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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奥西 · 马斯特

人民作家V作者 人民作家 202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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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在线



栏目主编:李建丽
责任编辑:张亦怡
实习编辑:金海霞


中篇小说




寻找奥西 · 马斯特



江苏 | 周伟




D1

掺杂味精的日子

即使我活到三百五十岁(彭祖活了七百岁呢),那天的情形也还是会历历在目:

云层在飞机下铺开,谩无涯际。天早黑了,但视线仍然好得出奇,星星似乎很近。一对老外胖夫妻在我旁边打呼,妻子的胸脯起伏剧烈,而丈夫则是肚子,一浪高过一浪地把我推向舷窗。

我汗流浃背,浑身刺痒,痛感这世界上精神和物质严重失衡。这时飞机开始抖动,机舱里一下子亮了起来。一个黑人空姐过来叫醒胖夫妻,让他们系好安全带,还顺便朝我露齿一笑。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黑人,这一点我当然也不会忘记。

飞机越抖越厉害,舷窗外猛地光亮刺眼,我吓得叫出了声,定睛再看却是一座辉煌无比的城市。

天呐,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这的确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澳大利亚西澳州首府佩思。

出关口挤了很多人,前面有几个中国人被拦住开箱检查。我看见一袋味精被一个穿海关制服的人举得高高的,而味精的主人的则满脸通红地大叫:“味精!味精!”他为了让老外听懂,把味精发成“微惊”。但穿制服的还是在众目睽睽下撕开袋子,用手指沾了一点放在舌尖上,然后使劲眨眼,跟电影里鉴别毒品的情形一模一样。

我相信所有的老外都在等着他大喝一声或者一跃而起,他却茫然地看着他的同事。味精的主人这时又叫:“我说是味精嘛,你们还不相信!”好像那些人都听得懂似的。

我乘机把手推车推向一个闲着的通道,对那个海关官员说:“我没有东西要申报。”他在我和申报单之间兜了好一会儿,终于挥了挥手,也不知他听懂了我的英语没有。

走到和检查处并齐时,我看见味精的主人脸还红着,正努力把味精朝电饭煲里塞。味精是“莲花”牌的,电饭煲里还有成盒的“天使”牌避孕套和几条内裤。看来他东西带得挺齐,我只纳闷他为什么不顺便带一瓶臭豆腐乳来,那玩意保证一次就能把海关官员随便开人东西的习惯彻底改掉。

玻璃门在我面前自动滑向两边,异乡的土地扑面而来。各色人种的出租司机在凌晨两点四十七分一齐对我绽开笑脸。我无法回应他们,清凉的夜色直入心脾。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尽情地呼吸资本主义。那一天是公元一九九零年四月二十一日。

然后我掏出名片看了看,尽管上面的文字早已被我背得滚瓜烂熟:




奥西·马斯特

Aussie Master

澳洲移民事务所总裁(前联邦移民局高级官员)

反面是:

本事务所能为您解决与移民澳洲有关的所有问题,价格低到您难以置信,您所要做的只是向我们设在澳洲各大城市的分支机构垂询。

名片是我在北京得到的。一个年龄介于青年与中年之间的汉子和我一起在大使馆门外等了两天,他简直是个澳洲问题专家,我和其他人一致认为哪怕澳洲只向全世界发一张签证也非他莫属,可他就是被拒签了。

“他们没良心呀!”他的手指着澳洲大使馆颤抖,“你说哪个大使馆有这么大的排场?啊?他们钱赚足了!”

我没见过其他大使馆是什么样,签证到手了,我只想赶回去准备行李。但就这么走也说不过去,毕竟两天来他胸有成竹的样子给了我极大的激励。“一次签不下来不要紧,反正你近,下次再来。”

他绝望地晃着脑袋:“兄弟,跟你实话说了吧,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被拒签了。”

“第三次?!”

“我有移民倾向,被他们看出来了。”

“他们有什么权力说谁有移民倾向?”这话是我从他那里学来的,“有什么证据?”

“我认识奥西·马斯特呀。”他看着空虚,似乎自言自语。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奥西·马斯特。这名字听上去就顺耳,肯定是个大人物。

“他们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不!是彻底毁了!”他掏出一张名片,“这就是,看到没?他们没良心呀!盖这么好的房子,还不都是我们自费生的钱?”

我看着名片愣住了。“这就……移民倾向?”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兄弟,其实我这两天一直有预感你能签下来……你拿着吧,”他把名片拍进我掌心,握紧我的手说,“要是我没看错人,我出国的事就指着你了!”

我说了些让他放心、我一定会接他出去的话,可能还许诺了一些更具体的内容,因为当时我和他的手都在颤抖。但此刻,站在佩思国际机场玻璃门外,我却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承诺过些什么了,并不是我忘恩负义,而是面对此情此景你的感觉就是泰山顶上一青松,决不可能向婆婆妈妈降格。

我是等到味精的主人他们几个一道离开机场的。他们一致推举我坐面包车前排,显然,未经开箱检查就出了海关这一事实把我抬升到了他们无法企及的高度。他们在后面叽叽喳喳地埋怨又庆幸,我却注意到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首很好听的歌,嗓音独特,高低飘忽。那首歌在此后的几年中我经常听到。过了些日子我才知道那首歌叫做  Nothing compares to you——你无与伦比。

反正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首歌和我此刻的心情将成为我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部分。

醒来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城市没人。这个城市明明有一百万人口,但我们在街上转悠就是遇不到人!我不禁捏紧了口袋里的名片。

后来我才松了口气,原来他们到城外度周末去了。秋意已浓,他们抓住季节的尾巴尽情享受。我的第一反应是感叹飞机的奇妙,坐上去几个小时,你就从春天到了秋天。虽然书上说过,但没有切身感受就是不一样。

我想在写信报平安时这一点告诉所有的亲友,后来又犹豫了——说这些干嘛?他们之中文化程度低的还以为我是在吹牛呢。关键是得找到奥西·马斯特,等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也到郊外去度周末,并肯定有机会在山里或海边露天做爱,让微风把呻吟吹向远方。到那时,我自己也顾不上飞机是否能穿越季节的问题了。

旅店坐落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那几天除了我们几个就没其他人住。老板叫麦克斯,南斯拉夫人。他说的英语对我来说就像南斯拉夫语一样难懂。

他一直在楼梯下隔出来的办公室里正襟危坐,我们每次走过他都微笑点头。他坐的地方在中国是堆放煤饼或笤帚、拖把的,麦克斯让我们认识了资本家勤俭节约、平易近人的一面。

我好容易忍住了没向他打听奥西·马斯特的事,那几个同胞时时跟着我,掏名片出来风险太大。

其他客人出现后,麦克斯立刻把我们带到他的一处闲置的房子里,我们就由旅客变成了房客。房子居然带花园,尽管杂草丛生但确实长着一棵柠檬树,房子里有家具,甚至连床上用品都有。

起初我还纳闷他干吗不早点带我们来,被味精的主人一语点破:旅馆比房子贵,麦克斯把我们多留在旅馆半天也是好的。我顿时傻了眼,原来资本家也和我原单位领导一样笑里藏刀?

味精的主人姓姚,原先是一家生产“热得快”工厂的厂长。据他说他们厂的“热得快”卖得很火,并且已经开始向电饭煲领域进军。

他把电饭煲里的味精、避孕套和内裤掏出来放在桌上,“看,这就是我们的试销产品,我说我不要,他们一定要给我装上。我走的时候连退休职工都来送行的呢!”

“你们……”小徐犹豫了一下,“还试销避孕套?”

“试销电饭煲呀!你想哪儿去了?”老姚红着脸收拾避孕套,“这是我怕一时找不到工作……不是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去换点生活费嘛?反正单位里白拿。”

我们愕然。基本国策也可以生财?

老姚的地位顿时和我差不多了。他外语不行,过海关还遇到了麻烦,但对麦克斯的分析以及对避孕套的应用显示了他具有非凡的经济头脑,这正是90年代初大陆中国人极度缺乏的。

我们趁着避孕套掀起的热潮分析我们的优势:四人中本科生两名,大专生两名,如果每人拿出一个类似避孕套的主意,我们的前景岂止是辉煌?大家纷纷挽起袖子,豪情万丈地开始做饭。

老姚的试销电饭煲被我们先试用了,那天吃的是芹菜和包菜,为了不使生活水平与国内相差太多,我们只能拼命朝菜里放味精。除老姚外,我们都把味精发成“微惊”,洋味十足且其乐融融。饭后我悄悄地漱了口,尽管饭菜里并没有内裤或者避孕套的味道。

没过几天我就发觉我的英语有问题。名片上除了奥西·马斯特的名字外都是中文,而我却无法把它们翻出来,更要命的是我甚至不知道奥西·马斯特的性别——只怪我和那个北京汉子当时都太激动。

我把名片给附近奶吧老板看过,他一脸茫然。他妻子和其他顾客也凑过来看,低声却热烈地嘀咕了很久,然后疑惑地摇头。看来这个奥西·马斯特在他们国内知名度并不高。这也很正常,他们在自己家里过日子,移民局对他们来说就跟遥远的中国一样。

我的英语水平在语言学校分班时得到了证实。学校一共有九个班,我只够上三班,比初学者好不到哪儿去。

老师珍妮是个丰满且香水刺鼻的女人,年龄大约在三十到六十之间。珍妮说英语的词汇量是所有语言中最丰富的,要我们多背单词。几天下来,我发觉增加词汇量并不那么容易,因为珍妮对一个瑞士小伙子来了劲。

那小伙的确长得很帅,嗓音低沉,笑的时候眼睛贼亮贼亮的。珍妮开始魂不守舍,一对他说话眼睛就努力朝上翘,其实她的眼睛早不知干涩多少年了。我没心思看她扮情窦初开状,只希望他们能利用课间休息到卫生间去把那事给办了,时间长一点都无所谓,至少在得到满足后大家能相安无事地开展教学活动。

我希望的事大概没来得及发生,因为日本姑娘佑子插了一手。佑子身材五短,眼睛只有两条缝,而且牙齿错落得厉害,走路还严重的内八字。

最初佑子坐在我旁边,每逢珍妮对瑞士小伙发情,她就和我说话,然后开始用小学生那种端端正正的字体写纸条给我,一般是“太乏味了”“你认为这个话题有趣吗”之类的话,可有一天忽然变成了“用中国话怎么说‘我爱你’?”。

我还在疑惑,却发现她正用那双眯缝眼向我放电。我那时的确需要女人,可她这模样即使搁在国内的边远山区也绝对是困难户,我实在不愿被她电着。下一节课佑子就换了位子,第二天居然就坐到了瑞士小伙身边。

她积极投身于珍妮和瑞士小伙的谈话,并和珍妮一道把话题朝瑞士方面引:银行、奶酪、滑雪、手表,甚至瑞士青年未婚同居的费用怎么分担等等。到了五、六月间,我对瑞士已经熟悉到了这个程度:能够在半夜潜进去天亮前溜出来,还保证做到不随地大小便——珍妮组织我们讨论过公厕建设问题,重点当然是瑞士的公厕。

佑子之后加拿大小伙彼埃尔坐到了我身边。彼埃尔的英语和我的一样糟,因为他来自魁北克。我纳闷他干吗跑那么老远来学英语,他轻描淡写的回答让我痛苦得揪心:“我以前没来过澳洲。”资本主义的人就是这样活的!我顿时为至今没在大街上见到奥西·马斯特的事务所的招牌而焦急起来。

大概是东西方人的审美观的差异,或者是东西方人想换个口味的愿望没有本质差异,瑞士小伙开始对佑子有意思了。他们在课间休息时挨得很近吃饼干,佑子还给他带自己做的寿司,就在休息厅里把保鲜膜一层一层地打开。我平时从不在课间买东西吃,那天却破费一澳元买了两块饼干。

彼埃尔叹息一声,“佑子长的真漂亮。”“她漂亮?”我愣住了,“那么小的眼睛!”“那才性感呀!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美丽的眼睛!”他说。

我朝那边望过去:佑子正把最后一块寿司捧向瑞士小伙的嘴边,由于根本没有了眼睛,她此刻看上去真是一脸幸福。我忽然后悔那天没回答她的问题,过了一会儿才发觉饼干全粘在牙龈上了。

更糟糕的是珍妮,回到教室时她已是晚景凄凉的模样,发现大家在等她开口,一时间竟然手足无措。我想帮她摆脱尴尬,想起了老姚早就问我的问题:“味精用英语怎么说?”

珍妮朝我一个劲地眨眼,忽然来了精神。她搬出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列举味精对人体的各种危害,然后赞叹澳洲禁止使用味精的英明。

“日本人发明了味精,”她眼角瞟向佑子,“制造了许多麻烦,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发明这种无用的东西。”她对日本的谴责多少唤起了我的同感,我第一次在课堂上谈笑风生,事后才发现关于味精我只记下了MSG。

“MSG?”老姚说,“这个词怎么这么怪?”我解释这不是一个词,这是三个词的缩写,三个很复杂的词,代表过敏、心跳加快和呼吸急促,你记住MSG就行了。老姚把汉英、英汉词典排开,他们都凑过去帮他找,最后老姚恨恨地把词典塞给我。

词典上没有MSG,而且过敏、心跳加快和呼吸急促都不是以字母M、S、G打头的。他们一齐斜着看我,我看到我的学者形象訇然倒塌。

味精制造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英语水平败露后,我不得不处处迎合他们的趣味。那天我们几个正在烧菜,小徐和小董仍然使劲叫“微惊、微惊”,老姚忽然出现在厨房门口:“你们没有其他话说了?啊?无聊不无聊?”我赶紧背过身去,小徐却说:“怎么能不无聊呢?到处都是大奶子的女人,想摸一下又没那个胆量,无聊得我天天跟自己玩。人家说这样最伤身子了。”

我和小董刚笑老姚就喝道:“你不仅无聊,简直无耻!”

但小徐没发火。“哟,老姚,我们这是在哪儿呀?请注意,我可没漂洋过海还带着避孕套!”他居然带着微笑!

“你?!”老姚的脸红了,“请注意,那是我的味精!”小徐的手还僵在空中时,老姚猛地转身走了。

老姚的激烈是可以理解的。到澳洲好一阵子了,我们四个人没挣到一分钱,支出却一点都降不下来,再听到催促放“微惊”的叫声,怎不叫老姚火冒三丈?此后几天大家都没好意思再用老姚的味精——起码我没用。

澳洲的肉类腥骚得很,而蔬菜硬是有股中药味,缺少味精实在难以下咽。小董悄悄告诉我和小徐:威廉姆斯大街上一家越南人的小店里有卖味精。开始我纳闷他干吗要这么神秘,后来才明白是价格因素在作怪——一袋味精比国内贵了二十一倍!

