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建研究 专注党建传承、创新与发展
土地问题决议案
农民的土地革命，仍旧是中国革命现时阶段底主要内容。中国革命所经过的时期，并没有使农民得着胜利。不但如此，封建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暂时胜利了。他们的力量，暂时团结而镇压农民，所以乡村里的统治阶级更加凶恶地压迫农民。同时中国革命现时的形势，正在乡村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剧烈与深入之中发展着。从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可以看见：中国农民的斗争，是反对一切封建的束缚，反对农业之中的一切中世纪式的剥削；而斗争的主要的目标，是要推翻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和统治，力争乡村社会制度底完全民主化；这种斗争，都表示农民是在要求得着土地，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及维持生活的来源。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极大部分（至少在半数以上），尤其是肥沃的田，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其余的土地属于农民。农民之中，又可以照他们的经济状态及土地的多少，分为几个集团（富农、中农、小农以及最小农）。中国差不多没有欧洲式的地主经济，而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都分割成极小极小的经济单位，由成千百万户的农民生产者的群众用中国式的农具来耕种。中国几百万户的农民群众，大半是极小的农业生产者，他们之中的极大部分，可以分为：（一）绝对无地的农民（佃农）；（二）小农自己土地太少的，还要承租地主的田的（半佃农）；（三）小农自己有土地的，但是仍须做些其他工作，以补耕田的不足的（自耕农）。中国农民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无地的农民和地少的农民。他们是历史上地主兼并的结果。兼并土地的过程之外，同时还有土地集中在非农业的阶级（“金钱资本家”）手里去的过程。农民所有的土地一天天地减少。因此，农业生产者（亲自耕种的人），极广大的农民群众，一天天更加受地主阶级的束缚。在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占有制度的问题。同时，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亦就成为剥削农民之主要的根本的方式。中国土地制度的发展历史，是和大地主与小地主互斗的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再则，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许多特殊条件，因此，最近几百年来，土地制度之中发生出许多特点，其中最要紧的是：（一）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制度日益占着主要地位（土地大半可以买卖）。（二）“物产地租”仍旧是很广泛的现象（有时仅只是表面上用金钱的形式）。（三）在地主阶级里，小地主比较大地主占重要的地位（土地集中于地主个人的很少，然而土地集中于整个地主阶级的过程是非常之急剧）。中国大地主的发展并不厉害；但是，地主阶级所有的田地，都是肥沃的居多，地段也比较好，中国的农业劳动又是极“强度的”（中国的农业在较少面积的土地上可以吸收巨量的劳动），土地所有关系上和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底田亩分割得极小，中国农村人口又日益增多而过剩，于是对于几万万农民群众的剥削，便非常厉害。而且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最可注意的是：中国之进步的（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和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式，互相勾结着。一方面，土地集中到金钱资本家手里去，别方面，农民（佃农）替地主做劳役的制度，还是存在；再则农民受地主底束缚，甚至丧失身体自由，要卖男鬻女；至于地主方面，用“非经济的”方法，就是说用强迫的方法剥削农民，那就更有许多方式，实行得非常广泛。这些种种不同的方式，都互相勾结着，互相混合着。农民破产贫穷化，土地的缺乏，更使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大受残酷的剥削，使他们不能恢复自己的劳动力，不能恢复自己的成本（生产资料），－－就是不能实行“重复生产”，因为没有重复生产的根本条件。因此，一般的农业经济停滞而衰落，而极大多数的农民生产者群众，要活活地饿死。租田制度之剥削农民，不但有地主私有田地之出租，而且还有所谓公地之出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寺院庙宇、官地等等。地主田地上的地租，是地主的收入；所谓公地的地租，表面是公共机关底收入，其实都是豪绅底收入。豪绅把持着公地，向佃农收租，在经济上就是地主。绅士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贵族）底名称；现在，凡是官吏、军官甚至富商，都称为“绅商”。中国旧时地主阶级是绅士阶级；现在，凡是出租田地的人，以及富豪，在乡村之中都为绅士，享有政治上的某种特权。旧时破落户的绅士，自己虽然没有田地，却因为有政治上的特权，一部分能够把持着所谓公产，而成为实际上的地主。豪绅地主阶级，是中国官僚式封建制度之下的统治阶级，是实行政治上压迫中国农民的阶级。再有一种现象，就是地主为要镇压农民的反抗而办团防，由办团防而割据地方，转变而为军阀，更厉害地剥削农民，掠夺农民底土地，变成更大的地主，使农民渐次变为农奴。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小自耕农占多数的地方，除地主直接剥削佃农外，还有另外一种剥削。军阀的课税制度（实际还是军事封建式的赋税）亦是一种榨取地租的方法。军阀课税是非常之重，并不比普通租田的地租少。而且军阀强迫的拉夫，抽丁当兵，征发牲畜粮食等等，简直是一种封建式的“军事的徭役”－－同样是剥削农民劳动的方法。农民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几千万农家经济破坏而穷困，使农民遇着天灾战祸或者歉收的时候，简直要成千成万地饿死。