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惠娟 | 拉尔夫·埃利森的生存哲理
【作者简介】
谭惠娟，博士，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学科带头人。
谭惠娟教授
拉尔夫·埃利森的生存哲理
（本文发表在《山东外语教学》，2018年第1期，第73-82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非裔文学史》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3&ZD1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黑人民族在美国一直处于被排除、被否定、被剥夺和被抛弃的生存状态。那些将文学创作视为使命的美国非裔作家们也一直在尝试着通过文学改变这种状况。拉尔夫·埃利森通过考察爵士乐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黑人音乐家在美国近似悲剧的生活和超越苦难经历，看到了黑人在美国生存发展的可能性和美国民主的可能性。通过文化的必然性，埃利森不仅创新性地重新定位了美国文化，也使一个没有公民身份的民族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埃利森的生存智慧是推动美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一股文化力量。
关键词：拉尔夫·埃利森；生存哲理；生存可能性；文化必然性；
1.0 引言
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 1914-1994）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荣获普利策文学奖和全国图书奖的美国非裔作家，也是卓越的美国非裔文学评论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美国文化评论家，还是维系黑人与白人关系的亲善大使、美国文学界的政治家。埃利森撰写的大量文学评论与其小说创作之间有一种相互生发的关系，与他的小说创作相比，这些文论的影响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埃利森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为美国白人文学界认可和接受的黑人作家和批评家，是因为在他的文学创作思想和批评思想中贯穿了一种边缘人的生存哲理，这种生存哲理始于他对人性的剖析和对美国身份的解构，成于他的多元文化思想，归于他的存在可能性和文化必然性。
2.0 埃利森生存哲理的研究背景
兴起于20世纪初的“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这场运动要否定过去文学创作中的那种俯首帖耳、逆来顺受的汤姆叔叔形象，要求树立新黑人形象，但没有实现老一辈黑人知识分子所预想的社会政治目标，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因此，“哈莱姆文艺复兴”以失败告终。
美国黑人思想运动虽然落入低潮，但对美国非裔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4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影响，理查德·赖特创作了以《土生子》和《黑小子》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抗议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美国黑人的生活困境和绝境，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赖特也由此成了美国黑人文学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但小说中过于血腥的暴力描写和报复情节加深了白人和黑人之间不可调协的种族仇恨，也使赖特与白人种族和美国主流文学界越来越疏远。1947年，赖特自我流放到法国，美国非裔文学一度陷入低谷。
埃利森出道时就开始反思美国黑人的思想运动和文学创作，并十分强调黑人文化的作用：“美国黑人文化的表层下尚未阐明的本体价值，这些价值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或是一种表现形式显示出来，林迪舞和佐特服在当时语境下是社会产物，它们在更深层意义上掩饰了一种社会象征力量……黑人生活依然笼罩在一层神秘面纱中，黑人领导应该认识到普通黑人大众的神话与象征意义，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领导阶层都将面临失败，不管其领导纲领是如何正确。”（Callahan & Saul, 1995: 76）黑人文化批评家拉里·尼尔（Larry Neal）认为，埃利森实际上在暗示这股文化力量“预示着黑人正呼唤一个新型领袖”（1974: 76）。
