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向远 (1962-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7度入选)，北京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华学术外译两部著作的入选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发文24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计600余万字，译作10余部计350余万字。结集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2007)、《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全10卷(2017繁体字版)。
王向远教授
“译介学”与“译文学”——“译介学”的特色、可能性与不能性及与“译文学”之关联
（本文发表在《民族翻译》2016年第4期，第53-61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 要：“译介学”是近３０多年来中国学者创制的第一个比较文学概念，以 “译介学”的名义将翻译学的一部分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较之笼统地以 “翻译研究”的名目纳入更符合学理。但“译介学”的价值功能是有限度的。 “译介学”的对象是“译介”而不是 “译文”，它所关注的是翻译的文化交流价值而不是译文本身的优劣美丑，本质上是对翻译文学的外部研究而不是内部研究。作为 “译介学”核心价值观的 “创造性叛逆”只能是翻译文本的客观状态的描述，而不能用来对翻译行为做要求和评价。“译介学”难以有效地观照和研究译文，难以处理 “译文学”的文本问题，正因如此，才有了 “译文学”建构的必要。
关键词：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
“译文学”与 “译介学”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却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没有 “译介学”，则“译文学”的建构会失去参照；没有 “译文学”，则 “译介学”的特点、功能、可能与不可能性，也不能得以凸显。因此，有必要从 “译文学”的立场上，对 “译介学” 加以 反顾、加 以观照，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一、“译介学”是中国人创制的第一个比较文学概念
“译介学”在比较文学界及翻译研究界都已经是耳熟能详的术语了。但是，在十几年前，它还是一个生僻的词。最早提出并使用 “译介学”这一概念的是谢天振先生。在1994年台湾出版的谢天振的第一部专题论文集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 “前言”中，谢天振这样解释说：书名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很容易使人误以为本书收入的是 “比较文学”与 “翻译研究”两类论文，其实不然，本书所收入的翻译研究论文也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我之所以在书名上标称 “翻译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该部分论文在本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我是想以此突出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密切关系及其在比较文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毋庸讳言，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出发研究翻译，也即译介学研究，了解不多，具体投入进行研究者更少。不仅如此，人们对之还有一种误解，认为这种研究 “脱离实际，没有多大意义”。[1]在这里，“译介学”一词已经出现了，但作者鉴于当时的学界连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都较为隔膜，所以他还是将这类研究称为 “翻译研究”，是 “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出发的翻译研究”，并明确说明这就是 “译介学”。到了1999年，谢天振先生在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书名就叫 《译介学》，他在该书 “绪论”中做了这样的界定：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 （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研究。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 （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2]１
这段话讲清了 “译介学”这个概念的来源——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讲清了译介学的角度——比较文化，讲清了译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还讲清了译介学的目的与宗旨——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价值与意义。
