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北京晚报创刊60周年系列之温暖、温情

《北京晚报》已经走过60个春秋。

1958年3月15日《北京晚报》的创刊号上，代发刊词首度明确了办报方针：“这是办给广大城市居民看的一份报纸，须补日报之不足，更多地反映群众生活面貌。”这就是《北京晚报》真诚而朴素的初心。这60年里，《北京晚报》以贴近群众生活的新闻报道，富有特色的专栏，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报道，成为最受北京市民喜欢的报纸之一。

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从前辈创复刊之初的艰苦创业到走进新时代的伟大奋斗，从最初的四开4版发展到今天的数十版甚至上百版，从铅字印刷到激光照排，从黑白印刷到彩色印刷，从单一纸媒到互联网新媒体，翻检这60年来的《北京晚报》，问心无愧的是，几代晚报人群策群力，不折不扣地兑现了当初的承诺。今天的《北京晚报》已经成为京城乃至全国媒体中的“老字号”，在中国报刊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温故知新。今天，我们以崇敬之心回顾岁月往昔，推出系列特刊的第一期，致敬一代代晚报人带来的温暖、温情，他们始终走在时代前沿，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激扬文字、诠释生活。

不忘初心，其命维新。

从“燕山夜话”到“北京论语”

抒写民生民意 一甲子风行京城

言论是一张报纸的“旗帜”和“眼睛”。从引领报纸杂文风潮的“燕山夜话”到“改革开放”后针砭时弊的“百家言”、“阿凡提新篇”，再到如今“北京论语”，《北京晚报》一直站在北京百姓身边，倾听着、观察着，也在影响着这座城市。

燕山夜话：引领杂文风潮

1961年3月19日，当北京城里的人们照例翻开《北京晚报》的时候，发现在三版右上角的位置，多出了一个新专栏——“燕山夜话”。在这个长方形的小边框里面，直排着一篇千余字的杂文，题名为《生命的三分之一》，署名“马南邨”（邓拓的笔名）。   

第一期“燕山夜话”面世了！透过这个专栏，人们感受到了文坛吹来的一股清爽的风，同样也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随着越来越多的杂文问世，读者来信也越来越多，仅1961年3月到1962年3月，编辑部就收到400多封读者来信。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一篇篇的小文章陪伴着读者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充实而开心的夜晚。

 “夜话”散成“百家言”

1979年，改革开放春风徐来。1980年2月15日，《北京晚报》复刊。2月16日起，《北京晚报》第3版右上角——即“燕山夜话”当年亮相的那个位置——出现了新的杂文栏目“百家言”，栏头由廖沫沙题写。

与“燕山夜话”不同，“百家言”的稿件来源更加广泛，作者中不乏专家学者、 社会名流。如周建人、俞平伯、周汝昌、王力、邓广铭、吴世昌、夏衍、廖沫沙、余心言、吕叔湘、秦牧、邵燕祥、金克木、曾白融、刘绍棠、刘心武等等。更多的还是基层干部、科研工作者和普通群众。

“北京论语”替百姓说话

2006年2月15日，一个新的版面出现在了当天《北京晚报》第16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晚报的老读者看晚报会多一个习惯：翻到16版，找到那篇字体与众不同的文章，痛快一读，拊掌称是。那时候16版有什么？“北京论语”。

从“北京论语”创办开始，每周一到周五，伴随着一篇篇酣畅淋漓的文章，“苏文洋”这个名字被很多人牢记。他会在嬉笑怒骂之中，揭开垄断暴利行业的画皮，戳穿各种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替普通百姓说出他们最想说而又说不清的话。有30年新闻工作经验的苏文洋笑称这是“吃杂粮，每天下好蛋”。

一篇时评、一张漫画新闻，再配上简短精悍的“新闻点点评”。如今，“北京论语”依旧心系民生，关注着北京城的点滴变化。根据新闻事实写作的时评，犹如在向历史的深层掘进，开采思想的“石油”，每天在新闻事实的“原野”上寻找深藏地下的“乌金”。

再回首，聊晚报：“阿凡提新篇”诙谐批歪风

上世纪80年代，与“百家言”同一时期创办的“阿凡提新篇”栏目，用诙谐的方式讽刺批评了社会上的歪风邪气。

“阿凡提新篇”篇幅短小，所有文章中都存在着“阿凡提”这一共同人物。为此，每篇文章都配上了插图。为这个专栏插图的有漫画家孙以增、苗地、王复羊等。文章中，阿凡提在遇上了不文明的人和事儿，会用其独特的语言和方式予以针砭。

