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 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思考与探索
【作者简介】
陈思和，1954年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番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1月毕业留校任教。1993年聘为教授，2001-2012年担任中文系主任。2005年教育部聘为人文学科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名师奖，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外文学比较和当代文学批评等。代表著作《陈思和自选集》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获全国普通高校教材一等奖，《巴金图传》获国家优秀图书奖提名奖，论文《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获教育部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
思考与探索
（本文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第9-15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我的研究专业可以概括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两个方面，换句话说，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中间穿行。但是在我的专业思想里，从未把这两个学科看作是相互对立的领域，相反，我一直在寻找两个学科之间的融合点，使彼此成为一个从方法论到本体论都是完整为一的整体学科。严格地说，中国20世纪文学不可能是孤立的中国文学，它一开始就是在“世界”的观照下形成其自身的历史，“启蒙”就是其主要的特征，所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本身就含有比较文学的特性。同样，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必然是要与具体的作家创作现象、文学思潮和理论、文学运动等联系在一起，成为各种文学构成的内在因素。或者说，现代文学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载体，而中外文学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视角，两者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极为赞成严绍璗老师所说的“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的说法，这也是我所苦苦追求和探索的一个比较文学的理想境界。
作为现代文学学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本身就是在世界性因素的观照下形成自身特点的，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的追求开始，其发展轨迹基本上是与世界性因素分不开的。研究者如果不加入世界文学的眼光，当然也是可以研究，并写出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的(如从艺术角度分析的作家作品论)，但是要真正到位地把握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脉络和创作风格，可能多少都会与世界性的因素相关。我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比较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一大批原来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纷纷转向这一新的领域进行探索和开拓。为什么不是别的领域而最先是现代文学领域出现这样的敏感和转向呢？我想这正是与现代文学具有比较浓厚的世界性因素有关。但在最初的一步，学者们理解的“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都不能不依靠传统的影响研究的方法，从零星片段的资料中推断出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从翻译、介绍、接受的资料汇编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而无法从方法到理论解决中外文学的关系问题。当然，从翻译资料到翻译文本的研究也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极有价值的一环，其最终发展为翻译研究、译介学研究等学科，构成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特色之一。但是这项工作还是不能从理论上解决中外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理论”，我的理解是，理论不仅仅是为研究提供一种视角、一种方法来指导学术研究，而且能够提供一种世界观来认识整个学科(或者研究对象)的带有本质性的特征，可以适应于多方面的研究，并且衍生出多种多样的研究课题，同时也包括了方法论的内容。我之所以后来把注意力集中到“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这一课题上来，正是出于这样的体会。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包含了两个学科的内涵：“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而“世界性因素”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基本特点，由这一特点沟通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它可以包括作家的世界意识、世界眼界以及世界性的知识结构，也包括了作品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以及各种来自“世界”的构成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20世纪已经不是一个封闭型的国家，它越来越积极地加入了与世界各国的对话,自然而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现在的中国人说出“世界”这个词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指一个排除了自身因素的物理空间，而已经包括了自身，即中国本身就成了世界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世界的问题。所以，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时不能不考虑到它的世界性因素，反之，讨论“世界性”的时候也自然包括了中国文学的自身因素。这样一种水乳难分的状态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理想状态。我一直不喜欢传统的比较文学总是将研究对象视为两元的因素，即在跨文化、跨语种、跨国家的前提下，总是出现“甲—乙”的潜在对立。而世界性因素的理论研究则是把“世界”视为一个广阔的思想平台,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形态的现象都在这一平台上呈现出来，构成一种丰富繁复的多声部的对话。多种元素共同呈现在一个平台上不可能没有相互间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彼此渗透的状态下呈现，构成了很深刻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仍然是多种元素相互间影响之前或者之后的各自的面貌的呈现。就好像是一部大型交响乐，在统一的旋律下各种乐器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形态，而整个旋律正是通过这些不同声音和形态构成了主题的大“和谐”。人类社会的“和谐”从来就是以个性的充分发展和理想模式的多样化为前提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过自然的对立统一规律：“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是对立物而不是同类物造成“和谐”，我以为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比较文学是以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但其理想的境界就是要在人类非常不同的精神现象中揭示根本的和谐性，我把它看成是这个学科的理论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世界性因素，是我所追求的一个比较文学专业的目标。