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共岁月一色
人生共岁月一色
——忆父亲陈铭上海|陈慧谷
写这篇纪念父亲的文字，对我来说，并不是件容易和轻松的事情。
说不容易，是因为自出生到离开家乡前，除了短暂的相处外，我并没有与父亲在一起长期生活过。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他调回老家之时，正是我离开白驹、考入大学之日。我与父亲恰好错过，这样，我对父亲的人生经历中许多方面并不熟悉。
说不轻松，是因为父亲是一位对家人负责的人，做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同时，也是一位说话不拐弯、性格耿直的人。在家人眼里，父亲有担当，可敬，有时却不可亲。
在职场，父亲积极工作，严于律己，却不能宽以待人。与人相处，他真实，不矫情，却做不到八面玲珑；对同仁，他没有心机，没有城府，却又过于直白、有时让人下不了台；对是非，他倔强、坚持原则，却少有灵活，有时很固执、很执拗。
因而要准确地描写父亲，写父亲的美德容易，写父亲的性格缺点或不足，很难，难为情、难把握、难下笔。
然而，真实，是文字的生命和灵魂，即便是记录亲人，亲人也是人，凡人、普通人，都有普通人的普普通通的一面。
回忆父亲，其实就是一个重新认识父亲的过程。一桩桩，一件件，回顾之后，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发清晰和完整，而我原先的一些认知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不得不说，这种回顾，对自己也是一份检视；对亲情，是一份重温；对父亲，是一次重塑。
我所写下的，不仅是对父亲的追忆，更是对父亲的感情、感激和感恩。
短暂的“少东家”
我的父亲陈铭出生于1934年，他曾经是陈家院子里的“少东家”。
在白驹小镇上，陈家算是中等偏上的富裕家庭吧。以烧饼为主业，兼有一些田产、畜产和门面房，因而就有些田租、磨面及房租收入。
而主业烧饼呢，不是那种门口仅在支个小炉子烘烤、临街叫卖的那种，而是在镇上西桥口有四间联成一排的铺面房，分别为存面库房、和面与擀面房、大烤炉房和售卖间。
这烧饼的大烤炉，不是手臂伸进去在炉璧上贴饼，而是边门打开，人走进去贴饼，一炉子烧饼，少说也得有上百个。里面温度极高，干这活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
陈家雇佣的几个人都干不了这个，父亲的父亲及叔叔都是干这活的好手，却也因此落下了痨病的病根，父亲的这两位长辈，分别在五十岁不到和二十岁出头就离开了人世。
父亲的祖上靠做烧饼卖苦力积攒些可以维持一个大家庭生活的家财。包括那些田产、畜产、铺面房啥的，在土改、手工业改造和公私合营的浪潮中悉数冲了公，只是由于自家两个主要的劳力，也是干活累死，家庭成份才没有提升至“被专政级”。
这样，财产成了公家的，人身得以保全，虽然自此以后度日艰难，但好歹也没成为专政对象。陈家还存有一所院落，有一个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父亲20岁结婚之前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少东家”的称呼不算戏言，如果他的祖产能够保存完好的话。
我们所知道的是，父亲自小在烧饼店也擀过面，似乎没有进过炉子。因为按他的年龄计算，在可以进炉子那会儿，他的父亲和叔叔还正值当打之年。
等他父亲和叔叔接近患病时，或许需要他进炉子时，烧饼店已经接近关门大吉了。父亲擀面的那会儿，大体在雇工被解散回家的时刻。家业的衰败和时势，终于消灭了他的“少东家”身份，他几乎没有机会享受祖荫了。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他的叔叔身体不好，1957年结婚冲喜没多久仍告不治。父亲名义上曾承祠过这位叔叔，那是一种宗祧继承的意思，叔叔去世，叔母改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父亲自己还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60年代前后祖父和曾祖父先后去世后，父亲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家长”了，曾祖母和祖母都是寡居，他是长孙和长子，兄弟姐妹中，他更是长兄。这份职责，作为“少东家”，他履职很努力，很到位，总体上很称职。
父亲在1954年作为长房长孙迎娶了早在双方10多岁时就已经订下婚约的母亲，这桩婚姻门当户对。父亲中等个子，从后来一直没有发福的身材看，年轻时肯定更为英俊。母亲家是镇上开槽坊的，也是家中长女，后来成为小学教师，知书达理，是父亲一生的贵人，也是父亲承担起大家庭责任的得力帮手。
