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滨海人
江苏|姚晨
父亲告诉我,族中先人从河南走出,曾经一度在陕西和安徽出现过家宅辉煌,上世纪初才算逃难落户到苏北。
二姨子和娘娘腔,从来都是对男孩子最有力的羞辱。虽然早知道姚姓是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姓氏,久远而厚重,但少年时代的我,却一直羞愧于自己的“姚”姓中带个女边。
当代人大多已不愿意去搞清楚“姓”与“氏”的区分了。
“姓”,生于母,由女生二字组成。“姓”是某个以女性为主导的氏族系统的统称。在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有族中后代从母姓,亦有选择从父姓。因子孙繁衍、分家迁徙、身份变化等诸多原因,同一姓族又分裂为一些支派,并各取一个特殊族号,此为氏。
所谓“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由此看来,我的姚姓,应该是出于正统的。
在原始社会,大凡像姚、姬、姜、姒这些从母系的族群都有自己族徽,即文化图腾。姚姓因桃图腾得姓。其兆字部首即是桃的本源,相传夸父部族以阳平为桃都(姚墟,今河南范县南),以桃木为权杖,以大桃树为日晷,在桃林塞(今河南灵宝)步天逐日。
夸父部族究竟是炎帝分支还是蚩尤联盟,抑或夸父是炎帝的第九任还是最后一任,上古的迷乱且不去细究。然而,无论以桃为图腾的氏族都于姚墟,还是始祖舜帝重华生于姚墟,姚姓肇始于上古,发源于今之河南,都是不需要过多质疑的事情。
我爷爷那一代班辈在“恒”字上,父亲班辈在“思”字,而我在“鹤”字,儿子则是“兆”字辈。多年前,曾经在族谱上看到记录本支姚氏班辈的诗句。这样想来,我所在的这支姚姓的确是根植于中原古老文化的。
至于说到籍贯,我的所有档案里都是江苏滨海,苏北一个相对落后的县城,说得更具体一点,是滨海县滨淮乡的一个小村子,几十年来行政区划的不断重新定义,村子已经不再是最初的名字了。
多年前在火车上,六七岁的儿子正和一个年纪相仿的小姑娘玩耍。姑娘说“我是上海的,你是哪里人?”儿子很自豪地回答,“滨海”。
那童真无邪的面容至今记忆清晰。他是从来没去过滨海的,完全不知道滨海的贫穷和落后,或许在他的认识里,上海和滨海都有个海字,就应该没有什么不同。
尽管我知道,大革命时期上海闸北的产业工人绝大多数来自苏北,这些闸北人的孩子很多都成了今天的上海人。但是从旁听着,那低劣的文化自卑还是让我的内心产生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惭愧。
我出生在青岛,幼时一直在那里成长,所以情感上更多地偏向于山东。长大后,江苏、辽宁、福建、广东、四川,呆过许多城市,而且在每个地方的时间都不短,一路走来也算跑了大半个中国。
但我却从不会晦言自己的滨海祖籍,因为父亲是滨海生人,在八滩上的小学,在县城上的初中,在盐城上的高中。最后考入军校走出了农村。滨海始终是他的桑梓之地,滨海,也注定了成为我人生的元点。
陈毅老帅曾经有过一句著名论断,“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长大以后,每每看到这句话,总会想到我的爷爷,并为他感到骄傲。解放战争时爷爷已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支前队长。
史料上有记载,在修复陇海线徐州至新安镇段时,滨海地区十万民工参与了抢修铁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滨海人民支援前线的粮食高达四万多吨。我确定,这些工程和粮食中一定有着爷爷和奶奶的贡献。
我24岁那年爷爷去世。因为他始终在农村生活,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有些遗憾,小时候没有机会,或者根本就没有期待过听他详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和荣光,以至于今天我记录不出他太多详细的故事。
爷爷是朱大地主家的佣农,常年租种他家的田地。年份好的时候爷爷会主动多缴些租子,年份差的时候,朱大地主也会适当减免甚至不收租子。地主婆生重病的时候,奶奶还曾经用土方救过她的命,两家之间粘着些远远的亲戚关系,一直处得不错。
