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 | 世界主义及其于当代中国的意义
【作者简介】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致远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外国语言文学系长江特聘教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89年获北京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获荷兰皇家科学院博士后基金前往乌德勒支大学从事研究。199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至2000年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兼创始导师。2000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外国语言文学系，为该校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和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创始导师。2010年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2012年入选2011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2013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此外，还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文学组评审专家和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文学与艺术组评审专家等。学术兼职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王宁教授著述甚丰，对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世界文学、翻译学等领域的研究尤其精深，除出版两部英文专著和十多部中文专著以及近450余篇中文论文外，还在三十多种国际权威刊物或文集发表英文论文130余篇，收录SSCI或A&HCI数据库论文近100篇，部分论文被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韩文、德文、塞尔维亚文、法文、阿拉伯文等，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王宁教授在美国人文中心发表演讲
世界主义及其于当代中国的意义
（本文发表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49-55+2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 要：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世界主义”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成了又一个热门话题：它频繁地出现在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著述中，同时也不断地被专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当作一种分析文化现象或文学作品的理论视角。世界主义的出现和重新建构为全球化的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使之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世界主义倾向相关联。尽管世界主义是当前国际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前沿理论话题，但是它在中国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初中国就出现过谈论并主张世界主义的倾向，但由于当时中国的贫困和落后，主张世界主义只能是一味向西方靠拢。而当今中国成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再度讨论和建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使我们尽快地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同时也可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对世界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世界主义；世界文学；翻译；中国；
Cosmopolitanism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China
Abstract: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a, "cosmopolitanism" has once again become a heatedly discussed and debated cutting edge theoretic topic. It appears frequently in the works of political philosophers and sociologists, and often viewed by literary and cultural scholars as a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o analyze a given literary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The appearance of cosmopolitanism and its reconstruction today have provided the phenomenon of globalization with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associated it with the old cosmopolitanism in history. Although chiefly a cutting edge theoretic topic heatedly discussed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academia, cosmopolitanism is not so unfamiliar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Earl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appeared a tendency of talking on cosmopolitanism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But at the time China was poor and backward, so calling for cosmopolitanism is nothing but approaching the West. Today,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biggest winner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n this sense, talking on cosmopolitanism and even reconstruct it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will enable China, as a cultural giant, to be quickly among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o as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world civilization.