父母结婚之后的几年，恰好是社会大变革，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经济基础被摧毁的时刻。父母一起，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社会洪流，却又不断承受传统社会和经济基础被毁的后果。
由于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烧饼店不复存在，传统的大家庭不得不分崩离析。失去生活来源的曾祖父母、祖父母遭受了疾病、贫困的侵袭，他们需要依靠父母的经济支撑方能生存。
可以想象，多数情形下，父母与他们的长辈们在积极拥抱新生活时是神情是茫然的，面对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是不知所措的，但又是不容怀疑和无可选择的。
以他们的认知和能力，他们应该没有也不敢对那些思想运动、消除私有制的土壤的社会革命、没完没了的大跃进、大炼钢铁、除四害的运动有所怀疑，更谈不上反对了。
有一个词可以概括父亲那时的种种选择，这就是“裹挟”，并非自愿，也不是“不自愿”。有时是那种懵懂之中的期期艾艾和左顾右盼；有时则是在时代洪流中的随波逐流；有时被撞得头破血流；有时则“偷得浮生半日闲”。时代裹挟着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往前走去。
历史总是这样，除了少数先知先觉，多数青年总是冲动地与时代同行，成为走在时代前头的“愣头青”。父亲普通人一个，当然也是这样的愣头青。
负责的“家长”
以我所知道的父亲一直要求进步的表现来看，基本可以确定，在1956年前后，镇上大搞公私合营时，父亲一定是积极投身的。祖上的烧饼炉被抬走后，陈家的“烧饼大业”就此终结。
父亲没有成为烧饼大师傅，而成了白驹供销社的一名职工。公社或乡镇供销社是五十年代计划体制下的物资供应体系的组成部分。
由于以粮食、食品、轻工产品为主的物资严重短缺，城镇居民都采取了计划（凭票）限量供应的方法：凭粮票去粮管所买米、面和食用油；凭肉票到食品站买猪肉；凭糖票、布票到供销社买糖和布等等，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处于极度的匮乏之中。
当然，在粮管所、食品站和供销社等单位工作一定是比较“吃香”的。那时候能够“开后门”，在票证之外，弄到一些计划供应的物资，应该是可以让人很羡慕的事情了。
还记得，父亲想法设法为家庭弄得一些物品，如春节买个猪头，中秋包一盒月饼，年末可以多两斤红糖，带几袋红糖果子回家，这就已经让我们心满意足了。
父亲是位要求进步的好青年，1960年代初，他主动报名前往距离白驹近十公里的新成立的新团公社，那里正在筹建一家新的供销社。
对于家庭出身条件不好的人来说，报名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工作，是一种进步的表示，或许，也包括工资可以有一些增加的“算计”。父亲在那里一待就是20年，直到1980年才调回老家，调到白驹供销社，与母亲在一起生活。
正因为如此，我在十岁以前，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父亲差不多每月回家一次，待上一二天。算是来去匆匆。
有印象的是，父亲回家时，会因为一些不知名的原因与哥哥和我发生冲突。比如，哥哥在成为叛逆少年后的穿着打扮，会成为父亲“专政”的对象，这一点，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喇叭裤，父亲见到后会怒不可遏，拿着剪刀就要去剪裤子。
父亲会动手打人，看到父亲举起手，哥哥会昂起头，倔强地接受挨打，我则会“好汉不吃眼前亏”，迅速逃走，有人据此感叹我与哥哥的“大不同”。
我一直觉得父亲总是试图在回家的短时间内体现他对子女的呵护、爱意、关心和教育，总想快速地介入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之中，但因为了解不够，方法不当成为常态。
在出现不同意见时，急于树立父亲权威的他会采取粗暴的方法，这与一直沐浴在母亲的爱河中成长的我们来说，又如何能够接受？所以，冲突是必然的。
也有些时候，相处可能还算融洽，但马上又因为距离和时间相隔，彼此再度变得陌生，所以，亲子间亲密无间的良好关系的建立一直是横亘在父亲和子女之间的一道难题。
直到很多年以后，父亲退休后，与子女们相处时间长了，才彼此有了更多的接触、了解和理解，老人与成年子女间才真正建立了更为和睦的关系。
尽管父亲在陈家院子更像是“客人”，但他却又是实实在在的“主人”，他的工资的大部分是拿回家接济曾祖母、祖母以及自己的小家庭的。
