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才 | 论新世纪美国小说的主题特征

杨金才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作者简介】

杨金才，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当代外国文学》杂志主编。主要从事现当代西方文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先后赴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德国、意大利、希腊、瑞典、奥地利和以色列等国家学习、访问研究，曾为美国哈佛大学交流博士研究生（1996-1998）、澳中理事会研究基金访问学者（2002）、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亚联董研究基金访问研究员（2000）和Starr研究基金访问研究员（2004）、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系访问学者（2007 - 2008）。主持教育部留学基金项目1项（199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2000-2006，2009-2014, 2017 - 2022）、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子项目2项（2011、2014）、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项目1项（2003-2008）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项目1项（2001-2009）。已发表论文170多篇，出版专著4部，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4部，编、译著6部，兼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英国文学学会副会长、英语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

杨金才教授

论新世纪美国小说的主题特征

（本文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6-12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当代美国小说通过绘制、窥测和再现等方式与世界对话，切入人物内心世界，大都在后现代语境下表达各自反思人性，希望从失意中获救的愿望，其愿景正是小说家追寻的一种救赎叙事空间，其中蕴涵着现代人试图走出文明困境的“荒野意识”。这种荒野意识在 21 世纪美国小说创作中一直扮演了可能性的追寻者与预示者，也是小说家笔下人物寻找自由、努力摆脱消费文化和商业文明羁绊而获得拯救的新象征。新世纪美国小说家们致力于某种再想象，重新思考和建构时间、叙事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并在创作中不同程度地体现战争、灾难、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主题特征。

关键词：美国小说；“9·11”；反思战争与恐怖；人伦道德

On the Thematic Features of Twenty-First-Century American Fictions

Abstract: The methods of mapping, explo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are employed by many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ists. By virtue of such methods, the authors are able to engage the real world in their dialogues and describe the inner worlds of the characters. Reflecting on the nature of humanity, these authors express their longing for redemption, and their creation of the narrative space of redemption implies the so-called “wasteland awareness,” an awareness that accompanies the modern men’s effort to overcome the present cultural predicaments. Reading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in this article I argue that there are three recognizable thematic features of the twenty-first-century American fictions, namely, 1) an active response to the 9/11 attack and its aftermath; 2) a salient concern for politics, humanism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3) a thoughtful interrogation of humanity in the new age of war and terror.

Key words: American fiction; the 9/11literature; interrogation of war and terror; ethical and moral concerns

引言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坛尽管每年都有很多新作问世，各类图书奖项依旧照样评比颁奖，但就其创作内涵而言，真正称得上别具一格的创新之作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纪之交的美国文坛还是相当平静的，其主要话语体现的无非就是在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不确定性、异质性、无序和平面化等方面与现代性所倚重的原则、整体性、确定性、权威、统一性、规律等范畴之间存在的某种交锋与对峙。作家们大都秉承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鞭笞的文学传统，表达各自对科技理性和工业文明所持的质疑立场。小说中一般见不到生动讴歌的生活场面和值得弘扬的主旋律。倒是在其理性与呓语的混杂交汇处多少还能领略到某个作家自我陶醉的深沉把戏和惯于玩弄文字游戏的伎俩。文学价值取向的模糊性一直笼罩着美国文坛。约翰·巴思（John Barth, 1930— ）早在 1967 年发出的 “ 文学枯竭 ” （the exhaustion of literature）论调仍在 20 世纪末美国文坛上回荡。

当代美国小说往往通过绘制、窥测与再现等方式与世界对话，切入人物内心世界，大都在后现代语境下表达各自反思人性，希望从失意中获救的愿望，其愿景正是小说家追寻的一种救赎叙事空间，其中蕴涵着现代人试图走出文明困境的“荒野意识” [1]。这种荒野意识在当代美国文学创作中一直扮演了可能性的追寻者与预示者，也是小说家笔下人物寻找自由、努力摆脱消费文化和商业文明羁绊而获得拯救的新象征。在这一方面，唐·德里罗（Don DeLillo, 1936- ）做得非常出色，其小说在直接探询美国独有的多民族移民国家身份过程中“解析了后现代美国文化” [2]。

