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德国，曾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在一名纳粹成员身上，善良、诚实、相信法西斯主义，这三者不可能同时为真：因为，一个诚实善良的人，不会成为以谎言和残忍为食的法西斯主义，更不会违反天性地将虐杀行为视作一种享受。反过来讲，一个人一旦成为法西斯主义，诚实和善良的品质从此便也就泯灭了。·而这种三个条件不能同时成立，且互相矛盾的悖论，被称之为"不可能三角"，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可能三角"屡次出现，有些只关乎个人的选择，还有一些则关乎整个文明的走向，如何在其中做出取舍，有时决定了一个国家、乃至于人类的命运。一战后，战争的恐怖和毁灭深深地刻在了欧洲人心里，让“和平主义“成为了民主国家中的一股强大政治力量。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展开了国际性反战运动，积极推进这样一种理念：文明的国家之间必须联合起来，进行物理上和道德上的双重裁军，战争是无谓的，和平才是文明的底线，为了避免战争即使“绥靖”也在所不辞。在英法绥靖思潮大行其道的同时，此时希特勒正在密切关注法国和英国的公众舆论，在这两个国家里，所有政客与和平主义者的言行，都被希特勒加以盘算，用以制订他的作战计划并评估胜利的前景。英国国内同样如此，德军在开战之前已表现出强烈的军事企图，但英国首相张伯伦却对德国持绥靖态度，寄希望于用谈判解决问题。后来事实证明，以牺牲原则的绥靖来换取和平或者利益者，既得不到和平，也得不到利益。绥靖政策是一种愚蠢的恶，它妄想以放弃底线的方式来换取短期利益，甚至换取永久的和平，但是文明对邪恶的纵容，绝不会换取邪恶的收敛，反而会暴露文明的软弱，最终引发巨大的灾难：1940年5月10日，德军进攻法国，英法联军在短短20天内崩溃，其残兵败将在敦刻尔克被赶下大海，法国投降。1940年7月，德军发起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英伦三岛在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下沦为废墟，文明世界陷入至暗时刻。在这样的至暗时刻，65岁的丘吉尔上台了，面对议会压倒性的绥靖主义浪潮，他的眼前同样存在一个捍卫文明的”不可能三角“：如果想要胜利，就不可能裁军，如果准备战争，就不可能没有人员伤亡，更无法满足议会与希特勒的和平条约。是用一时的合约，换取暂时的和平，还是积极准备战争，将年轻人送上战场，争取战争的胜利？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一个艰难的决策，我是以牺牲大英帝国的代价，来参与二战。武力是维护自由最后的手段，但也是战争一旦胜利，首先要放下的东西。然而，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人类都匍匐在暴力的阴影之下，甚至去绥靖暴力 。怎样才能让信仰之光取代暴力之剑？这正是思考“捍卫文明的不可能三角”这一命题的意义所在。
在《圣经》旧约中，有三种人物是最厉害的：君王、祭司、先知。
君王负责治理、祭司牧养百姓、先知传达上帝的启示。有时候，他们的一个思想、一个预判、一个警告甚至一句话，就像闪电一般，穿透历史的迷雾和沉沉的思想黑夜，照耀出人类的明天。
1867年7月的一个夏夜，时任两江总督的晚清重臣曾国藩，在与幕僚赵烈文聊天时谈到时局，忧心忡忡，不知清王朝还能撑多久。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44年后，清朝果然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混乱局面，也为赵烈文所言中：“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因为这段精准的预言，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赵烈文，被史书永久地铭记，乃至于被后世冠以天才预言家的名号。赵烈文的伟大，是因晚清的悲剧。如果清朝得以中兴，那么赵烈文这三个字便也淹没在浩浩汤汤的中国历史中，难寻踪迹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能三角”：预言家的伟大、预言的精准、好的社会结果，这三者不可能同时成立。一个灾难性预言的成真，成就了预言家，却也是社会本身的悲剧。如果历史波澜不惊，则预言家也复归平庸，难称伟大的先知。但伟大的先知，往往并不以伟大为荣，他们之所以预言可怕的未来，是为了让人们当下就采取行动，制止那样可怕的未来。批评家瑞卡兹说：“预言家担负着双重任务，他既要用自己的言辞影响未来，又要成为一个真实的预言家——一个不出差错的预言家。”比如哈耶克曾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做出过一个预言：“铸币权被垄断”与“通往奴役之路”存在一种隐秘的关系——“谁控制了财富生产，谁就控制了人类”。
毋庸置疑，财富是由每一个诚实劳动、公平交易的人，在市场中创造出来的。
但是，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充斥着贪婪的奴隶主、偷抢拐骗的罪犯、巧取豪夺的官僚……
为了保护个人的财产，免遭他人控制，人类建立了限制权力、遵守契约的现代政治秩序。但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长期被人忽视：铸币权。
但即使如此，长期以来，国家垄断铸币权的现象，仍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直到哈耶克在晚年的最后的预言，终于打破这个“神话”。
他通过分析历史上多次大萧条、大通胀、大失业，哈耶克发现了“铸币权被垄断”与“通往奴役之路”的隐秘“预言”：一旦赋予“法币”不可撼动的正当性，个人就无可避免地“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被剥削”，“无论多低的通货膨胀，都会积累成全局性的大灾难”。