家中的大事小事，最后是他做主。尽管这个过程中，他并不经常“现身”。祖母对待几位子女的态度是不尽一致的，对待父亲这位长子，是依赖加信任，无条件服从。凡事，她会说，听我们家老大的。
祖母与曾祖母婆媳关系不好，即便父亲与母亲对曾祖母照顾有加，祖母也不以为忤。父亲对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关照、呵护备至，工作、嫁娶、家中重大事务，许多事，都是他最后拿主意。
事实表明，他拿的主意，或者他替他们所做的考虑或安排，应该是特定条件下，最好的选择。在这方面，他的付出和无私，让他在家庭中很有威信，关键时候，他是定夺之人，只是由于他容易得罪人的语言，让他的威信打了些折扣。
但无论如何，他母亲、小妹、小弟，也就是我的奶奶、小姑、小叔，总是他的最忠实的拥趸。
我10岁后，一个人可以自己乘公共汽车来往于白驹与新团之间了，不时，母亲便会让我在星期天或寒暑假去父亲那里逗留，过个周末或者住上几天，以改善生活。
那时，姐姐作为插队知青也已经从她所下放的位于响水县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调到了大丰县新团公社光明大队务农。
这个调动，从响水农村到新团农村，都是农村户口，也非常不容易。我并不清楚当时的调动政策，以及为此调动要疏通怎样的关系，花费怎样的精力。包括请客送礼之类，或许，供销社可以搞到一些计划供应物资，如香烟、白糖等，可以助父亲一臂之力，总之，父亲一个人也都做到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小叔身上，1969年去大桥公社插队落户的小叔陈铠也由父亲设法落户到了新团公社长安大队务农，一年后，父亲还帮助小叔在新团食品站找了份临时工的工作。
姐姐和叔叔自此都在父亲的照顾下生活。一直到1979年前后，姐姐终于从新团公社的妇女干部（临时工）“招工进城”，转为城镇居民户口，成为新团信用社的一名会计。
小叔也经过招工回城，进入大丰聚丰饭店。他们分别在新团婚嫁和娶亲，在那里留下人生的十多个年份，他们人生的重要环节都与父亲有关。
父亲的妹妹——小姑在1968年从白驹招工进入新丰淮南一厂，父亲一直关心妹妹的婚姻大事，他帮妹妹撮合了一位自新团公社长安大队参军的军人。父亲一直以长兄的身份履行着对弟弟妹妹们的家长的职责。
在祖母的眼里，父亲就是主心骨。父亲自外地回到白驹，第一个动作就是放下行李，去看望母亲，祖母会向父亲诉说一切，然后，就生活的安排征询父亲的意见。
有时候，我看见父亲坐在祖母对面，两人默不作声。父亲点燃一支烟，默默地抽着。过了好一会儿，祖母说，去睡吧，父亲掐灭了烟头，回答说，好，我走了。
在我看来，在他们母子之间，那份情感的传递，可能并不一定需要语言，不需要表情，不需要拥抱。可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次呼吸，就能准确传递出他们的深情、信任和依存。
祖母和父亲，就以这样的方式传递感情，进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他们母慈子孝的种子。
供销社里的“陈经理”
父亲1米7的中等个子，面容清瘦，应该是遗传的缘故吧，40岁出头时，头发就花白了，就连眉毛都有不少是白的。
印象中，他一直理了个平头，看见脸上有胡子便动手拔掉，保持着干净整洁，加上他多数场合穿一身整齐的藏青色中山装，上口袋插着钢笔，风纪扣始终扣着，一看就是正经吃公家饭的人。
如前所述，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多年里，在物资短缺和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是国家指定的唯一经销棉花，集中供应农业生产资料和供应居民重要的轻工产品的单位。
与粮食、牲畜等重要生活物资分别有粮管所和食品站经销一样，上到各个层级的供销联社、总社，下到供销社在乡村设立的网点（一般称之为“供销站”或“供销点”，又被形象地称为“下伸点”），供销社是密布于全国各地的不可或缺的供应网络。
供销社内设有百货门市部，以销售布匹、文具、各类生活用品为主；设有副食品门市部，以销售糖、烟、酒、盐等为主；设有生资门市部，以向农民销售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为主；还设有季节性地专门收购棉花的临时机构。
我记事时，父亲在新团供销社的住处已经从一处10多平米的宿舍，搬到了院内新建的一排宿舍的第一间。那是一间20平方米左右房间，里面一分为二，姐姐在里间搁了张床，父亲住在外间。
姐姐务农的光明大队就在新团公社政府所在地附近。白天，我曾与姐姐一起去大队部“游玩”。说是务农，其实，许多时候，是参加那时流行的宣传队，排演一些说唱节目，我则傻傻地看他们排演。
