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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曾说:
“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
周先生所言不虚。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五四运动史》,当年在解严以前的台湾就是禁书,至于改开前的大陆就更不用说了。所幸,那个时代已然过去,周先生所谓“期待于将来”早已实现。
1942年,周策纵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才华出众,年纪轻轻的他就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的赏识。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陪都重庆担任市政府专员、秘书。
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人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相当于秘书),为蒋介石撰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会见记录等事宜。
《五四运动史》风靡全球后,周策纵回忆道:
“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周、李宗仁、马歇尔等等,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为什么突然留学美国?周策纵先生如是道:
“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
“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政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
“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
周策纵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现当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撰写《五四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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