就这样，“译介学”这个独特的概念就被提了出来并作了严密的界定。在近30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中， “译介学”可以说是极为有限的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加以论证、运用的新词、新概念之一。比较文学的许多重要概念，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形象学等，都是从外国翻译引进转换来的。现在看来， “译介学”的提出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中的意义就越来越显示出来了。
“译介学”显然受了法国学派 “媒介学”的影响。法国比较文学学派的特色之一是主张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国际文学交流史。要研究交流史，就要注意交流的媒介，于是明确提出 “媒介学”。但梵 · 第根在 《比较文学论》中阐述的 “媒介学”的 “媒”或 “媒介”，包括了 “个人”“社会环境” “批评；报章和杂志” “译本和译者”共４个方面。梵·第根之后的法国比较文学理论家马·法·基亚在 《比较文学》一书中，用 “世界主义文学的传播者”这样的表述用作章名[3]，而不再把 “媒介”作为重要概念，同时大量使用 “外国文学”这个概念，却未使用 “翻译文学”的概念。1991 年，伊夫 · 谢夫勒的小册子 《比较文学》 作 为 基亚《比较文学》的 “接班之作”，虽然有了 “媒介”一章，但基本上是对梵·第根 《媒介》一章的缩写。而在这一章中，小标题却变成了 《翻译史与翻译家史》，这与 “媒介”在理论逻辑上似乎也不协调。[4]在 “媒介”中仅仅关注 “翻译史和翻译家史”显然是不够的。看来，法国人固然重视 “媒介学”，但在诸种媒介中，也并没有单单特别重视翻译文学、文学翻译这一媒介，也就不会提出 “译介学”之类的概念。谢天振先生曾经援引过的斯洛伐克学者朱里申的 《理论比较文学》（一译 《文学比较理论研究》），在第四章有一节 《艺术性翻译的媒介功能》，用了 “媒介”一词[5]，但这里的 “媒介”也并不是作为核心概念来使用的。至于德国和美国的比较文学，不太注重文学交流史研究，而较为侧重于理论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相应地提出了 “文类学” “主题学”之类的平行比较的研究模式，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架构中也大都不设 “媒介学”的专章。
在这种情况下，谢天振先生的 “译介学”把 “媒介”聚焦在 “译”字上，而拈出了 “译介”两字，将散点变成了一个点，并且称之为 “学”。这样一来， “媒介”变成了 “译介”， “译介”变成了 “译介学”，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大大提升、扩大了翻译特别是作为文学交流之媒介的文学翻译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地位。但是谢天振先生并没有对 “译介”这个词做出具体的语义分析，或许认为有了上述的总体界定就可以了，而无需再做语义分析。但是，从比较语义学的角度看， “译介”既然作为概念来使用，就必须做词素和语义的分析。分析不是割裂，分析之后的合璧及其意义才能更清晰、更准确、更科学。从语义学的角度看， “译介”的辞源是 “媒介”，它的内涵应该是 “作为媒 介的翻译” 或 “翻 译 作 为 媒 介”，因 此 “译 介” 并 非“翻译介绍”的缩略语。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词典》 （第六版）收 “译介”一词，释义为： “翻译介绍”。这只是 “译介”作为普通词汇的释义。这里 “译介”之 “介”是 “介绍”的意思，但这个意义上的 “介”显然并不是 “译介学”的 “介”。在谢天振先生关于 “译介学”的表述与阐释中，虽没有从语义学的角度说明 “译介学”的 “介”指的是什么，但在逻辑和学理上，我们应该把这个 “介”理解为“中介”之 “介”。但 “译介”这个词，无论是词典上的释义还是一般人的顾名思义，大都会理解为 “翻译介绍”。 “翻译介绍”又可做两种理解，一是并列结构，是“翻译加介绍”“翻译与介绍”的意思；二是 “翻译的介绍”即 “作为翻译的介绍”的意思，是把翻译作为 “介绍”的一种途径与手段。第一种理解显然过于宽泛了，宽泛到了可以囊括整个翻译学而且再加 “介绍”即文化文学交流史、关系史；第二种解释 “作为翻译的介绍”，也可以表述为 “作为介绍的翻译”，这就突出、强化了 “介”字。在这种理解中， “翻译”是 “介绍”的手段和途径，“介”是研究的重心。 “译介学”之 “介”指的应是 “中介” “介体”。这应该是对 “译介学”的正确的顾名思义的理解。总之，“译介学”作为一个概念是颇为复杂微妙的，很难把它译成外语，正如谢天振所说，若翻译成英文会很勉强。[2]２此外也没有办法翻成日文，因为日文中没有这样的汉字词。这也正说明，“译介学”是一个独创的词、独创的概念。
