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军万马下海南
而在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南繁的“春天”才正开始——新播下的高粱种子刚刚破土，嫩绿的幼苗迎上了南国的暖阳。
在季节的流转中，海南这片热土，似乎永不凋零。
作为中国唯一完全处于热带的省份，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南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南繁育种基地。
每年北方秋收后，大量科研人员都会像候鸟一样携种子南下，在海南岛温暖的冬春季进行加代繁育。
这片热土曾诞生过诸多农业奇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玉米大王”李登海、“西北瓜王”吴明珠，一个个教科书式的人物都曾从这里走出。
海南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从1988年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份至今，海南真正迎来发展，不过短短三十多年。
三十年沧海桑田，这个昔日的边陲荒岛，如今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最大自由贸易试验区。
而海南的开发史，也是一部千军万马下海南的闯海史。
公元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被一叶孤舟送到了海南儋州。这大概是海南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级别的大文豪光顾。
彼时的海南还是一片尚未开化的孤悬之地。
流放至此的苏东坡，尽管“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却以一颗豁达的平常心，带着当地人挖井、种田、行医、办学，让这片土地教化日兴。
那间用来讲学的茅屋被好酒的苏东坡命名为“载酒堂”，也是海南人文之盛的起点。三年后，当苏东坡离开海南时，这里已是书声琅琅，弦歌四起。
当年曾听他讲学的一位年轻人，后来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苏东坡还赠给他一首诗：沧海何尝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这似乎也成为海南日后发展的写照。
由于地处共和国版图的最南端，与中国大陆隔着一道琼州海峡的海南，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守卫祖国的南大门。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亚洲四小龙”已经开始经济腾飞时，海南还是隶属于广东省一隅、存在感不太强的一个南方小岛。
直到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同时划定海南为经济特区，海南由此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万众瞩目中，共和国最年轻的省份和最大的经济特区，被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此前，深圳特区释放的经济活力，已经成就了许多人的梦想。海南这个面积超出深圳十多倍的“特区省”，瞬间点燃了中国改革开放十年来积蓄的热情和能量。
一声号角之下，十万人才下海南。
这片新兴之地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创业热潮，无数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入海南。
仅从1987年8月至1989年4月，来信来函及亲自到海南求职的人才已有18余万人次。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0%，35岁以下的占85%，拥有高级或中级职称的将近7000人。
这批浩浩荡荡的“闯海”大军，迅速补充了海南建省初期的人才缺口，在发展海南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奋斗故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万通六君子”的江湖往事。
1991年6月，南巡前夕，六个性格鲜明的年轻人颇具义气地聚到一起，东拼西凑3万元开始了一场草根冒险。
赶上了海南建省后第一波地产热，到1993年公司改名成立万通集团时，账上的资金已经膨胀到了3000万元。
彼时，这个传统农业占大半壁江山的年轻省份，在基础建设和投资环境上还十分薄弱。突然涌入的庞大资金，实际上多数都流入到了房地产业，并催生出大量的泡沫。
快速扩张的房产经济很快遭遇了国家的宏观调控。随着万通等一批地产商撤出海南，一路高歌猛进的海南房地产业迅速冷却。
刚刚起步不久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海南特区，也在大起大落后审慎思考：适合海南的特区发展模式究竟是什么？
关于海南的开发想法，早在海南建省之前已多有尝试。
彼时海南的奋斗目标是向中国台湾看齐，后者与海南面积相当，自然条件相似，当时已是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齐名的“亚洲四小龙”。
而在1987年，海南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占广东省的5%，发电量只有37万千瓦。建省之初，全省甚至找不到一个红绿灯，连一根铁钉也要到岛外去买。
工业基础的薄弱，让海南省早期发展的参与者们深感急迫。
1988年，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为首的十二人亲赴海南实地考察，写出了一本调查报告《海南经济发展战略》。
这份报告中，为海南拟定了工业为主，工农贸旅并举，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随后成为海南的发展大策。以此为路径，海南的工业增加值一度稳步提升。
不过，由于海南当时的工业体量太小，很难对全省经济形成拉动，加上市场需求疲软、资金供给不足等因素，海南工业的增长势头并未长期持续。
之后在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冲击下，“工业主导”的发展愿景被迫中断。
反思沉寂之余，海南开始转换思维，重新谋划发展出路。
1993年，刚刚出任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的阮崇武在研究后认为，旅游业和热带农业是海南的两大优势产业。他也成为第一个主张在海南发展旅游业的主政者。
海南经济转型由此走出了关键一步。
不过，作为一个拥有八百多万人口（如今已过千万）的省份，仅靠发展旅游业是难以支撑的。
1996年，海南重新调整产业战略，提出了“一省两地”，即把海南建成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海岛度假休闲旅游胜地。
至此，曾纠结于工业、农业、贸易、旅游、生态谁才是海南方向的争论，逐渐达成统一意见。海南经济也从1998年开始逐步走出低谷。
2009年12月底，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获批，海南迎来第二次历史发展机遇。
紧接着在2018年4月，海南省三十而立之际，高层又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接二连三的政策“大礼包”，显示了历任领导人支持海南开放发展的决心。