为了理解美国人生活经历的复杂维度，埃利森深入了解神话和民间文学，因为神话和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开始对美国文化，包括黑人文化中二元对立现象的解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伯纳德·W.贝尔（B. W. Bell）评论道：“以拉尔夫·埃利森和詹姆斯·鲍德温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黑人小说家摈弃希腊、罗马神话和仪式稗史的普遍影响，用一种植根于美国黑人生活经历的基督教与社会神话和仪式的综合体取而代之，他们对神话、传奇和仪式的重新发现是对自然主义的最富戏剧性的决裂”（1987: 192）。 1954年，现代主义经典《无形人》（Invisible Man）的问世标志着新型黑人文学的正式确立，埃利森成为继理查德·赖特之后的黑人领袖。
20世纪50－60年代，黑人艺术运动和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树立了黑人信心，充实了美国宪政，但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黑人民权运动走向分裂和衰落，悬而未决的种族对抗似乎验证了理查德· 赖特的灰暗观点。面对美国社会的悲剧性种族暴力和流血事件，埃利森用清晰明了的语言创作了著名论文《没有黑人美国将会怎样》("What America Would be Like Without Blacks")，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美国文化和美国身份融合观：“从这个国家产生的那天开始，白种美国人的内心始终受一种对自己身份不确定的折磨。简而言之，他们采取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黑种美国人身上做文章。他们使黑人变成了一种标志，一种局限的象征，一种 ‘局外人’的隐喻。许多白人会十分留意黑人的社会地位，他们认为，肤色是决定某个人是或不是美国公民的一种简便和可靠的尺度。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欧洲移民首先学会的绰号之一就是‘黑鬼’，这让他们立刻感到他们是美国人。但这只是骗人的戏法，尽管白人属于不同的种族和社会地位，但黑人无可争议地具有美国人的特征，这一点不但引起了对白人的价值体系的疑惑，还引起了更令人不安的质疑，那就是，不管如何定义真正的美国人身份，他多多少少都是黑人。不管是从物质上，心理上，还是从文化上分析，黑人都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对这个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作用”（Callahan & Saul, 1995: 582-583）。著名学者斯坦利·埃德加·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在《新领导人》发表评论文说：“拉尔夫·埃利森对美国经历的复杂性有着明锐的洞察力，他是迄今为止美国最深刻的文化批评家，他对自由、可能性和博爱的理解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O’Meally, 1980: 32）。
3.0 我是谁？——存在的可能性
美国黑人文学批评家罗伯特·奥米利（Robert O’Meally）有一次问拉尔夫·埃利森：“哈莱姆文艺复兴没能建立一种社会制度来保护我们的成果，难道你不认为有失败之处吗？”埃利森回答道：“不，我们已经有法制，有民权，还有爵士乐”（Ellison, 2001: xi）。我们不难读出他的言下之意：不管是“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还是黑人的文学运动，如果要在美国高雅文学中留下烙印，并不需要其他手段了，因为美国有最古老、最明确的宪法——人人生而平等，有民权法，还有爵士乐这种独特的音乐形式。埃利森创造性地将马克思的“自由是对需要的认识”改为了“自由是对可能性的认识”，并借此提醒黑人，在一个种族偏见十分严重的社会，如果没有宪法和民权作为政治上表达自由的试金石，黑人创造伟大艺术的空间将会十分狭窄，因此白人不要忽略黑人艺术的存在，黑人也不能否定黑人在美国生存的可能性。
每个美国人都曾有过生存的窘境，美国白人通过独立战争获得自己的身份，但他们却剥夺了黑人的身份，致使美国黑人始终在寻找自己的身份，黑人民族应该如何在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有智慧地生存下去，这是埃利森始终在思考的问题：“美国黑人在拼命地寻找自己的身份。他们不愿意接受强压给他们的二等公民的地位，他们感到被孤立了，因此他们一生都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为什么存在？”（Callahan & Saul, 1995: 785-817）。