有时，我也会去小叔所在的食品站去玩，看他们收购鸡蛋，收购生猪，还看他们打扑克、下棋；有时也在那里吃饭，既然在食品站，他们那里的伙食不错，猪下水是最常见的美味。
多数时候，我还是回到父亲所在的供销社食堂就餐，食堂的陈宝和师傅是白驹人，对“小老乡”多少有些照顾。陈师傅盛菜，一勺子下去，提上来时少抖一下，分量便是不同，我觉得我与陈宝和大叔还是心领神会的，因此，我总是在陈师傅的窗口排队打菜。
说起来，在新团的短暂生活是我小时候与父亲待在一起最长的时间了，但即便如此，似乎我与父亲的日常交流也不是很多，或者，我们没有生活在同一频道。倒是他的那些同事们，李经理、顾经理、韦经理、胡经理、陈秘书、吴主任、陈主任、赵主任、食堂陈师傅，我都熟悉得很。
印象中，父亲在新团供销社几乎待过所有的部门，做过很多种类的工作，其中，印象最深刻地是他在百货门市部的布匹柜台的时候。那时候人们买成衣的很少，多数都是在商店自己买布，再去服装店裁剪制作，人们去做服装的私人裁缝那里做衣服也很常见。
所以，布店的生意占了供销社门市的半壁江山。父亲在门市按客人要求提供参考意见、裁剪布匹是把好手，他们的工作流程也“很炫很酷”：
客人来到柜面，问，哪种布适合给小孩做件上衣啊？
父亲立马从后面一排排竖着的布匹中抽出一摞，放在宽阔的柜面上，毫不犹豫地说，这个不错，厚实、耐磨。
客人觉得不错，问，要多少呢？客人比划了一下小孩的身高。
父亲回答，三尺二，五毛六分钱。
顾客答，好的，就是它了。
于是，父亲给客人开票。客人付款，父亲将小票和钱款放在头顶上通向收款台的铅丝绳的夹盒里，用手使劲一推，夹子顺着铅丝绳滑到了收款台。收款员取下夹盒，核对、盖章、收款、找零，再将盖上付讫章的小票和找零放在夹盒里，手一挥，夹盒回到原地。父亲取下盒子，交给顾客。
就在夹盒第一次滑向收款员的时候，父亲展开布匹，手臂一比划，再用尺一量，恰好就是顾客所需要的尺寸。父亲用尺在布上划一道粉线，拿起裁布的大剪刀沿粉线一挥，只听得“呲”的一声，三尺二的布匹裁出来了。这，几乎正好就是付款完成的时间。
“下一位”，父亲朗声说道。
这个过程，一气呵成，绝无拖泥带水，曾让我看得目瞪口呆。每当我听到“劳动最光荣”的用语时，我的脑海中竟会浮现父亲的那时的神态——挥洒自如和充分自信。
印象最深的是下班后轧账，即他们手上的单据与收款员的收款金额进行核对，需要做到分毫不差。
有一次轧账时，怎么也轧不平，其实就是账款不符，少了两分钱，他们需要重新核对每张开出的小票的单价、金额是否正确，找出两分钱是账错了，还是款项少了。
我在一旁看着，又饿又困，等趴在柜台上睡了一觉醒来，他们还没找到两分钱的下落。天晓得后来他们怎么找出那两分钱的问题是出在哪儿的，我所记得的就是那天迷迷糊糊地睡着，迷迷糊糊地等待。
父亲在新团供销社多个岗位有过轮岗，到下伸点老坝站做站长是其中一种，那是新团供销社在大队设的一个最大的经销点，性质与现在农村的小卖部差不多，但经营规模、面积要大很多，供销社里有的商品那里一般都有，站上有三五名职工。
在那里工作，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商品搬运、存储、销售、盘点、财务、消防、安全等事务与供销社并无太大区别。
父亲要求进步的愿望是明显的。他还分别负责过生资、农资等部门的工作。在这过程中，他入了党，后来还成了供销社党支部的成员。
父亲对此很在意，毕竟，他也是“领导班子”成员。据哥哥陈慧峰描述，父亲任职供销社班子成员那会儿，对计划物资的供应还是颇有些“实权”的。
那时供销社出售的凭票供应的商品有两类：一类是按户或按人口分配供应的物品，如食糖、食盐、肥皂、石碱、布匹等等；还有一些物资，根本不能满足按户供应的轻工物品，如比较好的香烟（大前门、牡丹、凤凰、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后还进一步扩展到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等），无论是按户供应有多余的，还是做不到按户供应的，都由供销社内部掌握，凭“批条”销售。
以香烟为例，供销社虽然业务上直属县联社，但地处公社或镇上，如果公社领导让通讯员拿张条子找到供销社，供销社大抵是不会拒绝的，而供销社领导便会写出一张二指大的“批条”，持条人便会到门市部买到香烟。
由于粥少僧多，这个“实权”是一个既让人羡慕又容易得罪人的活，供销社主任干脆将这个活交给了既能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又忠厚老实不自私自利的父亲。
于是，父亲那时的口袋里总是揣着用香烟内层的白色垫纸折叠后裁成的小纸条，专门用来写这种“批条”——有人找上门来，拿出公社领导或者供销社主任的纸条，或者公司其他单位出具的希望供应某种计划物资的协商函，父亲便会认真审读一番，再按照事先确定的原则，批准、不批准或者少批准。
