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子湖湾至黄码河东，沿洪泽湖“挡浪堤”向北约三十里地的广大区域，民间俗称“新滩湖”。19世纪末，黄河改道，洪泽湖水向南退却，滩地凸显，大现新滩湖。先民世代垦殖，生生不息。多少艰辛，多少期翼，播洒在这新滩湖上。
我是公社小社员呐，
手拿小镰刀呀，
身背小竹篮呐，
放学以后去劳动，
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
这是人民公社时期，我上小学时老师教唱的儿歌。歌词里的拾麦穗与我们新滩湖上人说的拾麦子有不同。拾麦穗指的是穗，拾麦子不仅是穗，还要有桔杆和麦茬子。不仅需要金贵的口粮，而且需要紧缺的燎锅底的柴草。
时过境迁，如今物质丰富，庄稼桔杆无人收取，就地焚烧，惹得村镇干部多了份桔杆禁烧津贴，农民还有桔杆禁烧补贴。
对于这儿歌的内容，我有感触。我在回想，一个年幼的孩子怎么会喜欢饿着肚皮，在烈日的炙烤下抛洒着汗水，低头弯腰地捡拾那些麦芒如刺的穗呢？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母们辛劳的情形会促动每一个幼小的心灵不能漠然视之，促使他们早早地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即便手上、腿上和脸上被麦芒刺出红疱，剌开血痕，甚至麦茬子戳破脚心，再野的孩子麦口忙假拾麦子是铁定的事。
麦收时节，生产队里全员发动，排兵布阵。妇女拿着镰刀收割，男汉子推着胶轮车装运，小孩子拖着耙子在田间拖搂，要求颗粒归仓。
那时候的乡亲，集体意识浓厚，敦厚纯真，循规蹈矩，不放门一般是不会踏入收获后的庄稼地。即使在庄稼地里忙收的人，只要没有放门的口令是不会有瓜田李下的行为，所有人没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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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门，是我们新滩湖上富有游戏童趣的词汇。生产队对收割后的庄稼地放弃管理的那一刻就叫放门。
在大片的庄稼地里忙收，难免有挂一漏万的果实散落田间，这时候大家静候着放门。这是留给劳动者和外来拾遗者自由捡拾那点微不足道的果实，也叫拾庄稼。夏收麦子、秋起山芋等都是如此。那个场景蔚为壮观，令人震撼。现在想来仍历历在目，感慨不已。
在一片田野上，快要收割完毕的麦田里，像是举行一场没有喝彩的足球赛。四周围成一圈似篱笆一样的人墙，男女老少准备着十八般“兵器”，扛着耙子的、拿着镰刀的、提着篮子的、挎着葫篓的……翘首以待地注视着发号施令的人。
这时候还有催促叫喊着的、陆陆续续地、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群；又堪比增援一场围歼战，各路人马扬起尘土，向麦田狂奔而来。
“放门！”发令人高喊一声，手心向上，从两肩向上平举，双手在头顶上空一挥，有时发令人也会对着麦田四周翘首以待的人群会意一下，人群就会“呼啦啦”地向收割后的麦田涌去。似乎是久候难耐的饥民，在打开仓门的瞬间蜂拥而入。
“放门啦！放门啦……”“叮叮当当”“劈劈啪啪”，一阵阵嘈杂之声。拖耙子搂的一趟一趟来回梳蓖，麦茬子被撸得溜光；弯腰俯拾的到处乱窜，如鸡觅食。
田间的劳作者和邻村的拾遗者，无数只手、无数条腿和无数双眼睛，错落交汇，争分夺秒——只为一餐食。躁起的尘埃，在收割清理后的麦田上空随风弥漫……
这是一场没有看客的竞争，也无关胜负，各忙各的，收获在自己篮子里的，心中就会多出丁点儿的踏实与慰藉。
放门，一个渴求温饱之门，一个农事艰辛之门，一个约束自律之门；过去是无形的这扇门，如今没有了这扇门，却又时常想起这扇门。
“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相当一段时期，农民的全部收入主要依赖土地上的农作物。基本分为两块：一是房前屋后的自留地，二是生产队里的大田地。
自留地里的农作物仅为家庭收入的有限调配和补充，比如杂粮、果蔬和饲养少许畜禽的植物等。
大田地里，主要是粮食作物，其次是棉花这一较为普种的经济作物。那时虽有“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的号召，却因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收入来源单一，生产力水平低下，一年的收成不足以温饱。即便如此，若要分得有限的口粮就得挣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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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是社员出工的记分。生产队一般把劳动者按年龄、性别进行大致分类：壮年男汉子叫“劳动力”、壮年女子以婚否分别叫“妇女”和“小大姐”、年老的叫“老年人”、未成年的都叫“小孩子”（或者叫学生）。一个劳日的工分为10分，再根据劳动强度和技能进行分类增减。