按照海南全岛面积3.5万平方公里来算，约等于31个中国香港、48个新加坡和8个迪拜。建成后的海南自贸港，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中心。
而受益于海南自贸港红利的不断释放，海南经济发展也在提速。今年前三季度，海南省GDP增速达到12.8%，两年平均增速在全国31个省份中位列第一。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省份，这片昔日的边陲孤岛，正在成为一片万众瞩目的开放高地。
其间的沧桑巨变，或许正如海南建省前夕，总设计师在会见外宾时说：“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在阳光沙滩和购物天堂之外，这片海岛还有着少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今年4月29日，伴随着一阵轰隆巨响，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由此中国正式迈入空间站时代。
这个航天发射场的前身，是与海南建省同年建成的中国第一座用于科学研究的探空火箭发射场。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提出建设航天发射场时，就考察认为“最好的位置在海南岛”。但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沿海地区很容易被攻击，这个设想不得不暂时搁置。
随着国际形势缓和，在海南建设我国第四个卫星发射中心的条件也日渐成熟。2016年6月25日，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中，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自己的“首秀”。
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低纬度发射场之一，在近年来接连完成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天和核心舱、天舟二号等发射任务背后，文昌航天发射场也逐渐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名片。
除了“上九天揽月”，在海南还能“下五洋捉鳖”。
尽管海南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小的省份，却也是海洋面积最大的省份。拥有200万平方公里广袤海域的海南，海洋资源相当丰富，是一片发展深海产业的宝地。
以三亚为母港，深海勇士号、探索一号、探索二号、奋斗者号等海洋利器，曾先后勇闯万米深渊，在国际科考界赢得一片赞誉。
目前，三亚深海科技城和文昌国际航天城，已成为海南三大科技城的南北两极。
曾经在建省之初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海南，如今成为中国唯一能够“上天入海”的省份。
而在海南三大科技城中，还有一个与深海和航天同等重要、建立在陆地之上的科研方向，便是南繁。
这种基于海南热带气候而衍生的独特育种方式，被称为中国农业科技的加速器。
过去65年来，曾有无数育种人为了追逐海南冬季的日光，每年像候鸟般南下。在中国育成的7000多个农作物品种中，有七成都曾在海南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包括酿酒用的高粱、水稻、玉米等。
如今在位于三亚崖洲湾的南繁科技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一大批种业“国家队”已完成进驻。
11月29日前后，英州镇的最高温度达到28℃，最低温也在20℃左右，正是播种的好时节。
在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海南基地，今年的南繁季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月。
40份酿酒高粱品种的育种材料已经出苗，等到来年3月种子收获后带回泸州，正好能赶上当地的播种季。
研究所里的丁国祥老师，是专门研究酿酒高粱的技术专家，也是千军万马下海南的南繁人中的一员。
他第一次来海南正是1988年。那年海南刚刚建省，旅游还没有成为产业。因为没有通电，连洗澡水也要先打到桶里，靠太阳晒热了再洗。
三十多年的时间，随着基地周围从一片荒地，变成人气颇旺的旅游胜地，丁国祥团队的高粱育种工作也日见成效。
在今年4月海南基地种子收割期间，丁国祥曾抽空提前回了趟泸州。
当时郎酒正在举办郎酒庄园三品节，由丁国祥团队耗时20年选育的郎糯红19，作为郎酒专用高粱品种获得了品质奖。丁国祥代表研究所领取了10万元现金和零售价约40万元的产品奖励。
除郎糯红19外，泸州老窖的酿酒高粱品种国窖红1号也是由丁老师团队选育。
种子选育耗时漫长，对酿酒的品质影响也要在多年后才能显现。这是一场需要用远见与耐心支撑的技术竞争。
一旦占得先机，留给对手的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时间鸿沟。
在海南这片创新热土上，更多的发展机会或潜在竞争，其实已悄悄出现。
在几天前刚刚落幕的海南自贸港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海南农乐南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世超代表的“海水稻-中国新饭碗”研发项目，获得了乡村振兴组第一名。
他还有另外一些身份，包括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华南中心产业负责人、广东海洋大学海水稻海红香米项目负责人等。这些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词：海水稻。
这是袁隆平院士去世前仍在牵挂的研究项目，也是中国数亿亩盐碱地有可能迎来稻花香的希望。
而在酒行业，以海水稻为原料酿酒正方兴未艾。王世超也在探索，如何更广泛地将海水稻运用于浓香型白酒、米酒或其他酒类产品中。
海南的先进制造技术，也给酿酒行业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
今年5月，贵州中心酿酒集团董事长周杰明在海南投资成立了智能装备制造中心，专门研发针对酒厂的智能设备。
研发成功后，这些设备会被运回仁怀进行组装使用。据说这种智能化车间的面积约是传统车间的2倍，产能却能达到后者的25倍。
郎酒也在近期新增了2项对外投资，分别是海南泽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海南联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地址皆为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11个重点园区之一，也是海南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的主要载体和平台。
此外，包括帝亚吉欧、保乐力加、LVMH、茅台、金徽在内，越来越多的酒企将目光投向海南。
这得益于科技与创新，也得益于海南作为新兴之地的诸多免税政策。
但归根结底，是源于过去30多年来，这座海岛所经历的热血、失意与希望。
期间无数人因为各种机缘发现海南，来到海南，建设海南，改变海南。
海南也和它的缔造者一起，在未知中摸着石头，共同完成了这场对自我的塑造。
12月10日至13日，“产业的力量——2021酒业创新与投资大会”将在海南海口举办，这将是全球酒业与资本对接会、全球酒类创业创新平台。
欢迎同行，一路向南。
《海南：三十而立，沧海桑田》汪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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