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辩术又被称为“修辞学”，是一种演说、辩论的语言技术，其效果是感染听众、说服读者。西塞罗、奥古斯丁、昆体良等西方大师，都精通雄这种技艺。
作为一门学问，雄辩术（修辞学）当然可以被用于说理，它常常被用于法庭辩论、公共演说。但是，修辞学如果被用来强词夺理、巧言诡辩，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说歪理”。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竟何在呢？在中国本土传统中，没有专门的修辞学。也有人认为，我国古代有鬼谷子的“纵横术”，足可匹敌西方的修辞学。其实两者的相似之处很少，差异却很大。从目的来说，修辞学和纵横术都有非常强的功利性，且都是服务于权力。但是，东方先哲注重实用术数，西人先哲则注重理论建树。另外，西方雄辩学的政治背景是城邦议会制，政客努力说服选民，以图获得选票。我国的辩士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韩非在《说难》篇起始就一口气讲了可能导致辩士身败名裂的“七危”。如“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话语的错误不是伦理或道德的，而是功利和手段（“术”）的，如说了不该说的话，言语间走漏了风声，泄漏了机密等等。韩非说，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韩非思虑周详、战战兢兢，说的都是因言获罪的潜在危险和可怕下场。在中国，无论是鬼谷子的纵横术，还是韩非的说难论，都没能成为显学，更谈不上正统，冯友兰在《先秦诸子之起源》一文里说“纵横家只有人才，而无学术”，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在《中国思想通史》里把纵横家思想划入“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喜好“巧言”的传统，传奇人物包括像东方朔、纪晓岚这样铁齿铜牙、巧舌如簧的，他们的巧言所展现的往往是辩术或诈术，而不是真正的说理。在这样的辩术中，也有“因为”和“所以”，但并不是说理逻辑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种辩术也许有文学、娱乐或其他价值，但对公共说理并无实质意义。我曾看到过一本在国内出版的《最实用说话技巧全集：能说会道》，其中有一章，题为“要有点‘变色龙’的本领”，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善于说话才会受欢迎，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来和人沟通，通俗一点，就是要有‘变色龙’的本领。”
那么“变色龙”应该怎么做呢？作者有两条建议：“第一，注意观察他人：说话一定要看对象，要根据说话对象的不同情况来确定自己说话的方向。第二，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说话还要看周边的情况，说话要能够恰当地和当时的情景融合到一起，避免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结论是：“每一个人同样都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风格，如果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能够抓住对方的喜好，说别人愿意听、喜好听的话，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可以说是某些国人融进血液的“修辞学”：它教人们说话前先学会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与大家一样的话，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话里的是非对错、对解决问题有没有帮助，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恐怕正是当今中国公共话语的一般状态。网上有一篇某教授的《现代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讲话，说现代中国人几乎不会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也做不到“不需要别人的指引”，都处于对西方启蒙思想的迷信之中。因此，当务之急是“把中国人从西方启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典型的“乞求问题”谬误论述。所谓乞求问题，就是在论证的前提（假设）里偷藏一个不可靠的结论，把一个本来不成立的看法包装成“不证自明的公理”。在一般人的论述中，“迷信”是个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批评断语，而不是一个客观中性的描述词。没有人会认为“迷信”是对的，说要从迷信中解放出来，谁又能不赞成呢？问题是，那个事先被断定是“迷信”的（在中国启蒙），真的就是“迷信”吗？“乞求问题”是一种循环论证。而这位教授讨论问题逻辑是这样的：(1)前提（假设）：受西方启蒙影响，就是迷信西方（我不迷信，比你们高明）；(2)理由：迷信是不好的；(3)结论：所以，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我有一位朋友来电话，我和他谈起这篇讲话，他说也看到了，但没兴趣多谈，只是用英文撂了一句“胡说八道”(That’s bullshit)。这是一个不太文雅的说法，Bullshit这个词，就相当于中文的“屁话”，文雅一些的说法是“扯淡”或“胡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哲学家法兰克福在他的《论胡扯》（On Bullshit）中称，胡扯是一种不同于谎话的不实之词。胡扯与其说是隐瞒真相、说谎骗人、黑白颠倒，还不如说是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夸大其词。说谎的人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说谎因此是故意隐瞒真情，以此欺骗别人。而说胡扯的人则不知道，也不在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只想出语惊人、表现自己、显摆“学问”，所以要么夸大其词，奇谈怪论，要么没话找话说，为了出风头，胡说一通。法兰克福认为，“就影响效力而言，胡扯远比说谎更严重，是‘真实’的更大敌人”。因为说谎还要顾虑到“真”，而胡扯则根本就对“真”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态度。