在谢天振先生的有关论文与 《译介学》问世之前，即20世纪末之前，我国已经出版的十几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都不见 “译介学”这个概念，当然也缺乏关于这方面的观照与论述。例如，1984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卢康华与孙景尧合著 《比较文学导论》，具有劈路开山之功，但它的基本内容、框架是从欧美那里借鉴而来的，当然同时也有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的转换、消化、整理、改造和发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1987年出版的乐黛云先生著 《比较文学原理》，也没有跟翻译有关的章节。1988年出版的陈惇、刘象愚著 《比较文学概论》，用的是法国梵·第根 《比较文学论》中的 “媒介学”这一概念。而在谢天振先生提出 “译介学”的概念之后，绝大多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类专著、教材，都逐渐开始使用 “译介学”这一概念了。这当中，包括谢先生本人执笔的有关教材的 《译介学》章节，也包括其他学者的编撰的著作。于是，“译介学”这个概念的影响逐渐扩大，并广为人知。
创制 “译介学”这个独特的概念，或许是谢先生的一念之功，但实际上它需要理论想象力与学术修养，实在并不容易。任何一门学科理论的建构，都需要有若干术语概念作为学科的基本范畴，否则学科不能成立。一本理论著作若没有自己的术语概念，往往是缺乏原创的表征，很可能只能是普及性、转述性的。缺少一个术语、范畴，就意味着缺少一种研究模式、一种学术思路、一种学问思想。这样说来， “译介学”作为20世纪末唯一的一个，也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第一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概念，是值得称道的。联系到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诸多教材、教科书乃至专著，通篇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概念范畴，全都是照搬、翻译和诠释外来的概念范畴，不知其理论的创新性究竟体现在何处。在这种情况下， “译介学”作为一个新概念，就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的一个特色亮点，弥足珍贵。
二、以 “译介学”名义将翻译纳入比较文学是名正言顺的
从词语分析的角度看，“译介学”的 “译”指的是翻译， “介”指的是作为文学交流的媒介途径。实际上，研究国际文学交流史，必然会涉及翻译问题。但是，两者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又不失学科划分的规矩与规范，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所谓的 “学科”，就是给学问领域分科。学科是划分出来的，无条件地无规则地 “跨学科”，随意跨界，会扰乱学科规范，使学科丧失边界，学科则不成为学科，学科理论也就出现了混乱、丧失了基盘。因此如何处理 “比较文学”与 “翻译学”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如何使两者既相互关联又各有畛域，是 “译介学”理论建设的难点。“译介学”必须很好地处理和回答它与翻译学之间的学理关系问题。但是，综观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关于比较文学与翻译学学科之关系问题并非已经解决，也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的。
在谢天振的 “译介学”理论及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大规模建构之前，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最重视翻译研究的大概要属日本的比较文学了。这与日本学界一直以来重视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关联研究这一学术取向密切相关。例如，大冢幸男在 《比较文学原理》及 《比较文学——理论、方法、展望》两书中，都单列 《翻译者与翻译》一章[6]；渡边洋在 《比较文学研究导论》一书的全书十四章中也单设 《翻译研究》一章。[7]他们都努力将 “翻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内。其中大冢幸男的 《比较文学原理》1985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译成中文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谢天振对该书也数次援引，该书在翻译方面的观点，特别是作者所强调的 “翻译通常是 ‘创造性叛逆’”的观点，对谢天振的 “译介学”建构，乃至对整个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都有明显影响。但是，这些学科理论著作只是将翻译、将文学翻译作为 “媒介”的一种拉到比较文学中来，并没有对翻译、翻译学与比较文学学科之间的关系做出理论说明，便径直切入了对翻译问题的阐述。
诚然，富有包容性的比较文学可以顺乎其然地将翻译纳入到比较文学的体系范畴，但是，从翻译学的立场看，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一方面，正统翻译学深受传统的以语言科学为基盘的翻译研究模式的影响，与比较文学所具有的文艺学、文化学的观念往往会格格不入。即便是近20年来搞得风生水起的 “文化翻译”这一模式，因其偏离翻译本体，这几年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强烈质疑，如赵彦春先生著 《翻译研究归结论》[8]等书，都呼吁回到翻译研究的本体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若以 “翻译研究”这个概念将翻译整体地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部分纳入，作为比较文化的观念方法加以处理，那就等于无视翻译学学科的主体性，从翻译学科本体的立场而言，会令一些翻译学者觉得难以接受，这是可以想象的。
