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
拾得一副小麻将
江苏｜秦聿森
在我固有的印象中，麻将牌的样子就是竹底骨面，我小的时候常见。至于其他形象的，我没见过，偶尔看见一起玩的小朋友丢手包（一种儿童游戏）用零头的麻将抓着玩，中间有块把黄黄的，方方的，被手油摸得腻腻的，听说是象牙的。
于是，我知道了竹背骨面的麻将不算高级，还有更高级的象牙麻将。
到特立尼达，很多人把麻将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先遣队率先走向世界，我不知道外人怎么看，据说当地人真的学会了中国麻将这个玩意。
闲桌肚里，却有一副麻将没有人要。这副麻将一张不缺，竹骨的榫卯结构，字刻的也很好，很精致很古老的工艺，我拿了回来。
我并不打麻将，只是见不得好东西被人弃如敞履。
这样的麻将牌放在过去，一般的小康之家不一定置备得起，当然家里有一个“醉麻师”也许其他的东西暂且放一下，先搞它一副麻将牌也有，反正我小的时候周围的十家八家是没有哪一家有一副麻将牌的。
赌当然也是赌的，“筛骰子”“推牌九”和玩扑克牌，甚至折两根芦苇篾子“七添、八拿、九端锅”也可以赌起来。
我的奶奶辈好不容易辛苦到老了，他们不会玩扑克牌，但是却会玩纸牌，我的老家称其为“花大天”，几乎是麻将花的翻版。这样的纸牌也随人流传到镇江，因为穷吧，麻将置不起，纸牌是置得起的。一有空闲，几个老的就会凑在一起玩一分钱二分钱输赢的“花大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麻将又兴起了，这一次是走向千家万户。不过玩的都是塑料麻将，只是塑料麻将也做的好，花样名堂多的是，最主要的是牌大了，体积至少是原来麻将牌的一倍半，我甚至看见过小扑克牌似的麻将牌。
我第一次摸麻将牌是被我们老书记叫去的，他有一副老式的竹骨麻将。下了班不让回去，我们赌车间里装配用的垫片。玩的也是最古老的模式，清一色、混一式、一条龙，平胡，板高，断幺，缺一，大乱……不像现在玩麻将玩出很多的流派，不是全国一盘棋的打法了。
我们是玩输了的人请客，几块钱到外面买些熟菜来喝酒。我倒是看中了他这一副麻将，跟他要，他不给。老书记对我很好的，他的东西我可以乱翻，帮他泡茶，我的杯子里放的茶叶比给他放的还多，都是在他抽屉里拿。
他说他快退休了，麻将要带回去玩，你才多大？玩麻将早呢！
后来满街都是三泰地区的人叫卖“麻将牌”，而且越来越便宜，几乎家家都有自备的麻将牌了。
我自己不玩麻将，我老婆要玩，家里也有了两副麻将牌，我不反对她玩，只是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要玩大，小赌怡情就行，不要去赌身家性命。赌场无父子，个个都想赢，却没有谁是常胜将军。二是不要在家里玩，我不喜欢家里面天天一桌麻将，搞得我倒像外人似的不自在，要玩尽管去外面玩去。所以我家虽有麻将牌却很少有机会开张。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麻将机也到处开放。我不知道麻将机是谁发明的，但是我可以断定不是西方人发明的。
麻将机来了！很快我们这个小城里麻将室到处开花，原来在家玩麻将的人纷纷投奔了条件更好的麻将室，会自动洗牌，配空调，有人端茶送水，免费提供下午点心甚至还有宵夜，肯花钱的可以代办酒水饭菜，这个舒服劲儿使玩麻将的人充分体会到被人服侍的人上人的感觉，当然前提是你肯花钱，而且钱花得越多你就越舒服。
最不可思议的是麻将室逢年过节还发放礼品，虽然是一些普通的东西，却是应景，端午的咸蛋，中秋的月饼，时不时的麻油皮蛋，搞得跟单位似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真正的单位逢年过节反而不再耐烦这些细枝末节，要发，也是拿现金打发一下部下。
我老婆经常一天赶两场麻将，下午一场，晚上一场，一场在城中，一场在城西，按时按点，天天准时来电话，输赢会记在日历牌上。总是输的多赢的少，牌友们还给她起了个大领导的外号，说是输糊了头脑尽把钱往外掏。钱呢，基本消耗给了麻将室，开麻将室的只赢不输，人家也不是吃肉不吐骨头，也经常对常客返利，返一些蝇头小利，却对醉麻师们又是一针麻醉剂。
我有时候想，这些开麻将室的经营理念和手段真的比一部分搞企业的会来事，打一巴掌决不会忘了给一甜枣。
我拾得的这副麻将属于小麻将，两公分高，一公分半宽，是香港出产的。原来带出来打算送人，却不料忽然有了麻将机，没人玩小麻将了。那么，我拾来做什么呢？琴棋书画，我一样不会，麻将算作棋吧，我学一样。
我希望我们也不赌钱，一杯茶一盒烟甚至还有瓜子，我们围做一桌，慢慢的，慢慢的，半天出一张牌，大部分时间就是说话。最初的麻将牌是休闲的玩具，打发闲暇是主要的，赌钱放在次要。根本不会求速度，拼家私，把自己培养成赌徒。
这个小麻将对于我，对于你，我们大家都老了，也跑不动了，心也定下来了，那时间也好似静止不动了，我们就打这副小麻将，好像是民国初年那个不疾不徐的年代。有急的人，他们担负民族的前途和希望，不像现在个个急得什么似的就好。
不知道有没有人不想赌钱，来跟我玩这样的小麻将。赌输了，到街头的小酒馆里去喝两杯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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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易邦婷
文/秦聿森
江苏镇江人，工程师、政工师。散文爱好者，有作品散见于报纸、公众号。现为镇江市作协会员，镇江知青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