对黑人民族来说，“我是谁？”的疑问揭示了一种内心深处的强烈的缺乏安全感。1619年，第一批奴隶被贩卖到弗吉尼亚州，在以后的数百年里，共有20多万黑奴从非洲被贩卖到美洲。美国奴隶制把黑人视为没有身份和自由的私有财产，奴隶主就是奴隶生死大权的主宰者。1776年，美国打着“人人生来平等”的自由口号赢得了独立战争，但并没有就此结束奴隶制和奴隶买卖，因为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有《圣经》和欧洲思想家的观点为其理论依据。西方传统观念普遍认为，具备读写能力是人性最基本的标志，而黑人不具备良好的读写能力，也就和某种动物和某样东西没有什么区别。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这样写道：“我有些怀疑，黑人是不是天生就低白人一等，黑奴遍布欧洲，可人们未曾发现他们有任何创造性的征兆，更别提在我们的殖民地了，尽管我们身边有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下等人也会成为暴发户，也会在某一行业中脱颖而出。在牙买加，人们的确也谈论起某个黑人有才华和学识，但多半是说这个黑人略有成就，像鹦鹉一般会说几句简单的话”（转引自Spikes, 2003: 45），白人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剥夺黑人作为人的身份。
美国黑人文学的最重要的主题，从一开始就是要证明黑人是人，不是动物，他们也和白人一样，有充分的人性，也是有智慧、有思维、有情感的人。斯陀夫人是第一个站出来为黑人人性辩护的白人女作家。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是早期废奴文学的代表作，自1865年发表以来，感动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黑人作家。苦难深重的汤姆叔叔，天使般善良的伊娃，走投无路的伊丽莎，残暴的西蒙·利格瑞等等都成为了后来美国文学中家喻户晓的人物原型。当时黑人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斯陀夫人只是不遗余力地强调黑人妻离子散和骨肉分离给黑人身心带来的巨大痛苦，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导致奴隶制在美国存在的直接原因和后果，更没有强化黑人人性主题和黑人人性被剥夺的本质。她在“作者序”中写道：“黑人是一个来自异域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出生在热带阳光下，带来并传给了他们子孙后代一种性格，它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粗犷和盛气凌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因此多年来它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那里得到的只有误会和藐视”（斯陀夫人, 2005: 1）。斯陀夫人认为，文学、诗歌和艺术都要加入基督教“仁爱为怀”的主旋律，诗人、画家和艺术家都要伸出仁慈之手，谴责暴虐，伸张正义，抚慰悲苦，使被压迫者和被遗忘者的遭遇为世人所了解，并得到同情。因此，《汤姆叔叔的小屋》也许只震撼了少数有良知的白人的心。
20世纪初，美国大规模兴起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是非裔美国社会中行为最激进、态度最尖锐的反抗运动，也是新黑人精神的极端表现。黑人民族主义弘扬“黑人民族性”（blackness）、黑人文化表现和黑人排他性（刘鸿武, 2002: 88-92）。新一代黑人领袖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 1887-1940）1916年创建了黑人生活改善联合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北方的白人与迁移到北方的黑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个联合会便迅速找到了发展的土壤。马库斯·加维认为：“种族偏见在白人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没有必要再和白人讲正义之理了”（转引自Tindall, 1988: 1047），他甚至主张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黑人帮会，以促进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和兄弟友爱。黑人民族性的意义还包括强调黑人具有和白人一样的性功能。当时黑人诗人、歌唱家、作曲家、编辑和作家们用一种很原始的方式来向白人展示其黑人人性。他们脱光衣服，用一种或是愤怒、或是蔑视、或是讥讽的姿态出现在白人面前说：“看吧！我们这样做有利于你们更好地了解自己”（Davis & Redding, 1971: 223）。
拉尔夫·埃利森在音乐学院念大学时就开始长期深度思考美国文化的实质，为了理解美国人生活经历的复杂维度，他重新阐释美国黑人音乐，力图给被白人主流文学界边缘化的黑人文学界带来一股新的活力。从1955年到1964年，埃利森写了一系列以爵士乐为主题的文章，在《精诚所至》（“As the Spirit Moves Mahalia”, 1958）一文中，他从女歌手玛哈丽雅·杰克逊（Mahalia Jackson, 1911-1972）的身上看到了黑人在美国生存的可能性和对苦难的超越精神：“像玛哈丽雅·杰克逊这样真正的布鲁斯歌手，可以将生活中的痛苦经历铸造为音乐艺术。她的福音诗歌继承了许多黑人音乐的传统，音色深沉忧郁而荡气回肠，为黑人的灵魂找到了栖身之地”（Callahan & Saul, 1995: 250）。布鲁斯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它在美国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见证了黑人在美国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
