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王钢｜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理念、路径与方法的思考——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访谈录

【作者简介】

王立新，南开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国际交流学院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天津市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先后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人文学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古典与近东学系研习。主要研究领域为希伯来文学、古代以色列民族史、西方文学、比较文学与文化。曾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二等奖5次。

王立新 教授

王钢，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南开大学世界文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目前主要从事美国南方文学和威廉·福克纳的研究。

王钢 副教授

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理念、路径与方法的思考

——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访谈录

原文载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内容有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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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对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进行的一次学术访谈，涉及希伯来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的理念、路径、方法和学术研究心得等方面的话题。王立新教授认为，古代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四重视野，即语言形式、文化影响、神权观念和现代诗学所体现的即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这对外国文学研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外国文学研究既要考查文本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还要强调以审美的眼光进入具体的文本探讨，坚持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统一、“客观性” 与 “建构性” 的统一以及历史考察与诗学叙事的统一。此外，王立新教授还就文学如何在深层文化结构中再现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如何影响外国文学研究以及外国文学研究中如何实现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并重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学术思想；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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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钢：王老师您好，很高兴得到您的应允与您进行一次深度的学术访谈与交流，首先向您表达深深的谢意。您在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希伯来历史、欧美文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都有所造诣，成果丰硕。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术道路？

王立新：我本科阶段读的是文学，硕士阶段读的是世界文学专业，博士阶段读的读的是世界史专业。所以从学术背景来说，我的学习经历横跨了文学和历史两个专业。在我所服务的南开大学，希伯来文学和欧美文学一直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向，而希伯来文学尤其是一个特色研究领域。朱维之教授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开始研究圣经文学和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关系，是我国学术界这一研究的开创者和著名学者。上世纪80年代末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为了将这一研究方向继承下去，经过选拔考试，得到了国家资助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深造的机会。出国前，需要先有一定的希伯来语基础，但上世纪的90年代，几乎找不到学习希伯来语的国内普通高校。于是经朱维之先生的推荐，由南开大学派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师从国内知名的老一代古希伯来语专家许鼎新教授学习。古希伯来语当时在该院是一门选修课，不过我并没有像金陵的学生那样听课，许先生对我采取了一对一天天上课的密集授课方式。在学完了他编写、油印的一部教材、有了一定基础后，我到了希伯来大学，跟随艾伦·伊伯教授，一边继续学习语言一边研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当时的自己刚刚三十出头，精力充沛，确实很努力，另外也是遇到了好老师。

回到南开大学后，我开设了当时在国内还很少有学校能够开出的 “希伯来文学” 这门课程。此后，在2007年，我又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古典与近东学系，进行合作研究。这样来看，在希伯来文学领域，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我已经连续工作了20多年。欧美文学是我一直研究的另一个领域，这方面也有一些成果。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是相互促进的。这不仅是说欧美文学深受希伯来文学的影响，而且也是在讲希伯来文学与西方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将希伯来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才能真正揭示出前者的特质，更清晰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至于博士学位去读历史，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与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相关的古典学研究当时国内只能在历史系找到，二是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已经让我认识到，要想将希伯来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深入下去，必须要进一步系统研究其所从属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我在当时的南开历史系上的是世界史专业，具体攻读方向则与导师王敦书教授商定为古代以色列民族史。王敦书教授是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的弟子，学术造诣深厚，尤精以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研究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学术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史料、文献的强调对自己的希伯来文学研究确实影响深刻，直到今日仍然受益无穷。

王钢：王老师，您刚刚提到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对您研究希伯来文学与文化极有助益，据我所知，最能体现出您将文学与历史相结合这一研究路径的成果就是《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该书出版以来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与您在书中阐发的学术思考有着紧密联系。那么能否请您谈一谈《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一书的主要结构框架和核心思想？

王立新：从本书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我是将文学置于《希伯来圣经》所产生的时代、历史文化语境之下进行研究的，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希伯来圣经》无论是其正典化的过程还是每一卷文本的叙事结构，都具有历史编纂的特征，这已是学界的共识。而就这部合集式的经典中丰富的文类、各种文类的文体特点来看，也与希伯来圣经时代精神创造的特殊性不可分割。因此，将历史学的考察与文学研究的角度相结合是一种符合逻辑的研究路径。