威廉姆斯大街是佩思的Chinatown,其实那儿只是零星的有几家中餐馆和华裔人的杂货铺。我在那一带找过工,一开口他们就拼命摇头摆手,硬是连话都说不上。

小董会说广东话,成天在威廉姆斯大街转悠,经常精神抖擞地回来,对我们的提问笑而不答。他果然最先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杂货店里发豆芽。我们正羡慕得跺脚,他却说有一份更好的工作要在最近见分晓,还包吃包住。我们纷纷要求他引荐,即使是他看不上的发豆芽我们也不嫌弃。

他逐个审视我们,“可你们……不会说广东话呀!”我们于是意识到了中国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得到了简化:中国不是分为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块,中国只有两块——说广东话和不说广东话。

小董的成功迫使我们仨加快了找工的步伐:小徐想找一份清洁工工作,半夜上班符合他的生活习惯;老姚主要关心农场临时工,他估计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不用说很多英语;我则揣着名片到处转悠,想找工作,但更想找到奥西·马斯特。

城市海滩(City Beach)是片富人区,家家码头上都拴着游艇,直觉告诉我奥西·马斯特就应该住在这种地方。

印度洋蓝得像蓝墨水,海浪不高不低正适合散步。我试图体会一下古希腊哲学家海洋性思维与中国先贤大陆性思维的差异, 但工作问题、学费问题、债务问题、语言问题、奥西·马斯特问题接二连三地冒出来。看来澳洲不适宜产生深刻的思想。

我走了很远,一阵突如其来的香味击中了我,肠胃顿时上下翻腾。一家旅馆的餐饮部外面,一排金黄色的炸面包圈扑面而来。

“两澳元五个,自己拿吧!”

是一个胖厨师在窗口朝我叫,“你能过来付款吗?谢谢。”我这才发觉自己已经对面包圈端详了好一会儿了。我捏紧口袋里的硬币,朝窗口挪动脚步。店里坐满了人,两个女招待穿梭不停。“对不起,我这里实在太忙。”胖子歉疚地笑道,“你可以多拿一个,这是纸袋。”

“你需要人手吗?我正在找工作。”我忽然说,连我自己也没料到。

他一愣,我以为又将听到客气而冰冷的拒绝,一件白大褂却飞进我的怀里。“但你得现在开始,我不能再等了!”他扭头叫道,“芭芭拉,告诉他怎么炸面包圈!”

炸面包圈大概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工作,这边进去那边出来,芭芭拉提醒我别忘了撒上“成千上万”。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成千上万”就是撒在面包圈上的花花绿绿的小颗粒。

这种叫法听上去很孩子气,可我太喜欢了。

印度洋此刻就在我眼皮底下拍打出成千上万的浪花,奥西·马斯特可能就在附近,碰上他(或者她)我很快就会真正地成千上万,更重要的是我出国后挣的第一笔钱就和成千上万联系在一起。好兆头呀!

收工后胖子搬出工会规定给我制定工资标准,“我理解每个人都想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注意,这里出现了百万这个词),但我们得按规定办。如果你没有异议,那我们现在就吃饭?”

其实他即使只给一半我也会立刻答应的,何况还管饭呢!吃饭时我知道胖子叫比尔,芭芭拉是他妻子,另一个女招待,玛格丽特,是他们的女儿。我呛了一大口——玛格丽特看上去比芭芭拉起码大三岁!

“你们听到他说什么来着?”芭芭拉尖叫起来,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而伴奏音乐正是我踏上这片土地后听到的第一首歌!

饭后玛格丽特走到水池边低声说:“她看上去比我年轻三岁?你没问题吧?我今年才十七!”她扔下盘子走了,晃动髋部像只豹子。外国女人在我面前争着扮年轻!而且是母女俩!这情形导致我在回家的一路上拼命回忆那首歌的旋律。

我的同胞们没有分享我的喜悦。没进门我就听到了小徐的叫声:“不就一袋味精吗?丢人的不是我,是你!”老姚吼道:“一袋味精怎么啦?你不是成天用那样的语调说‘微惊、微惊’吗?不是我抓到你你根本不会承认你用过!”

原来是小徐偷用老姚的味精被逮了个正着。我立刻加入小董劝架,异口同声地说为一袋味精不值得闹成这样。“不!”老姚架住我们的手,“这不是一袋味精的问题!我们这是在哪儿?西方国家!即使是我看过的报纸我不同意别人也不能看!我外语不好但这个我懂!”

“好、好。我当着老周和小董的面承认,我用了,是偷用的。”小徐掏出一张十澳元纸币拍在桌上,“够了吧?这袋味精算我买下了!”

“休想!我知道这里味精多少钱一袋!你也知道!我就要味精!”

商店早已关门,小徐拉着疲惫不堪的小董敲开他老板家的门买了一袋。我说我也出点钱,就算大家一起买的。小徐拦住我,宣布只要找到地方他马上就搬走,因为“到了海外更显出中国人的丑陋”。

老姚冲小徐的背影“哼”了一声:“中国人是丑陋,可他也不英俊!”他把新味精竖在锅台上,与老味精遥遥相对。看着他摆放的认真劲我心里直犯嘀咕:他怎么到澳洲来和味精飙上了?

小董说他也要搬走。他一再强调这与味精无关,叫我们别多心。其实我们都清楚他迟早会属于另一半中国。

倒是小董一退出,我就成了老姚、小徐争取的对象。他们分别找我谈心,总的意思是我这个人虽然说话比较大,但没有坏心,愿意的话就跟他们走。

我嘴上说着留恋不已的话,心里却已拿定主意:我有了工作,工资是按工会标准给的,兜里还揣着奥西· 马斯特的名片,我老跟你们呆一道干嘛?

麦克斯没料到我们这么快就搬走,脸拉得老长。我怕他扣我们的押金,把我所掌握的词汇全部用来夸他移民澳洲决策的伟大,岂知这下触到了他的心病——他成年的孩子还没申请下来,而战争已经在他家乡打响。

“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可移民局的那些狗娘养的什么都没干!”老姚他们一取回定金就争先恐后地走了,我乘机掏出奥西· 马斯特的名片向麦克斯打听。他盯着名片看了半天,眼镜拉下来又掀上去, 最终瞪着浑浊的眼珠说:“没地址、没电话,你上哪儿找?”

血一下子涌上我的脑门。麦克斯一语道破我心里嘀咕已久的问题,这个奥西· 马斯特谱也摆得太大了!

“移民不容易,太难了。”麦克斯说,“不过我还是祝你好运。行,我该锁门了。”

他走了,留下我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路边。马路对面的大草坪上,几个大孩子在踢橄榄球。声音总是比动作慢半拍,完全没有真实感。

这可真他妈的是一个辽阔的国度,辽阔得我犯晕。

彼埃尔下楼来为我搬行李。他一直抱怨房租太贵,想找人分租,我来了他高兴得屁颠屁颠的。进了屋我才发现他是和另外两个外国青年住在一起。

英国女青年玛瑞德丝,独自旅游时遇到了阿根廷男青年费尔南多,两人就一起住下了,后来才招来了彼埃尔。费尔南多跑过很多地方,光是西藏就去了三次。

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在彼埃尔炸苞米花欢迎我时,费尔南多趴在玛瑞德丝腿上让她给梳头。“噢!”他大叫不已,一团团金黄色的头发被玛瑞德丝从梳齿间拽出。“我是在西藏养成不梳头的习惯的,不信你问这位中国朋友。”他指着我回答玛瑞德丝的埋怨。我虽然没去过西藏,但直觉告诉我他比我还能白乎。

彼埃尔放下苞米花就忙着去抱玛瑞德丝,吓了我一跳。玛瑞德丝专注于为费尔南多梳头,有点不耐烦地说:“哦别,彼埃尔!”

晚饭简直糟透了。他们把牛排放在平底锅里煎了不到半分钟就血淋淋地朝嘴里塞,玛瑞德丝居然连盐都不撒。“盐会导致心脏病,你不知道?”

牛排实在不能吃,我只好到楼下快餐店里买了一袋炸薯条。我朝薯条上挤番茄酱的狠劲吓得那个伙计直眨眼。汽车站牌后散发着尿骚,我只好绕着大楼边走边吃。真该和老姚或小徐中的任何一个走,以中国的方式烧菜,并且放味精!

对中国菜的思念使我驻足。我惊讶地发现天已黑透,我甚至失去了威廉姆斯大街的方向。

我上楼对他们说他们的吃法我不习惯,我今后得自己做着吃。他们面面相觑,忽然一齐叫道:“那我们可以尝到中国菜了?!”我一愣,彼埃尔趁这工夫把玛瑞德丝拽过来吻了一下,这回他吻到了她的唇。

上床已经很晚,彼埃尔依然兴奋不已,“你不觉得玛瑞德丝很性感吗?”

我说:“我记得你说过佑子很性感。”

“啊,当然。我当然说过。她们都很性感,你不喜欢她们?”

我没法回答。看来他是那种只要是个女人他就觉得性感并立刻就喜欢上的人。

“你看上去不太高兴,怎么啦?”

我说其实她们性感不性感并不重要了,她们现在都有主了。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佑子我没有把握,因为我对东方人始终吃不透,但玛瑞德丝对我是有好感的。知道吗,我搬进来的时候他们还没睡在一起呢?”

我想说问题是你搬进来之后他们睡在一起了,好感不好感顶个屁用。但我得先在心里把这话翻译出来,就在这时传来了一种非人的叫声。彼埃尔猛地捶床:“噢!他们又来了!” 我一惊,然后听出是玛瑞德丝在叫,“对”和“不”掺和在一道,还有拖得很长的“噢——”

那边显然在进行着剧烈的动作,时间却在我们这边凝固。我莫名其妙地哆嗦起来,不得不咬紧牙关。在叫声的间隙中,我听到自己体内血液奔突得砰砰有声。他们像是在杀人,而且杀了好几次,可我一直认为这只应该是呻吟的事。

我果然听到了隐隐的呻吟,但就在身边,扭头看时,彼埃尔已经不见,被压抑的呻吟鼓捣得毯子既微微颤抖又剧烈起伏。时间再次凝固——那晚的时间的确是走走停停,丝毫没有流畅感。许久,彼埃尔从毯子里钻出脑袋,双目紧闭,喘得如同刚进站的蒸汽机车。我开始思考他们之间怎么会有如此的感应,结论是人种的差异实在太大。

彼埃尔竟然就这么睡着了,嘴巴张着,看上去苍老无比。我完全没了睡意,而明天我既要上学又要打工!我光着脚丫到卫生间坐下,想理清思绪,可玛瑞德丝的奶罩、短裤就在旁边挂着,鼓鼓囊囊地令我心猿意马。我使劲在奶罩上捏了一把,它立刻恢复了原样,但那是海绵的弹性,和实物的感觉完全不是一回事。

门忽然打开,玛瑞德丝一丝不挂地冲进来,“噢对不起,但你没锁门。”我惊讶得说不出话。她又说:“他不喜欢用避孕套……请你快一点。”中间有一句我没听清,她随即退了出去。

虽然那只是短暂的片刻,但她的全裸形象将永远镶嵌在我的脑子里:白得刺眼的身躯、下垂的奶子、浅褐色的体毛纷乱而茂密、宽得令人吃惊臀部。它们至今依然凹凸分明,似乎伸手可及,但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我心跳得厉害,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后,猛地把门拉开。

但她没在客厅!

我后来怎么都想不起来自己是如何回到房间的,再定下神来时,面对的又是彼埃尔张嘴的睡态。我赶紧躺下,紧闭双眼,玛瑞德丝的话我想起来了:“I don’t want to get pregnant。” Pregnant?pregnant是什么来着?怀孕!对!就是怀孕!她那么宽的臀部足够让三个小孩并肩出来,说不定三个都是女孩。

因为她不吃盐将来她们都长着宽宽的臀部身后能跟几十个小伙子这一夜肯定全毁了。我记得我长叹了好几次。岂知第二天半夜我拖着疲惫双腿回来,在楼梯上迎接我的又是她的嚎叫!

我对彼埃尔说我必须搬走了。他瞪着我,嘴巴张了好几下,终于说:“租(他们发不出‘周’,都发成‘租’),和我们住在一起有什么不好吗?”

我说文化差异太大。其实我想说裤裆里差异太大,但我的英语还没到达那个水平。

“那我怎么办?”他叫了起来,“房租太贵了!租,你知道我没有工作!”

“不是‘租’,是‘周’!”我说,“起码你有玛瑞德丝对你的好感。”

“你知道情况是怎样的,你知道得很清楚!”他急的直甩手,见我不回答,忽然说,“好吧,我和你一起搬!”

“什么?!不、不,请别那样。”我拼命找词,“我……我要和中国人住在一起,我们都用……MSG!”

“你已经找到地方了?”

我被他问住了。

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影响了我的搬家,它还带着一支特混舰队。满街找乐子的美国水手使整个城市忙得像过年一样。比尔要我每天工作,上午就去。钱的诱惑使我逃学了两次,但想到学校出勤率关系到签证,我最终还是在放学后花近一个小时赶到City Beach,再一口气工作六到七小时。

中午我躺在学校休息厅的沙发上睡觉,引起外国同学侧目,中国学生却围上来打听如何找到工作、工资多少等问题——疲惫不堪是令中国自费生羡慕不已的状态。我怕招人嫉妒,只说是跟老外住晚上睡不好,来自北京的女同志肖燕立刻说她有地方让我住。

肖燕三十多岁,大嗓门,爱笑,就是从来不说一句英语,老师逼着也不说,是学校里的一绝。她的房子就在学校附近,而且租金低得惊人。我跟她去看,其实就是在客厅的地板上放了一张拣来的床垫。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叫车搬家。

下午再进教室的时候,我轻描淡写地通知了彼埃尔。

他悲哀地摇头:“你没注意这两天玛瑞德丝没叫?”“那说明什么?”“我和她谈过,请她注意中国人不喜欢性的事实。”

“我们不喜欢性?我们那么多人口哪来的?”趁他瞠目结舌的当口,我郑重宣布我们是喜欢性的,只是不喜欢叫。他张开嘴巴的模样看上去真的很老。

和肖燕同住的是一个叫杰克的上海人,他们也不时弄出些动静,客观地说比国内的响,但远不及玛瑞德丝。北京和上海之间其实一直存在着某种敌意,但他们为了性把一切地区偏见都弃之脑后。他们的声响使我油然而生民族自豪感,因为他们用行动驳斥了彼埃尔的一派胡言。

说来也怪,在搬出来后的最初几个晚上,我竟一直担心彼埃尔对玛瑞德丝说的话会影响她的兴致——那么宽的臀部,三个小孩并肩出来一定很壮观。

我真正的工作是晚上在厨房打杂。炸面包圈只是在周末下午偶尔为之,前提条件是风和日丽,但地中海式气候的阴雨天都集中在冬季,看着印度洋炸面包圈的好事在一次之后就成了永远的梦。

比尔待人还算厚道,但芭芭拉和玛格丽特的关系不融洽。“你看不到我这儿忙着吗”,或者“我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工作!否则其他人干什么”,她们轮流对比尔大声说,比尔只好伸手拦住下面的话,“OK,OK,我来、我来。”然后和我一起累得人模狗样。

自从我夸了芭芭拉年轻,我一上班她就哼我喜欢的那首歌,还朝我挤眼。比尔说:“有客人在的时候你就不能不唱?”“这可不能算是唱!再说大家都喜欢,你怎么啦?”芭芭拉白了他一眼,继续哼道,“Nothing compares,nothing compares to you——”我就是从她那儿得知这首歌的歌名和它的原唱的。