因此，布鲁斯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种黑人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战胜自我、战胜恶劣环境的一种生存方式。经典的布鲁斯歌手又将这种艺术形式升华为一种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精神的生存方式。因此，埃利森将布鲁斯音乐视为一种无形有声的生命哲学。埃利森以著名布鲁斯歌手吉米·拉辛（Jimmy Rushing）为例：“吉米·拉辛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演员，他的音乐表现了一种价值观，一种对世界的态度……听着吉米·拉辛的演唱，我们会感受到布鲁斯音乐的神秘性。歌声要传递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歌词本身的意义，它甚至可以使性描写传递出一种形而上之道，因为，吉米·拉辛总能从黑人的有限词汇中找到诗歌的意境”（Callahan & Saul, 1995: 273-276）。
布鲁斯音乐是爵士乐的雏形，布鲁斯音乐家在美国生存的可能性进一步引发了埃利森对爵士乐的深度思考。在埃利森看来，世人认为爵士乐是出自一些臭名昭著的酒吧，娱乐是其主要的功能等说法都是对爵士乐不完整、甚至不正确的认识。我们应该考察爵士乐风格的动态发展、要了解爵士乐充分吸收了各家音乐之所长，并就爵士乐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较，还要了解那些知名爵士音乐家的生平，才能对爵士乐有完整和正确的了解：“爵士乐，如同使之诞生美国，充满了生机和独创性，其发展迅速，饱经沧桑，且演奏起来特别耗费精力。它是一种狂欢艺术（orgiastic art），需要演奏者有很强的体力，因此，很多极有天赋的爵士乐创作者都英年早逝，查理·克里斯蒂安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Callahan & Saul, 1995: 266）埃利森高度赞扬克里斯蒂安（Charlie Christian, 1916-1942），说他的爵士乐吉他超越了他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英雄人物气概的艺术家。在《查理·克里斯蒂安的故事》（“The Charlie Christian Story”, 1958）一文中，埃利森写道，“许多全国知名的爵士音乐家被误认为是到纽约后才产生的。人们总是强调这些音乐家来到大城市给人们的商业娱乐活动，而忽略了他们过去在美国南部、西南部和中西部的早期音乐生涯。这样，他们就给人一种神秘的没有根基的印象。这种看法是将美国的复杂文化经历简单化了。”（Callahan & Saul, 1995: 267）爵士乐的艺术形式本身存在近似残酷的相互矛盾，因为它既是一种对个人风格的维护，又是一种对集体的挑战。埃利森认为爵士乐演奏方式是个人的发展与集体的创作，更是民族的个性与整个美国的民主运作之间的关系。1966年，他在兰斯顿大学的演讲中说：我指的不仅仅是音乐形式，而是对生活经历要有一种基本的复杂态度。这种对生活的态度是，要冷静而现实地看待人类的窘境；面对限制，要保持一种个人的坚忍不拔；这种态度本身就是要战胜自我和环境……我只能说，我的性情中有某种东西与这种疯狂而复杂的音乐表达形式相吻合”（Ellison, 2001: xxv）。
拉尔夫·埃利森不仅从黑人音乐旋律中看到了黑人的生存方式，还将之视为一种地道的美国本土存在主义形式，是一种展现生命哲学的途径，由此，埃利森意识到了黑人音乐的文学潜能，并延伸和拓展了音乐的文学意义：“经典布鲁斯既是一种娱乐形式，也是一种民间文学。当它们作为一种职业演唱出现在剧院时，这是一种娱乐形式；当它们被批量录制，或作为一种传统诗歌和智慧被传播时，这是一种民间文学”（Callahan & Saul, 1995: 256）。他率先将这种文学潜能成功地转化为一种文学行为，原创性地将布鲁斯音乐运用于文学批评和小说创作中，在美国黑人文学史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也为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走出自然主义抗议文学的窠臼、走向一种新型文学奠定了基础。
《美国非裔作家论》，谭惠娟、罗良功等著
4.0 我为什么存在？——文化的必要性