比如《你扔掉了道德》一文，是说阿凡提牵着毛驴在一座楼下经过，看到二楼阳台上一个小伙子往楼下倾倒垃圾。阿凡提抬头瞥了小伙子一眼，便弯下腰在小伙子倒下的垃圾里扒拉着仔细寻找起来。小伙子心中发了毛，以为自己把什么好东西丢在了垃圾里，便问阿凡提在寻找什么。阿凡提回答说：“有非常好的东西！”小伙子赶忙从楼上跑下来寻找，结果什么也没有，便问阿凡提究竟在寻找什么。阿凡提回答说：“你的道德！”这种表现手法类似相声中的“甩包袱”。当年的这位“阿凡提”，拉近了《北京晚报》与千千万万读者的距离。

（北晚记者 李博 有删减）

遇到不平事怎么办？

给“古城纵横”写信！

如果一条胡同窄得跟水管一样，行人通行存在安全隐患，怎么办？如果在附近的超市里买到了变质的鸭子，又无处评理，怎么办？三十年前，很多北京人的选择是：“给‘古城纵横’写信，‘纵’他一段！”

享誉京城名栏目

1980年2月15日《北京晚报》正式复刊，“古城纵横”便是复刊后享誉京城的晚报名牌栏目。该栏目由宋汐和王炳辉两位编辑负责，主要工作为选稿、采访核实和编发，而独具特色的对仗标题，则是由张黎至和陈寿儒二老撰写或润色修改。

“古城纵横”栏目的老编辑王炳辉（左），给记者讲述当年“编辑部的故事”。

大部分稿件都装进附有“古城纵横”标识的公函，转交给相关部门处理。由于社会反响相当不错，所以“古城纵横”在本就不大的地方里，还辟出一角“回音”。解决百姓之所急、之所需，“古城纵横”，就像是那个年代的“我们日夜在聆听”。

据当时的编辑王炳辉回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拆读者来信。那些信要从收发室用邮政大帆布袋子往办公室抬，得码成一沓沓的，往一头儿磕，再用剪子剪开，然后细读、分类、筛选、核实、修改、定稿。“好些来信都是念叨商店服务员态度不好，或是掉了5块钱有人送回要表示感谢。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小事，老百姓们最爱写信跟晚报说。”

短小精悍是风格

“豆腐块”虽小，可标题却抓人眼球，具有现代感且犀利的标题，一直是“古城纵横”的金字招牌。

“老北京说话讲究个‘味儿’字，老编辑张黎至亲自‘上马’，每一个标题都是他反复斟酌做出的。编写稿件的时候，力图表现出幽默，让读者在读它的时候，会心一笑。” 王炳辉说，每一个标题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关，体现出编辑者在整个新闻工作中的用心。比如，在批评某道路施工受阻，路人经过个个像跳棋子一样“蹦来跳去”；指出擦皮鞋鞋上无油手上油，“原来是鞋油走‘后门’”……“幽默不是堆砌的俏皮话，而是营造出来的一种气氛，如空气一样，你抓不到，却弥漫在你周围。”

王炳辉说，“古城纵横”带有一种和相声类似的特质， 它不是单纯的嘻嘻哈哈，笑一笑看一看就完了，在幽默背后，恰切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让当事人红红脸出出汗，以促进整个问题的解决，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而在形式上，这个小“豆腐块”也挺有特点，十几种表现形式在这个“豆腐块”里交替着出现：对话、短录音、短镜头、顺口溜、小相声、扯闲篇、批评与回音，还经常配有漫画、照片等等。形式和题材多样，不拘一格，可以是严谨的新闻用语，也可以是通俗的生活语言。不拘一格，其实这也体现着“古城纵横”的态度。

辛辣讽刺是特征

刚复刊的《北京晚报》以其犀利和泼辣，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古城纵横”的“辣”，就体现在它毫不留情地批评上。比如新闻报道“乔迁新楼不足，霸占旧房不退让”，批评某党员干部占据职工住房心安理得，无人干预；“雁过拔毛，民警顺手牵瓜”，批评执法人员胆大于法。

 “我们会选择和老百姓生活最贴近、最紧密的事情，”王炳辉回忆说，“但其实核实采访，才是相当辛苦的一件事。”他记得有一封读者来信反映朝阳酒仙桥的一所学校存在问题，他从东单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酒仙桥核实线索，然后再骑着车“嘎悠”回东单，“要是坐公交得掏三毛钱，那时候我一个月挣三十多块，舍不得。”