从学术史上看，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这两门学问在西方学术界原本是平行推进的。两者在起源上不同，学术理念与方法不同，学术宗旨也不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以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为标志，在20世纪30年代成熟并确立。而翻译研究及翻译理论的建构则成型于20世纪后半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构成熟显然稍早于翻译学，但主流的、或正统的翻译学却一直紧紧依傍于语言学，并以语言学的科学性作为学科的根本，从而与翻译理论中的主张译文之美的 “文艺学派”形成了对峙。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要把 “翻译研究”整体纳入自己的范畴显然是不能的，所能纳入的当然只有 “文学翻译”。但是，严格说来，实际上连 “文学翻译”也难以全部纳入 “比较文学”的范畴，因为即便是文学翻译，也仍然是正统翻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与对象。换言之，若将正统翻译学中占有很大比重的 “文学翻译”纳入比较文学，则“翻译学”就失去了半壁江山。因此，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中，像渡边洋那样以 “翻译研究”的名义整体纳入，虽不能说是蛇吞大象，起码也是大蛇吞大蛇，是勉为其难的。即便像大冢幸男那样改为 “翻译者与翻译”，体积也嫌过大。因为 “翻译者与翻译”实际上是翻译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最终没有将 “翻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以解决他们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源逐渐减少匮乏的问题，而是像英国的苏珊·巴斯奈特那样，干脆用 “翻译研究”取代 “比较文学”，并且直接宣布比较文学学科的 “死亡。”[9]
在这种情况下，从翻译学与比较文学的撞击与接合处，创制 “译介学”一词，将它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畴中，这无论在学科关系上，还是在学理逻辑上，都规避了上述的问题。 “译介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它的学术特征的很好的标注，它表明比较文学的 “译介学”对翻译的研究，与一般翻译学是不同的。“译介学”的 “译介”，不是 “翻译”，不是 “翻译加介绍”， “译介学”只定位于 “介”，即把翻译作为文学交流的中介环节，而不是对翻译本体加以研究。换言之， “译介学”没有试图将翻译学或翻译研究整体纳入比较文学，而只是把文学翻译的 “中介性”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 “译介学”与正统翻译学路数相悖，而与20世纪后期西方兴起的突破正统翻译学的 “文化翻译”思潮相向。事实上，谢天振也十分推崇 “文化翻译”，其 “译介学”的构建受到了 “文化翻译”的影响。 “译介学”与正统翻译学取的是两种不同的路向，可以说是各行其道：一条是文化研究及比较文化研究之道；一条是语言学及比较语言学之道。两者当然可以相互借鉴，即便偶尔越界，但也可以适可而止。
总之，以 “译介学”的这一概念，将作为 “中介”的 “文学翻译” 纳 入比较文 学 的体系，无损于正统翻译学，又不会使比较文学的体积过大膨胀。可谓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对此，谢天振先生有着清醒的理论认识，他阐述了 “译介学”与正统翻译学 （谢天振表述为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的不同，一是 “研究角度的不同”， “译介学”是在文化交流的视角下看翻译；二是 “研究重点的不同”，“译介学”不做语言学上的价值判断，而主要关注文学交流中如何误解误读扭曲变形等问题；三是研究目的不同，正统翻译学的目的是为了指导翻译实践， “译介学”则 “缺乏对外语教学与具体实践的直接指导意义”。[2] 9-11这就把 “译介学”与正统翻译学的分野说得很清楚了。
三、“译介学”的可能与不能
但是，在 “译介学”的理论阐释上，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需要进一步说清楚。
第一个问题，“译介学”的对象是 “译介”还是 “译文”？
既然 “译介学”重心是在 “介”“中介”的研究，那么什么是 “介”或 “中介”呢？ “中介”的对义词应该是 “本体”。中介是本体与本体之间或本体周边的介体。这里不妨借助中国翻译史上郭沫若用过的 “处女”与 “媒婆”和郑振铎用过的 “奶娘”的比方。郭沫若曾把作家的文学创作说成是 “处女”，把翻译及翻译家说成是 “媒婆”。郑振铎不满意这种说法，认为翻译家是“奶娘”。我们可以把这个比喻稍加改造一下，把原作看成是 “处女”，把婚配的牵线撮合者即译者看成是 “红娘”。在红娘的撮合下，原作从她的本国文学中被嫁入另一国文学 （例如中国文学）中，入籍归化，随了夫姓，生了孩子。这个孩子便是 “译文”或 “译作”。其实 “红娘”在完成了牵线搭桥的事情之后，其角色接着就转化为郑振铎所说的 “奶娘”的角色了，是作为奶娘的翻译家把孩子哺育成人。但是无论是作 “红娘”还是作 “奶娘”，无论是为别人做嫁衣裳还是为别人喂养孩子，翻译家都属于介乎 “原作”与 “译作”之间的 “中介”。这样看来， “译介学”所要研究的 “介”，其实就是翻译家从引进原作到完成译作的整个行为过程。这个行为过程也就是法国学派所倡导的 “国际文学交流”或 “国际文学关系”的重要内容，是比较文学研究需要研究的对象。至于哺育成人的孩子即 “译作”或 “译文”，则是 “介”的指向和结果。至少从理论上说，这已经不是 “译介学”所要研究的重心了。虽然 “译介学”不得不涉及译作或译文，不能只讲 “文学翻译”而且还要讲 “翻译文学”，但是，如果把译文即翻译文学作为 “译介学”研究的重点的话，那就从作为行为 过 程 的 “文 学 翻 译” 转 到 了 “译 文” 上，那 也 就 不 是“译介学”了，实际上成了 “译文学”。