文学研究的基础是文本，就存在于这部经典中的各种文本来看，在体裁上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后世我们所熟悉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希伯来圣经》是最能代表古代以色列民族精神、表达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的百科全书式的经典，它是在距离我们十分遥远的时代、在古地中海文化圈的文化土壤上产生、发展并最终形成的。在考虑本书的框架时，一个明确的目的是要阐明这部经典的文学特质为何，以及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文学特质。因此，本书以文学的视角按照神话、传说、历史文学、先知文学、智慧文学等对其中的文本进行文学分类，并以具体的作品分析阐明每种文类的特点。同时，本书也指出，有一些文类可以按照后世的标准去理解，有一些文类则独属于那个时代、独属于希伯来文化传统，必须在其所从属的历史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去认识。

在本书的导论中，我还提出这项研究要将语言形式、文化影响、神权观念和现代诗学四个维度融会贯通起来。所谓语言形式，主要是指对古希伯来语言特征的了解，这对于《希伯来圣经》中韵文体的诗歌形式特点以及散文体的叙事形式特点的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所谓文化影响，主要是指希伯来文学从内容观念到各种具体的文类形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其与古代近东地区相关文献具有相互参照性，所以文化影响的因素必须予以关注。而就《希伯来圣经》的最终形态来看，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具体的一部部经卷，都呈现出神意决定论主导下的一种 “有目的性” 叙事的鲜明特征，因而，希伯来文化传统中神权观念的丰富内涵必然要纳入到考查和研究的视野中来。最后，现代诗学理论的话语资源则有利于与时俱进地探讨《希伯来圣经》的审美品格，使研究不失文学自身的焦点。这样构建研究框架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避免后人对前人所创作的经典进行过度的诠释，从而在一定的历史与文化阈限内对文本进行合理的阐释；另一方面又不会把文学研究淹没在历史文化研究中，能够凸显出文学研究的学科特点，尽力保证研究过程中文学与历史文化的一种平衡关系。

王钢：您提到了古代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四个维度，或者说是四重视野，即语言形式、文化影响、神权观念和现代诗学，那么这四个维度对探讨其他国别的外国文学作家作品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的借鉴价值呢？

王立新：我个人认为这其中的基本原则是有借鉴价值的。一项研究展开的前提是要能够把握具体研究对象的特质，所以，正如上述四个维度是在对古希伯来文学研究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在研究其他文学对象时也要从其特有的文化传统或文化语境出发去思考研究的路径。人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书写文学的历史，文学史属于文化史的一部分。从古至今，对文学、特别是文学经典的研究总是体现出研究者的学术立场和学术思想。例如对于历史上的某些重要经典作品，有人以极端的 “六经注我” 的方式，将之作为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材料，这或许具有与当下对话的一定合理性，但我个人认为这样一种研究方式与学术研究所倡导的品格还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学术研究需要我们知道研究对象是怎么由来的，对其接受又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就具体的文学研究来看，我们首要关注的是具体的文学文本是如何在内部与外部因素的互动关系中被建构起来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搞清楚研究对象原本要表达的是什么，不同时代的阐释是依据什么条件发生的。如果弄不清楚研究对象原本要表达的基本内涵，那么我们在说明它对后世产生的影响问题时就很容易走向过度阐释的路径上去，这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不尊重，也很难定位研究对象在文学史传统和学术研究传统上的地位。

以我们提出的古代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四重视野来看，就是要处理文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我给自己提出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正本清源。尽管一切研究都是从当下出发的，但借助多方面的历史信息，我们要尽力去 “还原” 研究对象生成的历史生态，进而趋近于对其原本应该怎样理解的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很难说哪一种理解更具有真理性或者绝对的合理性，但我认为这并不能成为研究者可以对文本进行任意肢解、阐释的借口或理由。只有将研究对象放在一定历史文化的规定性下进行考查，基于学术史思考的创新研究才会有合理的依据。如果我们搞不清楚它在历史文化语境下的阐释边际或者说它应该被阐释的基本样态是什么，也就既无法合理揭示其内涵也无法涉及第二个任务——它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对后世发生影响的内在根据是什么。就此来说，合理的前提和阐释的框架是必要的，希伯来文学研究中的阐释性应当在历史文化中获得某种 “实证性” 的品格，它不是个人任意想象的结果，而是通过相关的史料、文献的研究，在总体上把握那一时代的文化特征，在了解其民族精神的特质，有能力解读其文本结构并理解其形态特征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产生共情或共鸣的研究。如此，我们才能揭示作为文学的希伯来圣经文本的价值及其影响。