王炳辉将“古城纵横”比作老百姓手里的麦克风，奔走疾呼确实能成不少事儿，但这些事之所以能成，还离不开城市志愿者的帮助。

董森是个老北京人，查物价认真极了。王炳辉回忆：“有一回董森发现市面上刚流行的电子秤人为不准，他发现后约我第二天再来查。记得第二天调查，我还请老董在街上吃了早点。一查菜摊上的秤果然有问题。报道刊登出去后，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查秤行动，缺斤短两问题得到了遏制。”

那时，“古城纵横”周围有不少志愿通讯员，他们在工作之余走街串巷，收集提供了大量新闻线索，王炳辉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其中有老炊事孙桂本、老财贸张殿儒、老工商马庆春，还有便衣警察曹金梦、老宣传干事楚怀灵……三十多年过去，王炳辉仍旧很想念他们。

再回首，聊晚报： “古城纵横”最贴近民生

北京人一提起“古城纵横”，就充满了亲切和信赖，这在于其将笔锋指向社会，贴近民生，着力解决老百姓的家长里短，并时时跟进问题解决进程。

改革开放初期，冰箱彩电紧俏，得凭条子凭关系才能买到，所以假冒伪劣也很猖獗。有读者反映自己买了台假东芝冰箱，他领着编辑王炳辉花了一周时间到二十多家买了同样货的顾客家中查看，真假标牌只差一个字母。因生产厂涉及跨省问题，费尽周折，请市有关部门领导签字，而后报道见报，给消费者挽回了经济损失。

当时，单位分房是件大事，往往猫腻也多。东郊某单位分房不公，读者到晚报反映情况。经过多方调查核准，报道刊发。该单位几个领导看到报道后来到报社交涉，编辑有理有据、逐条回复，最后几人不得不认错，在上级单位主持下重新分房。

作为当时享誉京城的晚报名牌栏目，读者不会忘记流行街面上的一句话——出了问题，找“古城纵横”去！“古城纵横”沿着北京城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捕捉到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最鲜活最生动的表情。

（北晚记者 曲经纬 有删减）

从“刺儿梅”到论语漫画

漫画表达观点

“刺儿梅，长刺儿，土生土长有劲儿，五色土上扎根儿，不正之风远遁儿。”1982年1月17日，《北京晚报》开辟漫画专栏“刺儿梅”，这首打油诗作为开栏语，道出了这一新栏目的主旨：贴近生活，针砭时弊。

2006年2月15日，《北京晚报》推出言论专版“北京论语”，和犀利评论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个栏目：漫画新闻。论语漫画紧跟社会热点，用漫画报道新闻，解读新闻。从“刺儿梅”到论语漫画，变的是报纸的版面，不变的一张张漫画背后，辛辣的讽刺和独到的观点。

“刺儿梅”专扎社会不正之风

浑身都是刺，却能开出鲜艳的红花，这就是虎刺梅，也叫刺儿梅。1982年初，时任北京晚报美术摄影部负责人的王复羊，决定在晚报开辟一个以讽刺为主风格的漫画专栏，选择了这个名字：刺儿梅。同年1月17日，《北京晚报》第三版“五色土”的右上角，出现了5幅漫画，这便是“刺儿梅”的第一期。

1982年1月17日，《北京晚报》的第一期“刺儿梅”专栏。

第一期“刺儿梅”中有王复羊的一篇作品《佐料》，讽刺了一些文学作品低俗化的现象。孙以增、邹敬泉、冯春生等漫画名家的作品，也对夫妻关系、消费购物等与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发出自己的声音，寥寥几笔，让读者在会心一笑时，领略到漫画新闻的独特魅力。

“刺儿梅”的第一炮成功打响，开启了长达16年的“花期”，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识。1998年《北京晚报》改版后，“刺儿梅”被“都市漫画”栏目取代。

论语漫画情人节后登场

2006年2月15日，北京晚报第一期“北京论语”在情人节后登场。在这一言论版中，漫画新闻栏目也首次亮相。一幅“情人节里各行其事”的漫画讽刺了婚姻信任危机：一边是暗藏花心捧花等候的老公，一边是怒气冲天走进侦探公司的老婆。作者李嘉在漫画下方附了一句简单的说明：“今年情人节，调查公司的侦探几乎供不应求，比玫瑰还抢手。”

论语漫画无疑继承了“刺儿梅”贴近生活，针砭时弊的传统，但因为处在言论版，又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那就是：像报道新闻一样去创作漫画，像新闻评论一样一针见血。

