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数量为12577人。到1939年，苏联整个远东滨海边疆区仅剩下351名华人，在海叁崴的估计也就百人左右。他们都到哪去了？一、盛况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海参崴来观光，大家都沉迷于享受这里的海鲜，或在教堂面前争相留影，而不知一个世纪以前，这些繁华商业街的建设者、甚至是拥有者都是华人，他们又是以何等凄凉血腥的形式从这片土地上离场的。
俄罗斯通过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终于得到了两百多年来的梦寐以求的黑龙江流域的土地。虽然，17世纪中期后，俄罗斯占领了大片西伯利亚土地，但是这些地方极寒，又没有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没有多少开发价值。新获得的100余万平方公里的适合垦殖开发的土地，使得俄罗斯真正成为一个两洋国家。今天俄罗斯贝加尔湖以东70%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于中国的土地上，这片区域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海参崴滨海边疆区博物馆的几个镇馆之宝，图二为金代官印，图三为著名的明代“永宁寺碑”，这些文物都是在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沙俄政府在新的领土设立了两个大城市：一个是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伯力，来纪念17世纪最早殖民黑龙江流域，大肆屠杀土著居民达斡尔人、鄂温克人的殖民头目哈巴罗夫；另一个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是“镇守东方”的意思。这两个名字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土著来说都具有很强的殖民侵略色彩。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以前，乌苏里江以东几乎没有汉人存在，因为这个时候清朝政府把盛京开原柳边之外的东北土地视为满洲人的私家宅院，严厉禁止汉人进入这个地方。据俄国方面统计，1860年这里只有2000余流动性很强的汉人，他们从事采集人参、捕鱼等职业，还有很多是逃亡的犯人。为了开发新占领的土地，沙俄政府一方面从欧洲领土组织移民，但是由于这里相距欧洲太远，需要步行一到两年才能达到，所以，移民效果并不明显，从1861年到1881年，仅仅有1.1万欧洲移民达到远东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吸纳中国劳工，以及相当部分的朝鲜劳工。中国移民开始大量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些中国移民多数是山东人，有的通过陆路，从绥芬河进入俄罗斯领土，有的则是直接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达海参崴。1886年，远东华人数量达到2.75万人，1897年，增加到4.1万人，1911年则为11.1万人。到一战前，远东地区华人应该已经达到20万人左右。这个时期华人约占俄罗斯远东人口的10-15%，由于俄罗斯人多数是军人和垦荒农民，反而在海参崴、伯力这样的大城市，华人占比相当高。比如，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数量为12577人，如果加上大量的候鸟式的华人流动人口，华人在海参崴的比例应该超过半数。早期华人在海参崴主要从事工程建设相关的行业。富裕的华人担任重大工程承包商，然后延揽贫困华工出任建筑苦力。华人建设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段和著名的海参崴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海参崴的其他重要地标性建筑，滨海州理事会大楼由华商刘寇默承建，电报大楼由桑新云承建，凯旋门由舒彻联承建……就连多数俄罗斯军营也是华人承包建设的。在海参崴城市形成之后，华人在商业上也大显身手。1878年，海参崴114家企业中有57家是中国人开的；1895年华商企业数量增至126家，而俄罗斯人开设的企业只有58家，其他外国人开设的企业有16家。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海参崴规模急剧扩大，华商企业也越来越多，1912年，海参崴全市工商登记中，华商企业进一步增加到1089家。海参崴最大商行“昆斯特和阿里比尔斯”合伙人阿道夫.瓦西里耶维奇.达坦在其《阿穆尔沿岸商业历史随笔》调查中写道：中国人早已从一个角落向另一个角落，进而向全城拓展……从前后左右把其他商铺挤掉失去生计……把整个区域掌握在自己手里。毫无疑问，中国人经济上非常强大，逐渐掌握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根据笔者在海参崴的考察，20世纪初，海参崴最主要的商业街道和最繁华的城区，的确相当部分为华人所拥有。像今天海参崴最重要的商业步行街——阿列乌茨克大街、斯维特兰娜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的大量商业楼属于蔡氏、邰彩玲、李立浩等有实力的华商。（海参崴中心商业街上的华人房产，图二为蔡氏的商行，图三为邰文忠承建的剧院，后来成为内务部俱乐部，可以推测，30年代很多对华人的驱逐和镇压都是在这里策划的）另一位传奇的华商纪凤台，1901年就投资20万卢布（购买力约相当于现在的5500万人民币）建立起海参崴最大商行之一的K商行，日俄战争中，他组织了1500辆大车、6000匹骡马的运输队协助俄军保障后勤，可见其控制财富的体量。此外，中国人还控制着远东的近海运输和黑龙江内河航运，1910年前后，海参崴港口注册的600多艘商船中，多数为中国人所拥有，这些商船载重量不大，一般在50吨左右，但是中国人凭借价格低廉的优势，使得俄国企业家长期在市场竞争中，无法染指这个行业，直到沙俄国家杜马禁止外国人在远东从事近海运输为止。（金角湾里的华人商船，以及华工的印章，来源：米兹《中国人在海参崴》）总的来说，在帝俄时代，华人与俄罗斯人一同合作开发了远东地区，俄罗斯人是统治者，控制着军政大权和金融、矿产等命脉行业，而华人则在一般性行业占有优势地位，这与南洋地区欧洲殖民者与华人合作的模式有很大相似性。华人在人口上的庞大占比，也跟英属的东南亚地区人口结构很相似。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历史进程，华人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往这个地方移民，并且以后成为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主要族群之一，海参崴也或许会成为东北亚的新加坡。二、华人在十月革命前后