玛格丽特不唱,但总是问我要烟。“我能抽一支你的Long Beach吗?”我自然说可以,但她抽的也太邪乎了,一晚上竟然要了四次。比尔终于说:“玛格丽特,你该自己买。”

“那你该给我增加工资。”玛格丽特对我说了声“多谢”,抽着烟一扭一扭地朝外面去。“你结婚了吗?受够了吧?”比尔拍拍我的肩,黯然离去。霎时间我充满了毫无理由的温暖。

美国水兵带动了全体市民大把花钱,航空母舰离开的那天,整个城市都在庆祝美国人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尽管澳洲早就宣布自己是无核国家,连核电站都不建一个,可他们就是对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怀着那样的感激,完全不顾它装载的核武器足够把这个城市摧毁三百遍(佑子和瑞士小伙计算的结果)的事实。政治这玩意的确令人费解。

我工作到很晚,玛格丽特早走了,我只好等着搭比尔的车。他们邀了一些朋友来喝酒,我听不懂他们的谈话,但只要给我倒酒我就喝。芭芭拉把我介绍给克劳迪娅——旅馆部的经营者,并重复了我夸她年轻的话。

克劳迪娅立刻来神了:“你说我看上去多大?”其实她并不年轻,但我只能说你看上去和芭芭拉年龄相仿。“噢!美国水手们怎么没看出来?”她们笑得前仰后合。“他真可爱!”克劳迪娅用眼角勾着我,“我不介意换个口味,真的。”

这句话我听懂了,脸上顿时火辣辣的,赶紧端起杯子喝酒。她们笑得更加放肆,好一会儿才止住。说实在的,她的年龄、相貌、皮肤以及臀部的宽度与玛瑞德丝相去甚远,但我的目光老朝她那边飘,拽都拽不住。有人叫她去接电话,我紧张得浑身哆嗦,然后鬼使神差地跟到了外面。

那天有点月亮,海浪在黑黢黢的洋面上搓出白色长条,在滚动中互相连接又断开。涛声中似乎夹杂着克劳迪娅的声音,但我不能肯定,也无法判断声音出自哪个房间,更糟糕的是我不知自己该站哪儿——站在暗处她看不到,站在亮处又太露骨。

我在海滩和旅馆部之间不知走了几个来回,忽然发觉电话声彻底消失。我赶紧在不明不暗的地方站好,她却没有出现。难道我刚才听错了,或者是旅馆部有另外的通道通向餐厅?

海浪的拍击声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我似乎在印度洋里泡了一个世纪。就在我踮着脚朝餐厅里打量时,她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是你吗?怎么在这儿?”

我怔怔地说不出话。“想家了?”她又说,忽然咯咯地笑了,“要不就是在找我?”

“我……就是在找你。”我的嗓子紧得几乎发不出声。

“哇?!”她轻轻地叫了一声,“这可是我有生以来听到最直接的回答。什么事?”

隔着两米左右的昏暗,我感觉到她忽然绷紧了,可明明是她说想换个口味的呀。“我在找一个人,”我掏出奥西·马斯特的名片,“说不定你知道。”

“一个人?!”她接过名片犹豫了一下,“来吧,让我们看看这是个什么人。”我跟在她后面,告诫自己今天不可造次。时机不对,一会儿打个哈哈就走人。

她的办公室并不奢华。她没坐下,弯腰凑在台灯下看那张名片。“奥西·马斯特,奇怪的名字,他,还是她?”“我不知道。”“这上面说什么?”“关于移民的事。”“移民?”她摇头,“从没听说过这么个人。”

我接过名片,“那,谢谢了。”

“等一下,你就为这张名片找我?”她歪着脑袋打量我,“那就表演过头了。”就在我不知如何反应的时候,她把我推向沙发,“得了。”

她在我身上乱扑乱抓,我还没真正到位她就开始颠耸,但她呼出的气味阻止了我的发展并使我溃不成军。“噢不——”她继续着骑兵的动作,喷出的气息愈加臭不可闻。“我听说东方男人快,但没料到这么快。”她最终幽怨地说。

我胡乱把自己塞进衣服里,“很久没有……也许下次……”

“你结过婚的,对吗?”她瞪着我。

我一愣,随即明白不会有下次了。在独自回餐厅的路上我说出了声:“有什么呀?叫得根本没玛瑞德丝响,还说我快,也不想想自己的口臭!谁稀罕下次?呸!”

美国航空母舰带走了人们上饭店吃饭的热情,也带走了我的工作时间,比尔终于沉下脸说以后上班得等他通知。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没有一分钱的进项,我这才理解了为什么他们抛弃了民族尊严还那么兴高采烈。

学校在这时重新分班,珍妮让瑞士小伙、佑子和彼埃尔都升到四班去了。我也想去四班,可珍妮认为我还得在三班呆些日子。见我迟迟不说话,她说:“怎么?不愿和我在一道?” 这回她的眼睛冲着我朝上翘,我想起了克劳迪娅用过的词“over acted”——表演过头。

不管怎么说,在学期过了十五周(一共二十周)的时候,我的情况绝对谈不上令人满意:工作若有若无、语言依然磕巴、睡在人家客厅的地板上、银行里的钱只够学费与生活费之间的一项、没有奥西·马斯特的任何消息,并且,美国和伊拉克摆开的打仗的架势。

我开始省略午饭——不是真正省略,只是不愿看到肖燕午餐的丰盛。我带上抹好花生酱的面包片沿着天鹅河走。河边景色很美,有时能看到鹈鹕在离岸很近的地方捕鱼。它们专心致志,旁若无人,令我百感交集。中国的先哲们认真讨论过鱼的乐趣,似乎那就是乐趣的典范,可在这里鹈鹕的乐趣显然大于鱼的乐趣。没办法,这里不归中国哲学管。

没料到老姚会在我啃面包片的时候忽然出现。“老周!哎呀好久没见!你没吃菜?哈哈,我正好给你带来了!”他隔着灌木丛向我托举起半棵花菜。

花菜是他从农场带回来的,据说整棵比篮球还大。“先在水里焯一下,炒的时候加盐加味精就行!嗳,你笑什么?”我是笑他走到哪里都离不开味精,但不好意思直说。“你老远跑来就为告诉我朝花菜里加味精?”“哎呀什么呀!我来跟你商量事的!”

老姚准备黑了。他为找工作耽误了上学,下一期签证肯定没指望了,可他就在这时找到了工作。他在农场没人说话,于是想到了我。“用不了半年就能把出国的所有费用挣回来,绝对不用半年!”

那时候我正担心我的债务今生今世是否能偿还,听到这话我赶紧掏烟,手却碰到了奥西·马斯特的名片。我愣了一下,猛然清醒:必须保住签证,直到与奥西·马斯特见面!

“你,没烟了?”老姚眼巴巴地等着,然后看出我的犹豫,“嗨!那你出国欠的债怎么办?你说!”

我看着从容捕鱼的鹈鹕,打定了去东部的主意。

学期结束,我的出勤率居然比澳洲政府的规定差了一个百分点。我的脑袋顿时炸开了,债务、飞机票、亲友们充满期望的目光在我眼前团团飞舞。该死的美国航空母舰,是它毁了我的一生呀!珍妮看出我的不对劲,“租,你怎么啦?”我指着出勤证明说不出话。“明白了,”她叹道,“让我试试能为你做点什么。”她走后,同学们纷纷上来和我道别,给我留下遍布全球的地址。瑞士姑娘妮可拥吻我时还流了泪,她是我们班后半期里最漂亮的女孩,但她的吻没带给我任何感觉——我只顾朝办公室那边瞅。

珍妮终于出来了,把一张出勤合格证明递给我。“的确不容易,但我为你办到了。”

我的心一下子恢复了跳动,“珍妮,太谢谢了!可以吗?”

她让我拥抱了她,“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我欠你的情。”她又翘起眼睛看我。我明白她是指佑子的事,她浑身的香味一下子变得柔和起来。

我挽着珍妮走出学校,游行队伍正朝这边过来。海湾战争箭在弦上,焦虑的市民们放弃了周五下午的出游。游行队伍最前面是个大条幅,第一个单词我就不认识。珍妮解释那个词是“妓女”,整个条幅的意思是“妓女要和平”。我差点笑岔了气,珍妮嗔道:“怎么啦?妓女难道不需要和平?”“需要、需要。”我干脆又拥抱了她一次。

老姚赶回来为我送行。农场的天气在五个星期里把他整成了棕色人种,还顺便整出点拿腔拿调的澳洲口音。他要我千万与他保持联系,“我可以一直在农场呆下去,但既然到了澳洲,我也想看一眼歌剧院呀!”他送我一包橙子,是他亲手采摘的,然后颤巍巍地掏出一个塑料袋——小半袋莲花牌味精!“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老周,过去的事你别放在心上。我……唉,我现在不是厂长啦!”

火车即将进入南澳时,我去卫生间洗澡,出来时桌子上的橙子不翼而飞。我赶紧找列车员,原来橙子是被他们没收了——南澳的法律禁止西澳的农产品入境。

看来各类关卡总是和老姚或老姚的东西过不去,我在下车前把味精扔进了垃圾箱。

这下该有点起色了。我想。


D2

转 折 点

我独自坐在阿德莱得火车站台上,北上的火车得等到天黑。风从站台尽头吹来,在我的行李旁形成旋涡,使劲朝水泥地里钻。我的箱子比出国时还瘪了些,显然,我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一无所获。

奥西·马斯特对我眼下的状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张名片没派上任何用场,甚至影响了我上学、打工。我不禁自问:继续寻找这个人还值得吗?但北京汉子面如死灰、浑身颤抖的样子又浮现在眼前。他不可能是装出来的呀。

我把行李存了,随便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一直乘到海边。

一下车我就听到了“你无与伦比”。循声望去,这首歌的原唱Sinard Oconnor从海报上冷冷地注视着我。她的形象我在芭芭拉的CD封套上见过——一个光头的冷艳女子,但海报突出了她忧郁的蓝眼睛,歌声就在她碧蓝的眼睛里载浮载沉。

我不知该带着怎样的心态来与她对视:我踏上这片土地就听到这首歌,现在它又跟着我从印度洋到了南太平洋,但半年来的生活告诉我它不一定是好兆,就跟奥西·马斯特的名片一样。

“拷你叽哇!”

我一愣,原来是唱片店的老板学着日本人的姿势朝我鞠躬。“别拷你叽哇,”我说,“我是中国人。”

“真的?但你英语说得不错。”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夸我的英语,而且他显得心悦诚服,“我们把所有的存货都拿出来甩卖,这是你的机会!你是音乐迷,一看就是,对吗?”

其实我算不上音乐迷,不过反正我也没别的地方去。

看到“你无与伦比”的歌词,我傻眼了。这首歌唱的是一个被抛弃的女人对那个男人的思念,而且到了神情恍惚语无伦次的地步,我却一直把这首歌当成精神支柱似的供着。你说她都被人抛弃了还唱那么好听干吗?

“好嗓子,不是吗?”老板骄傲地说,好像是他自己唱的似的。

“可是……她的男朋友离开了她!”

“那有什么?她会有新男朋友的,我们难道不都想成为她的男朋友?”他憋着笑等我先笑,但我那会儿笑不出来。他只好把笑咽了回去,“你是个严肃的人,旅游者中严肃的人可不多。”我告诉他我不是旅游者,我是学生。“到澳洲来当学生?”他叫了起来,“你开玩笑,澳洲有什么好学的?土著文化?你来澳洲就应该找个海滩躺下来喝啤酒,除此之外,澳洲还有什么?”

我说不出话,因为他说的正是我的感觉。“怎么?你不选几张CD?”他说。我发觉自己已经到了门口,只好说我先到海滩上转转,过一会儿回来买。他叹道:“行、行,不过最好别耽搁太久,我着急找个姑娘一起到海滩上躺着呐!澳洲经济完了!除了啤酒就没有任何生意!我干吗要成天累得像条狗似的就为纳税?”

他的话让我琢磨了很久。我到了澳洲,就像他开了唱片店一样;他没成功,现在准备到海滩上躺着,我呢?我还没取得成天在澳洲海滩上躺着的资格呐!

我忽然扭头朝回赶,唱片店老板老远就咧嘴笑了,“不急、不急,我多着呐!”我气喘吁吁地把奥西·马斯特的名片递过去:“知道这个人吗?”

“奥西·马斯特……奥西·马斯特,”他嘀咕着,“好耳熟啊,好像以前有一间办公室叫这个名。”

“对!对!在哪儿?”

他摇头,“他们搬走了,我已经长时间没见他们的招牌了。”

“可是,他们以前在哪儿?说不定那里有人知道他们的去向呢!”

他眼睛转了半天,“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记性不好——我还以为你是回来买CD的呐。”我只好让他给我拿一盒Sinard Oconnor的磁带,其实此时我对这首歌已经有点犯怵了,但我对其他歌手一无所知。

就这样老板还不太满意:“磁带就磁带吧,聊胜于无,我该高兴才是。谢谢。我建议你到市中心去打听打听,没准有人知道。祝你好运。”

阿德莱得并不繁华,市中心没有奥西·马斯特事务所的招牌。我问了几个人,他们却反过来向我问这问那。我一急英语就结巴,这反倒激发了他们的热情,一时间我身边居然围了五个人。

我终于相信唱片店老板是对的——奥西·马斯特事务所搬走了。起初我有点失望,转念一想,毕竟我得到了奥西·马斯特的消息呀,而且这个人就在我行进路线的前方!我立刻重新被信心注满。步行回火车站的时候,阿德莱得山环水绕的景致多次令我驻足,这无疑也是个适合定居的地方。

正这样想着,一个胖墩墩的女人拦住了我的去路。她说要给我看点东西,然后把我拉向街边的一家理发店。门一开,我差点没叫出来:三个女人没穿上衣,其中两个正在给顾客理发!我惊呆了,眼前只有绕着脑袋旋转的乳房,而且乳房的数量远远大于脑袋的数量。

“欢迎,请这边坐,”第三个无上装女理发师站在我面前,“我给你理好吗?”我当时一定是没控制好自己的眼神,她笑了,“欢迎你看,但不许摸。”

“不、不。”我朝后闪,“不理发……我不需要……”

“那你为什么进来?”

“是她!”我指着胖墩,“你问她!”

胖墩说:“事实上你的头发有点长,我想你该理了。只比一般理发贵一点点!”

我赶紧掏出火车票,“我是该理发了,而且我也喜欢你们的店,但是我得赶火车,真的很抱歉。”

趁她们面面相觑时我想溜,却被女理发师叫住:“你说你喜欢我们的店?你愿意为我们签名吗——我们正在寻求社会的支持?”她拿来签名簿。

“光签名?”

“你可以写得更明确一些。”

“怎么明确?”