他一笔一划写出的那张小小的二指宽的白条居然发挥着与比纸币更大的作用（仅有钱是买不到计划商品的）。据说，那时候在县城工作的白驹人，在从大丰到白驹的途中，那些了解父亲在新团供销社工作的白驹人便会在新团逗留，也有专程从白驹去新团找父亲的熟人，在家中有急需时，尝试弄些紧俏的糖烟酒之类，父亲在自己可以写批条和自己不能直接写批条时，都视情尽量给予帮助。
严格意义上，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权”了。然而，父亲却从来没有据此谋取过物质上的私利，比如，倒买倒卖“批条”或加价出售紧俏物资；也从不接受他人的物质或金钱馈赠（实际上也是受贿吧）；或者以此为手段拍马钻营或者拉帮结派；面对来人，甚至也从不露出“高冷面孔”，而是热情相待；父亲就是凭借这一个人的性格和品格，才很硬气地在供销社这个特殊的岗位上立足。
当然，在那样一种物资匮乏，所有人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里，因为这种熟人社会里并非聊胜于无的帮衬，父亲因此曾有不少的人缘，也获得了那些白驹老乡的感激。
如今回过头来说这些往事，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让人们通过对那个年代的生活物资分配方式的了解，体认什么是短缺和贫穷。作为计划体制的一部分，这些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我们这代人也都看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的日益丰富，那些票证及类似票证的批条，似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价值，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有些人怀念文革时代，想来不是蠢便是坏，也就是现在肉吃多了，腻的；饭吃饱了，撑的；如果让他回到那个时代，不说别的，就让他每月半斤猪肉、二两食糖、半斤食油试一试，整日饿得发昏，这些人就不会说那些胡话了。
70年代中期，因为父亲承祠过的叔祖母在改嫁15年后回到陈家索要所谓遗产，父亲代表家族表示了抗争。在那位已经任职盐城地委秘书的前叔祖母施加了不正当的压力后，父亲失去了支部委员的职位。
他内心肯定感到很憋屈，升斗小民如同蝼蚁，其命运也是在权力的操弄之下，如此而已。
除了在新团工作期间，父亲曾短暂借调到公社工作过外，绝大部分时间父亲待在公社供销社的中层管理岗位上。
他以积极肯干、业务熟练赢得了同事的尊重，同时也获得颇具时代特征的各种奖状、荣誉证书，甚至包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之类的奖状，也都在他的一摞证书中一并保存了下来，成为他工作积极肯干的见证。
在那极左的年代里，父亲作为基层商业单位的业务骨干和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一员，既没有成为造反派的一员，也没有成为被揪斗者和被批判者，不能不说也是奇迹。
在我看来，基层单位虽然也被政治运动所裹挟，但毕竟还有更多的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工作要做，那应该是百姓生存的最起码的要求了。
因而，一方面，那里的政治运动的激烈程度远不如那些没正事可干的单位；另一方面，父亲不擅长搞政治。他做人的原则，乃是从不投机钻营，当然也就不会无中生有，不会落井下石，混乱时代他成为少见的“逍遥派”，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做着他的本职工作。
这一点，包括因为工作他曾得罪过领导和同事，都对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几十年工作没有冤家，更没有对手。
到了1994年，父亲年届六十，从白驹供销社正式退休；就在这一年，我的儿子在海南出世，父亲与母亲兴冲冲地第一次坐飞机抵达南国，照看他们的孙子，冥冥之中，新一代的诞生或许与老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有某种关联，算是生生不息吧。
人际交往中的“耿直哥”
父亲小时候只读过二三年私塾。文化程度不高，字写得虽清楚，却不怎么好看。应该是因为后来从事的工作一直离不开文字、数字。
他平时有记录工作笔记、生活开支的必要和习惯，所以，写个工作简报、思想汇报、批判稿啥的，倒也流畅。偶尔会有不会写的字，他用别字或画个圈代表，意思也能连贯下去。
父亲中山装上衣口袋里也挂着一只钢笔，算是那时代标准的商业单位中层干部的标配。父亲不像二叔那样喜欢读《岳飞传》《杨家将》等古书，而是关心国家大事，没事看看报纸、杂志。
