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两道遗嘱保住刘姓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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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出了第二道遗嘱(第一道遗嘱是指白马之盟)。
他回答吕后：“曹参。”
吕后又问：“之后呢？”
刘邦道：“王陵。”但随即又补充道，“王陵这个人有些迂愚刚直，可以让陈平帮他。陈平智慧有余，但是难以独当重任。所以，一定要用周勃来帮他。而周勃可以做太尉。也许外人会认为周勃缺少文才，但是客观地说，将来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
吕后心里有些不高兴，尤其是最后一句话，什么叫安定刘氏天下？她又问道：“这些人都死掉了，谁还能代替他们呢？”
刘邦高深莫测地回道：“那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事了？”刘邦心想你也活不到那个时候了，操那么多心干吗？
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刘邦死在长乐宫，政治家吕后秘不发丧，她把理由说给幸臣审食其听：“朝廷元老大臣当年都与皇帝平起平坐，北面称臣就怏怏不乐，现在要让他们在我儿刘盈面前俯首称臣，心中定然更是不服，若不统统将他们诛杀灭族，天下恐难安定。”
审食其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但曲周侯郦商听说这件事后就大叫不好，他告诫审食其说：“太后要杀人，绝对不好。陈平、灌婴在荥阳有大军十万，樊哙、周勃在燕、代有大军二十万，若闻诸将遭诛，必定联兵回攻关中。到时候，大臣内叛，诸侯外反，高祖基业就烟消云散了。”
于是，她按照刘邦的遗嘱，在萧何死后，任命曹参为相。之后又陆续任命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太尉。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刘邦遗嘱中所提到的几位可以重用的大臣以及他们的排名顺序：曹参—王陵—陈平—周勃。
曹参，是刘邦坚定的追随者。在对秦军、项羽及叛军的无数次战斗中，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这并非是他被刘邦看好的因素，刘邦之所以看好他，是因为此人好黄老之学，并懂得进退周旋之道。果然，曹参接任相国后，无为而治，“萧规曹随”。
表面上来看，这是黄老之学和当时的汉朝政局所要求的。深一层来讲，他不能搅动吕后掌管的汉政权，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吕后随时都会掀起一场宫廷政变。
曹参之后的王陵，治国能力并不强，但此人宁肯掉脑袋，也不会放弃原则，使得吕后往往在一些为自己家族争取利益的情况下碰软钉子。吕后在这种情况下去询问陈平，陈平是个诡计多端、保身有术的家伙。他满口答应吕氏的一切意见，而背地里却跟周勃联系紧密。
这正是刘邦的英明之处，陈平虽然足智多谋，但他没有军权，而太尉周勃正弥补了这一缺陷。吕后去世前，吕氏的势力已经达到顶峰，作为丞相的陈平和作为太尉的周勃几乎被排挤得无事可干。可当吕后一死，在诸吕欲作乱之时，陈平立即跳了出来，因为深谙保身之术的他知道，一旦吕氏得了天下，他陈平就只能等死。所以，他立即联合掌握帝国军队的太尉周勃和刘氏宗室成员，迅雷不及掩耳地诛灭了诸吕。刘邦说“安定刘氏天下的”必是周勃，果然言中。
但是，仅凭这道对人事安排的遗嘱，刘邦就有那么大的自信保住刘氏天下吗？刘邦对吕后的了解，恐怕要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吕后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政治家，难道仅凭这张人事安排的网，刘邦就自信能罩住吕后？
牵制：高超的艺术
稍有常识的人通过刘邦立的人事安排遗嘱，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刘邦把遗嘱交付吕后，本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和秦始皇交托给赵高的遗嘱一样，这也是一个信息的单向传递，在汉初政局不稳的形势下，发生问题的概率非常之大。