王钢：您在《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一书中除了提出要对文学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整体把握外，还强调以审美的眼光进入具体的文本探讨，坚持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统一，您能否结合具体的外国文学研究实践谈谈这一方法的普遍意义？

王立新：刚才我们已经多少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切的文学研究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文学研究离不开对文学文本这一核心要素的考察，有的批评家认为在文学研究中应该把文学作品当作一个自足的整体来进行研究，最极端的就是以新批评为代表的研究方法，它割断了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但事实上文学批评是不可能割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所以新批评很快就被其它的文学理论所超越，其某些基本观点也遭到了质疑和扬弃。当然，每一种文学理论的提出都代表着文学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真正问题，都是对文学自身更为具体化的认知，在此意义上，所有隐藏在文学理论背后存在的问题领域都是有价值的。今天的研究应该更强调对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融会贯通，更注重对方法论思想的理解。正如我们所知，一切关于文学的研究都离不开 “文本” 这个根本基础，对建基于语言、构成文本的诸层面的分析体现了形式诗学研究方法对所谓 “文学性” 的追求，但是文学研究并不能仅仅只是关注文本，而必须同时关注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的关系，或者如M. H. 艾伯拉姆斯所指出的那样，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起码要将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四个基本要素的考察包括在其中。因为文学所建构的世界是对我们所生活世界的存在经验的反映和表现。在对文学作品的思考和分析中，文本语境与其所关联的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事实上构成了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循环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切外国文学研究都有必要联系作品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文化传统，即坚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一切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既表达了作家个人的情怀和创造性，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其对社会共同体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以及对作家身处时代的认知，所以《荒原》的作者、著名诗人T. S. 艾略特才说：“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个儿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

王钢：T. S.艾略特还曾说过，诗人的本分就是 “表达他那个时代中最浓烈的感情，不管依据的是当时的什么样的想法”。这与您所说的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应该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我非常同意您坚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进而上升至审美文化诗学高度的研究方法。您曾提及《希伯来圣经》的某些篇章是兼具历史和文学双重品质的，比如关于扫罗和大卫的记述，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就是更加偏向于历史性记述的篇章。那么您在研究这一部分时为什么会从历史与 “被叙述的历史” 之间的辩证关系角度来切入文学研究呢？

王立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关于统一王国时期扫罗、大卫、所罗门王和分国时期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等人的事迹，在希伯来文学的分类中是放在历史文学的种类里来讲的，他们的事迹记载主要集中在《撒母耳记》《列王纪》和《历代志》等经卷中。这些经卷因为主要是叙述古代以色列民族史的内容，因此被归入历史书卷的范畴。然而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些关于历史的记载大量采用了文学叙事的笔法。其实在古代社会中，不单单是希伯来历史传统的记述有这样的特点，很多民族的历史叙述也是如此，例如古希腊、罗马的一些历史著作也是这样一种写法——以事带人，通过具体事件的记录体现历史人物的特征。一方面这样的文本的确记录了古代以色列民族及其国家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又采用了极富诗意的叙事手法。例如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能看到作为统治者的国王在政治、经济、宗教、外交、军事等诸方面采取的不同政策及其后果，而从文学角度看，我们则更关注这些人物形象的特征是什么，这种形象特征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又为什么要这样建构。