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华人带来了希望，布尔什维克主张人人平等，废除压迫制度。华人在远东虽然生活的还可以，比国内的同胞好，但是地位明显不如这里的欧洲人。华人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推翻旧的反动统治，用自己的努力获得新生。正如上乌金斯克华人代表大会向苏维埃新政权的信中说的那样：我们把俄国工人农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事业，把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看作是我们也必须保卫的。据研究，全俄境内至少有5万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和此后的国内革命战争。各地涌现出众多的“中国团”、“中国营”和“中国支队”。远东地区最著名的是华人辛继武组织的游击队，人数规模达3300多人，活跃在乌苏里江流域，给白匪军沉重打击。当白军占领海参崴后，远东铁路上的华人职工参加了大罢工，严重干扰了白军的供应和军事部署。十月革命的确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华人的境遇，比如华工的待遇比沙俄时代提高了很多，不再需要忍受监工的鞭笞，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苏联当局还允许设立华人俱乐部，开设华文学校。但是，华人并没有实现他们期待的自由和平等，华人在远东是“商业民族”，自然与新政权消灭私有财产的目标相冲突。1921年起，苏俄当局不断查封中国商会，强令中国商户购买国家公债，严格限制华人往国内汇款，导致华商在远东生存越来越艰难。此时，海参崴领事馆向国内报告：自苏联政府成立，华侨之所受损失数，在华银一千余万元，华侨被害之生命，在二十余人以上，此二种不过指海参崴一埠而言、且皆有案可稽，至无案可稽及其他各处所损失之金钱与生命，俱未之计也。新政府开始实行户口登记和日常生活用品供给制度，由于绝大多数华人没有国籍，不能获得供给，生活也日益艰辛。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苏联渐渐背弃了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渐渐走向大俄罗斯主义的道路，对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非欧洲人的、力量较为强大的亚洲民族采取排斥、同化甚至消灭的政策。苏联政府这些民族非常不放心，视其为国土安全的威胁，之后陆续发生全民族遭受驱逐、镇压（如华人）或者迁徙流放（如朝鲜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的事情。不过，此时苏联正推行“一五计划”，劳动力短缺的远东还离不开华人。这样大批华人劳工被吸收进入国营企业，成为国家雇佣的工人。据统计，这个时候，整个滨海边疆区的工人中，华工比重为40%，主要分布在重工业、采矿业、伐木业和捕鱼业等——华人虽然在商业上被排挤驱逐出远东，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仍旧占有一席之地。到1926年，远东华人数量减至6.3万人，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多。但是这里的华人开始定居，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国家的文化，似乎长期的稳定生活，让华人逐渐从侨居者，向少数民族在转化。三、血腥的离场
然而，1929年后，随着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进一步视华人为威胁其远东地区和平的不利因素，对华人的镇压驱逐政策逐渐开始浮出水面。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如果说之前是采用比较柔性的经济手段来限制华人，达到驱逐华人的目的。到1935年以后，苏联则开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来镇压消灭华人。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内务部，镇压肃反机构）远东边疆区管理局。（华人聚居的百万街今昔对比，张宗昌在海参崴谋生时曾经居住在这里）由于害怕引起中国抗议，联共布政治局在6月17日，又给远东边疆区一道指令：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给人口实，即让人以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处理百万街。1937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镇压间谍、破坏分子的决议，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叶若夫下达绝密令：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12月29日夜，远东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行动”，本次有1100多名华人被抓捕。1938年2月1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责成把所有外国人从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驱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和反苏行动的嫌疑人，不论国籍皆进行镇压。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1938年2月下旬，苏联远东当局又针对华人采取第二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国驻海参崴和伯力的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内务部人员到华侨家中挨家挨户搜查，逃脱的华侨跑到领事馆门前，要求进入避难达一千多人，大家彻夜不归，“群情惶骇，不可言状”。