刘盈像尤其是当太子刘盈是个懦弱怕事之人的情况下，确切地说，太子刘盈会成为懦弱者，完全拜刘邦所赐。刘盈在童年时曾受到过两次很严重的惊吓，第一次是项羽的军队对刘邦的家乡进行大扫荡，掳走了刘盈的祖父和母亲。当时，小刘盈不过五岁，因为个子小而藏在草丛里幸免于难，但惊吓是肯定有的。第二次更是可怕，他跟着刘邦躲避项羽的追杀，而刘邦嫌车上载重太多，影响逃命，于是按照胖瘦的次序，将刘盈姐弟从车上踹下去。那可是亲爹啊，亲爹把自己从车上踹下来送给了前来追赶的仇人。任何人都不能接受这种“连摔带吓”，从此以后，刘盈有一种很“宝贵”的性格：懦弱怕事，一遇事就如惊弓之鸟。
刘邦在太子一事上曾想过动大手术，拿下刘盈，立他最宠爱的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但是，在刘盈母亲吕后和众大臣的反对下，他最终没能成功。
在刘邦看来，因为要被废掉的是吕后的亲生儿子，在“母以子贵”的传统下，吕后的反对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可连大臣也反对，刘邦就觉得很纳闷。虽然大臣们给出的理由是废黜太子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但刘邦觉得这种理由并不充分。
在遏制“相党”上，刘邦为刘盈培育了一位刚毅坚忍的母后，而且母后的身边还有一群能征善战的“后党”！在“后党”的遏制下，由于萧何羽翼颇丰，威望又高，刘邦就逼其脏污自保，给他戴上“与民争利”的帽子，使他得不到百姓的拥护。同时他又把吕后的妹妹嫁给了大将樊哙，让萧何不能指挥，在经过一番动作后，刘邦的预想达成了。
首先，两股势力互相牵制、互相制衡，谁也不能奈何谁，谁也不能消灭谁。“相党”的人如果有非分之想，就要考虑考虑吕后；而吕家如果有人存非分之想，那必须要看看丞相是什么态度。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汉朝时期丞相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只要吕氏肯按照刘邦的意思来任命丞相，那么，汉帝国就会按照这些丞相的意思向前走。
但是，刘邦的这种牵制艺术之所以能得逞，是因为他在上这一道保险前早已经上了另外一道保险。这道保险就是诛灭异姓诸侯。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我们还是先从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初说起吧，在这一年，刘邦击败了造反的淮南王英布，带着箭伤返回长安。这是他最后一次亲征造反的诸侯王，再过四个月，他就要死掉了。路过老家沛县时，大概是衣锦还乡的思想作祟，又或是箭伤与旅途劳顿的折磨，他坚决要住下来，并传出旨意，要与家乡父老同乐。
这一年，刘邦已六十二岁，但并没有因为年龄而使他与乡亲们欢宴谈笑的兴致减少。他找来家乡所有的人，摆下酒，杀掉数口猪，宰掉数只羊，所有花销都算在他账上。就是当年欠下的许多酒钱，他也数倍奉还。在玩乐了十多天后，他坚持要走，乡亲们坚决不让，他只好又在路上搭起帐篷，痛饮三日。
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历来是世界之最，一个人在外取得成绩后必要荣归故里。当初的那位汉子项羽在灭掉秦国后，便坚持东归，并且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还乡”情结，使得许多做出成绩的中国人回到家乡后不仅仅是吃喝玩乐，理所当然，取得了天下的刘邦当然不仅是跟乡亲们吃喝那么简单了。
他先是组织了—个一百二十人的少儿合唱团，并亲自写下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歌词，在歌唱时，他击筑并亲自领唱完后，突然放声大哭，哭完，又跳起舞蹈。最后，倾吐了对故乡的深情：“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衣锦还乡，自然要作威作福一番，刘邦自然也不例外，他大肆报复了丰邑背叛他的积怨。本来，刘邦祖居丰邑，后来迁居沛邑。起事后，刘邦自立为沛公，领兵攻占丰邑，让雍齿留守，雍齿却叛归魏国。因此，荣归故里时，他免除了沛邑的赋税，却不肯给丰邑同样的待遇。与其说这是报复，倒不如说这是他在老家显示他皇帝的权威。