以扫罗和大卫来讲，对他们事迹的记述既存在于《撒母耳记》《列王纪》这样被归于古代以色列民族早期历史记述的经卷中，也存在于《历代志》这样较晚完成被视为古代以色列民族晚期历史记叙的经卷中，但是，当我们对早期与晚期的记述进行比照时，会发现两位国王形象前后不一的明显区别。这种明显的差异性是通过对某些细节的取舍、改写，甚至情节的增删来实现的。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提出问题并且不断地追问问题，即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差异性体现在哪些地方？为什么会出现前后不一的人物形象？早期书写者和晚期书写者分属于怎样的身份？由此，我们就会发现希伯来历史传统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的叙述者所书写的，这些叙述者代表了不同的叙事传统，而不同的叙事传统体现了不同的历史观念，叙事者是在按照其所认同的观念在评价和塑造大卫和扫罗两位历史人物的形象。单就以色列民族历史书写的问题，背后联系的就是一个广阔的知识领域和研究领域。不同叙事传统所代表的话语权力在发生作用，其反映的恰是古代以色列民族在不同时期历史观的冲突。站在今天的学术前沿视角和价值立场上，我们就能够在研究中实现历史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客观性” 与 “建构性” 的统一，历史考察与诗学叙事的统一。

王钢：王老师，如您所说，在史家通常所主张的 “历史真实” 与文学叙述所看重的 “审美真实” 二者之间的张力中去探讨希伯来文学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据我所知，王老师您目前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也与希伯来文学和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您在此基础上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地中海文化圈的文学文化交流这一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请问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表现在哪里？您将它们联结起来进行整体考查，又是基于何种学理意义的考量？

王立新：古代希伯来文学的主要成就体现为希伯来圣经、次经、伪经等一系列文集，毋庸讳言，《希伯来圣经》也是犹太教的经典。在宗教学上，犹太教被认为是第一个系统提出一神信仰的宗教。因此，一方面古代希伯来文学、文化的经典常常被本质化地认为代表了古代世界中一种全新观念的文学、文化类型，另一方面因犹太教认为其独一神信仰来自于神圣的启示，其相关经典常常被视作具有独立性的、原初的文本。但是事实上，希伯来文化与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其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在继承、借鉴、融合和超越这一文化圈内其他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质，并对世界文学与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古代以色列-犹太民族及其祖先希伯来人与两河流域的阿卡德人、古巴比伦人、亚述人、新巴比伦人等在族源上均属于闪米特人，他们不但由两河流域迁徙至古代迦南地区，而且始终与相邻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亚兰等地区和国家交往绵密。希腊化时期到罗马时期，他们又与地中海文化圈的西部地区发生文化联系，因而，希伯来文学与文化和古代地中海文化圈内的文学与文化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关联。例如希伯来的洪水神话与苏美尔人、古巴比伦人的洪水神话一脉相承；《士师记》中参孙士师的形象与两河流域关于 “野人” 形象叙述间的关联；希伯来先知预言文本与古巴比伦、马里、新亚述预言所代表的预言传统的关系；《箴言》与《传道书》分别对埃及智慧文学和希腊化时期哲学观念的借鉴；希伯来诗歌和阿卡德语诗歌均具有押头韵的特征等等。

我们把希伯来文学放在古代地中海文化圈这样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中进行研究，不但能够更清晰地揭示希伯来文学自身的民族特质，也更能够凸显希伯来文学在历史文明中的独特价值。只有做好 “溯源” 的工作，才能进而准确把握并处理好希伯来文学对西方文学、世界文学影响的 “源” 与 “流” 的关系。

王钢：听了您的介绍，确实感到目前您和项目团队正在做的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价值。王老师，您能谈谈这项研究的方法论思想和基本理念是什么吗？

王立新：这与我对这个领域内研究特点的基本认知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强调并努力在研究和教学中实践的是，希伯来文学研究应该借鉴和吸收古典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我认为这不但是因为希伯来经典的解读需要这样的方法，而且事实上，类似古希腊、罗马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时代，在东方世界相应的历史时期也是存在的。东西方世界在各自的古典时代产生的经典对其文化与文学传统均具有相似的原创性和构造性。

古典学研究中最根本的理念就是有机整体性，在关注研究对象的语言和相关历史细节的同时，要打通后来的学科壁垒，无论一项研究的具体切入视角为何，均要将不同领域的相关知识融会贯通。例如我们从文学角度研究希伯来系列经典，就既要注意到其语言的层面，也要在对其产生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结构、思想观念、风俗制度等多方面的把握中去理解这些经典。当然，文学研究既然是我们切入的角度，对叙事模式、抒情模式、主题意蕴等诗学层面的考察一定会成为研究的焦点，但鉴于东西方古典时代的经典并不像后世作品那样可以简单地归入不同学科的范畴，而是具有知识谱系上的多学科性，这也就意味着有机整体的观念和古典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对深入研究古典时代的文学、避免任意解读文本是行之有效的。