这次被抓捕的华人达2005人。事后，中国驻苏大使馆对苏联发出最严厉抗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则辩称华人多数是日满间谍，并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3月下旬，又开展了对华人的第三次抓捕，这次行动更为彻底，内务人民委员会直接在大街上抓人，很多华侨在公交车上就被抓走。抓捕对象也不再限于成年男子，妇女儿童也不幸免，很多侨民欲逃亡领事馆躲避，都被中途拦截带走。这次抓捕行动进一步带走3082人。从1937年底到1938年3月，仅仅滨海州被抓捕人员就至少6000多人，而此前一年领事馆统计华人数量为11000人，半数以上的华人被逮捕。而整个远东地区被抓捕的华人达到11000多人，约占华人总数的60%以上。可见肃反已经超越了打击间谍和恐怖行为的范畴，变成了赤裸裸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清洗。这些被抓捕的人是何种命运呢？肃反机关对这些抓捕的华侨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承认间谍罪名：被捕之人多有被勒令站住热火锅炉旁拷问间谍口供情事，侨情疑虑恐迟早将不免……被捕华侨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讯致死者。中国领事馆提出探视关押人员也不被允许。4月27日至5月27日，内务管理局仓忙编织卷宗，进行审判，最终3123人被枪决。其余被送进劳改营，多数惨死于劳改中，比如，1938年一次抓捕中，以非法越境罪被流放的270名华人，在劳改营中有269人被饿死、冻死，仅有1人因为是厨师幸免于难。那些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中国政府交涉，得以回国。即使是那些加入苏联国籍，并且政治上积极倾向于苏联共产党的华侨，在镇压中也没有得到宽容。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180名师生，重点审查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多数经过草率审判就被处决。能够查询到档案的人员，比如学员王维清，原为东北义勇军战士，后成为苏联情报人员，多次去伪满洲国执行任务，1938年被枪毙；列宁学校中级部主任杨兴顺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也在抓捕后彻底失踪。到1938年5月，全校400多名师生中，只剩下89人有人身自由。（列宁学校的华人学生的自供状以及政治审查报告，来源：米兹《中国人在海参崴》）对于经过历次驱逐、抓捕，剩下的8000余名华人，已成惊弓之鸟。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进行了多次交涉，这些侨民终于获准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通过中亚和新疆，回到国内。1938年5月20日，苏联当局通过《迁徙远东华侨的办法》，至7月，远东地区领事馆共组织8025人回国。到1939年，整个苏联滨海边疆区仅剩下351名华侨。至此，数万人华人聚居海参崴，数十万人聚居远东的情形彻底不再，在继1860年远东与中国切断政治主权关系后，在文化上也与中国脱离关系。中国彻底丧失对苏联远东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力，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有所恢复。苏联在1937年至1938年对远东华人的镇压和清洗，在手段上与同时期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非常相似，甚至更加血腥——纳粹在二战前对犹太的迫害仅仅是驱逐和没收财产，而苏联除了没收财产外，还实行惨无人道的大规模肉体消灭。根据俄国社会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的记录，有8500多华人在“大清洗”期间遇害，其中多数应该是远东地区的华人，如果加上死于流放劳改的华人，数量应该在一万人以上，占当时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此高的死亡率，定义为种族灭绝丝毫不过分。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被整理成一部部历史著作、电影和纪录片，一座座纪念馆，提醒全世界人民不要忘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两万名波兰人在卡廷森林被害的事件，也一再让俄罗斯向波兰人民道歉。而提起华人的这段遭遇，我们却没有一点纪念，甚至是记忆呢？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俄罗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中国人为“黄祸”的阴魂依然游荡在西伯利亚上空。华商至今在远东仍然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官方屡次发生捣毁中国市场的行动，光头党多次发动针对华人的谋杀。由于我们没有记住这段历史，我们也就不可能提醒俄罗斯人记住这段历史，中国人被迫害的悲剧或许未来还可以重演。我们没必要通过揭露历史来挑动民族仇恨。也深知要看到中俄两国交往中积极的部分，维护好中俄两国的政治友好关系。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忘记历史的理由。因为被选择性忽略的不只是悲惨、血泪，还是正义、良知。《阿穆尔地区史》，冈索维奇著，商务印书馆，1978年。《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纳达罗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国人在海参崴》，聂丽·米兹德米特里·安洽著，胡昊、刘俊燕、董国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历史考察》，尹广明，《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