刘邦还乡大概是汉初政局的一个缩影，这倒并非因为他的吃喝与炫耀，而是他的那首《大风歌》，从文学角度来讲，这三句歌词足可以立足于中国文学之林。刘邦根本就不是文士的料，他能写出《大风歌》，只是在特定环境里，他的主观内心与客观现实猛烈撞击下真情滚涌的宣泄。我们大概还记得项羽临死前写下的那首《垓下歌》，这两首歌都是武夫在自己的非凡人生历程行将结束时，对眼前处境的强烈体验以及瞻念前途所产生的忧患与困惑。
有人说，刘邦的《大风歌》是一首胜利者之歌，如果仔细品味其中的含义，就会发现，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胜利者的悲歌。
特别是最后一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体现了刘邦本人对自己做了七年皇帝的一个总结，从而让我们看到了汉初政局诸侯造反的现实，它同时也成为刘邦不久后所立政治遗嘱的思想基础。
“猛士”是谁？就是那群诸侯王，那么，他既然杀掉了那些诸侯王，当初为什么要立呢？
一切事情又都该从秦始皇说起。
猛士都已死去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围绕分封与郡县的问题，秦帝国的大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秦始皇最终选择了李斯提出的郡县制，理由是，天下之所以苦战不休完全是因为有侯王。
刘邦在与项羽争斗的四年里，也实行分封制。一个人再愚蠢，也不至于重蹈覆辙，刘邦之所以分封，的确是迫不得已。为了争取与项羽对抗的力量，他只能把一些手握重兵的人封为诸侯。在这一时期，他封了韩信、彭越等八个异姓王。可他同时也实行郡县制，就是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同时，他已将自己的领土设置了十八个郡。
也就是说，刘邦开始并没有分封异姓王的想法，这也成为天下大定后，他逐个诛杀异姓王的理论基础。刘邦本就是一无赖，他既然可以不受传统意识和规范的束缚，根据政治的需要实施分封，当然也可以不受传统意识和规范的束缚，根据政治的需要削除诸侯。
楚汉相争的两名主角项羽(左)和刘邦(右)之所以说刘邦不受传统意识和规范的束缚，是因为他所封的王并非是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分封，而是完全出于政策与策略的需要。确切地说，这些被封的王完全是刘邦的一件工具。“王”这个尊贵而又权威的字成了刘邦随意的脱口之物。
燕王臧荼远居幽燕之地，划地自守，在刘邦与项羽争斗时，他明智地站在了刘邦一边，刘邦自然要承认其诸侯王的地位。赵王张耳因在赵地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所以刘邦在平定赵地后就立他为王。韩王信本是一名普通的韩将，虽主动追随刘邦到汉中，但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之才，也没有立功的记录。刘邦之所以封他为韩王，是因为看中了他韩王孽孙的身份，考虑到由他去安抚韩地，比选派其他人更有利。这三个人的功劳根本不能与曹参、周勃等汉初功臣相比，却被刘邦封为王，个中玄机一目了然。
当汉帝国初成，天下似乎已定，刘邦骨子里的无赖本性萌发了。从汉高帝五年(前202年)二月初三即位，直到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四月二十五日病死于长乐宫，刘邦这七年时间实在是太忙了，忙着给那些异姓王加罪名，忙着将他们铲除。在这七年时间里，平定叛乱或惩处反叛者的事年年皆有，有时一年不止一起。这些反叛者不同于往日的项羽，都是刘邦自己的臣僚，且多是帮他打败项羽夺得天下的功臣，有的甚至是他的嫡系亲信。该背叛他的背叛了，他逼着人家背叛的也背叛了，就连绝对不应该背叛他的也背叛了，刘邦在这七年里可谓生不如死。当年他与项羽对阵时那种从容诙谐的劲头，从此不复存在。
诸侯王们造反，刘邦就四处平叛。先后征讨或惩处了故临江王共獾、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敖和赵相贯高、代相陈豨、由齐王徙为楚王又贬为淮阴侯的韩信以及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在此期间，刘邦身受怒火中烧的精神煎熬和鞍马劳顿之苦自不必说，还曾被匈奴围困七日，险些死掉；路过赵地时，又险些被人要了性命；讨伐英布时又被流矢所伤。什么样的人能经受住这样大的风浪？恐怕也只有汉高祖刘邦了。
