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成长
成 长
文｜阿城
王建国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母亲生他的时候，发生难产。医生说，需要产妇的先生签字，是要孩子，还是要大人。等在产科外面的父亲首先纠正说，时代变了，不要叫先生，要叫同志，或者说，孩子的父亲。护士说，好，可以叫同志，孩子现在还不知道生不生得出来，所以还不知道可不可以称父亲，现在要你签字，是保产妇，还是保胎儿？
父亲说，两个人都要。于是剖腹。从肚脐到阴阜竖着剖开，取出婴儿，缝上刀口，日后母亲肚子上留下一条长长的亮疤。
父亲晚上独自回家，长安街上的游行尚未结束，许多人手上举着火把，蜡烛，呼着口号，并不整齐地通过天安门的前面。长安街上有重炮车碾出的轮子印。
父亲想好了，孩子的名，就叫个建国。
建国长到七岁，上学了。第一天老师点名，叫王建国，站起来两个，还有一个也叫建国，但姓李，没有站起来。学校教导处调整了一下，将名为建国而同姓的学生分到不同的班，于是王建国和李建国还在原来的班。
学校开大会的时候，校长，教导主任点名表扬学生，要很清楚地讲明，某年某班的张建国或李建国或赵建国或孙建国或刘建国或王建国如何如何。
学校里老师常常议论的是一个学生叫蒋建国，有老师建议家长应该给孩子改一下名字，家长很愤怒，说，姓蒋的就不能叫建国了吗？老师认为姓蒋的家长没有体会出问题的实质。
王建国到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在红旗下长大。王建国写了四百多字，老师认为很好，在班上读了。
五年级的时候，又有一道作文题叫：在红旗下成长。王建国写了一千多个字，老师认为很好，在班上读了，并且推荐给北京市教育局，收进小学生作文选。
考初中的时候，语文试题发下来，王建国打开卷子一看，在五星红旗下成长。想起老师在考试前教的办法是先做会做的题，再做要想一下才会做的题，最后做难题，于是提笔开始写作文，把附在考卷之外的一张白纸也写了一半。
王建国考上一个很好的中学，当了班长，初二就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做过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和校团委书记。上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校党委书记已经和王建国谈过话，让他提前写入党申请书。教导处也写过报告，推荐重点培养王建国为高中毕业后保送苏联留学的苗子。
但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了，那一年所有叫建国的孩子十七岁。
王建国后来上山下乡，又转回北京，谋到建筑公司的一个工作，捆钢筋。一九七六年的四五，王建国也写了一首诗，贴到天安门广场。还是一九七六年，建筑公司调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王建国还是捆钢筋。王建国在顶层捆了四个小时后，尿憋了。建筑工的老规矩是就地解决，上上下下几十米高，是合理的。老工人传下来的说法是，撒了拉了才结实。王建国问了班长，班长说上头讨论过了，可以，可也别像以前那么明显。
王建国找了一处，向下看看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在远处呼啦啦地飘，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更远的天安门城楼的像上看着他，左边人民大会堂，右边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近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堂比纪念碑高，所以看得见纪念碑真正的顶。
高处有风，王建国解决问题后，抖了一下，两眼泪水。
阿城的文字和思维，挑开了诸多社会问题根源的脓包，并连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印象。世俗与文化、与中国社会如此深刻的问题，就被他这么举重若轻地解答清楚了。
正如作家唐诺所说：“他总要把抽象的学问拿回来，放到他趣味盎然的世界好好涮过，就像北京的名物涮羊肉一样，如此才得到滋味好入口。也因此，所有抽象概念符号，在阿城身上都是有现实内容的，他不放心加以浸泡过的，有着实感的温度、色泽甚至烟火气味。”
阿城其人的故事可以写一部大长篇，他的特点总结为一个字就是“通”。写作、电影、音乐、收藏、绘画、掌故、工艺、美食……阿城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写。
难怪谁也不服的王朔能服阿城，他说：“若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很钦佩阿城，他说：“阿城是卓越的，他的才华学养是那样的杰出，一直让我钦佩”。还有著名文化人陈丹青称阿城为“天下第一聊天高手”，“作家中的作家”。
要了解阿城，只看他闲谈时的寥寥数语，或者听他的传奇经历，终究是隔靴搔痒。
为此，诚意推荐《阿城文集》（七卷本），深入了解其人、其书。作为一个“通才”，阿城什么都写，所以作品非常多，要集齐汇编十分不易。
这套《阿城文集》是他本人选编校订，首次集结出版。其中许多篇目为阿城独家提供，从未见于国内报刊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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