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真亦幻开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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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粥厂　又名《三节会》，张寿臣演出时曾用名《乐善好施》。对口相声。谐趣类节目。甲津津乐道于自己的种种“善行”，开设全年施舍的粥厂，向穷人提供炸酱面、炖牛肉、大饼、饺子等各种物品，又引用似是而非的“圣贤语录”支持自己的说法。特别是在端午、中秋、春节三个重要节日要大开善门，用贯口的形式报出施舍之物的清单，滔滔不绝。但这一切不过是主观臆想，因为还没有发财。作品勾画出小市民虚荣浮夸、觊觎富豪生活而自吹自擂的可悲心态。该作品表演难度较大，大段贯口需快而不乱，字字真切，还要用抑扬顿挫的声韵表现出洋洋自得的陶醉感，给听者以痴人说梦的印象。背诵完毕，也就是从梦境跌回现实之时。作品内涵深厚，形象丰满，语吻夸饰，技巧高超，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相声艺术珍品。李德钖、张德泉，张寿臣、陶湘如，马三立、张庆森等多人表演。20世纪70年代后期，马三立、王凤山也经常演出，并于“三节”外另加一段“腊月初八”，特色十分鲜明。《马三立相声选》收录，《中国传统相声大全》收录马三立、张庆森口述本。今有张寿臣、陶湘如20世纪30年代唱片、马三立50年代和80年代录音、马志明录音及日本早稻田大学馆藏署名张寿臣、陶湘如文本。

下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张寿臣、陶湘如的老唱片：

《开粥厂》张寿臣、陶湘如

马三立作为马氏相声风格的开创者，其功绩就在于他突出了相声的文学性。在传统相声当中也有涉及人物的节目，但其中的人物大都是处在从属地位，为相声笑料服务的，个性不十分鲜明，更多的是滑稽可笑的一类。而马三立凭借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悟以及自身的文化素养，将这些人物的个性突出，使相声上升到了文学的高度，为我们塑造了若干个性鲜明、意蕴丰富的典型人物形象。

《开粥厂》马三立、张庆森（此版本中删除了“牛皮”一段）

在这其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得就是《开粥厂》中的“马善人”形象。

“开粥厂”是一种赈灾的举动，在过去，遇到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有钱的士绅、财主、甚至是官僚，财团，都开设施舍粮食的场所，赈济灾民。这一历史可以上溯到齐庄公时期，《礼记·檀弓下》里面著名的“嗟来之食”的典故中大夫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而食之”的举动就近似于开粥厂的形式。

相声《开粥厂》又名《三节会》，这段相声大概形成于清末民初，对于那个时期“开粥厂”的事件有所反映。其中巧妙地将中国的“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的饮食风俗连缀在一个段子里，作了张扬却不失细致的描绘。

原先的版本就是单纯以卖弄演员背诵“五月节”、“八月节”、“春节”施舍物品的“贯口”基本功的节目。而在马三立的版本中，却将单纯技巧展示的“贯口”放到了从属地位，通过若干精心设计的细节描摹，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意蕴丰富的“马善人”形象。

《开粥厂》马三立、王凤山

“马善人”与鲁迅先生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胜利法”的集大成者，那个自尊自大、自欺欺人、自我陶醉、自嘲自解的“阿Q”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善人”不能正视现实，幻想自己是大户人家，到处吹嘘自己并不拥有的阔绰，用瞒和骗来为自己寻找精神上的慰藉。他先为自己寻找祖上荣耀的根据，这与“阿Q”非要说自己是未庄大财主赵太爷的本家，借以抬高自己身价的伎俩如出一辙：