杨金才教授

面对新世纪的曙光，作家们或许有过期盼，也为拓新挣扎过，但依旧在后现代的重负下踯躅而行。真正从创作上开启主题突围的是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 1959- ）。他在 2001 年创作的小说《纠正》（The Corrections）别具一格，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以充满思考和力量的文字，“记录”拉姆波特一家每个人独特的悲喜经历及其演绎的宏大时代画卷，被誉为一部“具有全球化题材的小说” [3]。弗兰岑从美国中西部写到了华尔街，并不时地将笔触伸向美国以外的地域和事物如东欧和俄罗斯经济恶化等。整个叙事笼罩在全球化市场氛围中，而故事人物却被镶嵌在某种复杂的交互关系里，使个人、婚姻和家庭与整个美国现实文化交织在一起，多侧面地展示当代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现状。这部富于想象力的实验性小说因其现实主义表现特征而备受青睐。弗兰岑“有能力把读者置于笔下人物的生活之中，并使他们在阅读时感同身受。” [4] 他因之获得了 2001年度全国图书奖。同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恐怖袭击让美国人感到前所未有的伤痛。之后，纽约世贸双塔遭袭倾倒的瞬间充斥美国整个官方叙事与媒体报道。无论报刊还是电视网络都毫无例外地向民众传递一个信息，即来自野蛮世界的恐怖分子正向西方文明发起挑战，美国已成为无辜受害者。于是，悲悼和反恐成了人们倾诉的对象。“9·11”使美国遭受了重创，但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9·11”既改变了世界，也“迎来了新世纪的开端” [5]。之后的美国文学似乎露出某种反思的端倪，逐渐开始质疑遭受伦理危机侵蚀的现实生活，发出了所谓意义多元价值取向原来只是一种迷思的慨叹。

当下美国社会真实图景值得反思，而新世纪美国小说家们正不约而同地担起了这一使命。其创作别有洞天，致力于某种再想象，重新思考和建构时间、叙事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下面笔者拟从三个方面简要论述 21 世纪美国小说研究值得关注的若干主题特征。

一、回应“9·11”，从本土性和全球化两个方面表达人文关怀

“9·11”事件 6 周年时，美国文坛上关于“9·11”话题的作品仅长篇小说就有 30 多部。其他非小说类作品就更多，已达 1000 多部。正是这些作品将恐怖主义的劫难演绎为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可怕的经历和集体记忆。如今“9·11”事件已过去 10 多年，而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亦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之一。这又使包括作家在内的美国有识志士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场小小的局部战争会持续如此之久？究其原因，主要因为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其实带有某种以牙还牙性质。这类裹挟私欲的反恐战争没能解决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问题。相反，美国人因为战争而筋疲力尽。美国的政治信誉和经济发展也都遭受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危机，美国作家的回应相当迅捷，他们与媒体一起思痛、斥责暴力和表达对生命的关切。但如此近距离观照历史只能使他们成为媒体的传声筒。为了使自己的创作更能体现文学色彩，他们必须越过“9·11”事件本身，去写造成的冲击和后果。于是，他们大胆挪用再现媒介，塑造受害群像，并直接探究“9·11”后人的主体性问题。

克莱尔·梅苏德（Claire Messud, 1966- ）就是其中之一。她的《皇帝的孩子》（The Emperor’s Children, 2006）突破了以“9·11”事件为背景的创作方式，而借助对“9·11”事件的反思来叙写当代纽约文化圈的浮夸和虚伪，具有现实主义表现特征。在“9·11”当天，默里以出差之名欺骗家人后与丹尼尔住在一起。在高层公寓楼的窗前，他们亲眼目睹了世贸大楼双塔的倒塌。默里深感震惊，当即回到妻子身边，没有一丝犹豫和留恋。这对丹尼尔而言无疑也是重创。丹尼尔经历了强烈的思想斗争，脑海里交织出现犹豫、恐惧、绝望、自杀、悔过和期待新生的念头。梅苏德借助“9·11”审视网络时代人的自满以及恐怖带给他们的困惑。