谎言是真实的对立面，谎言虽然掩盖和歪曲真实，但毕竟还知道有真实的存在，还把真实当一回事，否则也就不会花气力去掩盖和歪曲真实了。胡扯则根本无视事实，根本不在乎什么是真实或者到底有没有真实。因此，胡扯对真实的态度极为轻佻，如同儿戏。谎话使人们看不到真实，胡扯则使人不想看到真实，根本就对真实不感兴趣。其实，胡扯的目的并不只是故作惊人之语，还可能是一种讨好和谄媚的行为。例如在中国的语境中，反对“西方”的言论，无论多么无脑反智，在政治上都是正确的。但你不能只是觉得滑稽可笑，以一句“胡扯”打发了事。你还需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胡扯，为什么这不仅是胡扯，而且还是比谎言更有害的胡扯。南北朝时期西魏的苏绰，字令绰，官至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为宇文泰所信任，是一位颇有远见的大臣。他所写定、奏行的《六条诏书》，为当时强国富民的政治纲领。其中有《擢贤良条》，对于说理人才（他称之为“刀笔者”）问题，有卓越、简洁、真切的论述。其大意是：如若有德无才，就像土牛木马，不可以涉道致远；如若有才无德，亦只能当个刀笔之吏，而不能充当国家的栋梁。在西方，“诉讼律师”的整体职业名声并不太好，因为只要有人请他们打官司，不管有理没理，能干的诉讼律师都能说出一套歪理来。打赢官司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至于官司是否能够伸张正义，则不在他们考量的范围之内。![]()
▲美剧《绝命毒师》中臭名昭著的律师Goodman
当然，我们不能说，刀笔者或诉讼律师从来就没有做过帮助正义或公正的事情。但是，比起打赢官司的目的和由此可以获得的金钱报酬来说，正义或公正一般不是他们的首要考量。与诉讼律师高度类似的职业，还有公司、部门的发言人。这些“职业说服者”要练就一种“睁大眼睛说瞎话”的本事。但是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发言人非常“干练”、“荣耀”，因为他们具备绝佳的“口才”和“反应能力”，总是能在局势失控前争取到主动。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也有类似训练发言人的辩论和说理教学，这种教学同样无视说理的基本伦理。毛翰教授记述过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2009年11月29日晚，他所任教的文学院09级新生辩论赛的最后两场如期举行。季军争夺赛在新闻传播系的两个队之间展开，但是辩题有些刺眼，正方论点是“新闻自由有利于社会进步”，反方论点是“新闻自由不利于社会进步”。毛翰写道：看学子们一脸天真无邪，却各执一词，唇枪舌剑，尤其是看反方同学同仇敌忾，大批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观，大批美式新闻自由的丑恶，我还是“被激动”了。本来没有安排我点评，但我觉得，我有责任站起来说几句。毛翰问反方同学：“是你们真的认为‘新闻自由不利于社会进步’，还是抽签时，不幸抽到了这个论题？”答曰，抽签抽到的。毛翰说：“那我对你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你们抽到如此谬论，还能努力为之辩护，表示钦佩！不过，你们的论辩从头到尾几乎全是诡辩，全是歪理邪说，胡搅蛮缠，不乏‘四人帮’的腔调。你们生于‘WG’结束后几十年，却与‘四人帮’一脉相传，这让我感到震惊。”
从另一方面说，也很难怪罪这些学生。他们在学校里的辩论是一种“口技表演”，不是价值观的交锋。对于“言论自由是否有利于社会”、“民主和专制哪个优越”这样的论题作正反方“辩论”，本来就是有口无心，说说而已。学校的“雄辩”教育，也只能如此了。
更何况，多少中国人一辈子能够有机会听到一场真正的公共辩论，或是亲自参加过辩论？既然作为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辩论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那又怎么能指望学校辩论队能有实质意义的“辩论”呢？在公共生活中，当理性话语发生危机或是非常微弱的时候，“辩论”就变成了一种脱口秀表演，一种精致而空洞的“练嘴功夫”，一种假装讨论真问题的虚假说理。这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有无数的先例和教训。在罗马帝国时期，原先在共和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广场演说、议会辩论，已经失去了实际效用。罗马学校里教的修辞，也变成了一种脱离社会功能的知识，它的教学目的是以“雄辩”为主。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是一种虚拟的演说，教的时候，要么是简化了的规则，要么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论题。这种雄辩不再是为了公共说理和辩论是非，而是变成了为辩而辩。罗马的雄辩教学里，也有像毛翰教授批评的那种学校辩论队训练，如果一方主张“地球是圆的”，另一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主张“地球是方的”。罗马帝国时期的修辞家们除了教学，还进行雄辩表演，变成了一种像说故事那样的说话技能演出。论题也常常是脱离现实，耸人听闻，以刺激和戏剧性博人眼球。雄辩变成了一种嘴上功夫、文字游戏、激情朗诵表演，不惜强词夺理、巧言诡辩。例如，古罗马曾有过这样的“雄辩”论题：“法律规定，如若一女子遭一男子强奸，可以要求判他死刑或不带嫁妆嫁他为妻。有一男子强奸了两名女子，一个要求判他死刑，另一个要求与他结婚。该怎么处理这个男子？”像这样的雄辩，充斥着低俗猎奇、空洞无物、故作深沉、耍小聪明，几乎没有任何思辨价值或是实际用途。因此昆体良曾经批评道，如果雄辩不是为法庭辩护作准备，那么这种舞台式表演就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辩论训练的非道义不等于反道义，但是，如果不在乎道义与不道义的区别，就会很容易从非道义滑向反道义。在辩论训练时，像“地球是方的还是圆的”这样的辩论，看上去似乎与道义无关，但其实还是有一个是否要坚持真实的问题，而真实是具有不真实所不具有的道义价值的。至于“新闻自由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样的辩论，更是关系到如何认识“自由”与“宪法权利”的政治价值，那与道义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辩论训练和其他学习项目的目标是一样的，那就是培养学生们成为能独立思考、坚持道义和有人伦情感的公民，脱离这个目标去传授知识，只会将学生陷入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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