乙：嘿呀，大户之家。

甲：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乙：啊，马援的后辈。

甲：哎！马超知道吗？三国马超。

乙：知道。

甲：马超、马岱，我们老祖先。那是我们上辈。汉朝那伏波将军马援，我们上辈。这都一家子，姓马。

在小说《阿Q正传》中，赵太爷为了这件事给了“阿Q”一个嘴巴，而在这里这个嘴巴是捧哏打的：

乙：姓马都是一家子？

甲：哎。

乙：哦，唱评戏有个“马寡妇”，您一家子啊？

甲：同姓各家。

接着“马善人”又自我陶醉在自己编织的谎言当中：

甲：大元宝、小元宝，小锞子儿，这么点儿的那个，拿！给孩子们拿着玩儿去。

乙：嘿，哎呀！

甲：没用！

乙：成堆啦？金条成堆！

……

甲：有七十多座亭子。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亭子顶儿，银子包金的。两边的鹤鹿同春，满是真金的。

乙：嗬！

甲：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儿赛过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

当“马善人”使用小市民伎俩的时候，其真正嘴脸就立刻暴露无疑了：

甲：这马家叫“什变的”，这个月饼。

乙：怎么个什变？

甲：什变的，得心应手。你想吃什么，就看你说话，你说着就变。“嗬，这大月饼哎，多好啊，是白糖馅儿。”一掰！哎，白糖馅儿哎，真好吃。吃两口，腻啦！“嘿，枣泥儿的好啦！”再掰！白糖全没，满变枣泥儿。

乙：嘿！这好啊！

甲：“枣泥儿好吃啊！哎呀，南方，椰子馅儿，咱这儿吃不着！”再掰！椰子馅儿。说它变你信不信？不信我骂街啦！

乙：信！我信！

“马善人”的猥琐表现在甚至以自己买不起新鞋作为骄傲：

乙：您这鞋该钉掌啦！哈哈，换换鞋吧。那么些金条。

甲：你问问，都看见啦！我一直老这双鞋吧！

乙：可不！压根儿也没换。

甲：你看见没有，不想换。

乙：不想换？

甲：哎。

乙：嘿，你也没有啊。

甲：干净。

乙：干净啊？

甲：衣贵洁不贵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乙：啊？这是“曾子曰”呀？

明明是没钱买新鞋，却满口之乎者也地盗用先贤之言，断章取义甚至是胡编乱造地为自己的行为作注解，把自己幻想成衣衫褴褛但却是品格高尚的圣人。这与“阿Q”头上自诩为“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是何其相似呀。传统相声《开粥厂》经过马三立的提炼改编，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揭露，发人深省。是否可以看作是对鲁迅先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的继续呢？

马三立四书五经烂熟于胸，他的相声语言总是寓庄于谐，试看《开粥厂》中随意引用的古文：

“衣贵洁不贵华”（出自《弟子规》）

“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出自唐朝欧阳询的《艺文类聚》）。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择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也。”（出自宋朝朱熹《中庸章句》）

在这大雅的古文之后，马三立便托被孔子赞许“吾与点也”的先贤曾子之口吟咏了几句市井的白话：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不能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一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捆着发木，吊着发麻。惹惹惹，敲大锣，罗罗纲，卖咸姜，大爷不怕小八卦……”

将文白杂糅，俗雅对比，突出喜剧效果。

这段相声采用了传统相声“三番四抖”的形式：

一番：“马善人”摆阔，在五月节施舍

二番：在八月节施舍

三番：在春节施舍

四抖：“早晨把棉袄卖了，才吃的早点。”“不是开粥厂吗？”“打算这么舍，还没发财了。”“说胡话呀！”

刚才还吹嘘自己富甲一方的“马善人”在最后戳穿了自己的牛皮——“早晨把棉袄卖了，才吃的早点”，与前面三次铺垫形成了强烈反差，制造了喜剧效果。

马三立在铺垫上丝丝入扣，当“马善人”听说捧哏演员没到过“顺义县”立刻说“好”，后面便开始无所顾忌地吹嘘，通过这一细节将“马善人”小市民狡猾的一面暴露无遗。

在表演上，马三立身材修长、面容消瘦、一对大扇风耳，那一眨一眨的小眼睛叫人看了就想笑，天生的一幅滑稽相貌。马三立擅长利用自己这一天生资本，利用自身肖像特点刻画塑造人物，给人以逼真的感觉。在这段相声中马三立便巧妙地运用“自嘲”手法，将自身形象大道无痕般地与“马善人”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在相声的一开头便采用“画眼睛”的白描手法，为我们勾勒出了“马善人”的伪善：