第二个问题， “译介学”所能处理的是 “翻译文学”还是 “文学翻译”，是 “文学翻译史”还是 “翻译文学史”？
“译介学”有一对基本概念，就是 “文学翻译” “翻译文学”。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对蹠的概念。“文学翻译”指的是翻译这种行为，而 “翻译文学”则是这种行为的结果。在这对概念中，体现了 “译介学”之 “介”的当然是 “文学翻译”。对此，谢天振先生也有清楚的界定。总体看来，“译介学”对 “文学翻译”的观照与研究是有效的、到位的，对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信息的改变、文学形象的变形、改造、扭曲等都做了透彻的论述，但对 “翻译文学”即译文文本的观照，则是简略的、模糊的、薄弱的。只是认识到了译作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谈到了译作的独特价值及其对原作的介绍、传播、延伸作用，谈到了译作在审美价值上可能胜过原作，以及译作对译入国的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等问题。这一切，实际上也都是 “翻译文学”的外部作用，如此从外部阐述 “翻译文学”的价值，是因为使用的是文化立场、中介层面与俯视鸟瞰的视角，所以对 “翻译文学”的内在腠理就看不清。试想：当 “译介学”明确宣称 “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 （也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而 “不在乎这个结果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2]11的时候，又怎能对 “译文”做出高低优劣的质量评价与审美观照呢？当然，任何一个学科特别是分支学科，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视域与立场，都不是全方位的， “译介学”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不能苛求 “译介学”既能很好地观照、论述 “文学翻译”，也能说透“翻译文学”。因为严格说来，“译介学”的第一范畴应是 “文学翻译”，为了说明什么是 “文学翻译”，就需要相对地说明什么是 “翻译文学”。译介学虽然很重视 “翻译文学”的本体价值，但并不意味着 “译介学”所适合处理的对象是 “翻译文学”。实际上，以 “译介学”的学科观念与方法，是难以处理属于 “译文学”层面的 “翻译文学”的。
不仅如此，从“译介学”的这种定位出发，联系到文学史的撰写，谢天振先生还 使用了“翻译文学史”与 “文学翻译史”这两个次级概念，并联系具体的文本，对这两种文学史的性质、形态做了区分。在 “文学翻译”与 “翻译文学”的区分的基础上，又落实到文学史的两种类型及其撰写上面，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就是在这一区分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理论上的悖论：“译介学”的重心在于作为中介的 “文学翻译”，这是文化研究及文化史研究的立场，但是一旦落实到文学史上的文本，就必然涉及对译文正误对错的科学判断，必须拿原文与译文对照，这样的判断必然是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也是正统翻译学的。对于译文的研究而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继续对译文做优劣美丑的审美判断。因为译文的优劣是就它与原文的关系而言的。错误百出的译文，其文字再美也不是好译文。对译文的审美判断必须建立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的判断上，不能脱离语言学上的对错正误的判断而孤立地进行优劣美丑的审美价值的判断。而这些，却正是 “译文学”所放弃不取的。有意思的是，在文学史的研究的问题上，谢天振先生也不满足于 “文学翻译史”，而是更指向理想的 “翻译文学史”。因为 “翻译文学”有译本的观照，有译本观照 而不仅仅关 注翻译的外 部因素的，才是 真 正的“翻译文学史”。但是，当研究的重心一旦从作为中介研究的 “文学翻译”走向作为文本研究的“翻译文学”的时候，“文学翻译”的价值观就不得不让位于 “翻译文学”的价值观了，实际上就溢出了 “译介学”的范畴。当强调 “文学翻译”所具有的文化交流的意义与价值的时候，是以 “文学翻译”为出发点的；当谈到 “翻译文学史”与 “文学翻译史”撰写的方法与模式时，又认为比起 “文学翻译史”来，理想的还是有文本分析的 “翻译文学史”。这当中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价值转换，就是由 “译介学”的价值观而进入了 “译文学”的价值观。但这一矛盾点，似乎是现有的 “译介学”理论所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但这也同时表明， “译介学”与 “译文学”虽各有畛域、各有侧重，但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是需要相互借重的。