Keyword：cosmopolitanism; world literature; translation; China;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下讨论世界主义问题已经成为学界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自从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仅仅在英语世界就出版了一些广为人们引证的理论专著或编著: 哲学和社会学家玛莎·努斯鲍姆( Martha Nussbaum) 等人的《为了国家的爱: 爱国主义之局限的辩论》(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 ，后殖民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提姆·布莱南( Tim Brennan) 的《在世界的家园里: 当今的世界主义》( At Home in the World: Cosmopolitanism Now，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 ，英文和世界文学学者谢永平( Pheng Cheah) 和布鲁斯·罗宾斯( Bruce Robbins) 主编的《世界主义政见: 超越民族的思想与感情》( Cosmopolit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 ，政治哲学家夸米·阿皮亚( Kwame A． Appiah) 的《世界主义: 陌生者世界的伦理学》(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New York: W. W. Norton，2006) ，德国哲学和社会学家乌尔利希 ·贝克( Ulrich Beck) 和埃德 加 · 格 兰 德 ( Edgar Grande) 的《世界主义的欧洲》( Cosmopolitan Europe，Cambridge: Polity，2007 ) 等等。最近，专门研究后殖民和第三世界英语文学的加拿大学术期刊《国际英语文学评论》( ARIEL) 也推出了一个讨论世界主义小说的专辑( The Cosmopolitan Novel: a special issue in ARIEL，42.1 ( 2011 ) ，edited by Emily Johansen and Soo Yeon Kim) ，并有意识地将这个话题与世界文学相关联。可见，世界主义确实已经成了当今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又一个前沿理论话题。也许人们会问，世界主义究竟是一个进入新世纪以来凸显在学界的理论话题呢，还是在历史上早已有之? 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的中文语境下谈论它呢? 它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建设有何积极的现实意义呢? 这些都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由于本文作者主要从事的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因此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出自这两个视角。
一、什么是世界主义?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世界主义主要是在上世纪90 年代进入西方学术话语的，与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相关。但实际上，它也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或“前历史”。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界限的理论概念和批评话语，世界主义的源头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哲学思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 这个英文词的前半部分 cosmos 就出自希腊语 Κóσμο ( the Universe) ，意指宇宙和世界，后半部分 polis 来自 Πóλτι ( city)，意指城市和城邦，二者合在一起就意味着世界城市或世界城邦，持有这种信念和伦理道德信条的人也就被称为“世界主义者”( cosmopolite)，他们所持的这种主张和概念自然就被称为“世界主义”。
因此，世界主义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但它同时又有着十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其基本意思为: 所有的人类种族群体，不管其政治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某个大的单一社群，他们彼此分享一种基本的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共同伦理道德和权利义务，而且这种单一的社群应该得到培育以便推广为全人类所认可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按照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 Craig Calhoun) 的归纳，世界主义并非单一的意思，它意为专门关注作为整体的世界，而非专注于某个特定的地方或社群，它也意味着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在一个多样化的社群中感到十分自在，如同在家中一样，总之，它主要是指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某种取向或承受力。[1]( P428)毫无疑问，这种打破民族—国别界限的世界主义显然与另一些有着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术语，诸如爱国主义( patriotism) 和民族主义 ( nationalism) 等是相对的。但这并非意味着世界主义就一定要与上述这二者呈截然对立的状态。如果处理协调得当，这三者应该是可以共存和互补的。
学者们出自不同的视角，对世界主义的解释自然也多种多样，本文对世界主义的定义参照《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的世界主义”词条的描述。据此追根寻源，西方第一位对世界主义给出较为详尽描述和界定的哲学家是生于公元前四世纪的犬儒派哲人狄奥格尼斯( Diogenes) ，他不把自己的归属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城邦。当别人问他来自何方时，他回答道: “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 ［kosmopolitês］) 这样，世界公民就成了持有世界主义信念的人们所共同追求的理想。对他们来说，对人类的忠诚并不一定非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他们所要追求的并非是某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是更注重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利益。这种普世的价值和意义并非某个民族—国家所特有，而是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人民都共有的东西。在世界主义的发展演变史上，启蒙时期应该说是一个高涨期。在这面，德国哲学家康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795 年，康德在一篇题为《永久的和平》的论著中提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法律/权利，并以此作为指导原则，用以保护人们不受战争的侵害，他主张在普遍友好的原则基础上遵守一种世界主义的道德和权益。康德认为，只有当国家按照“共和的”原则从内部组织起来时，也即只有当这些国家为了持久的和平而从外部组织成联盟时，同时只有在它们不仅尊重自己公民的人权而且也尊重外国人的人权时，真正的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实现。当代哲学家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康德思想的启发。当然，康德的这种观点也受到另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康德的观点前后不一致，这自然与世界主义的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张力是一致的。应该说，康德的这些思想为当代世界主义者的不少主张奠定了一定的哲学基础，所以今天的西方学者在讨论世界主义时常常从讨论康德的著述开始[2] ( P50-76)。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属于最早关注世界主义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甚至可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世界主义者，并且最早将世界主义的哲学假想付诸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从全球化的宽阔视野描述了市场资本主义打破民族—国家的疆界并且扩展自己势力的行为，他们这样做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生产和消费已经不仅仅限于本国，还有遥远的外国甚至海外的大陆。在他们眼里，世界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反映。从今天的研究视角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规律，同时也发现了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的运作规律，他们的论述成了 20 世纪的政治哲学学者们讨论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