只是他看报时，需要读出声音来。小时候，我曾当面说过他，你不能不读出声音来吗？
后来才知道，这是错怪他了，以读的形式“看书”，是与文化程度相关的，是看的能力的一种辅助，就像我们最初看英文时，总是要读出来一样。现在真想有机会对父亲说声对不起。
80年代以后，在恢复职称考试的那会儿，父亲还兴致勃勃的参加过经济师中级职称资格的考试。
我上大学时放暑假回家，父亲不无遗憾的告诉我，他没有考取中级职称，还说，他看到有人互相抄袭了，结果考上了。
我不无揶揄的跟他说，你还考中级职称？初级就很不错了吧。长那么大，父亲第一次没跟我互怼。他没有吭声。事后，我还是隐隐感觉到了不安：我那天的回答肯定让他特失望，换作我们，考砸了，从小不也是希望得到鼓励，而不是取笑吧。
从那天开始，我知道原来强势的、说一不二的父亲随着孩子的长大而慢慢地改变，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退居到被决定者的地位了。
父亲说话经常得罪人，对家人、亲人尤其如此，在我们与父亲产生遇到问题争执时，母亲曾为此劝慰我们。
母亲说，常言道，一句话让别人笑出来，一句话可以让人跳起来。后面那句话可能说的就是你父亲。父亲对这句话并不认同，但也不以为然，想来，他自己也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人之间的负气和不睦日渐散去之后，留给人们的都是他的耿直和正直，这正是父亲最令人尊敬之处，也是父亲留给我们子女最重要的财富。
与父亲相处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没什么大事，但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中，不经意间却生了些罅隙。发生的次数多了，对亲情多少有些伤害。许多年以后，我们也才知道自己对父亲有些误解了，有时，是我们伤害了父亲。
与许多人一样，父亲从来不愿意“搁沾”别人，有人请他吃了一顿饭，或者送个礼物，无论如何，他会自己或唠叨着马上回请，或者，还回一件价值相当的礼物。
进一步而言，如果他请了别人几回，别人没有会请他，他也会嘀咕，这人是不是应该请客了。总体上，有亲朋上门，好生招待，吃好喝好，是他的第一原则。
晚年时，家里来了客人，家人正准备做饭，父亲会对家人说，为什么不出去吃呢，上饭店吧。
比如，哥哥在饭店点菜，客人说，差不多好了，够了。父亲会说，没关系，他是老板，有钱。
比如，在饭店招待客人吃饭，他看到满桌子菜后，会说，这菜没头绪，不好吃，还不如家里哩。
比如，姐姐陪着他搓麻将，麻将带了点彩头，牌桌上如果还有他的弟弟、妹妹，他总是会说，慧琳输了没关系，他们条件好。
说起来令人感到沮丧，这些在饭桌上反映他热情好客的客套话，让做子女的有时很尴尬，这些或许并非大是大非甚至无足轻重的表达竟然成了父亲与子女关系总是不那么亲近的重要原因。
从前，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中，母亲成为润滑剂，父亲与子女相处相安无事；直到母亲早逝，在父亲单独或者与子女们一起生活时，这种不愉快曾经让我们姐弟多有抱怨。
好在时间不长，父亲的弟弟、妹妹，我们的叔叔和姑妈，同时也是父亲的绝对粉丝，将他们对父亲的了解和理解，一一向我们说明、解释，子女们也逐渐发现了父亲说话或表达方式背后的逻辑。
其实，最为简单，最为朴素，那就是，待人以诚，自己或自己家人吃亏，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
他所说的，希望到饭店吃饭，或许，是希望更客气点待客。
他所说的，子女有钱，或许，是试图减轻客人的心理负担。
他所说的，这些菜没头绪，或许，是一种自谦的表达。
他所说的，慧琳输了没关系，或许，是一种幽默。
显然，父亲不是一个说话高手，他做不到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于是，在若干生活场景中，他选择了亏己不亏人，亏家人不亏外人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客套、自谦、幽默和期待。其结果，往往是让大家都不悦。
但是，所有这些，他自己不以为然，或者，他有所察觉，却基于个性很难改变。直到后来，慢慢地，他的子女们、他的弟弟妹妹们都了解、都接受了他。
可以想象，父亲的这种思维逻辑，再加上不会拐弯、不注意他人感受的的说话方式，在职场可能与有些人很难相处，因为在那里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去理解和包容，更不用说职场到处都存在可能的恶意或者借题发挥了。