甲：就算我身上逮住个大虱子，哎哟，嗬！怎么办？

乙：挤死。

甲：挤死啊？太损啦。

乙：那怎么办？

甲：那是条性命，挤死啊？

乙：扔地下。

甲：扔地下饿死啦。

乙：那怎么办？

甲：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乙：哎！哎呀！

甲：善嘛。

乙：这叫善哪？这叫缺德。放虱子啊？

甲：心软。我心软哎！

乙：心软？放虱子玩儿。

甲：我们又能保全它的生命，我们还不受痛苦。

乙：嘿。

甲：找一胖子啊。

乙：还得找胖子？

甲：哎，吃得饱饱的。

乙：嘿，好！

甲：玩嘛。

乙：玩？这叫玩啊？好！

甲：你瞧，解闷儿呗，吃饱天天干吗呢？

乙：吃饱放虱子啊？

这里不禁让我们想起清代铁舟寄庸编辑的《笑典》中记载的一则笑话：

江泌字世清，济阳考城人也，父亮之，员外郎。泌少贫，昼日斫屧为业，夜读书，随月光，光斜则窝卷升屋，睡极堕地，则更登。性行仁义，衣敝虱多，绵裹置壁上，恐虱饥死，乃复置衣中，数日间终身无复虱。（《孝义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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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三立将“江泌”的“性行仁义”“恐虱饥死”乃复置自己衣中的善举，翻空出奇用在将虱子“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的“马善人”身上，更加凸显出其“伪善”的面目，而这一典型意义的“虱子典”，在马三立消瘦的形象映衬下更显得相得益彰、极具喜剧意味。

接下来，这副猥琐的形貌与夸耀自己家资巨万、乐善好施、唾沫星子乱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真真是叫人忍俊不禁。如今，马三立塑造的这个“马善人”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至今被相声界公认为除非马三立谁也“拿不动”的经典相声。

这段相声整体上呈现现实主义风格，但其中又加入了浪漫主义元素，那“赛过叫驴的蛤蟆秧子”、“五里地没接子的牛皮”、“丈八象牙条案”、“能容纳轮船的养鱼缸”等等吹嘘，都是现实生活中难以见到的汪洋恣肆的夸张，这所有的浪漫主义元素都统一在真实的人物典型性格之下。

高妙的技巧，使其思想性深藏其中，也使主题多元化，薛宝琨先生曾经这样说：“《开粥厂》等一些传统相声，恐怕与新相声的主题单一、具体、明确等新文学主张是不一样的带有极大的玩讽意味，似是而非、正话反说，只把意绪荡漾其间，而这才是‘相声味儿’。”

这里面顺便说一下，马三立不同时期《开粥厂》关于“五里地没接子的牛皮”的包袱台词有所不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马三立与张庆森是如此表演的：