在《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一书的导言以及一些相关论文中我也曾提到应该将古典学研究的理念运用到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去。比如《希伯来圣经》具有古代希伯来文化百科全书的特点，有一些文类具有高度的文学性，有一些文类则具有其他学科的特质，但所有文类透露出来的信息都极大地增进了我们从文学角度对其研究的理解。例如《希伯来圣经》中有大量关于律法的记述，从一般的文学研究来看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但我并不认为其不具有文学研究的价值。比如《出埃及记》中 “西奈立约” 的叙事中包括了许多具体的律例，恰恰是这些律例的颁布形式和体现出的观念和法律思想让我们深入理解了希伯来文学的 “启示” 传统以及先知文学中所主张的信仰与道德合一的基本思想。

王钢：您在著作中多次突出强调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经验的结晶和集体智慧的反映，《希伯来圣经》如此，古希腊的史诗、悲剧也是如此。那么，能否请您结合希伯来文学具体谈一下文学是如何在深层文化结构中再现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方式的？

王立新：文学史的演进告诉我们，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文学创作与作者所身处的民族、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民族文化传统都是紧密相连的。当然，作家的创作个性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社会对个体价值的日益强调，作家的个体性经验和艺术独创性也日益被强调和看重，如何克服 “影响的焦虑”，实现对传统的超越是评价一个作家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这并不能说作家的创作就可以割裂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仅仅是个人对世界经验的表达。在古代世界，人与集体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也更多地看到具有集体性人格的人物形象，在文学史上看到更多鲜明地体现出民族共同体文化特征的作品。希伯来文学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希伯来圣经》被后起的基督教接受为自己的经典《旧约》，我们看到不少研究对希伯来文化语境和基督教文化语境不加区分，但从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的角度来说，这二者是必须加以区分的。希伯来文学是从其自身立场出发，表达希伯来民族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它当然对基督教文学与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二者并不能予以混淆。一个民族的精神、观念必然是在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而这一切都清晰地书写在希伯来文学的不同文类和文本中。例如圣约观念、选民观念、弥赛亚观念、救赎观念、智慧观念、启示观念，等等，共同构成了其民族精神的内涵，闪现在各种文学文类中，浸透在其叙事和抒情模式的表现内。谈到其物质生活的方式，比如我们可以在《士师记》中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由游牧、半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定居和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看到他们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于迦南当地各邦国的水平；从其相关的律法规定和《撒母耳记》《列王纪》中看到其基于氏族支派的土地所有制制度等，这些都从不同侧面有助于我们对希伯来文学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希伯来文学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生存经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将希伯来文学与古希腊文学的具体例证做一个比较，会看得更加清楚。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当然可以称得上是希伯来文学叙事中的英雄人物，阿基琉斯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的主将，更属于典型的希腊英雄。但是摩西是一位 “神仆式” 英雄，在希伯来文学叙事中，他的所有壮举乃至整个出埃及的丰功伟绩，都不过是耶和华意志的实现；阿基琉斯则重视自己的荣誉，在其两次 “愤怒” 决定战局的不同结果的叙事中，彰显了希腊文化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毫无疑问，摩西和阿基琉斯既是生动的个体形象，又体现了其民族共同体对英雄观念内涵的不同认知。“两希” 文学关于理想化英雄形象的塑造，也显然影响到了人物性格的审美特征。我们看到摩西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神的谦卑、驯服和对完成使命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而荷马史诗中无论是性如烈火的阿基琉斯、富于智慧的奥德修斯，还是具有悲剧色彩的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都彰显了不屈从于命运的人性力量的光辉。