毋庸赘言，汉初功臣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历朝之最。因为刘邦只是把这些人当成了一种工具，所以，在刘邦千方百计的逼迫下，这些诸侯王不得不走上反叛之路。韩王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前面已经谈过，韩王信之立，完全是刘邦出于安抚韩地的考虑。天下一定，韩王信不仅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可言，而且因居于汉朝劲兵之地，总让刘邦心里不舒服。他先是以匈奴威胁边境而让韩王信戍边，韩王信的才能自然不能抵挡匈奴的骚扰，于是，他向匈奴求和。刘邦大笑，以此为借口，徙韩王信于太原郡。太原郡无兵无粮，又担负着抵御匈奴的重任，韩王信的处境无异于死囚。至于韩信、彭越、英布都是刘邦直接或间接杀掉的。
历来开国皇帝大肆杀戮功臣，没有比刘邦更残忍的，只有后来的朱元璋能望其项背。刘邦与朱元璋一样，在他们通往皇帝的路上，因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队伍中人员成分混杂。就像是熬中药，许多种药材都被扔进锅里，但等熬成后，药材就会被扔掉，只喝熬出来的药汁。
刘邦联合背楚依汉的诸侯王如燕王、韩王、赵王等，承认其封邦，让其割地称雄。对项羽的降将，加以笼络，封韩信为齐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在他统一全国前，他所建立的六十二郡中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只有十五郡，那些异姓王对刘邦的皇权威胁之大，人所共知。
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让刘邦对异姓王作出了进行诛杀的决定。他大喊大叫“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实最根本的叫喊是：这些猛士是最合格的守卫四方的料，但却不得不死。
白马之盟
紧接着，他又为自己的帝国加了另一道保险。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三月中旬，离刘邦去世还有一个月时间，刘邦拖着重病之身将朝廷重臣和他的老婆吕后聚集在一起，杀掉了一匹白马，对天盟誓。这就是在汉朝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共有两个内容，第一，(对大臣们发誓)国以永存，施及苗裔(只要汉帝国存在，大臣们及其子孙就永远有酒喝有肉吃)。第二，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也就是说，非皇族成员不得封王，如没有军功者不得封侯。
刘邦的这一招非常高明，他是把跟自己在一起反秦和楚汉之争中共甘苦的布衣将相们及其子孙的命运和汉帝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让他们为维持刘氏统治而无怨无悔地奋斗。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白马之盟的两个内容构成了一个整体，汉帝国对功臣诸侯们的厚待既是对其过去功劳的报酬，又是实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基础，后者则是刘邦白马之盟的最终目的。
白马之盟由此而成为汉帝国(包括东汉)的尚方宝剑，任何对汉帝国有想法的人都要在这柄剑下思量再三。不久，这柄剑就发挥了作用。刘邦死后，吕后想要封她的亲戚为王，丞相王陵立即跳了出来，高声叫喊，并指责陈平与周勃，“你们难道忘了当初与高帝歃血而盟的事了吗？现在高帝死了，吕后想要违反高帝之盟，你们却不制止，他日在阴间，你们有何面目见高帝？”
虽然吕后的提案最终还是强行通过，但王陵的这一态度至关重要，有了王陵的这一态度，分封诸吕的行为就永远是违法的。这样的前提就为将来诛灭诸吕奠定了现实基础。
吕后自然知道白马誓词的重要，就在临终前，她对自己已经被封为王的两个亲戚说：“老皇帝当初与大臣有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我快要死了，你们一定要小心从事。”事情果然如她所料，当周勃在军营振臂一呼，吕氏瞬间土崩瓦解。
许多年后，汉景帝的王皇后唆使景帝封自己的哥哥为侯，时任丞相的周亚夫又把白马之盟拿出来，汉景帝只好作罢。汉成帝时，外戚王氏当政，大臣们乞灵于刘邦的白马之盟，又把阴阳五行之说拿出来，最终迫使极不安分的外戚大将军、大司马王凤辞职。由此看来，白马之盟的誓词简直就是一道维护刘氏政权的护身符。