美国发起的全球性反恐和后冷战思维逐步催生了一种具有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文学文本，或可称之为后“9·11”文学。新世纪美国作家将“9·11”事件从一场悲剧转化为景观，在创作中巧妙地处理文学创作与民族文化心理建构、文学创作与历史叙事、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等诸多关系。美国后“9·11”小说集想象与反思于一体，具有宽广的全球化意识，揭示了遭受恐怖袭击后普通美国人的创伤记忆、心理承受和救赎轨迹。作为生命意识表现形式的人之生存境遇是作家们乐于书写的题材。德里罗、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及其他新兴作家如福厄（JonathanSafran Foer, 1977- ）、奥尼尔（Joseph O’Neill, 1964- ）和麦凯恩（Colum McCann, 1965- ）等都适时做出了回应。在他们的创作中，人们再次亲历人类的悲哀，并深切感悟浓郁的人文思想以及族裔差异和政治立场差异。他们在面向新世纪未来的同时不无希望地书写全球化、文明冲突、历史记忆以及民族身份建构等时代性命题，而且大都通过一种灾难书写或借用灾难见证人的口吻加以叙述。福厄的《剧响、特近》（又《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2005）就是这样一部灾难书写之作。小说以博物馆的呈现方式刻画受害者创伤群像。他这么写的目的是想使创伤故事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以便获得广阔的叙事空间和激发想象力。整个故事以一个 9 岁孩子的“寻锁”之旅为线索，具有儿童创伤叙事的特征。更主要的是，福厄用文字、图片、录音等多种媒介将几代人近 100 种创伤体验融入作品，打破了人物的年龄、性别、种族、国籍等界限，以更广阔的视野探讨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冲击，包括对全球化进程中灾难的思考，融创伤人物、创伤书写和承载创伤记忆图片于一体。福厄借此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并“能够在谴责灾难制造者的同时构建集体记忆”进而通过灾难戏剧化来“反思美国的政治、宗教、外交和文化等政策” [6]。作品中除了老布莱克这位世纪灾难见证人之外，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也被置于“9·11”背景下。其中奶奶的灾难书写意味深长，透露出强烈的生存和沟通欲望。厄普代克创作的《恐怖分子》（Terrorist，2006）属于直接关注恐怖分子的后“9·11”小说。该作品迎合读者对恐怖分子既畏惧又好奇的心理，以一个普通少年如何被卷进恐怖组织的行动计划，如何心甘情愿地去充当自杀和杀人的人肉炸弹为线索，深刻反思美国社会，揭示了当代美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信仰问题。德里罗则与“9·11”历史事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其小说《坠落的人》（Falling Man，2007）属于远镜头观照，主要讲述“9·11”后美国一个普通家庭情感离合以及心理和精神创伤的经历，展示了历史性事件对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作者将看似混乱的不同人物的记忆碎片记录下来，再加以汇集，呈现出多重叙事声音。故事主人公基斯，现年 39 岁，从事律师职业。“9·11”后，他侥幸从世贸中心办公室逃生，重新回到已经和他分居的妻子丽昂和儿子的生活中。该作品以文学方式揭示日常生活图景，凸显回家、家庭和亲情的意义，并在见证历史、表征创伤中表达伦理关怀和冷峻思考社会问题。作品中最动人的一幕是“一个老人在袭击事件爆发时接到了 17 年未曾联系的前妻的电话。” [7] 其中蕴涵着作者的创作意图，旨在告诫读者：塔会消失，人终将逝去，空白处，唯独记忆、关怀和意义能够填补。