“比如:我喜欢无上装理发店。”

我按她说的写了,但写的不太好看。“我再用中文给你们写一遍怎么样?”“那太好了!那样我们就获得了来自全世界的支持。”我于是竖着给她们写了一遍,努力写出黄庭坚那种剑拔弩张的味道,并在她们的啧啧赞叹中道别。火车隆隆启动时,我还在琢磨我那样做算不算是助人为乐。

后来无上装理发店被曝光,整个澳洲闹得沸沸扬扬,我指着电视屏幕对旁边的人说:“那个店我去过!还为她们题了词!”那些老外都不相信,他们认为我不可能走在新闻的前面。我没有丝毫不快,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了我面前: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并不一定比我多。

总之,数小时阿德莱得的逗留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更重要的是,我离开阿德莱得的感觉和离开佩思时的感觉大不一样,所以直至今日,逢到有人问最喜欢澳洲哪里时我还是这样回答:

“南澳。阿德莱得。”


D3

英 语 梦 话

火车驶入墨尔本阴霾的清晨,我的朋友王志军到车站来接我,没想到他还开了辆旧“斯巴鲁”轿车。“我得抓紧,已经迟到好几次了。”在他一阵手忙脚乱之下,“斯巴鲁”三级跳般地朝滚滚车流冲了过去。我可能叫了一声,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王志军的声音从半空飘落:“我还没拿到执照,考了几次都没过。”

王志军原先是个本分人,工作努力却一直没得到提拔。他认为是自己学历太低,于是从83年起就不停地参加自学考试并为此耽误了个人大事。

每过一阵子他就义愤填膺地拿个证书给我们看——单位还没提拔他。大家都劝他不要那样苦自己,他嘴上答应说是该歇歇了,但临出国前还是给我们看了一张高级珠算证书。

我在汗流浃背中意识到资本主义改造人比社会主义快得多。他问:“怎么啦你?”“你……非得一只手放在排挡上?”“哦,这样看起来像老驾驶,警察就不会查了。”他把排挡随意晃了晃,车也随之划出了一个大S形,惊起一片喇叭声。我当时估计我身上的汗今生今世也干不透了。

他把我扔给了他的房东又跳跃着起步而去。房东一家三口正在喝汤,确切地说是三点五口——他老婆的肚子已经很显了。房东是公派生,边喝汤边向我介绍他的研究课题,好像是关于啮齿动物繁殖的事。

他的研究完全超越了我的经验,我无法理清啮齿动物的繁殖和把老婆带到澳洲来生第二胎之间的关系。听说我外语不太好,公派生拉开架势,大谈特谈他用外语为民族争得脸面的事迹。我想附和却插不上嘴,而他还不停地喝着汤。

“那你,在王志军房间里歇一会儿吧?”他终于说,“掀开塑料布就是。”

王志军居然住在厨房里用塑料布隔出来的地方!他可是自学考试的模范呀!我正在考虑何处下足走进塑料布,公派生说:“你用塑料布把沙发兜进去不就多了一张床吗?等我们喝完汤你把塑料布朝外挪一点,唔……挪两揸吧,那就宽敞多了。”

我愣着半天没动,沙发就挨着塑料布,显然是拣来的,要命的是它上面积了一层油腻,此刻正向我发出皮革般柔和的光泽。哧溜哧溜的喝汤声提醒了我:我现在是寄人篱下,必须凑合,何况人家是读博士学位的。我撩开塑料布向公派生道谢,他赶紧把汤咽下,“客气什么?每星期二十一澳元,有一天算一天!”

我惊讶得不能动弹:在厨房公用的沙发上过夜也要三澳元一夜?他即使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啮齿动物繁殖奖,他家厨房沙发也不该这么贵呀!

晚上大家回来了我才知道,这个三居室的小房子里连我在内一共住了九个人。房客中有超时打工者,有至今没找到工作的穷学生,还有两个只想找老外结婚的大龄女青年,他们见缝插针地撒尿、洗手、洗菜、做饭,然后一起拎着锅铲按顺时针方向上去拨弄铁锅里的菜。见我新来,他们七嘴八舌地夸赞公派生承租的房子最能提供安全保障,公派生夫妇任由大家说,脸上的笑绷都绷不住。

等大家都回了房,我问王志军:“你们真的觉得这里好吗?我都有点弄糊涂了。”

他朝床上一倒,“其实我们都清楚房租全摊在我们身上了,但我能放心打工,晚上有个地方睡觉,行啦!我知道你心大,你先随便转转吧,如果想走得等到星期天——我只有一天休息。”

我一愣,他已翻然入睡。我蜷缩进沙发和塑料布之间,油腻味立刻厚厚地将我包裹起来,不张嘴就吸不到氧气。王志军几乎立刻就开始说梦话了,虽然来澳洲时间与我相当,他却已经养成用中英文交织着说梦话的习惯,有的英文单词他要憋半天,最后以咆哮的方式喊出来。

我被吓得抽筋好几次,惊吓之余我得出结论:王志军的英文水平与我不相上下,但口语可能不如我流利。王志军的咆哮持续到后半夜,干清洁工的小伙子忽然从房间里冲出来,在卫生间里咬牙放屁地撒了一泡尿后夺门而去。王志军此刻一跃而起,像是上了发条,匆匆洗漱完走了——他要去送报。

我想这下可以睡一会儿了,岂知两个大龄女青年又冒了出来。她们不紧不慢地评价化妆品的功效,然后再讨论早餐的营养搭配。凭心而论她们是体贴入微的,声音一直压得很低,但对女性话题的好奇促使我使劲支楞起耳朵,毕竟我已有半年多没听到这种纯女性的废话了。然后是公派生起来煨汤,他不时去向老婆请示汤里该放什么、什么时候放。

我就那样过了两夜,第二夜和第一夜简直一模一样。

墨尔本比佩思、阿德莱得大多了,而且街上有很多大陆中国人来去匆匆,从“狼”牌或者“火炬”牌旅游鞋上就可以辨认出来,还有牛仔裤——那时候中国的牛仔裤还没与世界接轨,两道边总是砸在裤腿外侧。

我暗暗叫苦:奥西· 马斯特即便就在这里,好事也轮不到我了呀。第三天临近中午,我坐在街边头晕眼花,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使我觉得这是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我开始为没跟老姚去农场而后悔,进而后悔起当初做出国的决定来了。

我头重脚轻地回到住所,公派生一家又在厨房喝汤!我和衣倒向沙发,塑料布被我震得乱晃。公派生叫了起来:“嗳、嗳、嗳!我们这里正喝汤呐!你轻点行不行?”

我实在忍无可忍,“我在我的卧室里,和你们喝汤有什么关系?”

“嗬?我说,我看你是王志军的朋友才让你留下的,你这样说话可有点不给面子呀。”

“你没给王志军面子,你给了澳元面子。”

“你?!你来投靠别人,竟说这样的话!不乐意就请便,这里可没有户口制度!”

“投靠朋友并不丢人,用国家的钱到这里来当超生游击队才丢人呐!”

我摔门出来后才意识到我把话说过头了。看来我不能在这里等到星期天,但我起码得和王志军话别,就是说我得转悠到天黑,可我去哪儿呢?

隔壁工厂正在休息,一个洋妞在门口眼巴巴地看我点烟。我习惯性地问:“你们这里需要人手吗?”

她犹豫了一下说:“可能,但老板现在不在。”她要我留下电话,我从她的眼神判断她准备开口要烟,赶紧说我就在隔壁,一会儿再来。她的目光跟我走了一段,我没回头但能感觉到。

澳洲到处有人要烟,他们都和玛格丽特的态度一样:香烟那么贵,我干吗要买?但他们显然不喜欢这个问题的另一半:香烟那么贵,我干吗要抽?

我站在街边抽烟,街对面的职业介绍所冷冷清清。挨家挨户找工作是我们自费生最常用的方式,职业介绍所手续太正规,而且他们练就了辨别中国自费生的火眼金睛。我抽完最后一口,决定去给澳洲劳动就业部添点乱,出口恶气。

架子上的卡片基本上都是旧的,这与佩思的情形一样。它们大多是些远洋船长、坦克设计师、心脏外科专家之类的职务。我估计能接这些职务的人不会到这里来看卡片,因而这些卡片的作用就是提醒一般人:你虚度了青春!当然它们也是澳洲劳动就业部的公告:我们可没闲着!

一张簇新的卡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对照小字典,我读懂了这是招一个酒吧服务员,要求是穿很“节俭”的衣服。我回想了好一会儿,确信自己今生从来没奢华过,于是摘下卡片对服务台里的工作人员说:“这份工作我要了,请开单。”

那个外国女同志愣在那里不动,我不想让她有时间琢磨出我的学生身份,大声质问道:“你不认为我很节俭吗?”

“但我并不认为你合适这个工作。”

“没人会比我更合适。请开单。”

“看来,”她说,“只有让他们向你解释了。”

酒店就在街口,接待我的人头发又黑又长,好一会儿我才确信他是男的。他半晌不说话,我看出他不想把这份工作给我,但我不能像对职业介绍所的人那样对他。我说:“我符合你们的条件,而且我有工作经验,你可以打电话去佩思核实。”

“你知道我们要招什么样的人吗?”

我以问作答:“难道你认为我穿得还不够节俭?”

他拦住我的话头,“来,我让你看看‘节俭’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他把我带到一扇小窗面前,闪开身子,“你自己看吧。”

一个比基尼女郎侧面对着我。几个酒鬼突出的眼球拼命朝她胸罩里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节俭。”长头发男人憋了一会儿,忽然笑喷了,“你的误解是我所经历的最有趣的事,哈哈,哈哈,对不起,”他不停地笑,又不停地道歉,“我是值班经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让你填一张申请表,让老板做决定。哈哈,对不起,哈哈,太有意思了。”

我在表格上留下了公派生的地址电话,犹豫片刻,签了一个英文名字:韦恩。当时并没多想,只是不愿再为“周”该怎么发音而多费口舌。

“什么都试试吧,你这样做其实是对的。” 值班经理在分手时终于绷出一脸真诚。我却在转身之后哑然失笑:中国的节俭是没好衣服穿,他们的节俭是有衣服不穿,整个倒过来了!

快到公派生家的时候我发觉离天黑还得一会儿,刚要转身,却见隔壁工厂里的那个洋妞指着我向一个秃头汉子说着什么。我走过去:“你是老板?我叫韦恩,刚才来过。”

“你说你也住在隔壁?”这是他的第一句话,“你们房子里到底住了多少人?三十?”

我尴尬地说我刚来,正在找地方搬。

“你也在读博士学位?”得知我还在学语言,他立刻又问:“‘圣诞节’和‘岛屿’怎么发音?”

我说:“‘圣诞节’,‘岛屿’。”

“对呀!你的英语比那个博士好多了!知道吗,他把‘圣诞节’里的t和‘岛屿’ 里的s都发了音!如果我的中文只有他这个水平,我是不会到中国去读博士的!”

“我也不会!”我立刻响应,我还想说“丢人现眼”但不知英文该怎么说。

“其实我很喜欢中国,特别是一个叫做赛奇湾的地方,你去过吗?”

“赛奇湾?”我在心里把叫“湾”的地方过了一遍,“你是说台湾?渤海湾?或者南泥湾,你听过那首歌?”

他一个劲地摇头。“赛奇湾!就挨着北京!一个小村庄,全村人都吃辣子。看,是这样拼的。”

我横竖看了半天,终于认出他写的是汉语拼音。“四川!不是赛奇湾!也不是一个村庄,是一个省,比维多利亚省还大!离北京远着呐!”

他瞪了我好一会儿。“你的发音也有问题。你们中国人发音都有问题,不过你的情况好些。”

我哭笑不得。“那,你为什么喜欢赛奇湾?喜欢吃辣子?”

“不、不!我只想去看看他们怎么吃辣子。”

我和他就赛奇湾、辣子展开讨论,并把话题延伸到辣椒的发源地墨西哥。我们的结论是:辣子对人体的作用我们都不清楚,吃不吃辣子属于基本人权问题,但辣子可能与人口出生率有关,因为凡是吃辣子的地方都人口爆满,科学家应该对此做进一步研究。然后我大大咧咧地问:“那么,我在这里工作的事怎么说?”

他的脸立刻沉下了。“显然你是个有意思的家伙,但澳洲经济很不景气,你知道的对吗?工作不是度假,绝对不是。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

我点头,其实我很想长叹一声。

“你,下星期一开始吧。”他伸出手来,“保罗·帕契尼,很高兴认识你。”

我为王志军准备晚饭,还买了一瓶葡萄酒。公派生来厨房转了几次,欲言又止——葡萄酒把他给镇住了。

王志军一回来我就问他有没有开瓶工具。他张着嘴愣在那里,我问了几遍他才说:“啊?什么?”

“喝酒呀!”我说,“首先得把酒瓶打开——我决定走了!”

他们一下子都冒了出来,但还没来得及提问电话就响了。“我来接。”公派生摆出房东的架势,“喂?哈罗!……谁?韦……?没……没有这个人……”

“是我的!”我冲过去抓过电话,“Hello, Wayne speaking。”

是酒店打来的。一个女的向我道歉,并说如果我不介意,她可以为我安排另一个岗位,“今晚你能开始工作吗?”

“现在?当然,我马上就到!”

我放下电话,他们都瞪着我。“这是三天的房租,”我数了九澳元给公派生,“连今晚在内。还有其他费用吗,水电煤气什么的?”

王志军叫道:“嗳,你不是找到工作了吗?”

“是的,葡萄酒就是为我找到工作买的,但我得搬。你这儿到底有没有开瓶器?我下班回来喝。”

我赶到酒店,值班经理向员工们使了个眼神,他们一齐抿嘴笑了,看来我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女老板伊莎贝拉和她丈夫罗伯特在办公室见我,她只说了一句“有时我也觉得英语是一种很讨厌的语言,真的。”然后就和她丈夫捂着嘴嘿嘿笑了起来。

工作和比尔那里一样,工资也一样。收工的时候我请伊莎贝拉给我开个租房用的工作证明,她犹豫了一下才拿起笔,“你第一天在这里工作……不过,从你对‘节俭’一词的误解,我确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回到住处已是半夜,葡萄酒原封未动。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软木塞捅下去,然后叫醒王志军。他硬撑着陪我喝了几口,说好如果我找的房子不贵并且有地方停车他就和我一起搬。

从与珍妮吻别到在另一个学校注册,我在其中有一个月的时间,到那天为止还不足两星期。看来我的债务问题不要半年也能解决。老姚啊,你在农场没人说话,而且你的味精被我扔进了车上的垃圾箱,真对不住!

王志军猛地咆哮出英语梦话,我在昏暗中笑得浑身温暖。

星期一我去工厂上班,厂门还没开。公派生正巧从家里出来,见到我一愣。“你……什么东西忘这儿了?”

“没有。”

“那你……?”

我不说话。所有自费生都明白不该把自己打工的情况透露给同胞,尤其是闹过矛盾的人。偏偏这时保罗·帕契尼开着他那辆大福特来了,“很好,韦恩,很好。第一天上班就第一个到,我很满意。”

他下车和公派生打招呼,“最近怎么样?我一直认为你的房屋租赁生意是墨尔本地区——可能在整个澳洲是最好的。……怎么说呢,你和韦恩是朋友,而且你先在我这儿申请了工作,说起来有点尴尬,但我必须聘用能够用英语和我交流的人。真的很遗憾。韦恩,进来吧,我向你解释一下我们的工作。”

进了工厂我回头,公派生还在那儿傻站着。晚上我和王志军说起这件事,我们不约而同地担心起来:他要是去举报我们超时打工呢?