到了东汉，白马之盟依旧发挥作用，章帝时，皇帝几次要封皇太后的兄弟为侯，这位老太后都以白马之盟而婉言谢绝。安帝时，朝阳侯刘护的从兄刘环因娶安帝乳母王圣的女儿伯荣为妻，而袭刘护爵位。当时的大臣杨震上疏道：“我听说高祖与大臣有白马之盟，非功臣不得封，刘环无功，怎可得爵位？！”灵帝一朝，皇帝滥封宦官，大臣吕强上疏陈词，其所依据的仍旧是刘邦与群臣的白马之盟。
事实上，白马之盟的作用不仅仅如此，就在王莽托古改制，想要建立“王朝”时，被他逼疯了的农民和豪强地主们都以“汉后”之名起兵。这些人之所以这么齐心，与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深入人心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最强大的造反大军绿林军提出的口号就是“立刘氏以从人望”，找了个饭桶刘玄做皇帝。而当有人建议刘玄效仿当初刘邦大封诸侯时，饭桶皇帝居然说道：“当初高祖说，非刘氏不王。”
我们说，刘邦并不是神，也不是预言家。他与大臣们杀白马而盟，极大的原因是以秦亡的历史为借鉴，以异姓诸侯王的基本被剪灭为前提和以一批功勋卓著的布衣将相功臣为基础，这也就是刘邦(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讲为伟大的人物)为巩固刘氏统治采取的最后一个影响深远的战略性措施。这也正是他最后那道遗嘱能让汉朝江山姓刘的最根本原因。
蹩脚的一幕
一个王朝往往要借鉴前朝的政治得失，汉朝自然不例外。刘邦在废掉异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同姓王。同时，他又实行秦朝的郡县制。可以说，西汉是一个实行“郡”、“国”并存政治制度的王朝。这主要缘于刘邦对历史的看法，他认为周王朝亡于分封，而秦王朝亡于不分封——如果封国林立，到处都有皇族成员，陈胜、吴广就不可能成功地起义。所以，刘邦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一方面保留秦王朝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则恢复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度。
同时规定，封国与县互不干涉，封国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和军权。名义上，它和县一样都归中央政府领导。但他死后不久，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开始了离心现象。这种现象被很多人发现，到了景帝时，大臣晁错就极力主张把封国的面积缩小，把封王的权力减少，后元三年(前141年)，这一主张终于导致了汉朝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七国之乱。
这七国当时都在帝国的东方，并且实力相当雄厚。他们一宣布叛变，并付诸实践时，帝国的半壁河山立即丧失。景帝大为惊恐，他的确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如此强大，他懊悔自己的孟浪，更对自己的祖宗刘邦搞的这个分封制度而痛苦不已。当时，七国提出的两个口号，一是杀掉晁错，一是退还削去的土地。景帝全部接受，晁错被腰斩于市，随他而去的还有他的三族。
七国的联军并不因中央政府的屈服而停止行动，领导这次闹事的老大刘濞坦白地说：“我自己要当皇帝。”当他的军队逼近洛阳时，帝国方面找出了能打仗的周亚夫，此人就是当年稳固刘氏江山的太尉周勃的儿子。只用了两个月，周亚夫就切断吴楚联军粮道，吴楚联军饥疲撤退，周亚夫衔尾追击，吴楚联军大败。吴楚联军是叛军主力，吴楚联军既败，吴楚二国即灭，其他各封王或自杀或被杀，来势汹涌的七国之乱，转瞬平息。
七国之乱虽然被平息，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如果不是七国联军的老大刘濞指挥不当和刚愎自用，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如果刘濞真的闹事成功，中国势必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互相吞并，战争不休。但他失败了，他的失败结束了自刘邦以来的分封制，西汉王朝顺利地突破瓶颈，统一形势更加坚固。