作为有着宽阔的世界主义胸襟的思想家和革命者，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特征，同时也认为，各国的无产阶级也具有这些基本的特征，并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的结束部分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此外，他们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些都是带有鲜明的世界主义倾向的论述。再者，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犹太血统和后来带有的共产主义信念决定了他必定要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四海为家，担负起为全人类谋利益的使命。在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下建立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就是带有这种世界主义倾向的政治和组织实践。
进入 20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变得日益明显，从而也加速了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的步伐。按照国际政治学者扬·阿特·肖尔特( Jan Aart Scholte) 的概括，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尤其是 80 年代起，对全球化术语的使用在各种语言、社会部门、职业与学术学科间迅速传播。像“全球”、“全球的”、“全球主义”这样的术语有很长的使用历史，其最早的使用可追溯到拉丁语的globus。但是，“全球化”则暗含一种发展、一个过程、一种趋势和一种变化，它相对而言是一个新词，在 20 世纪后半叶才得以使用。若用当代术语对全球化进行概述，可以描述为四个主要方面: 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自由化( liberalization) 、普遍化( universalization) 和星球化( planetarialization) 。[3]( P304－308)毫无疑问，全球化现象在当代社会的凸显客观上为世界主义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土壤，而世界主义概念的提出则为全球化的实践提供了理论话语。因此，乌尔利希·贝克( Ulrich Beck) 提醒人们，我们应该考虑两个连接为一体的过程，在这里，他把世界的相互连接称作“世界主义化”( cosmopolitanization) 。他用“世界主义”来指称将这些现象当作每个人的伦理责任之源头的情感和态度。[4] ( P5-6)一些跨国的国际组织的成立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例如 20 世纪上半叶的国际联盟以及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就是这样一些带有“全球管理”性质的国际组织。当然，这些国际组织的职能并不能取代国家的功能，更不能充当所谓的“世界政府”之职能，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类似“乌托邦”性质的虚拟的管理机构。这也是哲学和政治社会学层面的世界主义常常遭到人们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世界主义的这种多元取向和矛盾性，已有学者洞悉并作了分析，正如卡尔霍恩所概括的，人们在使用“世界主义”这一概念时常常显得前后矛盾，它常常被人们用于不同的场合指称不同的意义[1] ( P431)。因此，这种前后矛盾和不一致性使得世界主义概念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和反对。
其次，经济上的世界主义也受到质疑。人们以各种论点来表明，经济上的世界主义并非一种可行的选择。马克思和后来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曾论证道，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在大力发展自身的同时，却有着自我毁灭的因素，它对贫困的国家和人民的剥削与掠夺最终将激起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抗和革命，而资本主义的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就是为自己培育了一大批掘墓人。另外，资本主义的无节制发展给人类的自然环境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过度的发展和消费也将穷尽世界的自然资源。作为经济上的世界主义的组织实践，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客观起到了加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但是对于那些置身于这些组织之外的国家也就束手无策了。
再者，伦理道德上的世界主义也受到人们的批评。对这种形式的世界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指向一种伦理世界主义的心理学假想是行不通的。一般人往往对自己国家或民族的成员有着更为强烈的热爱和依恋，若为了以全人类的名义来褒奖某个道德社群而淡化对本国同胞的依恋无疑会损害我们同胞的感情。因为这样一来，伦理道德上的世界主义就会使很大一部分人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人们主张，需要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来发挥作用，而那种民族认同所需要的就是对另一些有着与之相同的认同的人也给予必要的依恋。这也许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但实际上仍然仅局限于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别或民族的成员，例如西欧国家的人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在一起交流有着很大的便利，也很容易取得彼此之间的认同。
当前，世界主义作为一个热门话题，正在不断地为人们讨论中。它吸引了政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和文学理论家，并且频繁地出没于他们的著述中。我这里仅简略分析概括了一些不同形式的世界主义，以便为我在下面进一步从文学和文化的维度来讨论它奠定基础。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话语一经出现都会得到理论界的阐释和学术界的讨论，因而它本身也须经历不同的建构和重构。尽管在广泛的哲学领域中，从自由主义到共产主义，世界主义都有其共鸣，但是它仍然一度陷入停滞状态，直到 20 世纪末才又复兴起来。由于全球化理论在 20 世纪 80年代的活跃，人们开始对康德哲学传统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发生了新的兴趣。然而，这种新的世界主义超越了古代道德的世界主义和由康德创建的法律世界主义之间的界限，首次成为政治上、伦理道德以及文化上的世界主义。
二、世界主义的文学和文化维度
实际上，从事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学者早就开始关注世界主义这个话题，并结合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从世界主义的视角对之进行新的阐释。尽管我们从今天的学科的角度来看，认为歌德于1827 年最早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但根据德国学者的研究，歌德并不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人，他只是最早从理论上对之作了详细阐释的思想家。在歌德之前，哲学家赫尔德和诗人魏兰都曾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过“世界文学”这一术语，但他们并未对之加以阐发。正是有着宽阔的世界主义胸襟的作家和思想家歌德通过阅读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欧洲文学的作品，发现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尽管各有不同的特征，但并不乏某些共同的审美特征，因此他呼吁每个人都为世界文学的早日到来而努力奋斗。诞生于 19 世纪后半叶的比较文学学科实际上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世界主义倾向的必然结果。