两个大龄女青年来看我们,立刻要求搬来同住。她们的一句话化解了我们的担心:公派生赚取房租已不止两年,他不但没向澳洲政府纳税,还拿发票回国内报销,我们从国内国际两方面都可以收拾他。

我感到了另一种恐怖:中国人都是窝里斗的高手,可能连我自己也是。

我们能安全吗?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看来还得找到奥西·马斯特。


D4

姓名学与乌鸦的叫法

工厂是生产文具的,也就是国内乡镇企业的水平。我最初在厂门口见到的那个洋妞叫丽茜·约翰。我以前一直以为约翰只是名,但在她身上就是姓。她还骄傲地告诉我:她有个哥哥就叫约翰·约翰。

我与公派生发生争执的那天下午,丽茜的确是打算向我要烟的。我当然没有向她核实,不过两个星期过后我对她的财政状况已了如指掌:周一、周二她既有香烟又有午饭;周三她只有香烟没有午饭;周四、周五她一切全无——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是周四,问题再清楚不过了。我上班后的第一个星期四,上午刚休息丽茜就坐到了我身边:“知道吗?我有中国血统呢。”

“哦?从你父亲那边还是从你母亲那边来的?”

“我母亲的奶奶有十六分之一中国血统。”

我那时候的英语反应还不够快,“别忙、别忙,就是说你母亲的奶奶也还不是中国人?”

“当然不是。她只有一点点中国血统。”

我算是有点明白了,“那,到你还有多少?”

“嘿嘿,剩下的确不多……能给我一支烟吗?”

我给了她烟,并对她母亲的奶奶的先祖与中国人通婚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她解释说她家来自库克群岛,热带人那方面比较随便,她的先祖未必和中国人结婚,没准只是在海边见过一面就有了身孕。我正推算那是否能与郑和航海的时间相吻合,她又要了第二支。

但我对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兴趣却被她勾起来了:郑和自己是太监,可他手下的人是如何解决性的需求的呢?我终于发现丽茜与郑和沾不上边,即使我充分考虑热带人发育早的事实,把她们的生育年龄定在从十二岁到四十八岁,时间还是对不上,再说郑和的船队好像也没朝波利尼西亚方向去过——为了抽烟,丽茜编造了她祖奶奶与中国古代水手在海滩上交媾的历史疑案!

不过她是个十九岁的女孩,问题自当别论了。周五休息的时候,我主动递给她一支烟。她很感动,也有点尴尬,“哦,谢谢,尽管我知道抽烟对身体有害……”说着她一口抽掉了小半截。

库克群岛属于新西兰。丽茜一家先从岛上迁到奥克兰,为了就业又先后到了澳洲。她在家里最小,却是全家工作最稳定的一个,家庭其他成员都靠政府救济金过活,每过一阵子就有人因为长期不工作而被取消救济资格。

我问她如果加入澳洲国籍情况是否会好些。“什么?”她嚷嚷起来,“澳洲国籍?我们现在还后悔当初加入新西兰国籍呢!以前我们岛上没有国籍不也挺好吗?”

老板保罗·帕契尼插嘴道:“岛上没有失业金!”

“岛上有面包树!”

“对呀、对呀。面包树还在岛上,可你们都离开了!”

“那时候我还小!我迟早要回去的。”

“很好!没准我会抽空去呆上一个星期。一星期足够了吧?面包果吃多了肯定拉不出屎来。”

哄笑声中丽茜愤愤地说:“你是意大利公民,不也一直呆在澳洲吗?”

“我的情况不一样!澳洲永久居住权使我不必回意大利服兵役。我不喜欢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我不喜欢,美国如果打伊拉克我也不喜欢。”保罗·帕契尼转向我,“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赛奇湾吗?”

“四川!请注意你的发音:四——川——”

他挥手打断我:“战争是人的本能,赛奇湾的人喜欢吃辣子,事实上每一次吃辣子都是对自身的战争,否则他们为什么要出汗呢?我相信吃辣子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好办法——他们不需要自身以外的战争了。”

他推导的方式令我惊讶,而更令我深思的是他们对澳洲国籍的态度——资本家和雇员竟如此一致。

除丽茜·约翰外,工厂里还有一个令我困惑的人名:山姆·朱可夫。山姆可以理解为美国,而朱可夫则是苏联最伟大的军事家,世界上最强烈对立的两种势力同时出现在一个地区,其结果必定是鸡飞狗跳,但在山姆·朱可夫身上显示的却是对立的另一面:冷。

山姆是工头,老板在的时候他几乎不说话,即使在我们热烈地讨论中国血统或澳洲国籍问题时,他也只是在一旁冷眼观看。

由于我、老板以及丽茜本质上都是大白乎,所以没几天我们就混熟了。第二个星期四休息时,我赶紧到大门外的长椅上坐好,带着笑脸回望跟踪而来的丽茜。山姆忽然叫住了她:“丽茜,你有烟吗?”

“我……”丽茜很尴尬,忽然说,“你不抽烟的,要烟干吗?”

“我有。你抽吧。”山姆居然掏出一盒蓝壳温费尔德香烟。

“多么令人惊讶!太谢谢了!”丽茜兴奋得脸都红了,接过烟匆匆朝我这边走,我却看到山姆的眼睛暗了下去。那天老板不在,山姆一直在不远处绷着脸。作为正在和女人套近乎的男人,我立刻觉出了其中的意味。为了缓和气氛,我把对他姓名的想法说了出来。他瞪着我不说话,我赶紧解释:“我开玩笑呢!”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而且你和我开玩笑不合适。”

我愣住了,暗暗地骂自己没眼力劲。岂知休息时间刚结束,山姆就隔着机器冲着我叫:“喂,到这儿来!喂!你听到没有?”

我有点不知所措,半天才说:“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知道,但我认为你不该叫韦恩。”

他们都看着我,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憋不过气来。他又说:“你把这几个箱子放到架子上去,它们碍事。”

他是找茬来了!我说:“要放你自己放,梯子超过了一米四!还有,我叫韦恩和你叫山姆一样,没他妈的任何意义。”

“你说什么?!”他叫了起来。他们赶紧拦住他,丽茜的脸都吓白了。

说实在的,他的块头比我大,但我知道这会儿要是软了就得永远受气,我才得到这份工作呢。“不要挑起战争!”我说,那时候我从电视上学到的尽是战争词汇,“你想和澳洲法律作战吗?”

“这些箱子碍我的事!”

“那你就自己搬!”

“中国人,你不知道这里谁是工头?”

我把手中的活一摔,“知道我以前干什么的吗?你这样的都没资格和我在一起工作!你我都是来挣钱的,但你挑起了战争!”

“那又怎么样?”

“我们之中必须有一个离开。”

“你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因为你要离开!”

他们都惊呆了。我回到高频焊接机旁,心里却没有一点底。我承认那是我这辈子说的最没谱的话,但我必须镇住他。丽茜在我旁边操作,几次想说什么,我却没给她开口机会。我在琢磨回头怎么向老板解释,毕竟这不是赛奇湾的话题。

老板回来了,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他似乎有点闷闷不乐,什么都没说就进了办公室。许久,他伸出头来:“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发生了什么事?”

我屏住呼吸,只要山姆报告我立刻就去解释,且不管我能表达得怎么样,反正不能由着他一人说。

终于传来山姆低低的声音:“一切正常。”

我听到自己的心脏落回胸腔发出巨响,丽茜也猛地扭过头来。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个好兆,于是我朝她认真地点头。

和工厂相比,餐馆的工作还有点乐趣:隔着小窗就是比基尼小姐,还有成片血脉贲张的脸。这个餐馆和佩思的那个不同,客人去那个餐厅为吃饭,而客人到这里来为喝酒。

罗伯特和伊莎贝拉夫妇不时转到厨房里来,他们不是来看厨师斯蒂夫和我工作,而是从小窗里观察酒吧里的酒徒。如果他们一个个滔滔不绝只顾说话,老板夫妇就赶紧让我们准备“白送”——烤薯片上撒很多盐和辣椒面,一盘盘从小窗里递出去。在我撒盐和辣椒面的时候,老板夫妇一个劲催:“再放、再放,那样他们才会多喝酒!”

送回来的盘子里总是只剩厚厚的盐和辣椒面。我观察了他们享用“白送”的情形:指尖捏着烤薯片在盘边上磕掉盐和辣椒面,然后“喀嚓”一声扔进嘴里,连啤酒都没喝一口又去捏第二片。

老板夫妇激烈地讨论了好几次,决定为“白送”增加一味配料:粉状奶酪,然后把盘子放到微波炉里去加温,熔化的奶酪就把盐和辣椒面与烤薯片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令人吃惊的是“白送”被消灭了而啤酒的销售并没有明显的上升。后来我琢磨出了其中的道道:“白送”是在酒的销量下降时才白送的,那时酒鬼们的肚子已经被啤酒填满,比基尼小姐也被看了个够,因而一体化的“白送”只是为他们乏味的嘴巴增加了一点味道而已。

我把情况分析给老板夫妇听,他们将信将疑地叫斯蒂夫停止“白送”。岂知九点半过后,那些酒鬼们拍打着吧台齐声高呼“白送、白送”,伊莎贝拉出去问他们要什么样的“白送”,他们大叫:“随便你们怎么弄我们都能对付!”看来他们从来都是明白人。

从此“白送”的规矩改为:听到他们齐声高呼我们再准备,不用向老板夫妇请示,也不计较采用哪种配方。于是在一般的日子里,斯蒂夫和我说的最多就是:“今天我们吃什么?”

斯蒂夫的厨艺极其一般,却好显摆。“我在以前工作的餐厅里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宴会,猜猜有多少客人!”他总是这样说,因而我也得一次次地接茬:“多少?”

“四十几位呢,吃完了他们轮流过来与我握手!”但他最初说的是二十几位,显然这个数字很快将突破五十。“只要你仔细观察我做菜,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好厨师的。你看上去不笨!”

我只好谢他,但仍然自己做着吃。他经常拿着叉子凑过来,吃得眼睛直眨。“唔!你有长进了,我说过你会成为好厨师的!这份归我了,你自己再做一份吧。”

有时比基尼小姐收拾了吧台上的盘子进来,嗲溜溜地说:“斯蒂夫,有什么吃的吗?我有点冷呢!”

“你觉得冷?”斯蒂夫猛地趴在不锈钢桌子上,“来,像这样趴下,我从后面进,我们就都热乎了!”说罢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任比基尼小姐掐了几下又抓走一把薯条之类的吃食。“韦恩,我敢肯定你也喜欢从后面进——双手都有事情做了。”

我毕竟磨不开,“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一个女孩说话……她很尴尬呢!”

“尴尬?韦恩,醒醒吧,你现在是在澳洲!”

“澳洲怎么啦?”

“中国有乌鸦吗?”

“乌鸦?!有呀。”

“中国乌鸦怎么叫?”

“呱、呱、呱。”

“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就是乌鸦叫。”

“你听过澳洲乌鸦叫吗?”

“当然,到处都是。”

“它们怎么叫?”

“呱、呱、呱。”

“不!它们这样叫:法——克、法——克、法——连乌鸦都在催我们呢!”

我笑喷了。他说:“怎么啦?你们中国没有‘法克’这个词?”

我说:“我们说操。”

“操?什么意思?”

“操就是法克。”

“哦?”他愣了一下,“可是‘操’听上去不如‘法克’使得上劲。”

文具厂的生意遇到了竞争。那是个政府采购项目,要货的是澳大利亚空军某基地。保罗·帕契尼已经与空军合作多年,这次报价也与竞争者的基本相同,但这个基地离我们的竞争者很近,运输费的差异使决策者犹豫不决。保罗·帕契尼急得团团转,我们都听见他自言自语的诅咒。

那天他出去后电话响了。山姆在厂房的尽头半天没反应,我估计他是故意的。我没好气地抓起电话,却是一个柔美的女声问保罗·帕契尼先生在不在。我立刻想起了在课堂上学到的全部电话礼仪,把简单的句子弄得长长的回答了她。

电话是从空军基地打来的,对方是军需部的采购官员。老板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找到她,她想解释一下以免误解。“你能为我转告吗?”“当然。你的姓名?”听说她叫安琪拉·福克斯,我笑了。

“怎么啦?”

“没什么。请原谅,我觉得你的姓名把天使和狐狸放在一道很有意思。”(注:安琪拉·福克斯的名与“天使”相近,姓则与“狐狸”为同一词。)

“你研究姓名?!”她在那头声音一下子高了,“我的名字还意味什么?”

“意味着你美丽、善良而且绝顶聪明呀!顺便问一下,你是什么军衔?”

“我的军衔可不高。”她有点沮丧。

“放心吧,”我憋出浑厚的嗓音,“以你的名字和美妙的嗓音,你会得到提升的,很快。”等她咯咯笑完后我又说我们已经与空军合作多年,你们的订单对一个小企业来说无比重要,请理解保罗·帕契尼先生的焦急,但他只想与你们合作下去。安琪拉· 福克斯犹豫了,然后答应一定认真考虑。

老板回来见到条子,大叫一声:“韦恩,怎么是你接的电话?!”我还没想好怎么解释,他已经气急败坏地拨号了。他在电话上谈了很久,办公室里终于传出他的叫声:“山姆,到我办公室来!韦恩,请你也过来一下!”

“为什么不是你接的电话?”他劈头就问山姆,“你怎么解释?”山姆说他在最里头干活,而韦恩就在电话附近。“可我付了你不同的钱!在我离开的时候你该负责这里的一切!看来我认错了人。”然后老板转向我,“你的英语似乎比我估计要好些,以后我不在的时候由你接电话。山姆,明白了吗?你先去吧。”

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这是要给我加工资呀!

“韦恩,空军的订单到手了,你的确有功劳。”老板只笑了一下,“可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姓名的?知道吗,在正规商务交往中使用这种东方巫术很令人尴尬,我警告你今后决不能再这样做!”

加工资的事他连一个字都没提!晚上我在餐馆对斯蒂夫说:“你说的对,你们这儿到处是乌鸦,你们的乌鸦又那样叫,所以你们这儿太法克了。”

斯蒂夫直眨眼:“你的英语很有问题,韦恩。你不可以说这里太法克,没这种说法!”

“那我该怎么说?”

“你对什么不满就法克什么,当然你对谁极度喜爱也可以法克她。”

“我对整个澳洲不满!”

“那你就法克澳大利亚!”他扇动手臂做飞翔状,“法——克、法——克、法——”

我的气憋了几天,老板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转了几天,然后他忽然不知去向了。山姆不知我们该干什么,给老板家打电话又没人接。他把他们聚在一起小声嘀咕,眼睛还不时朝我瞄。他的眼神令我恼火。工资没加着,还有敌视的白眼!不行,我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办公室墙上挂着订单,我给自己安排了活。丽茜过来问:“是老板让你干这个的吗?”

