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的自由
可能是多数人的末日
文：kuange 编：先知书店
在人类还没有告别“1984”的时候，却提前进入了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
自由为何如此命运多舛？我们对自由渴望太多，却知之甚少。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思想，为拓展人类自由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第一个维度，如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所说：“自由人就是没戴上镣铐、没被关进监狱、未像奴隶一样处于惩罚恐惧之中的人。”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在其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中提到在纳粹监狱中获得“自由”的三种方式：放飞想象力、以死解脱、逃跑。前两种没有脱离纳粹的监禁，因此不能算自由人的做法；第三种，是以自由人的身份，争取免于奴役的自由。同为诺奖得主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一书中指出：某人在行动上有多少条路可供选择，这个问题固然很重要，但与自由不同。自由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行其事，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并根据自己所执着追求的目标，而不是根据别人为实现其意图所设定的强制条件去行动。在好莱坞大片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是“米兰达宣言”的核心，它承认被逮捕者的沉默权，使被逮捕者不会因为执法者急于破案，而被迫自证其罪，从而避免了刑讯逼供等司法权力的滥用。在这个维度上理解，自由就是个体活动免于干涉、阻碍、强制和侵犯，伯林将其定义为“消极自由”。但是“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一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行动，同样可以没有限制地侵犯其他人。因此，消极自由必须建立在两大前提之下：其一，法律；其二，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这个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生命、财产、言论、思想和宗教信仰。伯林说：“人类生存的某些方面必须独立于社会控制之外，不管这个保留地多么小，只要有人入侵，都将是专制。”这就是消极自由的意义。●第二个维度的自由，“起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也就是说用自己的意志来做决定，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这个维度的自由，与消极自由被动地“排除干涉”不同，是个体主动掌控自我的行为，伯林称之为“积极自由”。伯林指出：积极自由暗含着一种“人格分裂”的属性。因为人有动物性的一面，受欲望和激情的驱使，这使得人无法完全支配自己，实现积极自由。因此，人必须要“分裂”出一个理智的人格来控制动物本能，以此将自己塑造得更加完美和理想化。正如卢梭所说“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卢梭提出个人将权利让渡于共同体，这样一来，原来那个“愚蠢的”个人就消失了，“智慧的”“复合型”的共同体，即集体或者国家就出现了。共同体成为一个高级的行动者，一个排除了个人自然私欲的存在者，自然也就能够实现“积极自由”。如此一来，当个人自觉服从集体时，个体既是被统治的，但也是自由的。这样的前景听起来好像很美好，但伯林却警惕道：“这种积极自由的概念，不是‘免于......’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会导致一种被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政治行为的华丽伪装。”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纳粹德国等激进革命，正是“积极自由”的发炎红肿，它曾以无比美好的口号，剥夺了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甚至全世界人有限的自由。对此，阿克顿勋爵也曾不无讥讽地说：“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自由。”伯林之所以提出两种自由的概念，是想完成一场严肃的政治思考。在现实政治中，消极自由回答的问题是“外部的力量会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观；而积极自由回答的是“谁来决定我能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观。消极的政治观很简单，它有且只有一个功能，套用刘军宁老师的话就是“共同体提供最大限度的消极自由所必需的最低政治条件”。消极政治观追求的不是至善，而是避免大恶。它不是设想上帝的伊甸园或者哲人王的理想国，而是“以恶制恶”，对人性加以设防。它实现的不是最优的目标，而是每个个体都能适应其中的规则。它给不出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也开不出包治百病的神医药方，而是不断调整，不断改进，不断修补。这种观念下，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政治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消极的政治观警惕人性，但也尊重人性。因此它抛弃了善恶的二元对立，“不轻言大善大恶，大是大非，不把世界看成善与恶之间的殊死搏斗。”所以，消极的政治观就像水一样，顺势而为，利万物而不争。相比之下，积极的政治观却像山一样，是一个伟岸、强硬，喜欢“战天斗地”的形象。积极的政治观追求至善至美，通过理性的规划，完成对人性和社会的全面改造。