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是一种道德的缺陷——再评哈尔滨地铁事件

我的文章“说说哈尔滨地铁上的小伙”阅读量快过两万的时候被删了，虽然并不意外，但亲身经历还是感到很沮丧，很无奈。在网上流传的视频中老阿姨是失语的，全程都是小伙的激情输出，而视频流出后，赞扬和支持小伙的言论也充斥着各种媒体和评论区，包括我在内的另一种声音不仅稀少，而且“分贝”稍微大点就遭到封杀，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这个视频是时代的一个隐喻和象征，反智而情绪化的表达招摇过市，常识和逻辑却遭到驱逐和打压，当噪音成为主旋律，那么音乐就被当作破坏和谐的因素被封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明白。这个事件让我想到了因反抗纳粹而遭屠杀的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在《狱中书简》中关于愚蠢的一段话，他提到“一方的强大，需要另一方的愚蠢。” 愚蠢是一种被有意培养的品质，群体的普遍愚蠢可以形成一种方便利用的力量。他写道：“在一种特定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力量的高涨变得无比可怕，就会剥夺人独立的判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   简言之，人们出于恐惧而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意志，成为纯粹的工具，因此愚蠢本质上是一种意志选择，选择放弃行使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责任，无条件接受Power的意志，从而避免与power的对抗，得到暂时的虚假的安全。朋霍费尔因此断言：“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不是理智上的缺陷。”  愚蠢的人不可能通过讲理改变想法，因为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对蠢人而言，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面对蠢人，试图讲理不是对牛弹琴，而是近乎揪狗耳朵，只会自取其辱，惹祸上身。朋霍费尔认为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不是教育，而是灵性上的救赎。《圣经》箴言中有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克服对世俗权力的恐惧的唯一和最好方式就是敬畏那位超越的存在。

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人骑在树枝上，用力地拿斧子砍自己所坐着的树枝。这个哈尔滨的小伙子一边享受着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成果，一边在抵制和反抗这一切，他身上穿的外国品牌的服装、所乘坐的地铁、学校里学习的现代科学知识、现代医学.....可以说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收到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或者用小伙子的话说，叫“入侵”。可以说西方文明给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容易，稍微读一点中国近代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每一次向外敞开前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每次都是付了代价后才被迫着去敞开国门，而且经常走两步退一步，而每一次开历史倒车都带来更加严重的伤害，义和团之乱就是最经典的例证。

闭关锁国了那么久，天朝上国的梦也做了那么久，惯性之大可以想象，可是晚清时期清醒的人们就已经意识到敞开国门，接受外来的文明的冲击和洗礼，是我们图存自强唯一的出路，这绝不意味着要放弃自己传统的文明，恰恰相反，文明就像河流，在流淌中才会充满活力，文明就是在碰撞中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封闭的文化，如同一团死水，只会在僵化中走向衰亡，恰如明清时期的中国，而接受外来文明的碰撞和洗礼，才会给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赋予新的活力和生机。文明和信仰就如同水和空气，虽然可以在不同的地域出现，但本质上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普遍地适用于全人类，而且真正的文明之间或有不同，但绝对不是你死我活，互相颠覆的，更可能的是互相补充，互相成全的，比如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耶稣所说的“你们想要人怎么对待你，就怎样待别人。”之间绝不是对立冲突，而是一脉相承的。在我看来，接受基督教文明，并不会颠覆孔子的教导，反而会完善和成就他的理念，为其理想奠定超越的基础。内在信仰的缺失，单纯的道德教导很容易生产满口仁义道德但满腹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而历史和现实都证实，超越的信仰才是道德坚实的基础。在晚清时期，基督教刚刚传入中国时，敌对基督教的人曾说过：“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 但过去一百多年中，我看到有很多的中国人不仅成为了很好的基督徒，也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委身中国社群，并且用基督的爱和公义更新着本土文化，使其不失去底色的同时焕发出新的生机，单单文学领域受基督教影响而出现的优秀文学作品就不胜枚举。

最后，在一个容易滋养愚蠢的环境中，要避免被席卷进愚蠢的狂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想还是以朋霍费尔在愚蠢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回答,跟读者共勉：“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荡挥霍返回冥想回忆，从强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巧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