“不是。不过,你最好呆在这里为我装箱。”

“你怎么知道要干这个?连山姆都不知道呢。”

“别问那么多。你到底愿不愿意给我打下手?”

她不再问了,一声不吭地帮我装箱。许久,她低声说:“韦恩,我知道你会赢的,但你以后不要对我太严厉,行吗?”

我一愣,一阵狂喜立刻攫住了我。“行!谁叫你有中国血统呢?”

老板是去空军基地了,途中在加油站打来电话问大家在干什么。我如实报告,他立刻叫山姆听电话。我们都听到了老板在数百公里外的咆哮。然后老板又问我为什么选这份活干,我说你的工厂很简单,日程全都挂在墙上,看订单安排生产,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吗?

“韦恩,听我说,韦恩,我知道委屈你了。等我回来一切都将改变,我保证。”他的话语伴随着引擎轰鸣传来,使我有了一种火线被提拔的感觉。

那天下午丽茜光是为我装箱都跟不上趟,“你慢点韦恩,我知道你憋着气,但我没做什么错事!”我笑了,她却更加糊涂,“你,到底是生气还是高兴?”

第二天我独自享用热腾腾的午餐时(那天又是周五)老板回来了。山姆被叫进办公室,他们立刻嚷嚷起来。我忽然发觉自己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看不到他们的时候居然听懂了他们说的每一个词。他们的嗓门越来越大,再加上丽茜在门口等我的烟,真可惜了我那天的宫保鸡丁。

丽茜接过香烟时神色惊恐——保罗·帕契尼正在咆哮:“我原来只想责备你几句并在公司内做一些调整,但你却连基本的事实都不肯承认,山姆,我不得不说……”

“等一等,”山姆·朱可夫在最后时刻有了绅士派头,“我辞了。”

那时距他找我茬只有三个星期零一天。他出门的架势把停车场上的乌鸦惊起,聒噪着飞到铁栅栏顶上。这回我可听清楚了,它们叫的就是:“法——克、法——克、法——”

“你怎么啦?”丽茜忽然问。

我使劲憋住笑:“问你自己怎么啦,到现在还没把烟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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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米和朱丽娅

黛米和朱丽娅就是原来住在公派生家的两个大龄女青年。我住在那儿的三天之中她们一个姓耳东陈,一个姓木土杜,但搬到我们这里就叫黛米和朱丽娅了。可能与影星黛米·摩尔和朱丽娅·罗伯茨有关,我是这么琢磨的。

起个英文名字在海外中国人中是很普遍的事,所不同的是她俩要求早已认识她们的人立刻改口,这就给王志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小陈、小杜,做饭呐……噢,不、不、不,黛米,朱丽娅,你们备晚餐?”她们这才松了口气,矜持地颔首微笑。

我的情况和王志军又不一样:我原先就没弄清楚过她们谁姓陈谁姓杜,再经这么一改就彻底晕了。“回来啦黛米,不,你好朱丽娅……你到底是黛米还是朱丽娅?”住了一阵子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有一个问题我可能这辈子弄不明白了:她们到底是陈黛米、杜朱丽娅还是杜黛米、陈朱丽娅?

黛米和朱丽娅搬来的唯一要求是分一路电话线到她们卧室里去。我和王志军当即同意,因为人家来澳洲就是要嫁人的,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她们早日去成教堂或市政厅。靠着床头打电话对促成婚事肯定有利,打着打着话语一岔,双方一下子温馨起来,事态顿时有了长足的进展,电视上都那样演的。

不料电话接通的第二天我从餐馆回来,一进门王志军就迎了上来。“不好啦!”他把我拉进厨房,“我估计全澳洲的光棍都知道我们的电话号码了!”

“啊?!”然后我听到了房间里结结巴巴的说话和吃吃的笑。

“整个晚上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我一点都没夸张!我一直在这儿等着打电话呐!”

我倒不在乎她们电话打多久,只是惊讶于她们的办事效率,两天后就有人上门了:越南人、土耳其人、马来西亚人、黎巴嫩人、阿尔及利亚人、希腊人、斯里兰卡人、南非人、巴西人、爱尔兰人,还有一些连黛米和朱丽娅都说不清是哪个国家的人。

他们有的衣衫整洁得令自己局促不安,转动老式门铃都缺乏力度;有的则连胡子都没刮,径直在门上拍打,像看守所里犯人理直气壮地要撒尿。

我或王志军开门总使他们一愣,然后才小心翼翼或大大咧咧地报出一个大明星的名字。我如果在家,通报的差事一般由我来做,一来我的房间最靠门口,二来王志军打量外国光棍的眼神不太友好。

对于我们的通报,大龄女青年房门后飘出的回答总是“让他进来”,但并没有出现非当事人走出房间以提供方便的情况。我和王志军经过讨论达成共识:两个大龄女青年同时接见一个追求者再合适不过了,既可以防止流氓犯罪,又可以通过某种事先的约定——比如一个眼色或三声咳嗽,由非当事人出面把落选者请出去;如果产生了好感也很好办,出去汽车兜风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汽车兜风果然按时发生,可黛米和朱丽娅还是一起去的!我和王志军又讨论了几次,结论是:事情还没发展到接吻那一步。我在为中国大龄女青年的操守骄傲的同时也感到了一份无奈——我为她们通报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墨尔本有好几家学校晚上上课,学费比佩思的便宜近一半。我挨到办延期签证的最后一天,就近找了一家匆匆交费注册。办完手续立刻进教室,才发现一屋子都是中国人,连教师也是。

教师说他生在澳洲,中国话一句都不会说,但我们在下面的议论时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听得很明白。他的英语除了听上去不像英语之外没有任何问题。我回来向王志军他们抱怨,他们却说我少见多怪。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我的英语在东部显得比在西部时好的原因。

我给珍妮打电话。她立刻听出了我的声音:“租?!是你吗?你在哪儿?你的签证到了期限,你续签了吗?”我激动得眼眶都湿润了,没想到这片大陆上最牵挂我的人是她。

我把离开佩思后遇到的事都告诉了她,如同向亲人倾诉。她说:“我当时就觉得你和其他学生不一样,你果然……租,但我想说的是事情不会容易的,不管你要做什么——你到澳洲来得太晚了!”

我忽然想起了奥西·马斯特,赶紧向她打听,珍妮琢磨了好一会儿,断定奥西·马斯特不是一个人,因为没人会叫这个名字,但如果是一家公司的名号就说得通了。她答应帮我留心并邀请我方便的时候重返佩思。“我会经常想你的。”她的话语久久回荡。

趁着心里暖洋洋的那股劲,我又给老姚打了电话。接电话的竟是小徐!他和老姚分别向我提出相同的问题,对我的提问却支支吾吾避免正面回答。那天夜里他们先后打来电话,都是在离农场数公里之外的路边电话亭打的。从他们愤愤的话语中我了解了个大概:

老姚在送我离开佩思的那个晚上遇到了小徐,小徐当时对澳洲已经彻底绝望,毅然决然地跟老姚去了农场。但是,味精播下的仇恨的种子在农场的土壤中发芽了,起先是家务琐事,然后是与农场主的沟通(小徐的外语还是比老姚好),最后是为一个经常来拉农产品的女卡车司机。

老姚说他把小徐带到农场完全是出于同情,过河拆桥纯属道德败坏;小徐则说他在生活、工作中已多方面让着老姚算是回报,但爱情是不讲先来后到的,“讲先来后到的是妓女,老周你说对不对?”

接近午夜,我已经没兴趣再听他们的日常琐事了,只是对女司机还有点兴趣。她多大?漂亮吗?她对谁有意思,或者具体地说她和你到底有过什么?

根据他们的回答,我对女司机的了解大体如下:白种女人,年龄、婚否不详,不算漂亮也说不上性感,但总是乐呵呵的,喜欢啃着水果看他们装车,口头禅是“你真是个英俊的男人,我不知道是否已经爱上你了”,说这话的时候喜欢拨弄他们的头发或者拍他们的脸。

“小徐,”我终于说(小徐是后打来电话的),“别说你和老姚之间的那点屁事了,我明天还得上班上学。我给你一个建议:下次女司机再来,你就跟车离开农场,趁前后都没车的时候把话跟她挑明,她要是答应了你就把生米做成熟饭,乡村公路边总有僻静地方的嘛!”

“哎呀我就是那样想的!可她拒绝我搭车。”

“那还说什么?她对老姚有意思了呀!”

“什么呀?她拒绝老姚比拒绝我还早呐!”

我大叫起来:“说了半天就这个?她就是为了在你们装车的时候吃水果呀!”挂了电话我才想到小徐在接近电话亭时一定和老姚打了个照面,两人煞有介事地在乡村的黑暗中对峙,为了一个只想吃水果的女司机。我没去农场真是太英明了!

黛米和朱丽娅之间出现了疏远的迹象。我回来时越来越多地碰上王志军陪着朱丽娅说话。显然,黛米的追求者又上门了。我知道她们迟早会到这一步的,除了爱情需要隐秘的空间外,还有性格上的原因:黛米比朱丽娅显得妩媚。

比方说她是这样拒绝越南光棍的:“谢谢你能来,不过你不觉得我们不太相配吗?”越南光棍怯怯地问:“怎么不相配?”“你当然知道。”她咯咯笑着把门关上了,害得越南光棍在门外来回走了好几趟。朱丽娅就不是这个风格,当黎巴嫩光棍问“我什么时候再来看你”时,她连拜拜都没说完就把门砰上了。她在走廊里“哼”的同时,黎巴嫩光棍在我窗下诅咒:“母狗!”从这些对照中我感到她们若总是呆在一道,朱丽娅会比较吃亏。

尽管有王志军陪着,朱丽娅的情绪依然不高。在我做饭的时候,他们的对话有一搭没一搭的,几乎进行不下去。我不得不尽量把菜弄得好一些,并假装诚惶诚恐地让他们评判。

几次之后,朱丽娅来了兴致,逢到我做饭时她还在一旁提出些烹饪的问题,甚至叫王志军学着点。她一边吃我的菜一边嘟囔道:“是得学会烧菜,来澳洲除了吃还有什么?都大半年了连舞都没跳过一次。”

“王志军!你还等什么?”我叫了起来,“快把你的破录音机搬出来呀!”

王志军居然有一盘中国带来的舞曲,他们在厨房里就着《绿岛小夜曲》跳了起来。王志军跳得有点怪,丝毫没有带动舞伴的意思,自己却忙碌地左右翻飞。朱丽娅终于在他肩头狠狠打了两下,“你这哪是跳舞呀?我都晕了!”王志军腆着脸说我和你感觉挺好的呀,来,再来。朱丽娅却坐下喝茶了。

我说:“朱丽娅,你还找老外干吗?干脆和王志军结婚得了,沟通没障碍,孩子也是纯中国血统,多好!再跳吧,我还得吃一会儿呐!”她嚷嚷起来:“美的你!吃饭还要人伴舞?什么时候王志军跳舞不像干农活了,我才考虑和他再跳!”王志军就上来拉她,“我什么时候跳舞像干农活了?来,你来跳!”

我笑岔了气,出国之后和同胞们在一起我还没这么开心过。

我估计那天跳舞之后王志军和朱丽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累了,赶紧上床。迷糊之中听见黛米送走了客人,然后压低嗓门叫:“朱丽娅,朱丽娅!”

我惊醒,除了黛米疑惑的“咦”,我们房子里一片寂静。

第二天黛米吞吞吐吐地要和我们商量事:眼下她有两个追求者,登门次数多的是一个土耳其人,在澳洲读了硕士,目前在电信公司工作,但土耳其人不喜欢澳洲,他保证能够在土耳其为黛米提供比这里好得多的生活;另一个高个子是南非人,从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就来到这里,开一家咖啡馆,生意虽然一般他却发誓不回南非了。他晚上一般都在忙生意,所以迄今为止没和土耳其人撞车。黛米不知该怎么在二者之间抉择。

我们为黛米开了会,决定南非人更适合她。虽然南非人骨子里有种族歧视的思想,但留在澳洲才是对他进行思想改造的第一步;土耳其的生活可能比澳洲好,但那只是一面之词,毕竟没经过考察,而且,从头开始学习一门语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家都发表了意见,黛米却半天不做决定。

王志军不耐烦了,吹着口哨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心烦意乱时总要吹口哨),随即又拉开房门,“朱丽娅,一会儿我有事跟你说。”

朱丽娅的脸顿时红得像块绸布,我因而断定他们头天肯定一夜春宵。黛米终于说:“我就怕事情露馅,到头来鸡飞蛋打……”

朱丽娅赶紧站起来:“嗨,需要帮忙你就说,我会为你打圆场的。王志军,什么事呀?”她故意摆出大大咧咧的样子,动作却因尴尬而变形。黛米不停地朝王志军的房门张望,显然想等他们出来继续讨论她的问题,我赶紧收拾餐桌,得为王志军和朱丽娅创造点条件,毕竟大家都压抑得那么久了。

“你说,朱丽娅会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黛米忽然压低了嗓门问,“她到现在还没有固定的追求者呢,可我……”

我要她别考虑太多,大家在一起不是住得挺好的嘛。

斯蒂夫被伊莎贝拉夫妇开掉了。那都怪他自己,他吃我做的菜吃出了兴趣,一连去了几家中国餐馆,然后郑重宣布我做的东西算不上是真正的中国菜,而鱿鱼卷才是中国菜的最高代表。“他们能让鱿鱼一段段卷得像我祖母的烫发!韦恩,你知道是怎么让它卷起来?”我做着自己的食物,没好气地告诉他从一面交叉着切就能卷起来,但鱿鱼卷不能说是最好的中国菜。“这么简单?”他没听完我的话就去冰库拿出一片雪白的鱿鱼。

工作餐不能吃海鲜,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赶紧说你最好别动海鲜,而鱿鱼就更动不得了,“炒鱿鱼”在中国话里就是解雇的意思,太不吉利了。

“法克你的中国迷信!我只是试试你说的对不对。是这样切还是这样切?”

我叫他别问我,我要做我的意大利面条。他说:“你做的既不是意大利面条也不是中国面条!来吧,我们做一点真正的中国菜!”

我端着意大利面条出了厨房。斯蒂夫怎么干是他的事,我可不想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其实那天我的意大利面条炒得不错,有火腿片、荷兰豆、白蘑菇,再撒上白胡椒面,香味扑鼻。

两个酒鬼顺着味道就过来了:“伙计,你吃的这个叫什么?你们怎么不把它作为‘白送’?”大概是他们大大咧咧地说“白送”惊动了伊莎贝拉,她提着长裙匆匆朝厨房去,我想递个消息也来不及了。

随即传来伊莎贝拉的叫声:“斯蒂夫,你在吃什么?!……你知道这不仅仅是这里的规矩,所有的餐馆都是这样规定的!你自称在多家餐馆干过,你不会不知道这个!……我们没要求你做中国菜,要做中国菜有韦恩在这儿!”

