们疯了一样地跑来,排起了二三十米长的队伍。
  

我回到宿舍,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把5斤柿子全给吃光。那年月,有了吃的,总要偷偷吃。当着没吃东西的人面吃,就要被嫉妒、馋涎、痛恨的目光所包围,很不自在。真棒,5斤柿子为我带来了一个舒服的晚上,安然入睡。
  

但街上卖不要本儿的柿子、水萝卜等机会非常难得,我就碰上过这么一次。
  

粮票重要,钱也很重要,如果没钱,万一碰上卖吃的也买不了。我每月伙食费不到8块钱,为使自己富裕一点,就骗母亲说是14块。这样除了母亲给的2块钱零花外,每月能多6块钱,完全负担得了频频下饭馆的费用。
  

但有时当母亲对我好时也相当温情,望着她慈爱的目光,不忍多骗她的钱,就少骗一点,说12块。这样一会儿14,一会儿12就露了马脚,母亲开始怀疑,让父亲到师大附中找任老师去问。这才知道我每月都管他们多要了钱!
  

瞎话被戳穿后,父亲瞪着我,只说了一句:“你这么干不对!”母亲也没再多批评我。他们都知道我饿,有点粮票就要到饭馆买吃的。下饭馆自然比在家里吃贵,钱不能缺。以后父母给我的伙食费少了,但零花钱每月给我长到5块。
  

任老师知道我骗了父母的钱,却从没有向我提及此事,也没告诉过任何别人。她对我还跟过去一样好,依旧在全班面前表扬我。
  

记得,我还偷过同宿舍一个同学的吃的。那时,我放在褥子底下的几本新买的书,如《柯楚别依》《恰巴耶夫》《真正的人》等都不翼而飞,气得要命。宿舍里就我和徐今强(当时的石油部长)的儿子两人住。我没任何根据就怀疑他偷了我的书。他枕头旁常放着一堆鸭梨苹果等。我既怀疑他拿了我的书,就心安理得地偷他水果吃,以此报复。一次,我在他枕头旁发现有一小孩脑袋那么大的梨,很邪乎,得有3斤重,便偷偷拿到一墙角处给吃掉了。
  

我就是这么矛盾,一方面热衷于看英雄的书,贪婪地读有关反修的文章,满脑袋革命,一方面又偷别人的水果吃。
  

因为饿,就骗家里的钱,就偷吃偷拿……有时真想大哭一场。我要能在母亲肚里该多好呀,永远不用发愁挨饿,干鸡鸣狗盗的事。
  

初一初二年级,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下度过的。吃是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当然也关心着中苏关系,关心着反修大业,关心着革命和进步。但一天到晚最主要琢磨的是吃。对女生的兴趣大弱,流氓思想几乎没有。
  

吃饱饭比想女生更重要。


本文选自《血与铁》,老鬼/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转自公众号“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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