李嘉的作品《听着会》就是这一原则的典型体现。《听着会》刊发于2008年7月17日，在2009年的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这一新闻漫画获得一等奖。在当年，听证会是个新闻热词。从火车和飞机票价到自来水水价，从城市出租车价到公园门票价，许许多多的价格听证会开成了“涨价会”，参加听证会的人成了摆设。

李嘉的漫画里，听证会嘉宾的嘴巴被拿走，只剩了两只大耳朵，嘉宾急得满头大汗。漫画的一角写着三个字：“听着会”。夸张幽默的表现手法，独辟蹊径的思考角度，这幅漫画带来的讽刺效果，让人拍案叫绝。

有评论认为，《听着会》表现了漫画作者对社会的观察，而这种观察是用形象来表达的，它比文字表达更难，但效果却比文字更好。

 “画漫画就是画思想”

时至今日，作为“北京论语”的固定栏目，论语漫画已经陪伴《北京晚报》的读者走过12个春秋，这数千幅漫画的作者只有一位，她就是80后女生李嘉。

李嘉为自己创作了一幅漫画，记录工作时的场景。

 “能在《北京晚报》创作新闻漫画压力很大但又特别令人兴奋。”李嘉说，自己的第一幅漫画，从确定选题到完成创意稿，折腾了将近一星期。“幸好有晚报前辈的指导，给了我很多启发。”

有一天，李嘉接到了一位老年读者的电话，老人说他很喜欢看北京论语版的漫画，还做了剪报，这位读者就是新闻漫画界的老前辈、《北京日报》的孙以增。孙以增对李嘉说：“画漫画就是画思想。”前辈的鼓励和指点给了李嘉创作的信心和方向。

在李嘉眼中，最有成就感的是自己的漫画能博读者一笑。李嘉说，当年王菲生子引发了公众八卦的热情，她就此画了一幅小漫画“紧盯王菲时间”。第二天，李嘉就在街边听到两位大姐在笑谈这幅漫画。“从那一刻起，我就明确了自己每天创作的目标：为了可爱的读者们。”

新闻漫画的创作要继承也要发展，李嘉也在不断创新，她将新闻漫画创作成了GIF动画，还尝试用中国水墨画来表现漫画。李嘉说，这些都是形式，新闻漫画针砭时弊的思想内核不变，追求正能量的终极目标不变。

再回首，聊晚报：京城漫画大舞台

为了保证“刺儿梅”的高质量，王复羊和美术部另一位编辑，著名漫画家李时民一起，不仅自己创作漫画，还向华君武、李滨声等漫画大师约稿，这让“刺儿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刺儿梅”还拿出专门版面，面向业余漫画家征集作品，让“刺儿梅”小专栏，成为京城的漫画大舞台。

1986年9月27日的“刺儿梅”开辟专栏“北京业余漫画家简介”，介绍了52岁的业余漫画家赵华川和他的两幅漫画作品。当时，赵华川在门头沟百货商场工作，有画年画和连环画的功底，“刺儿梅”称赞他的作品“内容深刻，绘画技巧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格”。此时的“刺儿梅”已独立成版，为漫画爱好者提供了一试身手的平台。“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知名度，那就得在晚报的‘刺儿梅’发表作品。”这是当年北京职工漫画组组员间流传的一句话。借助“刺儿梅”的平台，不少人走进报纸、出版社等单位从事美术工作，一些人成为漫画名家。

北京晚报美术部编辑张国义回忆上世纪90年代自己负责“刺儿梅”征稿工作时的经历说，每天都能收到读者寄来的漫画作品，“可见当时大家对‘刺儿梅’的信任与喜爱。”

（北晚记者 张宇 有删减）

61个阶级弟兄

仍有7人健在

1960年2月6日《北京晚报》刊发了《千里急救》报道，记录的是轰动全国的“平陆事件”，即著名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毒事件。58年后记者在追访中发现，61位弟兄仍有7人健在，当年“平陆事件”传递的关爱、温情，至今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北京晚报》1960年2月6日二版刊登《千里急救》

回放——晚报记者亲历空投药品

1960年2月3日下午，当年31岁的《北京晚报》记者郭仲义突然接到一个通讯员打来的电话，对方称山西平陆县有人中毒，当地没有特效药，运送特效药的飞机将很快从北京出发，问他去不去。“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10年前，郭仲义在接受北晚记者采访时聊起过这段经历，遗憾的是，郭仲义已于前些年去世。