奥尼尔的《地之国》（Netherland, 2008）又是一部回应“9·11”的记忆书写之作，主要讲述一名居住在纽约的荷兰裔证券分析师一家在“9·11”恐怖袭击后所受到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创伤。作品通过凌乱的记忆碎片捕捉生活意义，在回忆中“对人生、自我和文化身份认同进行拷问”[8]。故事叙事者汉斯自由生活在荷兰，大学毕业后在伦敦工作，结婚生子，随妻子雷切尔到纽约工作，做银行证券分析师。“9·11”后雷切尔执意带着孩子回伦敦，二人婚姻濒临崩溃。小说发人深省：汉斯自嘲自己是“政治和道义的白痴”[9]。整部作品通过文化视野再现历史并表达对人类生存与悲情的思考，彰显作家的使命，即关注现实和良知，用心灵去感悟世界，并表达深切的忧患意识和人文价值观。与之相比，科伦·麦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2009）似乎更注重故事的叙事结构，不仅在主题上契合后“9·11”文学的叙事格调，而且在叙事手法上更趋大胆，采用后现代拼贴法，将十多个不同人物的故事整合起来。这些人物各自背景不同，靠着可能的因缘际会相互联系，都曾在曼哈顿附近见证过佩蒂特高空行走的“神迹”。人物中有牧师、妓女，因越战失去儿子的母亲和父亲，地铁站的流浪少年，电脑黑客等，这些人的命运与佩蒂特高空行走联系在一起。世贸中心的奇观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小说很抒情，再现了一个大都市和一个逝去的时代。从字里行间依然可以感受到信仰与欲望，爱与迷失，罪与拯救，母女与母子情感，以及家庭人伦等。

应该看到，以纽约为背景的都市悼歌，描摹普通人的灾难体验，勾勒出“9·11”事件后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焦虑和恐怖心理，建构了 21 世纪初某种全球性的普遍的迷惑与茫然。尤其可贵的是，这些作品不再单一地写某个地域性的暴力事件，而是总能将其镶嵌在更深广的历史和社会全景中，进而对全球时代暴力、仇恨和恐怖的隐史及逻辑进行批判，高度体现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作家对这一主题的反应也是因人而异的，不同作家在表达文本意义的时候所采取的文化立场也不尽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作家同其他国家作家在反思和再现“9·11”历史方面明显存在差异。对其进行比较式观照，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不同国家地区的作家在回应“9·11”方面所采取的不同立场、观点和方式，如持有巴基斯坦和英国双重国籍的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 1971- ）就别具一格。他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2007）同样也是在见证个人创伤的同时建构某种文化创伤，但他并不热衷于个人的情感抒怀，而是从美国人以外的视点“书写穆斯林在后‘9·11’的创伤性经历”，“大胆地质疑美国主流思想，并且以自省的勇气剖析自我，倡导一种基于社会责任的政治行动”[10]。小说以已经回到巴基斯坦的“我”，给一个身份不明，极有可能是来行刺“我”的美国人讲述自己的流散经历。作品貌似搭建了对话氛围，通篇实为类似独白的“我”的讲述，听不到美国人的任何应答。显然，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有利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作品中的“我”多次以“你们”称呼对方，已经将普遍意义上的美国人视作听者。此外，英国作家莱辛、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等都曾对“9·11”做过积极回应。“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仅把视域局限在美国，而应该放眼世界，要了解其他国家文学怎样反观‘9·11’事件及其文学表现”[11]。

二、关注政治、人类命运和向往和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挑战与灾难并不亚于上个世纪初。局部战争和冲突频繁爆发，战争阴魂不散。 21 世纪美国出现多部涉及战争主题作品，但这些作品的关注点并不是战争，主人公也不一定是士兵。战争只为作品提供背景，展示的是战争阴影下普通人的生活，其目的在于引发对战争和普通人性的思考。