第三个问题，“创造性叛逆”对 “翻译文学”和 “文学翻译”都同样适用吗？
在 “译介学”的理论架构中，“创造性叛逆”是一个关键词。谢天振先生强调： “文学翻译中的 ‘创造性叛逆’是我的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10]可见这个概念对 “译介学”十分重要。关于 “创造性叛逆”的适用性问题，关于 “创造性叛逆”与 “破坏性叛逆”的关系问题，笔者在 《“创造性叛逆”还是 “破坏性叛逆”？》一文中曾有具体分析。[11]读者可参阅，此处不赘。现在需要强调的是， “创造性叛逆”是 “译介学”的价值判断的概念。强调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正统翻译学以 “忠实于原文”为译者天职的价值观形成了截然的对峙，也成为 “文化翻译”即 “译介学”摆脱正统翻译学而自立的基础。但是，在现有的 “译介学”的理论阐述中，“创造性叛逆”论究竟适用于 “翻译文学”抑或是 “文学翻译”？对这一重要问题尚且缺乏明确的说明和论述。既然没有明确说明论述，就可以理解为 “创造性叛逆”论既适用于“文学翻译”也适用于 “翻译文学”。问题是，如果说 “创造性叛逆”论适用于 “翻译文学”，这容易接受和理解。因为任何一本 （一篇）译文，无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秉承对原文的忠诚态度，如何像一些翻译家所说的面对原文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何与原文 “亦步亦趋”，但实际上，至少就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译文与原文之间总是有一些过犹不及，或不相吻合、不准确不到位之处，客观上或多或少地背离原文。除非不翻译，一旦翻译，无论译者的翻译技术或翻译艺术多么高超，都不免如此。这正是翻译的天然本性，也是翻译的宿命。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性叛逆”首先是对 “翻译文学”实际状态的一种客观描述，而且是定性为 “创造性”的正面的描述。 “创造性叛逆”论就是发现译文叛逆了，承认译文叛逆了，却认定所有的“叛逆”都是理所应当的，都是值得肯定的。如果否定了 “叛逆”，那么就等于完全否定了翻译本身、否定了译文的存在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创造性叛逆”论是有合理成分的。尽管它只看到了叛逆的 “创造性”的一面，而无视了叛逆的 “破坏性”一面，表现出一元论的独断，但它毕竟为翻译找到了合法性合理性的存在依据，使翻译文本摆脱了正统翻译学中对原作的依附性，肯定了、宣告了译文的独立、独特的价值。
但是由此又带来了另一问题—— “创造性叛逆”的判断也适合作为行为过程的 “文学翻译”吗？这个问题很关键。由于现有的 “译介学”理论没有做出明确说明，因此读者可以认为：不做说明，就意味着不言而喻，即 “创造性叛逆”同样也适用于 “文学翻译”。实际上， “创造性叛逆”是不能适用于 “文学翻译”的。原因很简单：虽然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免不了多多少少地，自觉不自觉地叛逆原文的行为，但译者绝不能在翻译过程中以 “叛逆”的态度去对待原文；若是，则必然导致过量的 “破坏性的叛逆”，从而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翻译。抱着 “叛逆”动机去做翻译的，可能是个作家，甚至是个好的作家，他搞出来文本也许是 “翻改”之作、 “戏仿”之作或受到原作启发的创作，但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或译文，也不是 “翻译文学”。因此，“创造性叛逆”只能用来描述既成的译文，用来评价译文，而不能用来暗示乃至引导文学的翻译行为过程即 “文学翻译”，否则，在理论上是悖理偏颇的，实践上也是有害无益的。假若说“翻译总是创造性叛逆”，则是基本正确的，如果这里的 “翻译”所指的是 “翻译文学”的话；但是假若说这里的 “翻译”指的是作为行为过程 的 “文学翻译” 而言，那 就 不 免 偏 误 了。在“文学翻译”这种行为过程中，即便译者本心并不打算叛逆，结果也难免伴随着叛逆的现象。但是这个行为过程的主流不能是叛逆，而是 “翻译”，翻译就是力争忠实地加以转换传达，如一味地寻求叛逆，就只能是打着翻译旗号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创作了。在这一点上，古代日本人在实践过程中发明使用了 “翻案”（可以译为 “翻改”）一词，是很值得借鉴的。 “翻案”与 “翻译”有明确区分，“翻案”是一种模仿性较强的创作， “翻译”则是尽可能忠实地转换传达活动。因为这样说来，即便是用 “叛逆”来描述 “文学翻译”，那也不是正确的描述，因为只要是翻译活动，“叛逆”就不能是主导性的，忠实才是主导性的。对于 “创造性叛逆”的这种适用性问题，迄今为止中外所有的 “创造性叛逆”论者，似乎都没有做出明确界定和论述，但这个问题绝不是不言而喻的。“创造性叛逆”作为 “译介学”的 “理论基础和出发点”，更应该得到透彻的说明；作为一个关键词或基本概念，对其内涵与外延应该加以清楚地界定。