原来，平陆县61位民工突然中毒，生命垂危，急需1000支“二巯基丙醇”，但三门峡、运城、临汾等周边县市均没有此种解毒药，平陆县委只得请求北京支援。

当时，位于王府井北口的北京医药采购供应站特种药品经营部立刻备药，准备通过飞机发往平陆。接到线索后的郭仲义背上报社的相机就跑去了药店，药店的人不认识他，但一说是《北京晚报》的记者，要求跟机采访，对方立刻同意。跟机采访的记者只有郭仲义一人，因此，他既是第一个采访这个事件的记者，也是惟一目睹专机空投的记者。

当晚9时，飞机起飞了。然而平陆县没有飞机场，只能空投送药。飞到预定地点后，地面已经生起了3堆火，帮助飞机准确空投。舱门打开，飞机向地面俯冲，送药员成功将闪着灯泡的药箱推了下去。药品及时送达，61名民工全部脱险。郭仲义回到报社后连夜赶稿，3天后新闻见报。

近况——61位弟兄仍有7人健在

“原来是你们《北京晚报》最先报道的这件事啊。”今年春节前，记者通过平陆县委宣传部与“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健在老人牛根存取得电话联系，牛根存在被救58年之后才得知率先向全国刊发这一事件的媒体是《北京晚报》。

平陆县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本报《千里急救》稿件中涉及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当中，仍有7位老人健在，最大的已经85岁，最小的也有76岁了，所有人目前都居住在平陆县的张店镇、杜马乡和部官乡的农村里。

当年获急救的老人王孝先，仍健在。

当年获急救的老人王好义，仍健在。

牛根存今年已经76岁，虽然年事已高，说话也不太清晰，但仍然能脱口说出当年救命的药品名称“二巯基丙醇”。牛根存的儿子牛志俊告诉记者，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说起那段“传奇经历”，父亲如何中毒、如何被抢救的经过。他们这61位民工的中毒事件还惊动了中央，紧急从北京调配珍贵的特效药“二巯基丙醇”，而且动用了部队运输飞机，及时将药品空投到事发地点，才挽救了他们的性命。

影响——引发全国媒体跟进报道

《千里急救》这篇一千多字的稿件刊登后，引发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媒体的转载及后续报道，《中国青年报》刊发了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都在重要位置予以全文转载。

从那时开始，“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便成为“平陆事件”的代名词，而这篇通讯也曾选入中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人。

新闻界的报道浪潮又激发了文艺界和出版业的行动热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1960年3月28日，北京58家影剧院和俱乐部同时上映，890多个拷贝同时发往全国各地。 

再回首，聊晚报：贴近新闻现场 攫取鲜活新闻

创刊60年来，《北京晚报》一直力求用最快的速度展现新闻事件。在如今这个手机全民普及的互联网年代，这很容易实现，但是在58年前，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北京晚报》依然可以做到率先获悉爆炸性新闻，最先派出记者现场采访，并在全国媒体中率先发表报道，实属难得。

记者在追访中发现，58年过去了，在特种药品商店(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新特药品分公司的前身)和平陆老人之间仍然延续着58年前的情缘。2016年4月，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军和公司一行人来到平陆县，向当时健在的“阶级弟兄”捐赠了生活补助费。王军说，公司还会继续到平陆开展活动，“这是历史情怀的延续，是社会责任的延续，更是亲情血脉的延续。” 当年“平陆事件”中，特种药品商店为1000支特药“赛跑”的精神已经成为了一种企业文化，每一位党员都会认真学习。

而《北京晚报》多年来一直坚持贴近新闻“战场”最前线，当年“阶级弟兄”的采访精神，也在晚报人中薪火相传。

（北晚记者 叶晓彦 李怡 有删减）

一条“今日新闻”

为孩子戴上“小黄帽”

31年前从北京推广到全国的“小黄帽”，如今仍是小学生的安全“标配”。（TAKEFOTO 供图）

警官朱国兴——要给孩子戴上一顶“安全”帽

现任和平里交通大队大队长的朱国兴回忆，1987年的崇文门路口是北京最大、最复杂的畸形路口。东边是北京站，北边是同仁医院，西南有崇文门菜市场，东北是三角地劳务市场，多路电车的总站设在崇文门东南角。路口也没有地下通道和天桥，马路又窄，路上除了公交车就是自行车，交通也比较乱。