1980年代从新团调回白驹供销社后，他重返百货门市部任经理，那也是他重要的工作经历吧，他严于律己，管理严格，待客以诚，一时间，位于白驹中心街东头的百货门市部成了白驹商业单位的一面旗帜，在价格双轨制下，那里也曾经风光无限。
蠢蠢欲动的商品经济大潮在不断发酵，供销社成为计划供应的最后阵地，最后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式微。然而，即便在风头正健的时刻，父亲也恪守了公私分明和廉洁自律的底线，从来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私利。
记得1983年左右，我们家买了一台14吋的彩色电视机，与所有人一样，同时搭买了40台电风扇，直到第二年，全家一起努力，才总算将最后一台电扇推销了出去。
同样，在工作中，父亲对下属的管理就得罪了不少本镇的老熟人，甚至包括同在门市部工作的自己的表弟，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总是批评表弟，他觉得这种批评是“以身作则”，表弟则觉得他是“胳膊朝外拐”。两人当然就合不拢了。
在最大程度上接受、包容、理解父亲的一定是母亲。母亲在世时，做子女的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彼此真正的互怼或者红脸。
但背后，则肯定藏有母亲独自撑起家庭而对父亲的抱怨；肯定也有家里揭不开锅时的泪水；有子女教育方法不一的矛盾；有大家庭复杂关系的处理方式的不同的争执，如此等等。
但是，父母相亲相爱相互尊重一辈子。这既是他们俩，也是做子女的最大的幸运和幸福。
夕阳中的“聋大爷”
母亲在1997年去世，年仅63岁，父亲在此后孤单的一个人走了近20年。在那些独处的年份里，父亲曾尝试续弦，也谈过女友。
然而，老年人之间的相处很实际，很物质。彼此难有真情袒露，更难有从前与母亲相处的那种相濡以沫。父亲在数度可能与人结合的最后关头，选择了放弃。
可能，这是宿命，也可能，做子女的助力尚且不够。只是顺其自然，却没有积极主动撮合。对老年人内心意愿，我们并未深究。这一结果，让父亲的晚年生活多了些孤单，算是一件遗憾之事吧。
根子上，做子女的，唯恐由此引发老年婚姻中常见的纠葛，在父亲表示犹豫时乐见其“不成”，多少还是有些自私了。
晚年，因为耳朵背，父亲获得了“聋嗲”的外号。有意思的是，他一般也听不清别人说他的不是，但却总能知道别人对他的赞扬。
这究竟是他能读懂唇语，还是好话的穿透力更强，或者干脆对不好的话装聋作哑，也未为可知。果如此，则可能“耳顺”之年后的一种情形吧。
父亲与家人，耳聋缠八，互相打趣，这成了父亲晚年和家人趣味生活的重要源泉。
父亲八十岁那年，我们姐弟为父亲操办了寿宴。父亲很早就为此做了各种安排，写下一串串长长的名单，有多年不走动的亲戚，有他在新团和白驹供销社共事多年的同僚。
在我们家，这样较大规模的请客活动并不多见。以自家作为聚焦的中心，或者借此机会收受一些财礼，从来没有在我们家发生过。有记忆的我们家发生大事时的宴请活动，从来都没有收受过客人的财礼，不揩公家油水，不沾他人便宜，是家风的底色。
父亲80的寿辰办得比较隆重，同样是与亲友同乐，同样是“今年过节不收礼”。父亲对此也倾注了许多热情，现在想来，父亲未必没有借此机会向所有亲朋好友“谢幕”的意思。
就在这次庆祝仪式中，父亲致辞，没说几句话，居然声音哽咽。说起他想到了早逝的爱妻，感叹母亲没有享受到现在的幸福生活。这令现场客人唏嘘不已。
父亲的晚年生活在我们姐弟、他的弟弟、妹妹的关照和呵护下波澜不惊，顺风顺水。偶有染恙，他自己就很在意，家人也都会得到及时安排他诊治。
75岁那会儿罹患食道癌，经过手术，得到了全面恢复。相比较年轻时的倔强，晚年的父亲性格变得柔和和温暖起来，言语间也多了许多幽默和自我解嘲。
而关心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的成长，不时提示家庭成员间，特别是对晚辈们成长的帮助、相互提携、就业或经济上关照，成为他晚年为大家庭建设最操心的事情。这应该是他生命历程中大家长意识的习惯养成吧。
从2015年春天开始，父亲的精神状态大不如从前，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那年六月，我乘高铁到合肥出差，刚出合肥站，接到姐姐打来电话，说在上海医院就诊的父亲生命垂危。就在一刹那、一瞬间，我脑袋发蒙，全身震颤，泪如雨下。
自母亲去世后，我第一次有这样一种来自心底的呼喊，不，不，父亲不能走，他可是支撑这个家的最后的存在啊。
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一人走过了母亲去世后的近20年，我对父亲的付出实在太少太少，我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父亲的存在——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情绪，他的孤独，他的需求。