美国宪法和民权法是美国赖以生存的支柱，它们不但属于白人，也属于黑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应该享受“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他们的美国公民权都应该平等地得到保证。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要无视或否认美国宪法和民权法，那只会暴露其固执和无知。埃利森强调美国宪法对保护黑人权利的重要性，同时认为倡导黑人的文化对促进文化融合和提高黑人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法律与文化并存。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一片混乱，政治暗杀不时发生。1964年，三位民权主义者（两名是来自纽约的白人自愿者）调查完一起黑人教堂被焚事件后，在密西西比州尚巴郡被以镇长为首的21个白人杀害后尸沉河堤；1963年，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密西西比分部秘书梅德加·埃夫斯（Medgar Evers）在家门口被暗杀；1965年，马尔科姆·X（Malcolm X）被刺杀；1966年，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第一位黑人大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James Meredith）为了鼓励黑人行使公民选举权，消除黑人旅行中的恐惧心理，徒步从田纳西州回家乡密西西比的路上被枪杀，身中60发子弹。面对各种种族暴力和流血事件，埃利森没有参加民权运动，也没有改变自己艺术美学观，而是公开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美国文化融合观：“美国的不同思想并没有真正混合，因为白人在抵制这种似乎对他们的身份构成威胁的同化力量……多元文化和大众文化、不同思想和不同生活方式的融合使大部分美国人不知不觉地感染了美国黑人文化”（Callahan & Saul, 1995: 580）。
自己的存在在他者眼里被视为不存在，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无异于他者，以消除这种不安全感？埃利森选择了文化研究视角，美国黑人创造了一种浓厚而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以非洲舞蹈、音乐和艺术为知识的源头，以语言、神话和祖先为记忆。这种文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思维特征，它至下而上，能从另一个视角证明标准和真理的结构。这种文化构成了非洲流散群体存在于世界的独特方式，是美国黑人对世界、对自己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把握方式。埃利森清醒地看到，尽管黑人的文化还没有得到白人的认同，但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的相互影响已经渗透至整个美国社会。黑人文化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生活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观还有待认可。埃利森始终在思考如何使黑人文化价值观从文化艺术中得以体现，他主张的非暴力风格小说不仅仅体现了对黑人人性的认同，还揭示了黑人的内心世界，唤醒黑人自我意识，对于自身文化价值、文化权利的自尊与自信，呼唤白人对尼格罗文化的认同，包括对黑人文化价值的认同。
从其早期探讨黑人音乐的评论文《理查德·赖特的布鲁斯》（“Richard Wright’s Blues”, 1945)，到中期的《布鲁斯民族》（“Blues People”, 1954）、《与音乐共生》（ “Living with Music”, 1955），再到晚期探讨美国文化的经典论文《切霍火车站的小人物：美国艺术家及其观众》（“The Little Man at Chehaw Station: The American Artist and His Audience”, 1977），埃利森始终在为自己的文化融合思想辩护。
在《理查德·赖特的布鲁斯》一文中，他对赖特在《黑小子》中使用“文化荒芜”的措辞表现出宽容与理解的态度，并对之进行了一番创造性的正面阐释：“某些批评家对这段话的解释是，赖特在暗示黑人没有能力拥有文化，实则恰恰相反，赖特对黑人文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的意思是，是社会和历史给了黑人这样的感受……”（Callahan & Saul, 1995: 143）。在《论布鲁斯民族》一文中，埃利森反对巴拉卡（Amiri Baraka, 1934-2014）“将布鲁斯音乐看作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黑人作家对布鲁斯这一神秘的音乐艺术应该有特殊的见解。判断智慧必须应对艰难任务，也只有判断智慧才能应对艰难任务”（Callahan & Saul, 1995: 287）。在1955年发表的《与音乐共生》中，埃利森对美国黑人爵士乐家们给予了高度的赞誉：“我从小就认识的这批爵士乐手那么虔诚地为音乐而生、与音乐共生。他们没有争名夺利的动机，唯望通过自己娴熟地弹奏乐器（他们随身携带的乐器，如同牧师胸前的十字架），用最富表现力的手法，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他们通过释放与倾听，以产生微妙的节奏，并由此将乐队即兴演奏时所需要的音乐思想、调子、以及想象力融为一体”（Callahan & Saul, 1995: 229）。
《六月庆典》，拉尔夫·埃利森著，谭惠娟译