就是这个路口周边却有丁香、花市、上头条、打磨厂等五六所小学。每天，孩子们三五一群地过马路，上下学。

 “那个年代孩子们上下学，很少有家长接送。每天，在崇文门岗上执勤看着孩子在车流中穿行特担心。这过一次马路，就经历一次危险。

一天，执勤回家后翻一本杂志，一张铁路巡线工穿着黄坎肩在铁路上作业的封面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黄色多醒目，要是能给孩子弄个帽子戴上，再写上‘安全’两个字……这既让孩子从小受安全教育，司机看到它还能主动避让。一举两得。”

 “为孩子们做点事这辈子值了”

“我要做50顶帽子。”朱国兴找到了崇文区的北京帽厂厂长。“打板定型，各种加工工序，做50顶帽子，还不够成本的。太少了，给钱也做不下来。”厂长不愿意揽这活儿。“是给过马路的小学生做的‘安全’帽。”一听为了孩子，厂长把活儿接了，可怎么着也得掏200元。

当年，23岁的朱国兴每月才挣几十块，交通队也没有钱。他想到了磁器口东北角的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他上门找到了经理。“这是好事呀，我们愿意出。”经理一口应下来，还开了一张200元的支票。

佩戴小黄帽的当天，上头条小学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50个孩子戴上了“小黄帽”。中午，在崇文门岗执勤时，看到戴着“小黄帽”的小学生走到路口时，司机真的提前踩了刹车，朱国兴心里那个高兴呀。“能为孩子们做点事，这辈子值了，也没白当一回交通民警。”

记者张雪梅——一大早赶往学校写出今日新闻

北京晚报记者张雪梅回忆，30多年前，像崇文门路口这样的交通要道人多车也多，小学生上下学都要单独过马路。据统计，1987年的1月到10月，已有10名小学生在交通事故中失去生命。

“崇文区上头条小学50个小学生要戴着‘小黄帽’上下学了。”张雪梅回忆，1987年12月7日早上7点多，听到这个消息，她连忙赶往学校。

上头条小学距离北京晚报并不远，在崇文门路口东南角，十几分钟后，徒步赶到学校的张雪梅见到了崇文门岗岗长朱国兴、班主任和学生们，详细地了解了相关情况后马上返回编辑部。

张雪梅说，“那时，我已知道‘小黄帽’要上当天的头版，还要挂今日新闻的栏花。所以特着急，路上就打好了腹稿。因为那个年代可不比现在，记者没有电脑、手机写稿、传稿，所有的稿件都是靠手写。”

当天下午，《上头条小学50名小学生戴小黄帽安全过路》在晚报头版刊发了。

报道引发热潮小黄帽推广到全市

“小黄帽”的报道很快引发了一场在全市普及的热潮，新闻见报后，教育部门和交通部门都十分重视，召开了座谈会，并决定逐步推广，其他媒体、社会各界都跟着推动这件事。

不久，崇文区区内所有小学生开始在上下学途中统一佩戴颜色醒目的小黄帽，并列队过马路。自佩戴“小黄帽”后，崇文区连续14年未发生一起由学生引起的交通死亡事故。

1989年初，市交通管理局联合市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在各小学实行小黄帽路队制》的1号文件。“小黄帽迅速被推广到全市，走向全国部分地区。”

 “那时，北京街头已很少有人戴帽子了，帽厂普遍不景气。‘小黄帽’的报道，一下子把北京的帽厂都救活了，这也算是《北京晚报》报道产生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经济效应吧！”张雪梅说。

再回首，聊晚报：社会关心交通 关爱还在延续

“当年，孩子过马路太危险了，我就想给他们弄个提示‘安全’的帽子戴。《上头条小学50名学生戴小黄帽安全过路》上了北京晚报的头版，这一下让‘小黄帽’推广到全市，又走向了全国。直到现在它还是小学生过路的‘安全伞’。”提起31年前的旧闻，朱国兴仍记忆犹新。

“对孩子们安全的重视还在延续，社会还在关心交通。这是北京人对孩子的一份关爱，也是《北京晚报》对小学生的一份守护……”如今，朱国兴调到了和平里，当了大队长。可顺路的话，还会到崇文门路口走走，每次看到戴着小黄帽的小学生，他觉得就像回到了31年前。

张雪梅说，前两年，偶尔还会联系到朱国兴警官，还会谈到“小黄帽”，还会想到当年那50个孩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不惑之年了吧！

（北晚记者龙露 有删减）

文字 | 北晚记者 李博 曲经纬 张宇 叶晓彦 李怡 龙露

编辑 | 苏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