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湘东特委的历史之谜
面对大革命失败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不久，毛泽东回到了湖南，参加了湖南省委主持召开的一系列会议，里面有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动秋收起义。在这些会议中成立了指挥秋收起义的前方抗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将以工农为主的武装队伍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章。下辖三个团：第一团由驻修水警卫团组成，钟文章兼任团长；第二团由醴陵、安福等地农军和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组成，王新亚任团长；第三团由浏阳、平江工农义勇军组成，苏先骏任团长。且最终制定了秋收起义以湘潭、醴陵、浏阳、岳州为中心，于9月11日发动暴动，16日进攻长沙的军事部署。
秋收起义的结果是，二团虽然攻下了醴陵和浏阳城，但没有与三团取得联系，攻下浏阳后由于缺乏经验，疏于防范，遭到敌军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团长王新亚不知去向，从此在历史上没了踪迹。三团由铜鼓赴浏阳增援，到浏阳东门遭敌阻击未成。当他们知道二团已经被敌人消灭时，就回师修水、铜鼓之间的张家坊、白沙与一团汇合。原定有个四团，是夏斗寅的残部，邱国轩为团长，改编后也没经过改造和训练，马上投入了战斗。这个团军阀作风严重，一团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造反，原定与一团一起攻打平江，首先打长寿街，那里只驻扎着敌人一个团的兵力，防御工事也不牢靠，就算红军当时的装备不好，也是极有可能打胜的仗。没想到一开战，一团一营、二营接连失利，四团邱国轩部在火线的后方洪岭叛变了，一团团长钟文璋也失踪了。战斗不利，剩下的队伍，不得不撤退，向南到浏阳东乡的张家坊、白沙一带与三团会合，而后进驻了浏阳文家市。
基于此，才有了毛泽东“引兵井冈山”的战略。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向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道路。
湘东特委的建立，组织工农大众发动“暴动”
秋收起义之后，工农与地主官绅之间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
醴陵农村地区武装斗争发展迅速，与醴陵相邻的浏阳、株洲、湘潭、攸县、萍乡等县的农村武装斗争也有一定的起色。中共湖南省委根据这一新的形势，认为：“这时是我们湖南发动工农群众，破坏反革命军队，造成广大革命高潮，实现农村武装割据局面，布置全省总暴动的好机会。”决定建立以醴陵为中心的中共湘东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湘东特委，以便加强对湘东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
1927年12月，根据省委的指示，醴陵被列为了湘东暴动的中心。这一时期，陈觉与赵云霄夫妇从苏联回国，被派回醴陵。湖南省委委员林蔚、省委军事代理部长陈恭、准备担任湘东特委书记的滕代远，都被派往醴陵，并在醴陵南四区贺家桥妙泉仰山殿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与会者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年关发动暴动的有利条件很多，归纳起来为三点：第一，工农武装不断壮大，已发展有两个团1500人，500多条枪，数十个游击队、赤卫队，共有四万多人；第二，工农群众积极性高，特别要求进城杀土豪劣绅，打破反动当局对醴陵农村地区的经济封锁；第三，醴陵城内，源于湘桂战争爆发，驻守醴陵的正规部队调离了醴陵，驻军不多⑵。
这次围攻醴陵县城，史称：醴陵年关暴动。
为了统一指挥这次暴动，成立了由林蔚为总指挥、陈恭为副总指挥、潘疆爪为前敌指挥的指挥部。
1928年1月26日，指挥部下达命令，各部于27日凌晨5时抵达醴陵县城，完成包围。第一团为攻城主力，行走在南乡队伍前面，萍醴游击营为后卫；第三团行进在北乡队伍前面。
早上6时，总指挥部下达了攻城命令。顿时火光四起，农军冒着枪弹往前冲杀。激战到上午9时许，各路农民军最终因为武器装备太差，敌不过机枪扫射，而无法攻克醴陵城。于是，总指挥部下达了“红旗后倒”的撤退命令。10时整，东南西北四路队伍全部撤离了县城，各自回乡休整，准备再战。