再则，货币经济的关系发展，到处都已经是用金钱交易，而不是“自做自吃自做自用”的经济（自然经济－－以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大半是如此），市场经济的制度也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农民底出产品必须卖出一部分，得了钱以后，才能买其他消费品（洋油、火柴、布匹、盐等等），于是农民一天天地格外需要金钱。因此种种，造成了高利贷资本发达的条件。农民大多数每年都要借债，所以富豪便放债收息，利钱越抬越高。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也是如此。中国商人豪绅，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出卖米谷给农民，或者出卖肥料给农民，他们也是放账，加上极重的利息；再则，商人买办收买原料（丝茧、茶、米、棉麦、豆、烟草等），往往也趁着农民急着要钱用，先付价钱，扣算利息，并且预先抑低原料底价格。这种高利贷与商业资本之压迫农民和在土地使用关系上之剥削农民（出租田地），互相联络着、勾结着。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底特点，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个人兼做地主和商业资本家及高利贷资本家。一个地主，他一方面压榨佃农的地租，别方面便是债主，拚命地用高利贷盘剥农民。结果，地主简直将自己的佃户和债户，变成了农奴似的奴隶和“卖男鬻女还不清债”的债户。因此豪绅可以用这种手段夺取农民底土地－－自耕农往往因为欠债而将田地抵押或典当，结果变成佃农。丧失自己土地的农民，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田地，往往就是租的自己原有的田地。收租的办法，大半还是以农产品交租。借米借钱而不能还清的农民，亦往往要出卖田地，而随后替债主（高利贷者、商人、官吏）耕种自己原有的田地。新的地主自然仍旧用放债的手段，继续剥削农民。总之，有钱的（高利贷者），有地的（地主），有货的（商人），都同是那一批人，他们用三种方法同时并进地剥削农民，有钱的变成有地的，有地的变成有货的（收取农民劳动的出产品的），甚至于变成“占有农民的”（暗中的奴隶制度，例如卖男鬻女，出卖妻子，替地主做苦工来还债）。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仿佛石磨上的两块磨片，榨取农民的私有土地。商业高利贷资本，既然加紧地“没收”农民土地，加紧地集中土地于货币资本家之手，－－同时，就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更加受着独占土地的人底束缚而丧失其自由，出卖了田地还是欠债，于是这种束缚更加广泛起来。高利贷商业资本的作用，就是事实上没收农民的私有土地。同时，没收农民土地，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公开地掠夺土地。乡村中直接的统治阶级，富商、高利贷者、地主以及正式的统治者，军阀官僚，现在尤其是军官，他们往往公开“强占民地”，“强买土地”，“吞没田产”，“勾结讼棍，霸占土地”等等。
成千百万受剥削的农民，生产很多的农业生产品，其中极大部分被农村中的统治阶级所掠夺，掠夺他们的就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及其代表－－官僚与军阀。农民生产者自己所剩的，只有非常之少的米谷，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不至于立刻饿死罢了。所以极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是在死灭的道路上。中国土地关系，照以上所分析的特点，很明显地表现出来：现代农村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受过去的封建制度之余毒束缚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之特殊情形，和西欧封建制度有许多差异：中国以前的国家封建制度（所谓国有土地）与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同时并存，这两种制度互相斗争。然而根本的事实并不因此而变更，这个根本事实，就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现时这种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凡是上述的那些中国经济底特点，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如果因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农村经济，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底最主要的特点是：（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度。（二）国家指导巨大的社会工程之建设（尤其是水利河道），这是形成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一般小生产者的组织（家族公产社或农村公产社）之物质的基础。（三）公社制度之巩固地存在（这种制度根据于工业与农业经过家庭而相结合的现象）。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一个条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的。许多欧洲国家之中土地斗争的意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与中世纪式的地主经济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土地斗争就不同。中国土地斗争的意义，是土地制度之中，几千百万的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与独占土地的阶级（大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者反对封建的大地主之斗争，而是几千百万完全被剥夺而绝无土地的农民（佃农），以及还没有完全被剥夺的农民（地少的自耕农），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力争经营使用土地的自由，脱离封建式的束缚、剥削、强制和压迫。农民的革命斗争，在某种程度之下，虽只是简单的维持生活的斗争，但是，客观上是在力争农业经济底资本主义发展，要使自由的农民变成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同时，因为地主与商业高利贷资本混合而纠缠着，而且大半都是合一的，“兼差的”，所以如果农民不能脱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他们是不能得到巩固的革命胜利的。