如何破除“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周期性诅咒？
哈耶克说，“首先要使个人免于滥发货币的强制剥削，破除对铸币权的垄断”。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再次凸显“货币刺激”的危害，也证明了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的先见之明。
哈耶克主张，货币的使命应该回归个人自由本身：对货币信用的选择自由，不仅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切实保证，而且是制止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的不二法门。
这一天才的预言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它几乎颠覆了迄今所有关于货币的“正统”观念，也成就了哈耶克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
正如英国的一句谚语所说：“最好的预言是过去”。尽管“预言的不可能三角”存在，但往往是那些经历过动荡年代，亲眼看见过人类大灾难的学者，才能深刻认识到人类自身的脆弱和愚蠢。
像哈耶克这样的伟大预言家，往往并不以伟大为荣，他们之所以越过“预言的不可能三角”预言可怕的未来，是为了让人们当下就采取行动，制止那样可怕的未来。
在知识市场，同样存在“不可能三角”：很少有作品，能同时做到深刻、精彩、真实，即“写作技艺的不可能三角”。事实上，历史上确有很多认知高远、思想深刻的巨匠，因拙于文字表达，其皇皇巨著被后世读者束之高阁。结果，这些知识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了“化石”，甚至被永远遗失。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除了书写者运用文字的能力不足外，就是塔奇曼在《历史的技艺》一书中所提及的，学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偏见——“高估研究，轻视写作”。在史学界——无论通俗写作，还是历史研究，长期存在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很多史观正、充满历史洞见、文字淋漓畅快的作品，存在断章取义、以立场筛选史实、甚至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塔奇曼坦言，为了探寻历史真相，她总是“毫不犹豫地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志、手写的报告、公文中的便条……“材料的选择，决定了最终作品的质量，这是我只用原始文献的原因。”塔奇曼说。即便如此，对一个历史写作者而言，一手资料依然非常有限，即便在档案公开度比较高的地方。于是，二手资料成了历史学者的鸦片——吸之，效果立竿见影；弃之，写作生命随时会中断。
对此，塔奇曼的态度是“它们有用，但也有害”。因为二手资料即便是事实，也是被筛选过的事实。选择二手文献，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筛选的机会。
一知半解的批评家质疑她，但一流的历史学者却纷纷声援她。西方学界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在读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后，吃惊地说：“她发掘了所有的记录……哪怕连最小的纸片都没放过”。晚年的费正清曾语带讽刺地说：“某些批评家将巴巴拉的书称为‘通俗历史’，这与其说是批评这些书，不如说是批评他们自己。”她所写出的每一个单词，都是真实的历史。但由于她的书太过精彩，以至于人们时常质疑——这些令人迷醉的画面感和戏剧性，是不是巴巴拉为了“让历史更动人”而捏造出来的？对此，塔奇曼斩钉截铁地说：“我从不捏造任何东西，包括天气。”史观正确、尊重史实的研究者有很多，但只有少数人具备学者的担当和能力——花费双倍的时间研究、筛选史料。塔奇曼非常鄙视公共领域的“论文式写作”——堆砌事实、事无巨细，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但事实上，读者根本无法理解那么多名词。这样掉书袋是一种极不负责的偷懒——把功课都扔给了读者。她的书信息量巨大，但从不堆砌名词。面对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她“从泥沙中淘出金矿，然后精炼提纯”。她把自己的写作比喻成“放大地图的尺寸”——要忠实于“原图”，更要有所取舍。为了凸显与主题关联度最高、长时段看最重要的史实，她甚至必须忍痛割舍一些最精彩的叙述。例如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一书中，“亨利·华莱士访华会见蒋介石”的情节，被塔奇曼一笔带过。为此，她甚至舍弃了一句精彩评语：“为了理想，亨利可以砍下自己的右手，以及你的右手。”原因在于，随着对这一支线情节的展开，叙述它的文字数量突然猛涨。“于是我立即有种不妙的感觉，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直到有一天有人问塔奇曼，这件事究竟有多重要？“我听见内心的回答是：它一点儿也不重要，它真的对事情没有任何影响。”（塔奇曼《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换作别的作家，多半无法舍弃已经写就的精彩故事——他们总是被旁门和枝节所吸引，但写作的艺术——对艺术家的试炼——就在于，是否能够忍痛割爱，直奔主题。一个历史作家如果将以上两点都做到了，算不算优秀呢？不，他只能算是“合格”。要做到“优秀”，还必须掌握“驾驭文字魔力的技艺”。“见识、知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掌握，作为他发出声音的工具。伟大的思想，还需要借助对词汇的完美掌握才能表达。”