谢莉·哈泽德（Shirley Hazzard, 1931- ）创作的《大火》（The Great Fire, 2003）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主题鲜明，直面战争对人的影响。作品展示的是战后满目疮痍的亚洲，主人公是一位叫艾尔德瑞德·利思的年轻英国军官。战争结束后，他选择在亚洲过一种漂泊的生活，游历中国和日本，想亲自见证并记述战争对于中国的影响和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所造成的后果。就在日本，他遇见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对年轻兄妹——本尼迪克特和海伦，并互相成为朋友。日久生情，海伦爱上了利思，但遭到父母反对，最后双方各奔东西。故事虽然是个恋爱悲剧，但宣扬的还是“爱”，文字间交织着众多层面的情感、领悟与体验。在哈泽德笔下，“爱”可以消弭邪恶的历史所造成的一切苦难。其主题是可以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反衬出当代世界的动荡不安。小说一方面表达了二战结束后人们所向往的和平生活，从侧面叙写亲情、爱情和友情；另一方面又刻画了战后人们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心态。可见，《大火》关注的是战后幸存者如何在战火燃烧过的废墟上重建生活的问题。“随着大量的死亡，整合生活变得紧迫而又沉重” [12]。因此，小说题名“大火”具有象征含义，暗指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或未来生活的希望。

威廉·沃尔曼（William Vollmann, 1959- ）的《欧洲中心》 (Europe Central, 2005) 以二战时期苏联与德国交战为背景，结构独特，文体杂糅，由 37 个长短不一的故事拼贴而成，其中包括旅游见闻、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等形式，似乎为美国人重构了二战的历史：这里“德国人、俄国人、艺术家、军事家、受害者和施虐者的内心世界洞若观火。” [13] 沃尔曼在小说中采用了对比的方法，试图中立地展示苏德双方人物的道德立场，如德国陆军元帅鲍尔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而苏联伏拉索夫将军在突围中成了德军俘虏，后与德军合作进攻苏联，最终被苏军活捉处以绞刑。在描写苏德双方交战的同时，小说又穿插了女翻译艾琳娜、作曲家苏斯塔科维奇和纪录片导演罗曼·卡门之间三角恋爱的故事，使整个叙事结构复杂化。小说虽然运用后现代历史书写技巧，但很好地表现了后现代历史观，内涵反对极权主义、历史偏见与社会不公等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关注并参与历史意义建构的文化政治意识。沃尔曼在小说中摈弃了“传统历史书写中常有的封闭式线性叙事，而是引入了一种开放的多元叙事方式”，以达到“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挑战和质疑。” [14] 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书中大多数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我尽可能细致地考证他们的人生细节。然而这毕竟是小说。我希望无论他们自己还是他们所处的历史境况都能获得一种诗性的公正（因为他们的故事都蜕化成了寓言，其中到处都可以发现超自然描写的痕迹）” [15]。沃尔曼坦诚相见，足见他对历史的态度和写作立场，即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并置起来加以探讨，以便对权力斗争和人类暴力等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

多克托罗 (E. L. Doctorow, 1931- )也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历史叙述者。他的《大进军》（The March, 2005）一直被当作新历史小说来解读，其实这只是一种文学阐释而已。作品的含义远不止是对历史的拟写，而是包孕深刻的主题意蕴。小说里的美国南北战争只是故事的背景，用以烘托人物的善与恶，它像一面镜子让每个人正视自己的灵魂深处，并不断在正义与邪恶、人性与残暴之间做出抉择。主人公谢尔曼将军结束了历时四年的美国内战，表现出足够的睿智和人性，但故事的实质并不在讴歌战争英雄，而是要揭示被战争卷入国家暴力的普通人生活，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和令人着迷的叙事力量。两年后，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 1949- ）也推出了一部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烟树》（Tree of Smoke, 2007）。这是关于越战的作品，讲述年轻特工斯基普·桑梓和他上司同时也是自己叔叔弗朗西斯·桑梓上校的故事，写出了在宏大时代和悲惨命运中苦苦挣扎的灵魂。这里我们读到了一个个战争的牺牲品，如休斯敦兄弟。他们离开老家，告别了母亲和弟弟，先后陷入战争，身不由己。他们什么也没获得，反而失去了很多。约翰逊着力探讨的就是战争及其造成的危害：父母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士兵失去战友。小说反复出现尸横遍野的场面，旨在警示读者：牺牲的都是战争的受害者。《烟树》主题鲜明，写出了所有战争的狰狞面目，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强烈谴责。