当爷爷一遍遍向我说起这些陈年往事的时候,我已经在课文里读到了刘文彩的收租院和人奶冲蛋花的描述,所以他的话我始终不太愿意相信,总认为那不过是在编故事逗小孩子玩。
爸爸后来告诉我,爷爷从小和朱大地主在一座私塾念书,是同学也是发小,所有他们俩的关系一辈子都很好。我也这才相信,原来除了书上说的恶霸地主,还真有一些心地良善的地主和乡绅,所以解放后,朱大地主并没有被镇压,倒是负责收租的狗腿子,因做恶太多被枪毙了。
由此,我也才明白为什么一个像爷爷这样的老农民竟然能够识文断字,还喜欢舞文弄墨。爷爷一直到临终,上衣口袋里总喜欢别着一支派克钢笔,据他介绍是打鬼子时一位首长馈赠的。爷爷的钢笔只用纯蓝墨水,他说纯蓝墨水颜色鲜亮,像新四军的军服。
不知是支前队长的工作锻炼了他,还是他的性格让他当上了支前队长。
爷爷开朗豁达,待人热情,每到农闲的时候,他爱在田间地头向村民们讲些革命形势之类的大道理,夸夸其谈不厌其烦,说到最后会习惯性地加上一句“目的就是这么个精神”,来信也常常如此,总叫人不得要领却又颇感有趣。
每每在村头遇见了异乡人,他都会主动迎上去聊几句,然后招呼到家里坐坐,喝上一口水。所以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姚老太爷。
我有时候喜欢爷爷,因为他疼爱我,我更是常常不喜欢他,因为毕竟他是个地道的农民,而我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生活。
年轻时练就了背粮的好体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腊月的晚上,爷爷没打召呼突然到家,身上还背着半片猪肉。
“今年年景好,杀了年猪。想着两个大孙子在城里也难得能好好吃顿肉,就背了些过来。不累。”
那个时候,从滨淮到盐城得两三个小时,从盐城坐长途汽车到南京,需要整整八小时,仅中午在淮阴的清浦汽车站能够稍事活动放松。
早晨四点,天还没亮就从家里出发,下午四五点到达南京中央门汽车站。
为了省点钱,爷爷坚持步行走到后宰门,十公里的路程起码得走上两三小时。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竟然还扛着半片猪……
当年的我,少年懵懂,不省人事。多年后,爷爷早已不在,但每每想起这件小事,依旧会有锥心般的痛楚。
第二天中午,趁着父母不在家,爷爷计划着偷偷为我和哥哥做一顿红烧肉。按农村风俗,爷爷在老家是不可以下厨房的,我们都很担心他会做出个什么样的东西来。
那时家里烧的还是蜂窝炉,爷爷虽然不停地抱怨着炉火比农村的大灶差多了,但手下却是极其认真的。长年缺吃少油,再加上是新鲜土猪,厨艺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肉块突然遇到热锅,那嗞嗞的响声和随之而来的满屋肉香,远远超过了我此后见过吃过的所有珍馐佳馔,那碗红烧肉更因此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爷爷从突发急病到过世不足半年时间。某天傍晚,他一身大汗地从地里回来,没做一点歇息,急匆匆喝了几碗大妈凉好的稀粥,就爬上了屋顶平台去扬麦子。没过两分钟,突然一声大叫,接着吐了几口鲜血就倒下了。
爷爷的胃出了大问题,应该也是舍不得钱医治,多年耽误下来的毛病。这人啊,说不行就不行了。最后一次回老家看望时,弥留之际的爷爷只能费力地握着我的手,却已是虚弱地说不出一句话了……
12年前,爷爷奶奶一起迁了新坟。我却是在上个月才第一次回去,烧纸,叩头,喃喃自语,烟霾袅袅地向上,爷爷奶奶的音容笑貌竟然还是那样清楚。
返回途中,路过苏北灌溉总渠。爷爷曾经在那个桥头扛我过肩,指着渠漕说:看,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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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陈劲松
责任编辑:王兆嘉
文/姚晨
江苏南京人,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曾任某省级杂志期刊副刊编辑,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和网络文学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