“所谓优秀的历史作品，就是读者明明早就知道结局，仍然对悬念迭起的文字欲罢不能。”——对写作有如此苛刻的要求，可想而知，能够入她法眼的“伟大作家”自然屈指可数。塔奇曼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从不空手而归：就像画家的画笔、雕塑家的黏土一样，她的文字还原了历史的史诗感。在塔奇曼看来，写作的难度、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研究。因此，好的作家，一定是位艺术家…让文字具有脱离作家掌控的魔力。“在我写书时，我常感觉自己是个艺术家。”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罗伯特·马西在《八月炮火》的序言中写道：“塔奇曼那年夏天为了一段文字，反复推敲了八个小时。后来那段文字成为她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经典佳句，这就是《八月炮火》的开场白。”
“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个帝王，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穿着丧服，肃穆伫候的人群，都不禁惊叹不已。这些君主，服色斑斓，嫣红姹紫，宝蓝翠绿，三骑下排联辔出了重重宫门，在阳光照耀下，羽翎头盔，金丝衣镶，绯色绶带，嵌着珠宝的勋章闪闪发光……”写作和商业最相似的地方在于：一旦有人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新品类，就会被无数聪明的人模仿。下面是三位著名作家代表作的开场白，像极了对《八月炮火》开场白的仿写：“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活像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无数黑骑在远处来回驰骋。远处长河之上，一轮浑圆的血色落日；孤城城中，狼烟正直直刺向昏黄的天空。天宝三载，元月十四日，巳正。长安，长安县，西市。春寒料峭，阳光灿然。此时的长安城上空万里无云，今日应该是个好天气。”以上这三部作品分别是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塔奇曼在“非虚构文学”领域的开拓行为，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了虚构文学。被称为“鬼才”的马伯庸说，“塔奇曼就是非虚构写作的神仙。”电影《霸王别姬》和《活着》的编剧芦苇，曾多次表示，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塔奇曼，没有之一。政治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却总是做出最愚蠢的决策。每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各国领导人，几乎都深知治国之术和权力游戏，却同时陷入惊人的集体愚蠢、迷之自信，这些聪明绝顶的职业政客，亲手将人类文明拖入了毁灭性的大灾难。历史有脑子，但人往往没有。由于人类在管理方式上几千年来毫无创新，那些过去曾造成了巨大灾难的致命问题，从来没有消失，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如果没有塔奇曼破除了“历史写作的不可能三角”，持之以恒地对人类灾难机制的深刻揭示，很多政治家与社会精英的智慧恐怕要大打折扣。
人类在宇宙中如此渺小、无力，甚至卑微，却又满怀理想主义，想要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是，两元甚至三元悖论却在提醒我们，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极限的，与其执着于问题的答案，不如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幸，世界上还有少数天才，他们的眼界之广阔、思维之深刻，往往能在悖论中看见真理，甚至打通互相对立的两面。
比如丘吉尔，当所有英国人都认为裁军和合约能换来和平时，他却看到和平的本质是国家之间的军事威慑；当所有人都高举反战的正义旗帜时，他却看到这是一种鸵鸟式的不顾现实；当所有人都把“战争” “武器”本身当作和平的敌人时，他清醒地认识到，那些试图发动战争的国家才是敌人。比如哈耶克，过去人们长久地认为，只有政府替货币背书，经济才能正常运行时，他却站在更高维度，指出国家垄断铸币权，无异于对民间财富的劫掠，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所以一再出现全局性的危机，和国家垄断铸币权脱不了干系。他的预言过去一直在被证明，未来还将继续被验证。比如塔奇曼，她几乎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反对西方史学界的价值先行、建构主义，反对将历史写作变成材料堆积、学术论文，她真正把史学写作的“不可能三角“：真实、深刻、有趣融于一身，甚至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品类：非虚构写作，马伯庸、曼彻斯特、黄仁宇都将她视为自己的写作导师。这三位天才，分别在政治、经济、历史写作三个领域做出了彪炳史册的成绩，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不可能的三角”，也正因为如此，每一个普通人都值得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哈耶克的独家书《货币的非国家化》、巴巴拉·塔奇曼独家全集，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购书即赞赏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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