此外，简·斯迈利（Jane Smiley, 1949- ）的《山中十日》（Ten Days in the Hills, 2007）和《私人生活》（Private Life, 2010）也是开掘人类命运主题的上乘作品。前者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为模版，讲述伊拉克战争打响后聚集在好莱坞山上的电影导演和编剧马克斯僻静宅邸中 10 个人的难忘 10 天，写出了人的虚无生存状态；后者以二战时期珍珠港事件为背景，展示的又是一幅历史图景以及遭受历史变故的日常生活，其中玛格丽特·麦菲尔德的婚姻生活凄楚动人。

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反人性的战争依然是新世纪美国作家乐于书写的话题，而且还广受读者欢迎。这与美国民众的反战心理是分不开的。伊拉克战争持续多年，反恐战争仍在叫嚣。美国政府已经耗费大量资金而且断送了无数年轻人的生命，激起了美国民众的不满。现代媒体又通过各种手段日复一日将恐怖的战场和死亡信息带入千家万户，于是血腥的杀戮、被入侵国百姓遭受的灾难、美国士兵承受的精神和心理压力等都成为美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看待和反思战争及其带给民众的影响成了新世纪美国作家关注的焦点，他们的作品中出现重述战争的镜头，并以战争为鉴审视其带给人类的灾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又凸现当代人的困惑与焦虑，加深了当代美国文坛的焦虑意识。当代美国作家，无论写二战还是写越战都体现“当代性”，具有鲜明的危机意识，其中蕴涵了某种对政治、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三、转向普通生活，关注人伦道德

当今世界，危机不断，恐怖主义、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经济危机以及各种社会问题让人体会到世事难料和生存危机，认识到生命的脆弱。新世纪美国作家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和弱势群体，于是家庭、婚姻、老人和儿童等成了关注的焦点。在他们的笔下，普通人的生老病死、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特征以及亲情、友情等道德人伦的主题再次突现。作家们探讨逆境中人生的质地，思考人性的命题。

主要代表人物有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 ）、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 1943-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 1937- ）、凯特·克里斯藤森(Kate Christensen, 1962- )、伊丽莎白·斯特鲁特（Elizabeth Strout, 1956- ）和约翰·巴思等。其中最能写的要数罗斯。自 2000 年以来，他推出了 8 部小说，不同程度地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在转向普通生活、关注人伦道德方面比较突出的是他的《普通人》（Everyman, 2006）和《羞辱》（The Humbling, 2009）。

《普通人》的主人公是个久病老者，他希望在性爱中找寻欢乐。小说中的他结婚三次，但婚外情仍间或有之。他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即基于道义上的爱、精神意义上的爱和肉欲之爱。第一次婚姻完全是基于道义而建立的，并不幸福。与放弃绘画艺术一样，他与妻子萨西莉娅的结合完全是秉承父母的旨意。他觉得自己应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子，安稳一生。他违心娶了不爱的女人，并有了两个孩子。婚后不久，他就不愿面对毫无修养的泼妇妻子，婚姻便成了囚牢。当工作之时，当夜不能寐之际，他一直在思考：“难道这就是一个常人该做的事情?难道这就是所有普通人的生活吗?” [16] 整个作品的字里行间就是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及其对人生的反思。这里读者见到的是一个面临死亡的人的焦虑、恐惧和力图超越死亡的心路历程。