我在80年代跟随贾植芳教授学习比较文学，是从收集整理中外文学关系史的资料开始的，去年出版的《 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正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后来我根据这些材料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的思潮流变和文学现象，集成《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在当时还是有些创新的意义。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无法进入“某甲影响某乙”这样一种思维模式的研究，准备了多年的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也一直没有能够找到一个理论的突破口。其实，我想做的就是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性因素”中形成与世界的对话机制，是如何构筑起这样一种对话的平台。我在前几年曾经断断续续做过几篇当代文学中关于“恶魔性因素”的研究。“恶魔性”完全是一个西方文学传统的因素，但这样的因素有没有可能会在中国文学里体现？我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以降的文学创作作了梳理，发现显然是存在这样的恶魔性因素的。我从当代文学的作品分析着手，从阎连科的小说里讨论恶魔性因素与“文革”叙事的联系，从张炜的小说里讨论恶魔性因素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本身都是讨论人性的异化问题；但从恶魔性的角度来考察人性的欲望、叛逆、破坏、邪恶、犯罪等因素，可以看到人性发展史上从来就有这种因素在起作用，恶魔性因素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并不独独为西方基督教传统所专有。神学家保罗·蒂里希在上帝的形象里发现了恶魔性，并且由此对人类以及基督教作出深刻反思，这就迫使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发问：在中国的“文革”及其发起者的形象里，难道就不具有这样一种恶魔性的因素?虽然中西文化中的恶魔性因素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但是从人性深处的阴暗面来看，这些不同的文学形象正是构成了世界性的恶魔因素。从纳粹到“文革”都同样是恶魔所导演的人性战争的见证。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革”叙事，从“伤痕”文学的控诉暴行到巴金《随想录》的灵魂忏悔再到阎连科喜怒笑骂的“恶魔性因素”，可以完整地揭示出近20多年来中国人对“文革”的不同阶段的认识水平与表达形态。
我在这一类的研究里并不强调比较的形态，即没有必要具体地比较德国文学关于纳粹的叙事和中国文学关于“文革”的叙事孰优孰劣，而是用一种“呈现”的形态，展示世界性因素的丰富和繁复。有时候我觉得“呈现”形态比“比较”更重要，更客观，或者说是一种更加接近世界本原意义上的比较形态。在“呈现”中研究者的主观倾向完全体现在排列组合的运作，并不提供呈现物以外的具体价值判断，但是在异质的排列和组合形式里，引导人们看到世界性因素的多元性与和谐性。许多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写论文最感困惑的就是如何“比较”，他们收集了许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世界性因素，但是要从中找出彼此间的“联系”显然是个难题，同时要从中得出彼此间的优劣或者同与不同的结论，也觉得难以把握。比如：有一位研究生通过阅读，展示出法国作家笔下的巴黎、英国作家笔下的伦敦以及中国作家笔下的北京的大量描写，他们各自都有许多特点，但是要在这中间找出彼此间的优劣或者同与不同的特点来，却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劝告研究生们：不要硬作比较。理由是：如果“比较”仅仅是一种具体方法，那就是说，你必须遵照“甲—乙”的对立模式比较其同或不同才能够获得结论，但如果“比较”是世界本原的多样性所呈现的一种状态，或者说，当世界的多元性直接呈现在你的面前时，已经包含了“比较”这种形态,那是并不需要你说出比较结论的，世界不在言说中已经把对立与和谐同时呈现了。正如前面所作的比喻，一部大型的交响曲，观众首先是感受其旋律的和谐，而不是比较其中每一样乐器演奏有什么不同效果。我觉得这样一种“呈现”形态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的比较文学领域早就卓有成效了，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可以作为其代表作。可惜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尊重和珍惜这份文学遗产。比较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很难摆脱把比较作为一种方法的局限，在学科建设上总给人有不成熟之感。我最近想通了一点，就是我们从未努力把“比较”从方法论提升到本体论，这就使比较文学学科总好像是在为别的学科打工，而没有注意到它正应该是凌驾于其他国别文学之上的一种综合性的研究世界文学本原的学科，它的目标是呈现与展示世界文学(人类的精神美学)是如何在多样与繁复中达到和谐的。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以我的能力是根本不可能穷尽的。但是我还是有兴趣结合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把这个课题断断续续地做下去。目前要做的是教育部的重大攻关项目的一部分(子项目)，课题是研究中国百年文学中的启蒙思潮，这个课题当然是可以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题目来做，但其实它包含了更高层次上的比较文学的意义。启蒙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本来也有极为复杂的含义，从西方启蒙哲学、启蒙运动、启蒙思潮、启蒙文学以及启蒙与现代性诉求五个方面，各自展示出不同形态的流变，对于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发展也是呈现完全不同的“关系”。所以，“启蒙”可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因素，有针对性地考察西方启蒙问题的历史流变,重点突出西方启蒙思想与西方文学的双向演进的轨迹,并同时来呈现中国启蒙思想运动与新文学运行的双向演进轨迹，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交点和不同点，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下如何形成自己的“传统”：包括启蒙思潮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转型、与中国文学语言的“重写”、与民间本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与不同政治力量的国家想象，等等，都是这一课题研究必不可少的程序。通过这样一种“呈现”来展示20世纪的中国如何在世界格局下接受现代性的“启蒙”，并且在尝试和推行现代性的目标下又如何从自己的问题出发进行实践,能够总结出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我想，如果顺利的话，我与我的研究团队也许会把这个课题做成一个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世界性因素”的较为充分的文本。
写完上面的几段话，我读了一遍，发现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说清楚。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既然你把“比较”看作是一种世界本原性的呈现状态，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呢？如果离开了比较的方法，是否还能保留比较文学的特点？不是很容易与其他学科混同起来吗?我想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们只要想一想，有没有一种学科是限定具体研究方法的?文艺学是纵览了各种中西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都是多元的，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决定，为什么比较文学一定要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方法？没有道理啊！如果一门人文学科只限定于几种规定的研究方法，仍然不可能是一门成熟的学科。我觉得比较文学之“比较”作为学科的体现，并不在方法论上，而是能够在研究中引进世界的多元视野，揭示出世界的多样性与繁复性。并置地呈现不同的文学精神现象本身就是“比较”的含义，比较文学指的是多元精神下的世界文学状态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方法的比较并不重要，仅仅是我们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而选择的一种方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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