在《切霍火车站的小人物：美国艺术家及其观众》一文中，埃利森通篇措辞都是“美国”（America），而不是用“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埃利森就是要通过指称的使用提醒读者：“美国人一方面诱使人们固执地倾向于减少文化的多样性，以获得一种显而易见的统一性。另一方面，美国人又总是强调其文化的不同组成部分（凭此他们较容易辨别身份），而不是其复杂和多元的整体性。他们认同部分，也许是因为整体——如果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同特点的话——比部分大。这种不同特点，这种新的不确定的特性，我们称之为美国特性——也就是这种差别，因为不协调，故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不安，因为它时刻提醒我们，美国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由个人组成的政治集体，从文化意义来说，还是由风格、品味和传统构成的集体”（Callahan & Saul, 1995: 496）。
埃利森的文化批判话语贯穿着一种美国黑人特有的历史、文学、音乐、语言的对话性和混杂性，他没有像影响力和争议很大的杜波依斯那样，用咄咄逼人的语言去揭示“白人的灵魂”①，而是用不动声色的口吻，用无可争议的文化事实来说服白人：在美国历史上，黑人虽然一直处于社会次等地位和弱势群体，却借用爵士乐的这种旺盛生命力和丰饶的音乐传统，影响并支配了美国流行音乐的走向。美国黑人有自己的文化，美国黑人音乐就是黑人文化的代表。黑人音乐记载了美国的历史，它不断地吸取欧洲的和声、节奏、旋律和音乐语言，同时又保留自己的特点。可以说，以后正式诞生的爵士乐是由非洲、欧洲和美洲多种成分组成的混合物。美国爵士乐一如这个国家的历史，经历了各族裔文化融合与发展，并深深融入了美国流行音乐以至整个美国文化，它是观察美国黑人文化以至整个美国文化的一个窗口，从中可以窥见美国黑人文化以至整个美国文化的融合性特征。在埃利森看来，文化的界定就是身份的认定：“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就像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就是我们脚踩的大地；就是我们拼命挣扎着要发现的身份”（Callahan & Saul, 1995: 444）。
由爵士乐为突破口来探讨美国的历史文化，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多元文化观，由此，埃利森还进一步探讨了美国黑人艺术家在塑造整个美国民族文化时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这些作用也是很多白人作家没有尽到的职责：“很少人意识到，像埃林顿和阿姆斯特朗这样的艺术家是美国自吹的乐观主义的守护人，他们时刻防备着我们这个社会滋生的不合理现象，给听众带来极大的娱乐。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的爵士乐时代的混乱与放纵困扰了这个国家，而埃林顿和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实际上摈弃了那种混乱与放纵，这对他们来说，也许具有讽刺意味，对我们来说，则是一种无意识的察觉。我们可以把埃林顿和海明威相提并论，他们都是大于现实生活的人，都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佼佼者，他们向世人证明：人类有力量通过艺术风格来给自己下定义，来治愈时间给他们的创伤”（Callahan & Saul, 1995: 178）。
由此，埃利森也成功地将黑人音乐的表现手法体现于黑人民族文学创作中，并通过他独特而犀利的文化思想，增强了美国黑人音乐研究的历史性、思想性与学术性。埃利森的文学贡献体现在其特质即从形式上继承美国黑人音乐的呼应传统，看到了对话的存在与实质，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形式中，从思想上超越了传统对话的形式与内涵，引发对话的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渗透力，也就是他称之为的“文化的必然性”（cultural necessity）（Callahan & Saul, 1995: 493）。埃利森的文化必要性强调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美感和文化身份，能给读者带来一种可信度。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把“必要性”视为社会变革和人类进步的创新之母，治国之本（福斯特, 2015: 5）。美国内战期间和内战后，整个国家都在反省自己的命运，这种民族反省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民运，使美国最终走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必要性”也迫使人们去探讨、去辩论自由的意义和白人黑人之间的关系。当文化是一种生存身份，并演变为生存策略时，其重要性便不言而喻，埃利森的文化思想超前性也可见一斑。
5.0 结语