虽然如此，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底主要内容，在现时这一阶段，还是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之斗争－－这一阶级是中国社会之中经济上最有力的主要的封建余孽。农民力争使用土地的自由，这种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军阀的斗争，因为军阀不但在经济上和乡村中的统治阶级－－地主豪绅及高利贷者，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在许多省区之内，军阀实际上是全省土地的主人。他们用收捐、收税、派谷等等的办法直接榨取农民的地租；例如北方有些省区，小自耕农居多数，而实际上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军阀。他们可以按照己意抽捐，使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土地上的劳动产物。革命的农民力争土地的运动，照过去经验看来，不免要发展到反对“半地主”的斗争。中国富农有许多是“半地主”，因为他们用雇农而剥削雇佣劳动，比他出租田地而剥削佃农劳动的程度是相差不远的。现在农民群众反对富农半地主的斗争，并非当他一个代表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人来反对的，却是当一个出租田地的半地主来反对的。这种斗争有些地方是很剧烈的。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军阀封建式的割据，利用官僚的收刮及政府的苛捐杂税的掠夺，外国商品便更可以排斥“国货”，帝国主义并且更可以取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关税管理，银行垄断，一切重工业，大商号等）。所以帝国主义实际上握有独霸的权力－－集中中国经济生活底管理权。外国资本主义最初侵入中国底时候，中国社会发展程度是很低的，有许许多多政治上经济上封建制度底余孽，帝国主义便利用这些封建余孽做他们的工具，用来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这种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制度－－掠夺半殖民地的方式，就表现于外国财政资本与中国商业高利资本的密切的勾结。帝国主义阻滞中国工业资本的发展，征服中国的封建余孽，间接的收刮农民底膏血，利用中国的一切积极的寄生虫阶级，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商业高利资本得着帝国主义强有力的经济帮助，所以农村里的价值（原料，利钱等）大量的输出而得不着相当的代价，整个的农村是支出超过收入。外国财政资本这样掠夺中国（中国是它商品销售的市场，是它收买原料的地方），但是除此外，帝国主义还有许多种剥削中国的方法（中国是它可以投资的市场）。帝国主义还自己开办工厂，剥削便宜的中国劳动。帝国主义还投资到中国－－放出许多“外资”，还有在中国的租借地，都可以得着异乎寻常的利润，攫取中国底收入底主要机关，以保障掠夺来的利钱（关税盐税的管理），甚至公开地侵占掠夺，还要求军事赔款。外国教堂更是直接霸占田地剥削农民。同时，中国还受着银价铜价低落的影响。这种情形，使钱业的投机商大大地掠夺农民。此外，还有许多无价的纸币库券。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不但使商业流转日益扩大，金钱的作用一天天地大起来，而且因为帝国主义采买原料，农村之中茶丝豆烟等“工商业植物”的种植增多，发展了所谓“商业的农业”。于是得着两个结果：一，是资本家多来购买田地开办垦牧公司或种棉种桑等等，土地的资本主义集中也开始了，不过这在中国现时还非常之少；二，是中国农产市场受着世界农产市场的监督。帝国主义需要某种原料，它就能用比较高的价钱收买，于是其他没有销路的原料就要少种。所以农村经济底命脉就握到帝国主义手里去。中国日益变成资本主义列强的农业原料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剥削，阻碍着资本主义底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资本底侵入却一天天地增高货币经济底作用，扩大商业交易和货币的流转，加强“商业的农业”，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又必然要使许多原始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渐渐消灭，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金钱和市场的权利，促进农业里宗法社会关系底崩坏及一般家庭手工业底衰落，一方面完全消灭了落后的农民的家庭工业，别方面，促进各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家庭工业之形成。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分裂与衰落来得很快，而城市大工业底发展慢得多，于是农村之中便发现极大的人口过剩的现象。中国人民出国一天天地多，土匪流氓劳动后备军一天天地增加，工力的价值一天天地低落，同时又是中国雇佣军队底来源。中国农民一定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然后才能最终脱离地主高利贷的束缚，脱离官僚封建制度豪绅的压迫；同时，中国农民不消灭农村中地主高利贷的束缚，不彻底扫荡旧时的官僚豪绅政权机关，不消灭农民中经济政治压迫的主人翁－－地主豪绅阶级，也就绝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底生产技术，不投到工业里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更加重地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勉强的阻滞中国工业的发展，维持封建制度的余孽，而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倾向变成寄生虫似的中世纪式的形式，同时，又不能不引起中国农业中相当的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帝国主义的影响，能够使金钱和市场底权力加强起来，商业的农业发展，土地买卖的过程增加。中国农业发展的途径，在这一点上说来，是和各国一样的。