但是在欧洲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主张世界主义实际上就是鼓吹欧洲中心主义，至多将其扩展到了北美，至于幅员辽阔的非洲和有着悠久历史的亚洲就不在这些学者的视野中了。在当今时代，来自荷兰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汉学家杜威·佛克马是比较文学界比较早地涉及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话题的。虽然佛克马本人来自荷兰这个欧洲小国，但是他深知要想真正达到世界主义的境地，就必须超越自己的民族和语言，因此他研究的范围从荷兰文学到欧洲文学，再到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他的主要著述都用英文撰写，并很重视其在中文语境下的发表和影响。他在从文化的维度对全球化进行回应时，主张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从他的建构来看，他更为关注的是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性走向的另一极致: 文化上的多元化或多样性。由于佛克马本人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他已经不仅超越了过去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之局限，甚至在提请人们注意，西方世界以外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与这种世界主义不无关系。[5]例如儒家学说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追求人类大同的理想等，都有着世界主义的因子。在海外的中国研究学界，有着中国血统的儒学研究者杜维明和成中英也为儒学的“普世化”进行推波助澜:前者试图以复兴当代新儒学来实现其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进行平等的对话，后者甚至提出了一个“世界哲学”的假想。应该说这些尝试都具有世界主义的因素。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简略地勾勒出我本人对世界主义的不同形式进行的建构[6]( P12)在这里，我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进一步讨论世界主义。人们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讨论世界主义，往往首先会想到近几年来在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再度兴起的“世界文学”这个话题。可以说，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歌德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兴趣。当年，歌德等一大批西方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正是在东西方文学的启迪下，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的种种构想，因此把世界文学当作比较文学的早期雏形是十分精当的。对于世界文学的范围和内涵，歌德虽作了一些阐发，但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这倒为后来的学者对这个概念的进一步讨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很快就在北美洲的超验主义文学家那里得到了回应。爱默生受到歌德的启发，对世界文学的内涵作了一些界定，爱默生所强调的是世界文学所应当追求的某种普世价值，并指出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并非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并存的关系。实际上，爱默生对世界文学的重新建构发展了这一理念。[7]( P30－59)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欧洲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时，很少有人注意到爱默生对世界文学建构的理论贡献。而当比较文学发展到全球化阶段时，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后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被突破。一大批有着宽阔的世界主义胸襟的学者看到了东方文化及其文学的价值，于是世界文学的再度提出就超越了早先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最近几年内再版的两部著名的世界文学选——由马丁·普契纳( Martin Puchner) 主编的《世界文学选》和由戴维·戴姆拉什( David Damrosch) 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就分别收入了大量非西方和非经典的文学作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因袭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使得一大批长期以来被压抑在边缘的东方文学作品进入经典的行列。
当然，各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和审美特征，但是各民族的文学也有一些共同或共通的因素。从世界主义的视角来考察，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各民族文学所共有的一些带有普遍规律的特征。
首先，文学创作中除了具有民族特征的主题外，往往具有一些带有永恒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例如爱情、死亡、嫉妒等。这些主题都在伟大的作家那里得到最为形象的体现，例如，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易卜生、卡夫卡等伟大作家的作品都表现了上述具有永恒意义的主题，并且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对之进行了表达。因此他们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特定的民族 /国别文学，而成了世界文学。他们所关注的并非是某一特定民族/国家的人们的生存和命运，而更关注的是全人类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通过翻译的中介，迅速地在全世界流通而成为世界文学。而和他们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则由于其自身生活经历和文学视野的局限，再加之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筛选而很快便被人们遗忘。
其次，各民族文学在美学形式上也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如果上面提到的这些文学主题主要是基于文学的内容，那么同样，就其美学形式而言，文学除去其鲜明的民族特征外更具有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特征，都追求一种共同的美学。例如小说、诗歌、戏剧几乎是各民族文学都使用的创作形式，虽然这些文体在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中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而辞、赋、骚则是汉语文学中所特有的文体，它只能产生于古代中国。史诗则是古希腊文学的特有形式和最高成就，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荷马史诗便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种不可企及的范本。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弘扬世界主义并不意味着排斥民族主义，强调世界文学也不可能把民族文学排斥在外。
再者，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原则方面，各民族文学也不无共通之处。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评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将奖金授给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的优秀的作家，当然，对于这个“理想主义倾向”究竟作何解释，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至少得奖的作品得憧憬未来，并给人以理想和信念。确实，就文学批评而言，我们经常说，这部作品在何种意义上具有独创性，另一部作品又在何种程度上抄袭了先前产生的作品或与之相雷同而失去其独创性，显然我们是基于一种世界性的视角。因此，文学世界主义便赋予我们一个宽广的视野，它使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本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而是要在批评实践中把目光指向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别的优秀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具有独创性的伟大作品都必须是具有绝对意义上的独创性，而并非仅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