我端着盘子赶过去,这时斯蒂夫爆发出了“法克”——他正指着伊莎贝拉的鼻子大声“法克”除了“法克”她的鱿鱼还要“法克”她本人。罗伯特和几个彪形大汉循声而至。

斯蒂夫在彪形大汉们的监视下换上自己的衣服。“韦恩,你想‘法克’澳大利亚,你是对的,太应该‘法克’了!我一直纳闷你干吗要到这个‘法克’的国家来,实话跟你说:我现在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中国!”说罢他把挎包朝背上一甩,如同慷慨赴死。

伊莎贝拉当即宣布我负责厨房,直至新厨师来上班。对这次提升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一是我只能应付“白送”,万一顾客点菜我肯定抓瞎;二是斯蒂夫虽然手艺不咋的,不过跟他在一起瞎扯还比较有意思。

但银行存款的增长速度令我眩晕。厨师的工资比帮手高了一半,而且天天上班!开始我还惦记着学校的出勤率,可转念一想,我难道放弃挣钱的机会去听一个中国人在英语国家说英语?

对奥西·马斯特,我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管这是一家机构还是一个人,我总得花钱,现在连社会主义的天上都不掉馅饼了,难道资本主义还掉?到时还得看钱说话!于是我就义无返顾了。有时我回到住处,他们的房门都关着。我赶紧洗了睡下,生怕他们出来找我说话。眼下他们和我忙的不是一回事。

好日子只持续两个星期,圣诞节就来临了。澳洲正是夏天,商店橱窗画上了皑皑白雪,气温却不依不饶地升到了四十一度。工厂开始放假,可我没有假期工资。保罗·帕契尼说四周的带薪假期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补偿,我说那我工作了两个月也该有几天该带薪的,他说不是这个算法,等开年了我作为正式职工就什么都有了。

我工资最高却还不是正式职工?!我当时真想一走了之,唯一令我留恋的是丽茜·约翰。那天她为告别宴会准备了热带风味的生鱼片和烤鸡——用炙烤过的石头埋在地下烤出来的,一个劲地问我好不好吃,似乎想以此对我的香烟做些补偿。

可能是我当时过分专注于默诵那句颠扑不破的真理“天下乌鸦一般黑”,对她发出的去新西兰度假邀请竟没反应。丽茜收拾了罐子红着脸走了,我忽然发觉她十九岁的背影很美。

在餐厅,我担心的事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一位顾客点了牛排,我煎的很好,咸淡也合适。岂知他只吃了一口就嚷嚷着要退货,他说医生多次关照他不要吃盐。伊莎贝拉给他陪了半天笑脸,然后面色铁青地问我为什么要放盐。

我说“白送”不是都放盐的嘛,“这不是‘白送’!”她打断我,“这是一份正餐!”我不敢争辩因为我不能在四个星期里不挣钱。她的判决是:这份牛排钱必须从我的工资中扣除。我只能怪自己倒霉,连玛瑞德丝在内我已经遇到两个不吃盐的人了,这世上不吃盐的人统共能有几个呢?

王志军又在等我了,“你应该出面说说,因为你是这里的房东。她们以前在公派生那里可不是这样的!”

我正要洗澡,散发着汗酸味的T恤脱了一半,“怎么啦?”

“今天两个都来了!都在她们房间里!”

我瞪着王志军,努力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她们房间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朱丽娅也掺和进去了!”

我说:“朱丽娅答应帮黛米忙的。”

“哎呀她不是……”他急得甩手,“我还能不知道……”话没说完,房门开处四个人有说有笑地走了出去。王志军追到门口旋即又冲了回来:“看到没?她和他们上了同一辆车!”

两个男人追求同一个女人,没打起来却有说有笑地上了同一辆车,还顺带捎走了另一个女人,我也被弄糊涂了,冲王志军干瞪眼。我想问他和朱丽娅到底到了哪一步,却开不了口,趁他扭头的工夫我钻进了卫生间。

第二天早上我被尿憋醒,朱丽娅在卫生间外拦住我,“老周,请你和王志军说一声,叫他别那样,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别哪样?”我愣住。王志军的房门洞开,可能是去送报纸了。

原来王志军头天晚上一直等到她们回来,并坚持要和朱丽娅单独谈谈,两人发生了争执。我赌咒发誓我什么都没听到,但朱丽娅还是不让我回去睡觉。“我和他的事你是知道的,明人不说暗话,我没和他当真。这不是在国内……你说对吗?再说谁受得了半夜听英语梦话?真是。”

我想笑,但我还没刷牙。“我原来觉得就那样也不错,可他弄得一点意思都没了。”她又说。

“可你不是还没……?”

“我会有的!那么多男人一个个眼睛都瞪得滚圆,我怕什么?”说完她径直回房间去了,留下我站在那里睡意全无。后来我终于找到机会向王志军转达朱丽娅的意思,那可真是件苦差事。

以我对他的了解,朱丽娅十有八九就是他的第一个。我当然没提他说英语梦话的事,却找不到一个站得住的理由抵挡他连珠炮似的质问。最后是我失去了耐心:“你别朝我嚷嚷呀!你既然已经把她弄上了床,接下来都是你们之间的事,我夹在中间算什么?”他欲言又止,猛地撑住下巴做罗丹的“思想者”状。他和我怄起气来了!

令我困惑的是朱丽娅与黛米的两个追求者完全打成了一片。他们越来越多地同时出现,朱丽娅烧水冲咖啡,一点都没有见外的意思。等他们四人簇拥着出了门,王志军总要哼一声,我不敢接茬,他的脾性我知道得太清楚了,但我着实为朱丽娅担心:她这是在浪费青春呀!

黛米带着感激与歉疚堡汤给朱丽娅喝,还与她商量怎么把事情向土耳其人挑明。朱丽娅说:“你别问我,我帮你已经够多的啦!”我走过去,她们尴尬地埋头喝汤。自从与公派生一家打过交道后,我就对汤抱有成见,而且对黛米公然玩火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所以我没理睬她们。我对汤的偏见一直持续至今,只要人家喝汤我就缄默不语。

朱丽娅的电话渐渐多了起来,并开始神秘失踪。有一次我下班回来,黛米竟然问我知不知道朱丽娅上哪儿去了。我故意问:“怎么,他俩又一起来了?”黛米一愣,猛地转身回房间去。她的肩膀似乎在颤抖!

第二天早晨有人敲我的房门,我还没把身体遮住朱丽娅就推开了门:“老周,我要搬走了。”说着把几张纸币放在我枕边。“这是什么?”我说,“你不能等我起来再说嘛?”天热,我的样子的确不雅。她说她等不及了,这点钱作为房租只多不少,她以后会到工厂跟我算的。

这时窗下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她立刻跑了出去。我伸头一看,来接朱丽娅的竟然是黛米的南非男友!朱丽娅扑过去他们亲吻得如同互相撕咬朱丽娅的舌头伸出来老长而南非光棍的手就在她短袖圆领汗衫下此起彼伏。我目瞪口呆,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他们的汽车已经不见了踪影。

再见到黛米的时候她的眼睛还肿着。她想说什么,还没开口就啜泣起来。原来她已向土耳其小伙子摊牌,土耳其小伙子当下辞职离开了澳洲,这会儿早已到了伊斯坦布尔。我嗫嚅了半天不知该说什么,倒是王志军对朱丽娅的诅咒激发了黛米的热泪长流。

王志军主动承担起医治黛米心灵创伤的任务,买来冰砖一勺一勺地舀给黛米吃,而黛米病病歪歪的样子简直就成了林黛玉。几天之后黛米开始进固体食物,这才使她的体力恢复到刚够对朱丽娅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的程度:朱丽娅只会用拍、打、掐等手段迅速与男人打破界限,除此之外一无所长。黛米进而列举出南非人诸多缺点,“看着吧,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是她自己!”

听起来黛米似乎是遵循中国的老规矩与异性交往的,我准备在对她同情中增加些尊敬的成分,但她和王志军进展迅速得令我措手不及。一个星期不到就出现了他们大热天紧闭房门的情况,我趁他们吃饭正香时说:“我看你俩在一起就不错,沟通没障碍,有了孩子也是纯中国血统,多好!”这话我曾经对朱丽娅说过,黛米的回答却另辟蹊径:“什么呀?我出国之前就准备好为改良人种贡献自己的一切了!”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房间,半晌不知自己身处何方,直到王志军悄悄地溜进来:“你怎么可以那样说呢?以后我和她在一道多不自在?”

“……不自在?”我的声音如同耳语。

“是啊,挑明了反而尴尬!”

我的火到底冒了上来:“你、你小子在这栋房子里连搞两个女人,你还尴尬?!”

他说:“嗨!我以前不是憋了那么久嘛!”

我说不出话,挥手让他出去。谁都清楚自己要什么!整个澳洲大陆就剩下我一人不辨方向! 


D6

迷 失 的 路

名片起了毛边,我为它弄了个透明塑料夹。

当时我有点矛盾,既想再找人问,又觉得没多大意义,把它放进塑料夹更多是出于日后的考虑。那时正是圣诞期间,整个墨尔本被南半球的太阳烘烤成白花花的一片。烈日也起了一些作用,我已经不会为一个不知性别的人去冒患皮肤癌的危险了。我清楚地知道等城里重新挤满人的时候我又必须忙着挣钱,就是说奥西·马斯特可能会成为一个梦,依稀记得却永远无法真切。

意识到这一点我并不悲哀,但我必须为自己出国的举动找到些许意义。我用分类法对我踏上这片大陆前后发生的事逐一分析:有一时情绪使然,也有生理反应,但大多属于生活必须,惟独奥西·马斯特,我很难把这张时时伴随我的名片归入其中任何一类。

要么,它是我的精神支柱?

可这张已经卷边的名片到底支撑了我什么?

这个问题我琢磨了很久,冲凉后我不用毛巾擦,而是张开四肢让身体自然干燥。夏天在墨尔本,衣物随洗随干,挂在室内也只需二十分钟左右。我每天洗好几把澡,关上龙头我就举胳膊咧腿地思考奥西·马斯特的意义,可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到下一个假期来临,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有:海湾战争、澳洲执政党工党发生内讧、前苏联解体、餐厅换了四个厨师、丽茜·约翰又回了一趟新西兰看望她病重的父亲。对我而言,丽茜回新西兰的事最为重要。看不到她吞云吐雾的劲头,登喜路香烟似乎都变了味,真邪了门了。

学校寄来警告,说我出勤率严重不足,如果我不到学校交下期学费他们就通知移民局。开始我紧张万分,反复研读后才品出了其中真味:原来学校是在卖签证!我用“操”和“法克”交替着骂他们(说实话,还是“操”使得上劲),同时下定决心学驾驶——在这个学期结束前拿到驾照,然后让他们找不到我!

王志军劝我不必上正规驾校,就用他的破“斯巴鲁”趁天黑在门口转几圈,不出三天就能上路。我这时很清楚钱的重要性,但一旦签证过期,驾驶执照就是我唯一的身份证明,所以我必须考出来,还得尽快。

我的解释使王志军想起了开车得有执照这回事,连忙翻出交通法规来看。“噢?原来是这样的!”他不时大叫一声,把我吓得心惊肉跳,一如他的英语梦话。

学了一阵子,我隐约觉出了王志军屡次考试通不过的原因:除了交通法规不熟外,他只要一坐上驾驶座就冒出无数与开车无关的动作:挠头、掸头皮屑、掏鼻孔、摇下玻璃把鼻屎弹出去、在窗外搓动手指以使其干燥、摇晃排挡(前面提到过,现在变本加厉)、颠左腿、高唱文革时期流行歌曲“挑担茶叶上北京”等等。

我说你这样开车不行,起码考试就通不过。大概是黛米坐在旁边的缘故,他说:“你才开了几天?”随即扯开嗓子接着唱:“北京城里哟呵哟呵哟——探亲人呐!”

难怪你在国内原单位得不到提拔。我想。

我一次就通过了考试,不料这却导致王志军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带着一个信封去考试,里面塞了几百块钱,趁没人的时候递给考官。考官问:“这是什么?”王志军回答:“你一看就知道了。”考官看了没说话。

王志军事后说他那天开得特别顺,一点都不紧张。路考结束,他喜滋滋地跟考官上楼,考官却当着他的面把信封交给了主管。做完笔录后他们放了王志军,让他回来等待以行贿罪对他的起诉。王志军回来边说边收拾行李,我问他准备去哪里,他半晌答不上来。

澳洲所有的个人资料都是计算机连网的,他今后只能打黑工了。我帮他抬行李,还把房屋定金还给了他,再三叮嘱他小心开车、多余的动作坚决戒除。

黛米站在门廊里看着我们忙进忙出,脸上毫无表情,我知道王志军的第二次恋爱又结束了。看着“斯巴鲁”拖曳着夕阳渐行渐远,我忽然冒出一个想法:王志军在被资本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在试图改造资本主义。且不管成功没成功,他无论如何也算条好汉!

王志军驱车一直行驶到黄金海岸,考了昆士兰州的驾驶执照,没过多久就当上了海滩救生员(我一直觉得他水性和我差不多的呀)。他叫我去玩,我后来还真去了,不过我没找到他的电话号码,在海滩上也没见他的身影。

澳洲曾发生过在任总理下海游泳再也没上来的事,我真不敢朝鲨鱼那方面想。现在我知道王志军过得很好,比一般人好得多。我是从黛米那儿得到他的消息的。对,就是黛米,他俩后来的事足以写一部比迄今为止最离奇的小说还要离奇的故事。

丽茜·约翰回来了,是保罗·帕契尼打电话去新西兰把她招回来的。厂里一连接了好几个大定单,我们忙得不可开交。

丽茜·约翰父亲的病情仍无好转,但她已身无分文,老板的电话无疑是雪中送炭。那时我已经买了一辆二手车,丽茜· 约翰张开双臂叫道:“哇!就是说我们有空可以去兜风了?”她爹病成那样她却首先想到和我去兜风,我觉得这有点过分,但考虑到她并不真的具有中国血统,我也不好说什么。

“你是我的朋友,对吗?”她扳着我的肩膀问。我赶紧借点头的机会狠狠地亲了她几口,她没躲闪,弄得我一整天意马心猿。下班的时候,她钻进我的汽车,“我可以到你那里去吗?我两天没吃东西了。”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把车开回去的。我不在乎请她吃顿饭,下馆子都行,但她的理由使我失去了前进方向。

黛米在等我商量空房间招租的事。她最近丢了工作,见我带了个洋妞回来以为招租问题已经解决,端茶倒水忙了好一阵子。等她明白了丽茜和我的关系,她怔怔地放下水壶,一言不发地回了房间。

丽茜说:“我不知道你有女朋友,要不我现在就离开?”我一面解释黛米不是我的女朋友,一面纳闷黛米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我弄了几个菜,请黛米一起来吃,她躺在床上面对墙壁拒绝了。

丽茜·约翰胃口的确好,任何东西她都说好吃。然后我们喝酒,她絮絮叨叨地向我介绍她所有亲戚的婚姻状况。我听了一会儿就绕糊涂了,误以为她的一个堂姐和人家私奔了三次。她打我:“你在嘲笑我的亲戚呢!她只私奔了两次!”