另外，由于对 “创造性叛逆”的适用性界定不明确，在关于 “译介学”与 “翻译学” （主要指正统翻译学）的关系上，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译介学”来源于 “文化翻译”，而 “文化翻译学”来源于正统翻译学，同时又是对正统翻译学的叛逆。因此也可以说， “译介学”是对 “正统翻译学”的叛逆。当 “译介学”返过来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介入 “翻译学”的时候，正统翻译学就会发生排斥反应，难以容纳。有批评者认为，谈论翻译，谈翻译学，却将翻译必须忠实这一根本问题置之不问，只讲 “创造性叛 逆”，这 样 的 “翻译学” 就 只 能 是 “伪翻译学”，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在学科界限问题上把水搅浑”，是 “夹着一本所谓 《译介学》把头伸进翻译学帐篷的骆驼”。[12]这里表现了正统翻译学与 “译介学”的相剋。的确，按保守的正统翻译学的观点来看，“译介学”不是真正的 “翻译学”而是 “伪翻译学”。其实， “译介学”本来就是作为 “比较文学”的分支学科诞生的。它固然与翻译学密切 相关，但 它当然 不 是严格意 义 上的“翻译学”，更不是正统的 “翻译学”，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应该意识到， “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有其可能与不能之限度的，当进一步越界到 “翻译学”，甚至以为 “译介学”才是翻译研究今后的大方向的时候，就难免要引起正统翻译学的排挤。一些长期从事翻译实践的翻译学家也担心作为比较文学的 “译介学”越界到 “翻译学”，扰乱了翻译以 “忠实”为最高追求的职业原则，会诱导一些年轻译者从事 “叛逆”活动或翻译的 “叛逆”，导致翻译质量危机，于是表现出反感乃至抗拒，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看来，以 “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的 “译介学”可以有条件、有限度地介入翻译学，却难以无条件地介入翻译学。
总之， “译介学”在具有自己鲜明立场和特点的同时，也显出了若干局限。而这些局限之处、不可能之处，正需要 “译文学”的介入。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进一步从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之关系的角度来观察 “译介学”的位置，从 “由原文到译文”的演变过程，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原文——→中介——→译文
这里表示的是：由外文原文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原文的对外译介传播的研究，又进一步发展为对译文本身的研究；换言之，研究 “原文”的属于外国文学研究，研究 “中介”环节的属于 “译介学”，研究 “译文”的属于 “译文学”。这又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原文—→外国文学研究
中介—→译介学研究
译文—→译文学研究
在这种关联关系中，“译介学”的位置就很清楚了。
“译介学”与 “译文学”分属于两个阶段、两个层面。 “译文”固然是 “译介”的产物，但如上所说， “译介学”不能有效地观照和研究译文，难以处理 “译文学”的文本问题，正因如此，才有了 “译文学”建构的必要。“译文学”本质上是翻译文学的内部研究，而译介学则属于翻译文学的外部研究。“译介学”不能包含 “译文学”，不能替代 “译文学”。但 “译介学”可以为 “译文学”提供文化视野，“译文学”又可以补足 “译介学”视角的偏失与不足，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同时，“译文学”在方法论上继承了正统翻译学以语言学为中心的 “忠实”中心论的主张，同时也接受了 “译介学”的文化翻译、文化交流学的视野与方法，然后又聚焦于 “译文”这一独特的文学文本，立足于文学研究、文本研究的立场。因此，正统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者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是 “正反合”的关系。在 “译文学”的建构中，取消了 “传统”与 “现代”的对立和语言学与文艺学的对立，消泯了中介 研 究与文本研究的疏 离，故 而 具有“和”的包容性和交叉性，使得它既是比较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是外国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又是翻译学及翻译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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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向远 ．“创造性叛逆”还是 “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 “叛逆派”、 “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 [J]．广东社会科学，2014（3）：141－148．
[12] 江枫 ．先生，水已够浑，幸勿再搅———驳谢天振先生又一谬论 [M].江枫 ．江枫翻译评论自选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68－173．
照片由王向远老师本人提供，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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