劳动力一般从事“扒河打堆、推扛担挑”等重体力劳动，分值最高；妇女、小大姐一般从事次重体力劳动，分值次之；老年人、小孩子则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分值最低。如果是全员参与，并且可以准确计量的一些农活就没有了性别和年龄分类，比如稻田媷草、棉田捉虫、捡粪造肥等。
那时学校一年有四个假期：麦口忙假、暑假、秋收忙假和寒假，加之农忙时的星期日，都是小孩子挣工分的好时候。尤其是暑假，不但要为学校创收，交纳上百斤的干牛草，还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夏季田间管理。小孩子眼睛好使，身手灵活，田间媷草、捉虫子、翻山芋藤子等农活不次于大人。
挣工分也叫“苦工分”。只有辛苦挣得工分，才能分得一年的口粮。
我印象深刻的是暑假头顶烈日在稻田里逮虫子、媷草的情景。为了爱惜衣裳，一般男孩子都会穿着两根筋背心和短裤子，赤膊露腿进入稻田里，几趟下来膀子小腿上就被稻叶剌出血痕。稻子长高了，脸上也会戳出血疱来，沾上汗水如伤口洒盐一般的疼。而脸皮和背上被烈日烤得像刚出锅的河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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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收工回家趟在床上，膀子、小腿、肩胛和后背火辣辣的胀痛。可当母亲在鸡叫三遍拉响锅灶风箱的时候，又得揉着惺忪双眼，强迫自己咽下稀多干少的早饭，趁着黎明下湖去，赶着早凉多干活，多挣工分好分粮。几天下来，膀子、小腿上的那些血痕变成了细碎的鱼尾纹，而肩胛、背上就会脱层皮。一个暑假过来，浑身被晒得似泥鳅，黑里透亮，但是，人皮实了，也精神了。
工分是生产队分配的依据。收获季节，按每户在册人口进行实物预分配；年终决算，以工分统算再分配。所以，一年挣得多少工分对于每个家庭很重要。而生产队一年的集体收入，决定着工分分值。
我们生产队工分分值最低的一年，一个劳日10工分，只有8分钱，还不抵两个鸡蛋的价钱；披星戴月，辛辛苦苦，一个劳动力年收入不过几十块钱。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生产队按人头仅分得8斤稻子；年底分得8两菜籽油，这8两菜籽油还是国家救济来的。
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艰难，僧多粥少。工分衡量着乡亲们的温饱程度，是酸心的，也是有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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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有的家庭自留地多几分、劳动力多两个是可能有余粮的，这叫“吃陈粮，烧陈草”。这样的家庭，小伙子找对象是有优势的。但那一定是历尽辛苦，省吃俭用。而且自留地多的家庭大多是在姑娘出嫁、小伙子参军、老人离世的一段时间内留下的份额；劳动力多的家庭，大多是以子女不上学或者辍学为代价。一个家庭中长女是文盲并不鲜见。
如果多子女又不以牺牲子女上学为代价换取劳动力的家庭，一般是有在外工作的人，一类是体面的国家工作人员，另一类则是外出务工的手艺人和“投机倒把”人员。凡此家庭，工分一定是不足以分得人均口粮，那么就得拿钱“吃高价粮”；如果取得人民公社及有关部门的批准，则可以出钱“吃平均粮”。
无论是“吃平均粮”，还是“吃高价粮”，都是参与分配集体土地上一年产出的有限的粮食，对于深耕土地的乡亲来说就是“拔份子”，很难做到公允。
我就是“吃平均粮”长大的孩子。我很感激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苦工分”过日子的父老乡亲。
我老家的村庄距离湖底边十几里地。所谓“地”而不说“路”，那是因为通向湖底边的路就不像个路。雨天泥泞赤脚走，晴天干裂步难行。路远，又无车马，只能“捎腿掼脚”地来回跑。为节省有效的劳作时间，午餐，就得带着干粮下湖去。
老话说“早带棉衣，晴带伞”，还有说“早带干粮，晴带伞”。新滩湖上世代耕作，干粮、寒衣、雨具，这是乡亲们不可忽缺的辎重。湖底边风大，早春深秋天气凉，或者不期而遇、冒冒失失地来场雨，也会冻得人直哆嗦。所以下湖劳作要备着干粮，还要多带点衣服和雨具。
干粮，都是些粗粮熟食，偶尔会有“连根倒”的全麦饼子；再有一件一年四季都能穿得上的“夹袄”，午后小歇护着肚子；雨具是多种多样的，蓑笠、雨衣，大多是裁一块白色的塑料布披肩，以备遮风挡雨。