“好、好,两次、两次。”我笑着抵挡,但丽茜·约翰勇往直前,一下子就钻到了我眼皮底下。她的手停在我胸口,仰起头来,目光飘飘,面颊泛红,“韦恩……”

我没料到她来的这么快,而且她的手在我胸口摩挲出浑身燥热。我忽然意识到这是在厨房,而且黛米在家。我猛地站起来,头晕眼花。

我说:“干杯,欢迎你常来。”丽茜半天不知所措,喝完杯中的酒就懵懵懂懂朝外走。我想开车送她,她却在门口挡住:“我自己回去。谢谢你韦恩。真的很抱歉,我早该想到的。”没等我解释她就匆匆而去。我看着她上了大路,既有点后悔又觉得自己做的不错。

我犹豫了一下,推开黛米的房门。她还冲墙躺着。我还没想好怎么开口,她就说我一点都不考虑她的感受。我一愣,因为即使是在她同时带两个人来的时候我也没说过什么。

她没等我回答又说:“我的情况不一样,我当时是为了嫁人,而现在只有我们俩留在这房子里,你也太……”我伸头一看,她真的在流泪。我拉她起来,她只挣了一下就倒在我怀里抽抽搭搭哭出了声。好一会儿我才下决心吻她,而她的舌头已经等着我了。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娇小的黛米居然迸发出了近似于玛瑞德丝的惊天动地。

第二天上午,丽茜·约翰没抽我的烟,我跟她说话时她总看着别处。下午她竟然掏出香烟自己抽了起来。原来她向老板预支了半周工资。我故意说:“你也给我一支呀!”她牵动一下嘴角算是对我笑过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黛米就不一样了。在随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没听到我们的电话响过,我回来时饭菜已基本就绪,最多只剩一道热炒等我掌勺。吃完饭她就去化妆,从敞开的房间里大声问:“今天兜风换个地方吧?”我开车的时候她把手担在我的胳膊上,一到海滩她就非让我揽着她的腰不可。

我不习惯这种亲昵,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何必装模做样呢?但我的身体不争气,兜风常常以我急不可耐地催她回去结束,然而还在路上时,她与南非人、土耳其人以及王志军的事又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

那天回到住所,当她喃喃地重复我的名字时,我终于说:“我实在搞不明白我们怎么就到了这一步。”她努力睁开眼睛,掩住胸口说:“你……不想要?”

我从来没像那天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双重人格——精神和肉体完全各行其道。

厂里一连加班好几天,老板也加入了干活的行列。就这样他还嫌进度太慢,而我又不得不兼顾餐馆的工作。老板忍不住了:“韦恩,你到底有什么事非得准时下班?我是按双倍工资付你加班费的!”我只好说我在上学。

“就为了签证?”老板叫起来的时候真有一副意大利好嗓子,“你的英语比这个国家的很多人都好得多!明天我就为你申请工作签证!你如果早点告诉我,我早就为你办好了!”

其实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比他更清楚工作签证的事:那必须是一个技术性极强的岗位,而且澳洲没人干得了。但保罗·帕契尼不相信:“我是纳税人,我想雇用谁不用他们管!韦恩,你放心,他们只要说一个‘不’字我就和他们打官司,我的律师一直闲着呢!”

律师果然来了。他对工作签证的事比我们都清楚:“移民局肯定拒绝帕契尼先生为你提出的申请,但我们可以起诉,被驳回再上诉,一级级走完所有的司法程序起码得八年时间,在这期间你的滞留是合法的,而且他们必须给你工作许可。对你个人来说,这和工作签证是一个意思。”

我说这不是一个意思:一个是理直气壮得到的,另一个是因为得不到而用法律程序拖延时间。律师瞪着我直眨眼,老板急了:“韦恩,你不想要我们的帮助?”

我忽然想起了奥西·马斯特,他们没准用的是同一招!我边掏名片边问:“你叫什么名字,律师先生?”

他不是奥西·马斯特,而且他对我珍藏的名片不屑一顾。“这主意谁都能想到,关键是解决不可预料问题的能力。是我们总让移民局头疼,而不是前移民局官员让我们头痛。说不定这个人就是因为输了官司而离开移民局的。”

“真有这个人吗?”

“我不这么认为。”

我傻眼了。奥西·马斯特被他们传来传去,最终扔回到我手里。保罗·帕契尼说:“韦恩,你能看出我是真的想帮助你,你到底怎么说?”

“听你的吧,”我说,“不过我估计我等不了八年。”

我可以放心打工了。但我一点都提不起劲来,就和小孩打碎万花筒却发现只有几片玻璃碴一样。

“虽然我们已经……那个了,但我不想用你的钱。你这样挣钱肯定有你的打算。男人是该有打算的……女人就无所谓了,而且女人不该问。我觉得你可以跟你们老板说说让我去上班,临时的也行,反正我成天呆在家里也无聊,你不是加班就是干两份工。”黛米这样和我谈起了经济问题,如果这可以算做经济问题的话。我琢磨也对,她至少可以帮几个星期的忙,权当是我对保罗·帕契尼的报答。

不料一个上午黛米就赢得了除丽茜·约翰之外的所有人的好感。她不停地问这问那,带着谦和的微笑。保罗·帕契尼也注意她了,亲自回答她关于机械、电器方面的问题,好像他说的黛米全听得懂似的。直到午饭时黛米还在结结巴巴地找老板说话,我几次想告诉她这不是正式宴会,但保罗·帕契尼兴致很高,对黛米的用词不当也一笑置之。他可从来没这么宽容过。

丽茜·约翰独自坐在外面,她现在连星期一也没有午餐了。我大大咧咧地坐到她旁边,把一支烟放到她手里。她犹豫了一下才让我为她点着。“我要走了。”这是她很久以来和我说的第一句话。

“回新西兰?”

“不。”

“那你去哪儿?”

爆笑声从里面传出来。她说:“你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愣了一下,赶紧解释黛米是来帮忙的,而且她不是我的女朋友,以前不是现在也不是,请她无论如何相信我。

“她会呆下去的……我得走。”丽茜扭过头去抹泪,其他人吃完午餐出来,见状面面相觑。我不能再说什么,只好一个劲地给她抽烟。休息结束时我低声对她说:“听我说,不要走,求你千万别走!”说着我把半盒烟塞给了她,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午餐时间已经结束了?”老板吃惊地说。在他套上工作服时,我见到了最令我吃惊的事。黛米指着他敞开的领口说:“裘皮。”

“你说什么?!”

“像裘皮一样。”黛米伸手在保罗·帕契尼的胸毛上拽了一下。老板大叫起来:“韦恩,中国女人都这样吗?”

我的脸顿时滚烫。

晚饭后,我一声不吭地出了门。离开城区后我的脚就没松开过油门,遇到路口我就朝背离城市的方向拐弯,直到彻底不辩东南西北。四下只有黑暗,不管朝哪个方向,车灯的光柱还在犹豫之中就被吞噬了。

我终于见到路边的求助电话,接线员说我此刻离市区170公里,叫我不要着急,他们会派车来带我回到大路。

我并没着急,黛米和丽茜·约翰在黑暗中轮番闪现,我想叫她们停下都办不到。黛米说“朱丽娅只会拍拍打打勾引男人,除此之外她还有什么”丽茜说“你是故意这样做的”黛米说“你……不想要”丽茜说“她会一直呆下去的……我得走”黛米说“像裘皮一样”。她们令我眩晕。

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试图在黛米与丽茜·约翰之间做出选择。

可我没有选择的资格!

就是说我迷失的并不仅仅是回去的路。

黑暗顿时坚如磐石,颠扑不破。救援车出现时我差点没哭出来,工作人员朝我脸上照了半天,“Are you alright?”


D7

幻象背后的真实

丽茜·约翰是对的,黛米留在了厂里。我和她打那晚之后再也没发生过什么,只有一次她坐到我床边,看了我许久,“唔?”

“什么?”我仍然看着电视。

“你不想……和我说点什么?”

“说什么?”

“你对我不满……”

“我没有权力。”我换了个台,MTV顿时鬼哭狼嚎。她猛地站起来走了,两天后她就搬了家。那时候又快到圣诞节了,我也没再考虑找人来分租的事。

我拿到四周的假期工资,比正常上班还多17%。等到大家都喜滋滋地从办公室出来后,我又进去向保罗·帕契尼提出辞职。他的反应竟是看着窗外愣神。“可是,我在为你申请工作签证呢!”他忽然扭头说。

我再次谢他,并真诚道歉。

“你找到那个奥西·马斯特了?”

我说“奥西”是澳大利亚的别称,“马斯特”是主人的意思。所以这个人未必存在,因为没人可以自称“澳洲的主人”。

这是我当时突然想到的回答,至今我仍为自己能在转瞬之间得出如此精辟的结论而自豪。当然,现在我知道它是长期思考的结果,但当时连我自己都惊呆了。

“你的分析和律师的完全相同,”保罗·帕契尼连连点头,“看来你的确对姓名学有所研究。韦恩,实话跟你说,我估计到你要辞职的,原因也不用我明说了。感谢你为我的工厂所做的一切。”他和我握手,令我想起了我们的初次见面。

丽茜·约翰问我去哪儿,我说如果我在澳洲其他地方落脚的话一定与她联系。不料这番话引得她哭成了泪人,当众搂住我久久不放。此情此景令所有同事唏嘘不已,惟有黛米毫无表情,如同她看着王志军离开一样。

我驾车北上,没有任何目的,也不抱任何希望。沿途景色就在那样的心态下明丽起来,唯一的遗憾是我那辆车没空调。在阿德莱得买的磁带到那时才拆封,我和Sinard Oconnor一起在敞开的车窗里反复高唱“你无与伦比”,引得其他驾驶员纷纷侧目。听说她出家当了尼姑,我很为她惋惜,同时又相信她的选择完全正确。“Nothing compares,nothing compares to you——”我的吼叫既是为她,也为我自己。

我绕着澳洲转了一大圈,没想到在达尔文遇到了老姚。他已经黑得像个土著。我们对视良久,然后同时大叫“哎呀是你”。

老姚后来和小徐彻底闹翻了,小徐被他轰走,至今下落不明。他在农场呆得实在没劲,抓住一家果品贸易公司考察生产基地的机会,自称他在中国有国营果品公司的渠道,跟着贸易公司来到这里。

“你不是搞小家电的吗?也有水果销售渠道?”

“我哪有呀?写信、打电话回去找呗!”我们坐在一家不起眼的中国餐馆里,他的眼睛已经喝红,“不过到底给我找到了!呵呵,他们现在为我申请工作签证呐!”

这世界很小,比这世界更小的是我们的选择。

“知道吗?要是没黑掉的话,我还有一绝招呢!”他打量四周,压低声音说,“在佩思时情况不稳定,我没跟任何人说起过!”他掏出钱包,从大摞银行卡后面抽出一张名片。

我目瞪口呆。

又是一张奥西·马斯特的名片!

他的声音仿佛来自邃远:“现在我的问题解决了,你真的可以去试试。看这儿怎么说的?价格低到您难以置信!我估计不会超过一万,值呀!”

我一句话都没说,掏出我的那张放在桌上。两张一模一样的名片并排靠在芹菜炒鱿鱼旁。我只是在刹那间为塑料套感到羞愧。

黄昏的时候,老姚带我去天体浴场。他喋喋不休地告诉我去那里你必须什么都不穿,而且会有赤身裸体的女人过来和你讲话。“我都忍不住了,可那个女人还跟我说海蜇的事,我只好冲到水里去了。哈哈,我练不成那功夫!”他的脸又涨红了。

“你现在,”我犹豫了一下,“还用味精吗?”

“早不用了!用了过敏。入乡随俗嘛。嗨,还提味精干吗?”

我没回答他,因为我又用起了味精。科研结果也好,法律规定也好,反正我得用。

天体浴场的沙滩上一片胖瘦不一的躯体以及一丛丛深浅不一的体毛。老姚不停地低声叫“看这边、看那边”,我却想到了玛瑞德丝宽广的臀部。这里没有她那样骄人的身材,的确没有。

不过,即使有又怎么样呢?一个躯体而已,和我以及普天之下的所有生灵一样。

果然有几个女人上来搭讪,既不美也不丑,但没过多久老姚还是冲到了水里,引得她们吃吃地笑。

我无动于衷,因为我赤裸裸地思考着是否该回国的问题。


D8

谁丫奥西 · 马斯特

我回到国内,山河依旧,季节又颠倒了回来,只是烤烟型香烟开始有点抽不惯。

一封北京来信在家里等着我,信封已经泛黄。

是那个北京汉子写的,信中既有埋怨又充满恳求。他说自从与我分手后,他一直在等我的信。他相信即便再忙写一封信的工夫总是有的。

看着“刘有朋”的落款,我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赶紧照着他留下的电话打过去。

他似乎很忙,人家叫了半天他才来:“喂,谁呀?”

我说我就是你给我奥西·马斯特名片的那个人。

“谁丫……奥西·马斯特?噢!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怎么着,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可有不少日子了吧?”

我解释刚看到他的信。

“回来了?好,回来就好。哎呀要不是你给我打电话,我还真忘了这档子事儿。”电话那端大大咧咧的儿化京腔使我怀疑他是否就是颤抖着给我名片的那个人。

不管怎么说,我得感谢人家并道歉。

“有您这话就行!还是回来的好,不容易吧?”

看来已没有必要向他叙述我寻找的经过了,我说:“显然你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全新的看法。刚才你说‘谁丫奥西·马斯特’,这话太精彩了,我即使活到三百五十岁,临终前也得重复这句话!呵呵。”

电话那端沉寂了半天,终于传来他小心翼翼的声音:“你说什么?你说你要活到三百五十岁?那可能吗?出国一趟把你出迂了兄弟!”

我从“兄弟”一词中听出他还是他,但他已经挂断了。

我拎着话筒重复他的话:“谁丫奥西·马斯特?谁丫奥西·马斯特?”

“谁丫(儿)奥西·马斯特?”

我终于找到了调门。

(完)



作者往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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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策划私奔

2、未遂(上)

3、未遂(下)

4、最后的耗子

5、我死后

6、保险杠和鸟语女人

7、大马一丈高

8、风中阁楼
9、拉大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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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周伟

中国作协会员,居南京。电影剧本《卡车上掉下的小提琴》获“新世纪电影、电视文学剧本大赛”一等奖(2001,上海)。电影由上影厂拍摄,获圣何塞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再度购买剧本,拍摄电视电影《独奏》,在央视3套、央视8套、央视2套多次播放;电视连续剧本《设防2020》(20集)获“2005~2006剧本征稿活动”评委奖(2006上海);中篇小说《大马一丈高》获“紫金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08);中篇小说《寻找奥西.马斯特》获“金陵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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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老百姓”何错之有?(江苏|朱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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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谒解州关帝庙(江苏|邹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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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老行当之:毛笔店(江苏|王喜根)周伟在线
寻找奥西▪马斯特(江苏|周伟)王少坤在线火流星之突然消失的郎中(江苏|王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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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泰和在线

五一我在井冈山(北京|姚泰和)

沈建华在线

父亲的恶作剧(江苏|沈建华)

王喜根在线

江南老行当之:中药房(江苏|王喜根)周伟在线
热风(江苏|周伟)王少坤在线火流星之穿制服的老油条(江苏|王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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