但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发展有许多遗留的特殊状态。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因此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进化，有特殊的性质。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是在一般的经济停滞状态之中，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停滞。这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不同的地方。再则中国没有大农经济，差不多完全是最小的小农经济。不断的军阀混战，而且在帝国主义横暴侵略，全国一般的破产状态之中。中国受着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厉害的坏处（平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破产失业，广大的穷困等等），但是没有受着资本主义的伟大的好处（生产力的增高）。从中国掠夺去的资本，极大部分是用在中国国境以外，而中国所得到的是群众的破产、失业、死亡和屠杀。自然，在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非常之困难的，非常之畸形的，半途而废的。这种情形是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各种可能的发展途径底共同的特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农村中之发生富农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应用雇佣劳动的富农经济。自然，这种富农经济现时是很少的。中国农民阶级分化的总过程之中，可以看见富农的经济有资本主义的成份。阶级分化的过程，是因为金钱底作用和商业底作用而发生的。这一过程底表现，一方面是中国农村之中发现剥削雇佣工人的小小的农村资本家，而别方面是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群众发生出来，所谓劳动后备军日益增加，因而增多城市里苦力工人的数量，农村之中所谓短工、长工的雇农也日益增多，所以开始造成小资本家经营农业的条件，农民中的富裕分子，便能雇用工人（雇农）而成为富农。于是剥削雇农的方法便开始成为富农底主要的经济特点。然而中国经济的一般条件，使生产力的生长十分停滞，对于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自然是非常之大的阻碍，对于农民上层分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因此，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一方面实行雇用工人（雇农），别方面仍然要出租田地，而且还要经营商业和高利盘剥。再则，中国农民群众实际上是绝无政治权利的，农村之中一切强暴侵占的现象是常见的。在如此特殊的状况之下，一般农民之中强有力的人，便能不用经济的方法，而用直接的掠夺，侵占田地，强抢财产，如此而变成富农。不错，中国农民的阶级分化至今尚是含糊的，不纯粹的。但是在这个分化过程的观点上看来确是：一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民资产阶级－－富农，别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村无产阶级－－雇农。此外，一般农民之中又有许多过渡阶层：中农，贫农－－通常所谓贫农之中阶级的分析上还可以分为小农以及最小农，“最小农”是最接近雇农（工人）的，可以称之为半无产阶级。至于农业的工人阶级，则为雇佣工人（长工、短工、日工），此等工人被雇佣于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及与农业相联系的工业（油坊、茶厂、糖厂等等）中以维持其生存。最小农的特点是他还有最少数量的田地可以自己耕种（或者自耕农，或者佃农），给他们很少一部分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收入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兼做雇工的收入（兼做短工、苦力工人等）。这种农民非常之多。而且因为中国经济的落后，这种最小农的半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间之区别，往往是很模糊的。至于所谓“小农”，就是小耕作农，他们有田地可以自己耕种，勉强供给一家人贫困的生活，而不用雇农，即使雇用短工；同时也要自己兼做短工，那也大半是带亲友宗族之“劳动互助”的形式。然而最近，这种雇佣关系也渐渐地进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形式。“‘中农’的意义，在经济上是小土地的占有者，或者是自己的私产，或是租来的土地，这些土地虽然是很小，然而在资本主义之下，一般而论，这种田地不但足以维持一家生活，而且可以得着些余钱剩米，这些剩余，至少是在年代好的时候，可以变成小小的资本。他们常常要雇用雇工。”（列宁的话）根据这些分析，可以看见农民经济中的几种基本经济形式。而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条件之下，尤其是农业经济之中，实际上可以看见许多过渡的中间形式。农民的这种分化，因各地金钱作用及商业作用之发展不同，而分化之程度也不同；金钱和商业之愈发展，农民的分化亦愈厉害；况且天灾战祸，使一般的农民生活程度降低，而加紧农民底阶级分化，穷的更加穷，而极小部分的富人更加富。富农经济虽然很少，可是因为小农经济在中国占着完全统治地位，无论在农民自己的土地上也好，无论在“地主”的土地上也好，都是以小农经济占统治；另一方面，除农民经济外，差不多完全没有其他经济（其他耕作营业的方法，如地主的大经济，包括几百亩田地以上的农场，或者资本主义式的农场－－在中国是很少很少）；因此，历史上中国农业之资本主义道路，正是上面所说的农民的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为战胜封建残余的一定的形式。现在可以说，在中国农业里，小的农家经济，是统治着全国，不过被封建余毒、强暴压迫等所层层束缚着罢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理论上还有别一种的可能（因为工业发展得很少，生产的资本不够，所以欧洲式的模范的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之发展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中国不会有一方面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别方面有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之现象），这就是：大封建地主（或半封建地主）经济变成大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但是，这第二种可能是很少的。