当代作家也是一样的。以中国当代作家莫言为例，作为第一位中国本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他的创作借助翻译的力量走出了汉语读者文化圈，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然而不论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怎样必然的译本对源文本之间的 “变异”，如果聚焦他讲故事的方式以及作品中人物情感表达的方式，仍然可见其小说体现出的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所以莫言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作家的文化身份显而易见。莫言当然有很鲜明的个人创作风格，也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但他的作品说到底是植根于我们整个汉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上的。

王钢：王老师，我十分认同您的观点，文学既是对个体的人的活动的再现，也是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特质的艺术化书写，如果把个体的 “人” 和民族-国家层面的 “人” 结合起来，我认为当代中国标志性的话语建构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外国文学中所体现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的？

王立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前中国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这是新时代提出的极为重要的理论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内涵的观念。而就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来看，这一观念一方面建立在对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学与文化彼此尊重，珍视其各自存在价值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则承认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学与文化之间具有可以 “共通” 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能够相互理解和借鉴。如果说前者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文学与文化 “多元化” 的特征，那么后者则体现了这一时代文学与文化某种 “一体化” 的特征。外国文学是指我国文学之外的世界各地区、民族、国家的文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其在思想内涵、审美风貌和嬗变轨迹上既因具有不同的特征而交相辉映，又在全球范围内文学发展为世界文学的过程中互相借鉴、相互影响，乃至彼此相融，共同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 “世界文学” 这一概念中，中国文学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以来，人类各地区、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交流和交往变得空前绵密，特别是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之间的影响也早已改变了单向输出与接受的状况，变成了交互式、多维度的复杂影响模式。上述状况在导致世界各地区经济上日益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同时，文化也在多种层面上相互交织，文学之间在精神内涵和诗学风格上也出现了趋于接近的态势。例如，全球范围内的移民浪潮、人员交往以及平权运动、女权运动等等，不仅带来了文化多元、文化冲突和文化相融，也造就了文学创作中的族裔、身份、性别、殖民与后殖民等问题成为全球性的文学表现主题；人类所共同面对的诸如文明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使得生态文学与新历史主义文学也真正成为世界文学中生机盎然的重要领域。便捷的信息往来、跨国运营的文化产业、发达的国际交通网络，让各国的文学艺术家们在文学观念和艺术上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不仅可以通过各种媒介间接实现，甚至能够更加方便地面对面进行，这样的交流每时每日都在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仅西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性在今天更趋加强，传统文化地理上的东西方文学的疆界也日渐变得模糊。“国别文学” 与 “世界文学” 这两个术语正以其 “多元一体” 的鲜明特征诠释了文学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我认为这一思想观念对研究外国文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其中所蕴含的对不同文学传统价值的肯定、对各民族国家文学之间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交流与互鉴的理念，不但能够让我们以更加鲜明的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和更加科学、客观的立场和方法重新评价外国文学史上的诸多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而且能够使文学研究更加成为一项促进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事业。例如，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下，对一国文学的研究更需要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来凸显其特点和贡献；对西方文学史上某些重要作家、经典作品中或明或暗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叙事应予以批判性的揭示。

王钢：据我所知，您在外国文学研究中一直主张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并重的研究理念。在您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既包括了文学史著作、文学经典与文学传统关系的思考，也包括了具体作家个案的研究。关于这方面您又有哪些研究心得可以与我们分享？

王立新：处理好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辩证关系，是外国文学研究得以深入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学研究规律自身的要求。这一理念包括了不同层面的内涵。首先要看到宏观与微观问题在不同的视阈中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就欧美文学而言，因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背景，其文学传统明显具有一致性的一面。我们前面提到的T. S. 艾略特就明确指出，欧洲文化得益于 “近代欧洲基督教的共同传统，以及伴随着这个共同的基督教传统而产生的共同文化因素。……西方世界正是在这种传统中，在基督教中以及在古代希腊、罗马和以色列的文明中，才具有了其自身的统一性。……这种经历了若干世纪的文化的共同因素的统一，是联结我们的真正的纽带。”

但是，谁又能否认在这一统一性的宏观传统中，欧洲从古到今区域性文化的差异性呢？远的不讲，即便在世界各地区联系日益紧密的20世纪以来，西欧、中东欧、南欧和北欧文化的差异性对这些地区作家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是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的。比如近些年来，具有中东欧文化背景的作家所取得的成就十分引人瞩目。