而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关照到他的收入是否满足支出，对他生病时立马安排就医；但却也曾参与周围人对他是“聋爹”的戏谑，多少都有些不尊重。
在他需要人照顾生活起居做饭烧菜的那些年。有一段时间，曾帮他请了一位男护工，这遭到了他强烈的抵制，以致于他对那位护工不断挑刺、找茬，弄得彼此都不愉快。
现在想来，他自己内心的需求，我们并没有当回事，他在精神领域的孤独和无助被我们所忽略了。
有些时候，对他买了一些我们认为他不该买的物品表示不满。我们三番五次叮嘱他不要上当受骗，言语中多有不信任。对他多次表达的找个老伴的愿望，也哼哼唧唧并不积极和热心。对他在别人面前“炫耀”儿子的成就时，表达了不悦，叮嘱他“没必要说这些”。
这次，他不再反驳，他没言语，困惑不解中，有些失落……
那天在合肥高铁站，我没有犹豫，没出站，立刻买了返回上海的车票。高铁飞驰，窗外的景象一一闪到身后，父亲在我生命中的记忆也像这些景象一样在我眼前闪现，刹那间，是那样清晰，那样刻骨铭心——
我想起了孩提时除夕晚上，父亲总是轻手轻脚地在我们姐弟各自的枕头边放上小碗，里面放了几颗红糖果子和几片云片糕。那是他多年一贯的带有宗教仪式般的动作，据说这样孩子初一醒来时有吃的，一年内都不会饿肚子。一般情况下，我们佯装睡着了，一起配合和接受着这份来自父亲的呵护和暖心期待；
我想起了父亲自新团骑着自行车带我回白驹的场景，我人小，只能坐在自行车前面的大杠上，时间长了，两腿麻木，但有父亲依偎，内心却是一片充实和安详；
我想起来父亲喜欢喝点小酒，每年年末在家中喝了酒后，面红耳赤的宣布要开一次家庭会议时的严肃和我们姐弟并不认真配合的场景，场面有点喜感，仿佛就在昨天；
我想起了在高考的那几天，天气很热，父亲晚间在我身边摇着扇子，直到深夜，然后，开始搓洗我换下的衣服，多年前，他在新团供销社的生活，许多时候，也是这样，自己洗衣、做饭……
我想起了在大学二年级时父亲来看我，我在食堂多买了几样菜，父亲曾对我有轻轻的责怪，他说，钱不多，要省着花。我告诉他，我第一次拿到了一笔6元钱的稿费，他听了，比我还高兴；
我想起了父亲为我曾经的少不更事所受的委屈，想起了在我遭受挫折及不顺时几乎从没有过责怪，反而是包容和谅解；
我想起了父亲试图与我沟通思想时遇到障碍（说服不了我）时的欲言又止；
我想起了父亲对我在外工作后，取得一点进步后，他的那份溢于言表的自豪，甚至也包括向周围人的“摆谱”和“炫耀”；
我想起了父亲年轻时自新团回到白驹，便在小院的天井里与客人下象棋。他那输了一盘，坚决要求再来一盘的不服输的倔强。后来，到了50岁以后，遇到同样情形，他会抓抓头皮，自嘲的说，年纪大了，下不动喽。60岁以后，改打麻将了，与家人一起娱乐，他终于成了“老书（输）记”；
我想起了父亲在年届70岁时曾偷偷将我拉到一边，需要与我谈谈他的心事，诸如他的工资的支出分配，他近来的身体状况，他想到哪里去走走，等等，好像就从那时起，我们的地位好像发生了颠倒；
我想起父亲吃饭时一直总是爱给我夹菜，我知道，这是他表达感情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我并不习惯他的这种热情，但面对老人，我总是笑眯眯地欣然接受，我知道，他很在意我是否接受。
2015年7月中旬，父亲在经历了普通人的一生、同时也历经过艰难。晚景虽有独处，却也算得上顺意的岁月后离我们姐弟而去，去天国与母亲相聚了。有母亲与他相伴，照料他的一切，我们很放心，很安心。
去世前几天，他坚持着让我们将他自上海带回大丰，带回家。在大丰医院，直到拿出了三枚戒指，亲手交到我们姐弟仨手里，他才安然离去。据说，这也是将平安健康传给了我们仨。
在告别父亲的那几天里，我哭得很伤心。一个人坐在那里，也会悲从心来。失去了，才知道珍惜；离别了，才知道悲痛。
父亲去世，到如今已经6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柔光时刻”的投射，留存在我记忆里的，父亲的一生，父亲在工作原则面前的敢于担当和廉洁奉公，父亲在大家庭中所承担的父爱责任，父亲对母亲的万般柔情，都越发高大和伟岸起来。
相较之下，他从前的那些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容易得罪人的特征则越发模糊、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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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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