第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完全没有封建式的地主经济。即使认为佃农所耕的地主土地是“地主经济”，那末，要将佃农都变成雇农，使用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也是非常之困难，因为如果要如此办法，预先就要有农业生产方法上技术革命：必须要农业的技术增高（利用人造肥料，改良水利，应用机器，改良家畜的应用方法等），然后才能真正运用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制度，否则仍旧只能出租土地。如果照现在中国这种农业技术，那末在经济上看来，地主不出租田地而雇用多数的雇农，是很不上算的。可是，要增高技术，预先就要在农业里投一大笔资本，中国的小地主是没有这样的大批资本的。不但如此，即使中国地主有这么多资本，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仍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革命的农民运动非常之厉害，必须先将农民都镇压住了，才可以投资，否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内政治制度要有极大的变更，否则国内战争不停止，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都不确定，土匪都没有肃清，这样投资也是不可能的。政治上这种情形不改变，封建式的强暴剥削农民，永久是农业经济中的一般现象。所以这第二种的可能，客观上是很少的。现在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地主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者，只有极少的可能。现在中国的殖民区域（满、蒙等处），也有少数较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农村经济，农业公司，而且大半还是过渡式的半资本主义式的居多（仍旧参用出租制度）。这些农业经济的发展，遇着许多中国特殊条件的阻碍，所以非常之慢。它在全国农业之中的分量，是很小很小的。然而理论上，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式的进化，还有第三种可能的道路。这就是外国大资本家投资在中国农业，组成很大的农业公司，例如英美烟草公司的农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式的集中）以及其他方式。这种道路，可以使资本主义发展底速度加强，生产力底增高加速。但是中国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也不能有多大的范围。因为，这是保存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还是更加增加这种压迫，简直要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而要中国完全变成殖民地，现时却更加困难起来，因为现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已经进到更高的程度，已经不是轻易可以压下去的了。如果假定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在“地主经济”或地主租田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中进行，－－那么，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是非常之慢和非常之痛苦的。要在几十年之中继续现时的状态。中国的农民还要受着更残酷的压迫、束缚、饥荒、灾害、亚洲式的屠杀，以及其他封建的余毒。只有痛快的革命方法肃清土地关系里的封建余毒，完全消灭一切压迫束缚的方法，完全消除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才能开辟农村之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比较快的发展－－将中国农民（如佃农和农奴）变成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但是，中国与当初的美国不同。美国的资本主义式小农经济，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发展的模范。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时代，它的小农经济能有长期的发展。中国的这种农村经济的发展之可能，它的前途与美国不同。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力既然很低，资本积累的进展自然比较的很慢。然而当革命胜利，而要开始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时候，它却要碰见一个极大的阻碍，就是帝国主义。革命胜利推倒了西欧、日、美帝国主义侵略半殖民地的工具－－豪绅、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军阀等，使帝国主义必然要找新的方法来剥削中国。那时候，中国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上即使只想得到半分的独立性，亦必须与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而且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与这些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亦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自由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非常困难的。在革命之后，与帝国主义作这样剧烈的斗争时，必然要把已经获得政权的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和阶级觉悟提得极高，但这是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很有妨碍的。