最后，世界主义也赋予我们一个宽阔的阅读视野，使我们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封闭状态。当我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我们必须对这部作品进行评价，这就涉及评价的相对性和普遍性。基于民族/国别文学立场的人往往强调该作品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中的相对意义和价值，而基于世界主义立场的人则更注重其在世界文学史上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所以，我们在评价一个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时，就应该界定该作品究竟在哪一个层面具有独创性，所具有的究竟是仅限于某一特定民族的相对价值还是超越了时空的永恒的价值。一般来说，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有可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而得以跻身世界文学的作品必定会在本民族产生较大的影响: 或者从本民族走向世界，或者在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后又受到本国的重视从而回流到本民族来。这就是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辩证关系。
三、世界主义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
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世界主义，就必须立足中国的民族土壤，认识世界主义之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意义。虽然世界主义在当今的中国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一理论思潮本身在中国并非全然陌生。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主义就曾以不同的形式，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的形式，进入了中国，吸引了一些崇尚无政府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文学界，巴金和叶君健就是两个著名的例子: 两人都对世界语( Esperanto)这一基于世界主义信念人为造出的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叶君健甚至用世界语从事过文学创作，并受到国际世界语学界的重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语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和使用者人数的局限，远远未能达到英语的流通之广度。就这两位作家的世界语水平而言，叶君健显然大大高于巴金，但巴金很快就走出了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的藩篱，介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主流，并通过翻译的中介成为一位真正有着世界性声誉的大作家; 而能够用世界语写作并发表作品的叶君健却未能像巴金那样成为一位有着广泛世界性影响的文学大师。也许在当代人的记忆中，叶君健只是安徒生童话集的译者之一，而他用英文创作的小说《山村》却使他在世界文坛也占有一席之地。这就说明，在强大的霸权语言——英语的威慑下，任何试图不顾语言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任意建构一种新的世界性语言的尝试都是难以为继的。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为了实现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现代化，一批有着世界主义的开放胸襟的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通过弘扬世界文学来推进中国文学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几乎主要的中国作家和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这个话题。但是世界主义为什么未能成为讨论的热点呢? 这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时的贫穷落后的中国，普通老百姓首先想到并要解决的绝不是文化的世界性，而是要在经济和生活上向发达国家看齐，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地。因此，讨论世界主义似乎与他们的关切相距甚远。在文化上，虽然掀起了大规模的翻译，但主要是将西方以及苏俄和日本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潮引入中国，文化先驱者们试图通过这一尝试来达到中国文化与世界的接轨。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视角来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全盘西化”热潮，便不难发现，在不遗余力地译介西方文化和理论思潮及文学作品的同时，我们却忘记了向国外推介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这样就导致了翻译的单向度效果: 一方面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主流接近了; 另一方面我们的语言和文学大大地西化了。所造成的后果便是: 西方汉学家根本不屑于研究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他们仅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具有较高的价值，而现当代文学则是西方影响下的产物。这一历史的教训足资我们参考借鉴。今天，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甚至有人认为，关注中国就是关注全球化，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其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同样也体现在文化和文学上。因此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当我们大力弘扬中国文化、促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时，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借助英语的“霸权”力量来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译介到全世界。当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时，我们谈论世界主义只能是一味跟着发达国家走; 而当中国繁荣富强起来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时，我们重新讨论世界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负责任的行为。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理应为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下讨论世界主义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Craig Calhoun,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4 (3), 2008. Appiah, Kwame A.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M]. 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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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 王宁. 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 [J]. 文学理论前沿，2012，( 9) .
[7] 龙云. 爱默生与世界文学 [J]. 文学理论前沿，201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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