美国学者卢瑟·利德基（Luther S. Luedtke）指出：“在美国文化当中最为持久的矛盾，也许就是个人自由、平等、机会和正义的官方信条，与事实上而非法律上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同时并存”（转引自张聚国, 2006）。当权力处于历史的中心位置时，处于权力和话语外围的人便会严重地边缘化，其生存状况便十分堪忧。面对美国依然弥漫着白人至上的气息，美国非裔作家群是白人中心主义最大的挑战者。埃利森懂得如何用艺术化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抗议，也懂得通过语言巧妙地与白人社会周旋。不管是对人性问题的深度思考还是对美国文化的大胆解构，埃利森的创作都呈现一种以文化研究为导向的、具有辨证性和对话性的现代主义特征。在埃利森的笔下，文化是照管昔日的纪念碑，文学则是一种救赎。当文化与历史记忆有不可剥离的关联时，文学则被赋予了一种生存哲理。埃利森用“文化的必然性”不仅创新性地重新定位了美国文化，也是在提醒和警告美国白人，不要重蹈美国内战的覆辙。埃利森的智慧是一种以文化为导向的生存策略与生存境界，也是一股推动美国社会的文明进步的文化力量。加拿大诺丁汉大学英语系教授理查德·金（Richard H. King）如此解读和高度赞赏埃利森的文学和文化思想：“埃利森认为自己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对由民主可能和多元文化组成的美国文化的贡献……因此，美国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诺贝尔奖应该颁发给拉尔夫·埃利森，而不是托尼·莫里森”（2000: 303-310）。
注释：
① 《白人的灵魂》是杜波依斯的著作《黑水：帷幕下的声音》（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 1920）中的重要一篇。
参考文献：
[1] Bell, B. W. The Afro-American Novel andIts Tradition [M].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7.
[2] Callahan, J. F. & Saul (eds.).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Ralph Ellison [C]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3] Davis, A. P. & J. S. Redding (eds.) Negro American Writing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1.
[4] Ellison, R. Living with Music: Ralph Ellison’s Jazz Writing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5] King, R. H. The Uncreated Conscience of My Race / The Uncreated Features of His face: The Strange Career of Ralph Ellison [J].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000, (34): 303-310.
[6] Neal, L. Ellison’Zoot Suit [A]. In John Hersey (ed.). Ralph Elliso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C].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74. 58-78.
[7] O’Meally, Robert G. The Craft of Ralph Ellison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8] Spikes, M. P.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M].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2003.
[9] Tindall, G. B.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8.
[10] 福斯特. 创新之母 [M]. 荣丽亚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11] 刘鸿武. “非洲个性”或“黑人性”——20世纪非洲复兴统一的神话与现实 [J]. 思想战线, 2002, (4): 88-92.
[12] 斯陀夫人. 汤姆叔叔的小屋 [M]. 林玉鹏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13] 张聚国. 一部研究美国黑人政治思想历程的力作——评王恩铭《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J/OL]. 中国教育在线. [2006－12－25]．
说明：
1.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山东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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