取得政权的工农群众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可以更加集中力量去战胜中国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障碍？它所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赶快准备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就是说，要赶快准备各种条件，去消灭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而代以有组织的经济。局部方面，要准备条件，使工人政府能够去没收大工业生产机关，而在国有的城市大工业领导之下，去进行集体的农村经济，发展合作社，经过合作社而使数千百万农民经济与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相联合。但这就已经不是准备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了。这是准备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已经处在完全破产的条件之下，在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必然胜利的前途之下，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突飞猛进－－不讲别的，只有这一件，已经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容易得多。中国的革命农民，除开与已经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苏联无产阶级，与各先进国家和中国本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一同前进，去建设社会主义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解放自己。因此，中国民主革命得着胜利，农民从一切资本主义前期落后关系之下得到解放，这件事，客观上虽然是向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在革命的过程里，它一定要转变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步，因为中国现在具体的环境，使它必然这样走。就是现在，中国农村里面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已经很剧烈了，以后只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一个初步的胜利，这冲突一定会更加剧烈。因此，就是现在，中国农村工人已经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与农村中半无产阶级的分子，一同在有组织的城市工人领导之下，去与乡村中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斗争，以求前途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至于这个前途是否一定能够胜利，这当然要看将来的实际环境如何。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断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要用斗争来解决，是要领导中国革命向这条道路上发展。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要完全消灭中国农村中所有的封建遗迹，为了要让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尽量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将要采取以下的方针：一、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建立农村中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二、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三、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荒或无主的荒地沙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四、各省区中的国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苏维埃政府移民垦殖之用，分配给工农红军的兵士供其经济上的使用。六、销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完全在内）。七、取消一切由军阀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取消厘金，设立单一的农业累进税。革命完全胜利之后，在全国或在重要省份中已经建立了坚固的苏维埃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将进而帮助革命的农民去消灭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为社会的公有财产。因为共产党认为土地国有，乃消灭国内最后的封建遗迹的最彻底的方法，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论什么情形之下，在民主土地革命中不论什么状况之下，总是一定不变的力求农村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组织，要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利益是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永远互相冲突的。要他们不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蒙蔽，认清商品存在一天，农民群众还是穷苦一天的。要他们知道唯有彻底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消灭一切的贫困，一切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