另一部小说《羞辱》也是书写普通人生活的，讲述了一位 60 多岁男演员阿克斯勒江郎才尽的故事。他在肯尼迪中心演出时连续经历了三次失败，后来不仅彻底丧失了再次登台的信心，而且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整日想着自杀。就在阿克斯勒遭遇最为严峻的精神危机之际，妻子又离他而去。为了防止自杀，他住进了精神康复中心。该作品几乎囊括了罗斯近几年作品的全部主题：婚姻、背叛、性、欲望、老年、孤独、死亡和艺术等。此外，比较敏感的同性恋题材也是关注的话题，小说中对性行为和酷儿行为的描写都相当露骨。但如果从更深层次去领会这部作品，就会发现它意蕴深邃，其中不乏对僭越、复仇、谋杀和人性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与罗斯一样，玛丽莲·罗宾逊也以家庭为题材进行创作。新世纪以来，她已出版了两部小说《基列家书》（Gilead, 2004）和《家园》（Home, 2009），前者讲述了年事已高、来日无多的埃姆斯牧师给 7 岁的儿子写下“家书”，历数了小镇基列一个牧师家族从南北战争到 1956 年一个世纪以来经历的变迁与辛酸，在后现代语境下重塑父子关系，历史镜头的穿梭使整个叙事有一种厚重感；后者的家庭故事则更加内敛，长老会牧师罗伯特·鲍顿已近垂暮之年，其虔诚、至善、美德的一生却因儿子杰克的反叛乖张而显得黯淡。育有 8 个孩子的鲍顿家出现了一位与家人疏离的浪子杰克，自小惹事生非，长大后经常酗酒滋事，是家里令人耻辱的害群之马。他离家 20 年后浪子回头无疑是自我救赎，这对父亲鲍顿牧师和唯一留在家里的女儿格罗瑞而言既是意外的惊喜，又是满腹狐疑。不过，兄妹俩还是揣着各自的秘密，试探着慢慢走近对方。杰克有过承诺，但在妹妹看来，他的表现敬而不亲，看眼色行事。这“在寻常的兄妹骨肉亲情之外，透露出一种神性的悲悯和仁爱。 ”[17]无独有偶，莫里森在 2012 年也创作了一部题为《家》（Home）的小说，讲述 20 世纪 50 年代一个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黑人士兵莫尼接到来信得知在亚特兰大工作的妹妹茜生命垂危时就决定去救她，并带她回到南方乡下老家。然而路途坎坷，兄妹俩不时要面对现实中的种族歧视和心灵创痛。与她的《爱》（Love, 2003）和《慈悲》（A Mercy, 2008）一样，《家》也直接面对人性。

暮年的品钦仍笔耕不辍，于 2009 年创作了《性本恶》(Inherent Vice)。这是一部躁狂的、语无伦次的、且充满迷幻色彩的嬉皮推理小说，述说一个老人在古稀之年用一种极为私人的方式回望属于自己的那个年代。它带来的是人性的别一种范畴，同时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世界性共鸣体，具有深邃的时代内涵，再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洛杉矶嬉皮文化景观——迷蒙、吸毒、性堕落和妄想症等。那是一个过来人的精神写照。品钦悲悼的是一个大多数人被沦为资本主义祭品的年代。耄耋之年的巴思更加别出心裁，推出了《奇思妙想》（Every Third Thought, 2011），开始探讨文化史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侧重考察文学与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甚至把学术争议的话题引用到故事情节中来，以表达自己对文学奖项的看法[18]。