景帝乘此机会收回各封国的行政权和军权，在封国掌握大权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国相——封国的宰相——国相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中央政府遂成为真正的大一统政府，为后来的汉武帝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大概是刘邦最蹩脚的一个战略部署，他当时还以为这又是巩固刘氏江山的一道举措。但这一蹩脚的举措险些就毁掉了他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或许这就是汉朝的命运，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一件事情的成败或多或少有“命”在里面起作用。事情如此，人更是如此。
就在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四月份，刘邦重病不起时，吕氏出于夫妻之情，在宫外请了一名医生来给他看病。诊视后，他问这位医生，还能治好不？医生回答，可治。这位医生本以为会得到夸赞，想不到的是，刘邦在床上抽风一样大叫道：“老子我以平民之身提三尺剑取天下，这是命。而现在我就要死了，这也是命。即使扁鹊在世，他能与命抗争吗？”说完这些话，他就让医生滚蛋了。
“命”这个字被刘邦说出来，更有说服力。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不是秦末农民大起义，如果不是陈胜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而让无数布衣放下了平民“与王侯无缘”的包袱参加了他的队伍，他怎么可能打败项羽，夺取天下？！要知道，在他之前，是根本没有任何一位平民能当上王的。
实事求是地说，这位被历史上许多人称之为无赖与私生子的人把“皇帝”做得倒是不错。公元前206年，刘邦攻破函谷关，子婴迎降于轵道旁，统一天下不到十六年的秦朝溃灭。四年后，刘邦大会诸侯，围项羽于垓下，西楚霸王自刎乌江，楚亡汉兴，天下至此初定。
第二年，皇帝刘邦置酒洛阳南宫，问了群臣这样一个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秦、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即使出身草莽如刘邦者，也在反思一个帝国的兴亡之变和长治久安之道。早在破秦之初，刘邦把亡秦之因归于“苛法”。当高起、王陵把成败关键归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刺激时，刘邦则自我总结为善用人才。
以暴力推翻了旧政权，却不能用赤裸裸的暴力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出身低微的统治者也必须利用一种简便易行的思想体系，来指导施政方针的制定与执行。
这个时候，萧何站了出来。
在刘邦忙于与诸侯周旋时，汉帝国的内政全由萧何负责。萧何出身秦吏，职业背景必然影响他的执政思路。同时，萧何对秦依法为治的高压政策所引起的极端后果也了然于胸。为了重建汉帝国的统治秩序，萧何从自己最熟悉的秦制、秦律中吸取了大量资源，但着眼点仍放在镇抚百姓、休养民生上，其制度建设尽量适应社会条件与群众心理。当然，萧何执政，还谈不上自觉总结施政思路，寻求理论指导，更多是出于职业本能反应与经验感知。
后来，曹参代萧何为相，选用厚重长者为从吏，宽厚驭下，以清净无事为要。曹参的政治路线很明确：严格遵循萧何所规划的典章制度，尽量少生事端，竭力避免激化社会矛盾。
从这一点来看，刘邦的任命又是何等的英明，这和他经常自诩的善于用人有着必然的联系。也正是这样高瞻远瞩的两道遗嘱，使汉朝历史有了七王之乱，更有了汉朝四百多年的刘姓江山。
当然，除了七王之乱的疏漏外，开国皇帝刘邦的遗嘱还有一个疏漏：他所选的接班人以“不扰天下”的无为政策治理大汉帝国，但这绝非长久之计。因为当帝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必然要转变。自然，如刘邦所言，这并非是人所能预料到的事。只过了不到七十年，使汉朝衰落的一位皇帝就诞生了，他就是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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