1928年2月上旬，在醴陵南四区贺家桥妙泉仰山殿，召开了醴陵、浏阳、萍乡、安源、株洲等5县县委负责人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共湘东特委，滕代远为书记，辖醴陵、浏阳、萍乡、安源、株洲等县。滕代远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部署了继续组织革命武装，发起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杀尽土豪劣绅等工作，省委特别强调要醴陵继续组织攻城暴动。湘东特委还布置浏阳、安源、萍乡、株洲等地配合，声援醴陵攻打县城，并指示株洲、安源破坏株萍铁路，防止地方军阀利用火车增援。
1928年2月27日凌晨，攻城战斗又一次打响，2万余工农武装分四路向县城进攻。西乡队伍从左家洲过河，攻到刘家码头、金牛巷口；三团和西乡的敢死队冲过了石子岭的凤凰岭，到达了七眼塘、来龙门；东乡的队伍，进攻东门渡，占领了邓公塘、角里铺一带。英勇的农军前赴后继，但是，醴陵城里守军比上次增加了一千多人，农军的冲锋最终受阻在各路关隘，无法再往前靠拢。指挥部再次下达“红旗后倒”的撤退命令。至当日下午2时，各自回乡，继续维持农村武装割据的局面。
醴陵在组建湘东特委的这一历史时期，两次“扑城”暴动，虽然没有打进城去，但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对敌人举行进攻，组织参战人员之多、声势之大、战斗之英勇，前所未有，是秋收起义以来湖南最大的农民武装暴动之一，给国民党新军阀和土豪劣绅以沉重的打击。
不过，在1929年1月，湖南省委交通机关被破坏，特委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29年1月，滕代远离开湘东随红军赴湘鄂西，但湘东各县党和地方武装在特委停止活动后仍坚持革命斗争。
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来醴陵召开了湘东特委会议
1930年6月，李立三以组织部与政治局的名义签署了两项命令。李立三和他的支持者既不信任也不了解中国的土地革命，以及群众可以行使权力的苏维埃政府，他们更不信任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情况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据说李立三曾经这样说，“用这种战术，等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头发也都白了④。”
李立三签署的第一项命令，是红军主力部队四个军整编为军团：朱德仍任第一军团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或称党代表。贺龙在湘鄂西的部队改称为第二军团。在赣西北的彭德怀的部队为第三军团。在华中的长江以北山区作战的游击部队改为第四军团，徐向前任总司令，张国涛任政治委员。
李立三签署的另一项命令是命毛泽东、朱德的队伍以及其他队伍离开农村，攻取工业城市。
毛泽东和朱德对于这两项命令都表示怀疑，当时除了毛泽东与朱德，很少有人对李立三的路线方针提出质疑与反对。但是毛泽东与朱德久居深山，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朱德不得不接受这两项命令。根据这两项命令，毛泽东、朱德率第一军团围攻南昌，一路北攻，打到了南昌城郊；彭德怀率第三军团离开赣西北的井冈山根据地围攻长沙，在不计其数的农民的支持下，一举夺取了长沙，并宣布成立了湘赣鄂三省苏维埃，由李立三遥领主席。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进攻南昌和长沙，彭德怀率部并占领了长沙的消息，使得列强直接投入了战场，全力支持国民党。美、英、意、日几国的炮艇本来已随同在长沙的外国侨民撤走了，但在7月30日，长沙被占的第二天，它们又回来了。在湘江下锚之后，它们对着长沙一连炮轰了四天，长沙城内大火四起，几千名军民死亡。这次轰击是由美国炮艇“派罗斯号”领头的。在外国炮弹的掩护下，原来在红军进攻时仓皇逃走的何键又回来了。
8月3日黄昏，红军和所有曾经协助红军的群众组织开始撤出长沙，携带着印刷机、白报纸、大米、现款以及从反革命部队手里没收过来的其他物资。同时，毛泽东与朱德率部来到南昌城郊，开始攻打南昌城，在敌军密集的防御工事下，红军战士如秋风中的落叶般，成批的倒在敌人的炮火下。24小时后，毛泽东与朱德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红一军团分三路纵队，扑向武汉，在途中遇见了从长沙撤下来，去会攻武汉的彭德怀。毛泽东、朱德与彭德怀会师后，召开了军事会议，对李立三的命令进行了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他们收到了李立三发出的再次会攻长沙的命令。“离开农村，围攻大城市”的革命中心论，后来被党总结为冒险主义，史称：立三路线。