其次是在对一国文学的研究中，宏观与微观的问题还表现为具体作家与本国文学传统的关系。以英国文学研究为例，一方面总结和认知英国文学整体特征和文学传统的前提必然是基于对体现其传统的作家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另一方面，对某一具体作家创作的认识，也离不开对其所从属的本国文学传统的把握。英国20世纪的文学批评家F. R. 李维斯所写的《伟大的传统》一书，就正是体现这一理念的名著之一。比如我们对英国20世纪前半叶的重要小说家、诗人D. H. 劳伦斯作品的研究除了要精读其大量的各类作品，还要熟悉英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了解作家身处时代英国社会文化的特征。我们并不是漫无目的地去了解这些内容，而是始终以作家的创作为中心去展开研究。在阅读劳伦斯文本的时候，一定会涉及对作家生平的了解，包括通过劳伦斯的传记知道他爱读什么书、受到哪些思想家和作家的影响，他对其他作家的评价和认识，等等。我们需要寻觅劳伦斯作为一个作家背后的那个 “知识谱系” 和 “论域”，了解其创作思想的演变、理解其 “血的意识” 的指向和内涵。为什么劳伦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持有一种否定态度？他创作中的神秘主义因素来自哪里？他的创作从主题到风格是否受到托马斯·哈代、乔治·艾略特的影响？作为同一时代的小说家，他与约瑟夫·康拉德看待欧洲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立场有何不同，等等。劳伦斯因其提出的问题具有前瞻性而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 “先知”，其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到20世纪后半叶成为英国甚至西方文学中普遍关注的问题。反过来看，对劳伦斯文学创作的研究显然也丰富了我们对20世纪英国文学传统的认识。

再次是在具体的文本研究中，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又表现为文本语境与文化语境的相互作用下对文本的阐释。文本语境是由书写语言的上下文构成的文本环境，它帮助我们对文本的词汇、语句、语义以及在语言层面基础上构成的更高层级的具体意象、情节单元、人物形象等等细节的理解；而文化语境则指的是与文本指涉相关联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文本内的 “语言语境” 和文本外的 “文化语境” 的互相作用，是理解作品文本主旨和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特点所必须的，实际上也是保证文学研究中阐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原则。

综上所述，我认为处理好文学研究中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王钢：王老师您的表述十分精彩，对我目前正在从事的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研究以及美国南方文学文化传统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像我这样的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从学术道路的选择到学术研究的具体路径，您有哪些经验和建议呢？

王立新：如果从与文学相关的主体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成两个大的类别——文学爱好者和文学研究者。前者是开卷有益的普通读者，他们通过选择性阅读文学作品，从中寻找和自己共情的部分，比如有的人爱读历史小说，有的人钟情侦探小说，这是文学实现其娱乐和教化功能的一种途径。而对于后者，也就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则肯定与一般的文学爱好者有所不同。一个专业的研究者在不断磨砺自己文学鉴赏能力的基础上，首先要经过学术规范的训练，掌握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建立起自己专业领域内基本的知识结构，这在今天的高等教育和学科体制下并不困难。但我更想强调的是，学习和从事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能画地为牢，要努力培养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和意识。记得当年读书的时候，除了尽可能多读文学类的书籍，哲学、历史、宗教、艺术、心理学、语言学等相关的书籍也都在我们阅读和涉猎的范围内。不能认为文学研究只读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就足够了，文学研究的过程同样需要各种实证性的文献、资料作为直接的和间接的支撑，既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论思想，还要有能力将其纳入文学研究自身的深层诗学结构中，不能失去文学研究的特质和模糊文学研究自身的焦点。另外，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者还要具备并不断提高自己与研究对象相关的语言能力，较好地把握文本书写的叙事或抒情风格、特点，这一点是无需赘言的。

王钢：王老师，十分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学术访问并谈及了这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和心得。我相信今天您所谈及和阐述的内容一定会对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生和年轻教师大有裨益。虽然您酣畅淋漓地谈了许多，但我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希望今后有机会还能与您就其他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的交流。最后再次向您表达感谢和敬意。

王立新：这些认识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不一定完全正确，欢迎你和同学、同仁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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