值得一提的还有凯特·克里斯藤森 (Kate Christensen, 1962- )。她的《大人物》（TheGreat Man, 2007）是一则关于一个画家与三位女性关系的故事，侧重写了三个失意的老年女性形象，旨在从政治、社会和种族等层面探讨老年问题。伊丽莎白·斯特鲁特（Elizabeth Strout, 1956- ）的短篇故事集《奥丽芙·基特里奇》专门写小镇生活，人物来自各阶层、各行业。优美静谧、暗流涌动的小镇风情别具一格。这些故事中偶尔也有回应“9·11”和伊拉克战争的场景，但大都是作为背景来衬托的，所揭示的严峻主题还是来自日常生活的个人的沉重：爱的逝去、日益衰老和不可抗拒的死亡等。

当然，新世纪美国小说的多元发展态势很难用一篇文章加以概括。如果读者想了解族裔文学，那么新世纪美国小说在跨国跨民族方面颇有建树。国家、民族、迁徙和流散等主题都是移民作家乐意书写的命题。非裔美国文学一直占主导地位。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升温的印第安裔美国文学同样新作迭出。引人注目的还有 “9·11” 之后掀起的新的移民文学浪潮，其中除了内涵丰富的亚裔（包括东南亚裔）美国文学外，阿拉伯—伊斯兰裔文学正方兴未艾，出现了那可威（H. M. Naqvi, 1974- ）和莱拉·赫拉比（Laila Halaby）等一批作家。他们用创作演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家庭融洽相处的伊斯兰文化观，在后“9·11”时代进行深入的跨文化反思，旨在回击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所做的文化想象，以期颠覆和矫正西方文学中习惯了的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刻板形象。

总体上看，新世纪美国文坛几乎所有文学分支或流派都不同程度地体现战争、灾难、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主题特征。从 2003 年爱德华·琼斯（Edward P. Jones, 1951- ）创作《已知的世界》（The Known World）到 2011 年文坛新秀、青年女作家杰斯明·沃德 (Jesmyn Ward, 1977- ) 创作《拾骨》(Salvage the Bones)，非裔美国文坛一直人才辈出。琼斯以美国内战前南方部分黑人奴隶主的一段奇特史实为基础，再现了复杂的奴隶制。小说主人公亨利·汤森德生为白人奴隶主罗宾斯家中的黑奴，用钱赎得自由身后，他经营有方，在曼彻斯特郡买下了自己的种植园，并蓄养起 33 名黑奴，成为富有的黑人奴隶主。他充分发挥了艺术家的自由，完成了一次记忆的回访，重现了那个被遮蔽的世界，对黑人身份建构中的选择做了反思。沃德的《拾骨》也是不俗之作，一面世就获得年度国家图书奖。该小说用 12 天的历程作为整个作品的基本框架，讲述了一场飓风威胁家庭的故事，其涵义是：在灾难面前所有家庭成员应同舟共济携手抵御灾难，彼此的自我牺牲、共同呵护与关心可以使一个原本缺爱的家庭温暖起来，重新燃起生活之火。家庭重构以及对灾难、人性和爱的反思已经成为新世纪美国小说创作的主旋律。小说家们正致力于书写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和情感变化，关注人伦道德，思考人性进而反观整个人类的命运。后“9·11”美国文学必将大有作为，我们当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Alan Bilton,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Timothy Parrish, “Introduction” [A].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Novelists [C]. edited by Timothy Parris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xviix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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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seph O’Neill, Netherland [M]. New York: Vantage, 2008.100.

[10] 朴玉. “我们也是受害者 ”——评哈米德在《拉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文化创伤书写[J]. 国外文学，2013，（4）：130.

[11] 杨金才. 关于后“9·11” 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J]. 外国文学动态，2013，（3）：5.

[12] Shirley Hazzard. The Great Fire [M]. New York: Picador, 2003.19.

[13] 钱程. 权力的抑制与抗争——试析沃尔曼《欧洲中心》中《清白之手》[J]. 山东外语教学，2008，（2）：97.

[14] 黄贺，陈世丹.论《欧洲中心》的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J]. 山东外语教学，2011，（5）：105.

[15] William T. Vollmann, Europe Central [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5. 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