在毛泽东、朱德率部攻打长沙的过程中，湘东特委得以重建，在萍乡太安里组建了湘东独立师。这支有800多人、450支枪的队伍，属湘东特委领导，是一支地方性的红军主力。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对这项命令提出了质疑，但他们的看法都被李立三否决了。第二次进攻长沙于9月初开始，直到9月13日的黄昏结束。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工人帮助红军挖掘战壕，运送粮食和弹药，抬运死伤，清扫战场。9月12日，毛泽东、朱德签发了撤围长沙的命令、进攻醴陵、萍乡等待时机的命令。9月13日，毛泽东与朱德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株洲，主持召开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上决定部队从株洲、醴陵方向撤退，决定攻取仅次于南昌的江西第二大城市—吉安。这是中国革命早期最为重要的一步，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与方向。在此次会议上，他们决定推翻李立三路线。
红军要来醴陵的消息，由配合红军攻打长沙的醴陵赤卫队、暴动队等，被党组织安排先行回醴陵，报告给了县委。9月14日，红四军、红三军相继进入醴陵县城，红三军军部设在状元洲。第二天上午，在状元洲召开了群众大会，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做了演讲，高度赞扬了醴陵人民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
9月14日傍晚时分，毛泽东、朱德与总部人员，在湘东特委书记张启龙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也来到了醴陵，住在状元洲桥公所。
在状元洲，毛泽东用了两天的时间，向中央写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原因的报告，对李立三的城市革命中心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做了准备攻打江西吉安的军事部署。
9月17日晚，在状元洲，毛泽东还召开了湘东特委会议，对醴陵的后期工作做了重要指示：醴陵人民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斗出了一个“南四国”很有名气，现在要进一步扩大党组织，尽快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同时，攸县、株洲是醴陵的左邻右舍，那里还没有建立县区委，醴陵县要派出得力的干部帮助他们建立党组织，发展革命斗争，不仅对醴陵工作有利，对整个湘东革命发展都很重要。⑤
9月18日，毛泽东、黄公略等同红一方面军总部负责人和湘东特委成员离开醴陵，乘火车前往萍乡，与地方同志一道，筹备攻打吉安。
在红一方面军攻打吉安的过程中， 毛泽东写信要求湘东特委征集5000名新兵，补充红一方面军。湘东特委张启龙等人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立即指示各县进行紧急动员，及时完成了这项任务。
1930年10月，湖南省委指定石青接任湘东特委书记，原书记张启龙调往湘鄂西。11月湘东特委改为湘东南特委后又称湘东分委，湘东分委为了保卫湘东南，首先扩建了湘东独立师，并改名为湘东南独立师。以莲花县游击队为主，茶陵、萍乡、攸县、醴陵等地游击队抽调一部人，组建了独立师第二团(原只有一、三团)。全团约500多人，350多支枪。从此，湘东南独立师由800多人增至1300多人，450支枪增至800多支枪，后又发展成为红八军，此为红六军团的前身。1931年3月，湘东南独立师为配合红七军，粉碎了湘敌第五路军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进攻，缴敌枪械数百支，俘敌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团团长陈汉维，大获全胜，揭开了第二反“围剿”的序幕。5月中旬，湘东南独立师在湘赣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配合红一方面军15天内横扫700里，五战五捷，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