甲：美国人送给我张牛皮，这牛皮打开，五里地，没接缝儿，整的。

乙：有这么大牛吗？

甲：美国人给吹的。

借助看似闲笔的包袱，对当时的美国进行了高妙的讽刺。

而在晚年与王凤山表演的时候，做了修改：

甲：法国人给我张牛皮，这牛皮打开，五里地，没接缝儿，整的。

乙：你这牛得多大？

时过境迁，国际形势发生剧变，为了不伤害美国与中国两国人民的感情，马三立删掉了这个包袱，更显出艺术大师的与时俱进。

附：李泽厚先生对于“阿Q”人物分析

艺术典型所以是典型，并不在它体现了某种相对说来是比较静止和抽象的阶级属性，而在它体现了相对说来是更为丰富具体的特定社会斗争的活生生的本质规律。

例如，作为阿Q这个艺术典型的基本特征——即已以“阿Q精神”为名的“精神胜利法”，便是一定历史社会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下的特定产物；具体地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封建古国传统光荣不断遭到损害打击，人们虽然十分愤懑，却不能或不敢作正面的积极的抵抗，却自欺欺人地以幻想中的胜利来安慰自己。这的确曾经是一定历史时期中占当时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这种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其实质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顽固派）的思想观念。因为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要维护自己对人民的统治，不敢在人民面前丢失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的欺凌虽不甘心，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便只在幻想中虚构自己的胜利，来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便于一方面安慰自己，一方面统治人民。但是，不但当时许多封建顽固派分子在不断失败之余，还一味盲目地愚昧地轻视外国，以自己各种反动、落后、丑陋的东西为光荣；而且甚至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时候，也还总强调这是中国古已有之，后来流失到西方去的东西，等等。可见这种思想观念远不局限在某一个阶级、阶层范围之内，而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普遍意义，成为当时社会统治思想的东西，成为如鲁迅所说的“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即“国民性”。这种消极可耻的“灵魂”是有着时代、阶级的具体根源，是与一定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本质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关系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当时和以后的各种历史记载和小说，在它们所描写的封建阶级顽固分子的形象身上便可以找到不少这种“精神胜利法”的可耻现象。但是鲁迅的《阿Q正传》却偏偏把这种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放在一个雇农或农村流浪汉的阿Q身上，这就不但反映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已多么可怕地渗入人民的灵魂之中，迫切需要加以根除，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以“精神胜利法”为典型特征的农民形象的塑造，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和最本质的方面：农民有自发的强烈反抗的要求，但仍然没有觉醒，不但没有先进思想来指导他们，而且旧社会的统治思想仍牢固地压在他们的头上，锁住他们的灵魂。中国农村迫切需要一个根本性的革命变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能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失败了。这就是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是个千真万确的巨大的历史课题，而这也是阿Q的典型性之所在。农民阶级当时缺乏革命觉悟，他们所身受封建统治思想和一切旧势力的支配，便都从阿Q所特有的那种十分可笑而又可怜的“精神胜利法”中集中地、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所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这里是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自欺欺人的“国民性”分不开的，同时，在这里它又是与阿Q之作为农民阶级、与当时农民阶级尚未觉醒分不开的。这样，阿Q精神在这里就获得了一种比在封建地主统治阶级那里远为重要、远为深刻的本质内容和必然性质，在一个农民身上来揭露、批判“精神胜利法”比在一个地主身上来揭露、批判，就要来得深刻得多。后者只是暴露和批判，指暴露了当时革命的对象；前者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涉及革命的动力，具有强烈的正面激情，达到了革命悲剧性的历史高度，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必然的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所以它们在反映革命的本质方面，反映当时社会关系、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规律方面是大有差别的。这，也许就是鲁迅宁肯写一个农民的阿Q，而并不是写一个地主的阿Q（据周建人同志说，阿Q的原型并非农民，而是一个破产地主）的原故吧。这，也许就是鲁迅宁肯写一个落后的农民而不写一个先进的农民的原故吧。所以，如果用简单的共性个性说或共性等于阶级性的说法来理解阿Q作为农民的典型，便会遭到“难道阿Q精神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共性，难道反抗、斗争，不更是农民阶级的性格？”“难道当时没有农民的武装反抗，没有农民起义的历史事实吗？难道这些不更能代表农民阶级的阶级性格吗？”“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可耻的现象”等等疑难和反对。只有将阿Q的典型性与当时本质必然的历史内容紧密联系起来，来理解它的社会普遍性，才能解决这些疑难，才能理解正是一个落后、没有觉醒、身受封建主义毒害的农民——阿Q，比一个先进的农民，在当时来说，反而是更典型的道理。尽管阿Q身上的阿Q精神只是当时农民阶级阶级性的一个方面，但因为这一方面在当时历史必然的情况和条件下，却成为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规律的集中表现。因此，通过它就能更集中更突出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本质必然，它也就因此而具有普遍意义，而成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