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说：“以最高的善为对象的科学就是政治学”。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上帝的位置被理性几乎彻底取代，理性被很多欧陆思想家奉为新的上帝，究其实质，是他们将自己，以及那些信奉他们的政治家当作了救世主。比如，英国空想家罗伯特·欧文就曾突发奇想，要召开一场世界大会来结束愚昧、贫穷与无知、有限的、不完善的政治。然而，这些以在“人间建造天国”为使命的政治家，他们所需要的工具，却是一台尽善尽美，却又无所不能的权力机器。对此，伯林说：“就像艺术家把不同的颜色、作曲家把不同的音调混合在一起那样，自居为造物主的政治家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的原料之上——普通的、缺乏才能的人，大多对于自己体内沉睡的各种可能性懵然无知——并将他们塑造为一件灿烂的艺术品：一个国家或是一支军队或者某种伟大的政治、军事、宗教、法律结构。”结果，在这种积极的政治观下，对政府能力的强调高于对其约束的强调；对其强制力的强调高于对其政治伦理的强调；对其控制个体的强调高于个体对其监督的强调。伯林“两种自由”的演讲一经发表，就引来了人们的质疑，其中还包括他的好友们。一派以著名评论家斯蒂芬·斯彭德和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质疑伯林从政治上割裂了自由与道义的联系；另一派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批评伯林不应该攻击社会解放，以及由此提高个人自律的理想；还有一派以“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为代表，强调应该有政治精英来“告诉或建议”愚蠢的美国选民来运用和实现他们的自由。左派厌恶，右派怀疑，伯林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我这样做该死，那样做也该死”。然而正是这种煎熬的内心体验，却让伯林做出更加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真理只有一条：“不同目标发生冲突的必要性”。正因为此，在这场论战中，伯林毫不妥协地赞同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因为，当人们被迫面对与自身天性相悖的各种困境时，能够自由选择是多么重要。但是历史和现实中，总有形形色色的“伟大工程师”层出不穷，试图改造人的天性以消灭困境。50年代，战争使整个欧洲沉静下来进行反思，伯林指出，古典的规则“受到藐视，我们就被迫意识到了他们”。但是60年代，经济复苏，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日益凸显，意识形态的割裂也更加巨大，曾经造就了罗伯斯比尔、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浪漫主义再度回潮，以一种对现实的虚无态度在年轻人身上蔓延。伯林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年轻人当中野蛮风气的飞速滋长让我感到压抑......这一代人以无知为荣，用机械公式来处理任何困难或复杂的事情，他们都对历史感到憎恶，希望把过去统统扔掉。”遗憾的是，像伯林这样清醒而审慎的思想家没有占据时代主流。他被时人嘲讽为一个无害而可敬的老古董，又被今人看作“自由主义的一只已经灭绝的乳齿象”而束之高阁。当然，这与伯林自身的性格有关。他形容自己像“出租车，招手即停，挥手即走”，爱因斯坦说他就像一个剧场里的“观众”，当激情和狂热席卷而来时，他“冷眼旁观”。伯林将知识分子分为狐狸和刺猬：狐狸知道许多事，刺猬只知道一件事，他渴望自己成为一只刺猬，但是却因为过于置身事外，而止步于狐狸，始终站在刺猬一边。或许，我们很可能从未真正了解过伯林，他其实一直都站在悬崖的边缘。学术上，伯林选择了一条介于历史和哲学之间的道路，既没有良师指引，也没有“追随者众”；政治上，伯林几乎投入了自己的整个前半生，周旋于掌握大权的大人物之间——丘吉尔、斯大林、肯尼迪......任意一个都能让他前途尽毁；生活中，伯林选择了一位结过婚还带着孩子的女性共度一生......伊格纳季耶夫在《伯林传》中说：“判断一个英雄的标准，不仅是看他愿不愿意拿自己的性命来冒险，而更应该看到在别人都惊慌失措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保持镇定，不管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的。”伯林平静地渡过了黑暗的时代，完成了对自己良心与智慧的考验。在对历史的旁观中，以一个究极怀疑者的视野，一次次命中了变局的来临。无论是斯大林的“灵魂工程”实验，还是希特勒的身份暴政，甚至欧洲六七十年代的精神危机。今天，当我们一次次惊呼世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然而，无论什么形式的“十字路口”，其底色都逃不脱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冲突。观念是有力量的，我们选择相信什么样的观念，就享有什么样的命运，或早或晚。正如伯林早就警告我们“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尤其当它面临威胁时。在追求自由、守卫自由的路上，伯林是无法绕开的思想者，犹如物理学绕不开牛顿，经济学绕不开斯密。这不仅因为他对于两种自由的阐述，丰盈了人类自由思想史，更在于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自由为何一直遭难”这一恒久命题展开。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曾经说：以赛亚·伯林所成就的，会让20世纪骚动不安。然而，谁曾想80年后，伯林的思想再次挑动了人们关于政治狂热和观念冲突的敏感神经。然而中国学界曾出现过短暂的“伯林热”很快冷却，伯林的思想并未触达应有的范围。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以赛亚·伯林经典文集”（含《伯林传》），这套书是最能代表伯林思想水准，翻译装帧最考究版本，诚荐推荐给热爱自由的朋友。对自由我们渴望太多，却知之甚少，莫在错过伯林。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