每逢麦口忙假湖底边插秧，小孩子就是生产队里的好帮手。大人们常逗小孩子说：小孩子没腰，低头弯腰不知道累。小孩子就会愤愤地反驳：没腰？难不成这头都长在了大腿上啦！大人们会嬉笑着回符答：哟，这身子都没了，晌午吃下去的大麦面拌疙瘩都装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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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麦是国家调拨来的，此物味同嚼蜡，食用上火，据说多为牲口的饲料。生产队有时为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在湖底边找个沟崖渠畔，就地起灶。大麦面拌疙瘩入锅下盐，无油也无菜，不论味口，每每吃得精光。
米饭很少有，只有在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时生产队会煮上一锅米饭，开水锅里撂下几根青菜叶，放点大盐，再滴几滴“飘汤油”，能美美地吃上一顿，扛饿！
大人们还会教小孩子集体共餐的窍门：三碗饭，一满二浅三堆尖；就是把米饭盛到碗里的量要有先后顺序，好比田忌赛马，做好排兵布阵。这是吃饭的谋略。
更多的时候还是带着自家做的干粮去下湖。生产队粮囤里没有余粮，年终分配后留下的种子不能动；有，还是没有，是每家的事。省吃俭用，细水长流，是乡亲们的家训、家风，也是维持生活的座右铭。
每家做的干粮五花八门，这到不是食物的品种丰富，恰是太匮乏了，要把有限的粗粮做得容易下咽，家庭主妇会费尽心思。原料无非是山芋、玉米、麦子为主的粗粮，少量的黄豆、豌豆等杂粮为辅；以这些粮食磨、舂、筛、摅等加工后的各种形态相互掺杂裹夹，呈现出来的是五颜六色、五味俱全。
那些年吃过的干粮，按现在的说法都是些“时令食品”。什么季节只能吃什么季节收获的东西，过了这个季节就少有这个东西了。没得选择，有的吃就行。比如说，偶尔作为干粮的豌豆糕和发酵的玉米饼子，初偿新鲜，三顿一吃就倒了味口；一个是“豆性味”浓烈，另一个是松散无筋。
能作为干粮带着下湖或出远门的总是要讲究些体面，家人会尽最大的努力弄些家中最好的食品带着出行。比如说，麦子刚收下来，将仍未晒干进仓的小麦磨成糊，发酵做成“酸糊塌子”，或者麦子一晒干，赶快磨成面“打单饼”，都是尚好的干粮。
有些虽然少见作为干粮的居家食物，就是为了充饥。我记忆最深的当数山芋，它伤了我的胃口。而且那时我寻思不解，为什么不少种些山芋？其实它是量产较高的作物，所以，不选优产，只选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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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芋的叶、茎和根能够入锅为餐开始，到窖藏、切片晒干入囤上“节子”，早晚一顿，煮着吃、蒸着吃、晒干吃、发酵成“酸浆稀饭”吃、磨成面做成黑乎乎的“山干饼子”吃，等等。
“酸浆稀饭”酸口倒牙，一个“山芋市”过来，牙齿乌黑无光，“墨齿难忘”。饿时盼、吃时厌；恨不去、忘不掉。我说它是天底下最末等的“冤家”食物。一直到我上了高中，这个“冤家”才逐渐退出了食物序列。
做法就是用山芋掺入少许小麦或玉米磨成的糊，经过发酵泛酸后必定是与山芋合体入锅食用。那时搭嘴的咸菜也常断档，因此，“酸浆稀饭”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人把吃腻歪了的山芋掺和着继续吃下去。如果没有玉米和小麦的加盟，它的原形就是灰色的酸浆汤，两筷子一搅拔可以当镜子使。
当然，“酸浆稀饭”是不会作为干粮带下湖的，一是前面说的体面，二是有干有稀的就不叫干粮了。只有“稀饭水饼子”，装入黑色的小煨罐里由家人送下湖，这叫送饭，而不是带干粮了，那是一种辛苦劳作后的享用。做法就是清水和着玉米面拍成饼子，下入玉米稀饭中。
后来政治运动少了，收成也逐年转好，全麦面、精面成了干粮的主角，烙成圆圆的“糟面饼子”带着下湖。
晌午休息吃干粮，是我们小孩子巴望、喜欢的那一刻。
在渠子边或做、或躺，或立于水中，喝一捧清甜的渠子水，吃一口精面饼子的干粮，聊着家常，开开玩笑，说些荤素混杂的野史、“古经”。渠水悠悠，流苏般的水草在水底下飘飘摇摇。有俏皮的人把饼子往渠子里一扔，饼子在水面上浮动飘流，下游的人抄起就吃。小孩子们纷纷效仿，心情就像欢腾的清渠水，笑声播撒在旷野上。
往事越千年。兰亭雅集，曲水流觞，那是先贤们衣食无忧、感念抒怀的闲情逸致；而我乡亲，在寡淡平常、甘苦相依的日子里，仍然抱有俗趣横生的乐观情境。我点赞，优哉乡亲！善哉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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