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的“中国应对方式”与英国鼠疫“烈士村”往事
在全国上下齐心，一系列国家队风驰电掣的行动后，我们的防疫战已经全面打响。各项工作按照各级会议部署安排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
但在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中，武汉市长周先旺向社会坦诚表示：“受春节和疫情影响，目前有 500 多万人离开武汉，还有 900 多万人留在城里。”这一消息仍然引起了舆论的震荡。
武汉从1月23日凌晨2时宣布封城，当日10开始实施。正值新春佳节，有些人可能早有出游的安排，有些人则可能趁这个窗口“逃离”了武汉。
对500万人“逃离武汉”，许多人很是愤慨，责问武汉为何宣布封城后8小时才关闭“城门”，给人“突围”之机。对这个责问，其实静下来我有两个反问：
反问之一，如果你当时身在武汉，在致命的病毒恐怖笼罩下，听到8小时后要封城，你会如何决定？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讲一个17世纪发生在英国一个小村的故事。
英国鼠疫“烈士”村
埃姆，Eyam， 是英国德比郡距大城市谢菲尔德不远的一个小村庄，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现有村民969人。Eyam村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名胜或土特产，但它在英国历史上和英国人的心目中，却有着特殊的地位。
每年8月，来自英国甚至世界其它地方的人都要来到埃姆村，装饰村里的一口水井（well dressing)，以表达对村民历史上曾作出的牺牲的追思感激之情。
1665年的秋天，埃姆村的裁缝收到从伦敦谁送来的布料。几周后，裁缝的助手，因为从伦敦送来的布料中藏着有鼠疫的跳蚤，导致一个健壮的20岁小伙子突然暴病身亡。村子里接二连三不断有村民死亡，而伦敦因为鼠疫已死亡数千人，村子里面笼罩在恐怖中。
鼠疫过后，自姆村的人口从约350人减到了83人，至少260人死亡，比率远远高出英国其它爆发鼠疫地区。
“接受死亡”
外来的莫伯森牧师指导村民自我封禁在村子里，他保证与村民们在一起，只要他一息尚在，就会全力超度村民的亡灵。莫伯森牧师说，他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把鼠疫传给周围的村镇。在牧师的建议下，全存开始了自我封闭的日子，不许人出村，也不许人进村。
英国德比大学的斯维特博士说，莫泊森牧师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现代意义的隔离检疫。尽量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唯一有效办法。埃姆村民的牺牲，换取的是周围地区特别是像谢菲尔德这样人口聚居城市的人的安全。
埃姆村村民作出的选择，就是放弃自己生的希望，来换取他人更大的幸存的可能。这不是常人能够作出的决定，也是直到今天英国人仍在纪念缅怀埃姆村民的原因。
艰难的决定
回到今天的武汉城。
反问第二个问题：如果武汉市政府没有事先发出通知，而是在凌晨两点宣布即刻起封城，民众又会作何反应呢？
封城，就意味着留在城里的每一个人都增加了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也就是要求1100万人放弃避免感染病毒的机会来帮助政府控制疫情。
留在城里的人真的因此被传染上病毒的可能性，从理性角度看或许很微小，但从心理角度，这种恐怖压力在集体歇斯底里的氛围下发酵“井喷”，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
包括一些经验不丰富的医护人员也同样会担心。
1100万人口的大都市水陆空封城，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在全国疫情已发展到刻不容缓情况下，武汉人发扬了大爱精神，他们克服恐惧和现实困难。
“幸亏发生在中国”
然而，武汉“封城”的决定让世人瞠目、难以想象的震惊过后，是集体的暗自长长舒了一口气。
因为从医学专家到指挥员再到普通人都知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没有解药，得上了，只有靠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免疫力强的人能抗过去，甚至没有发病症状；抵抗力弱、伴有其他疾病的人，则有可能熬不过去。
唯一能做的，是尽可能控制疫情的扩散。这就要追踪、锁定、隔离每一个可能的感染者，尽量避免人群流动，让疫情最重自然消亡。在1100万人口的都市，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武汉、湖北、乃至整个中国在做的，实际上就是不同程度的牺牲个人的选择自由，以期最大程度的控制疫情。
有没有必要要求公民作出这样的牺牲，“封城”是否有效，从当下初步的防疫形势不难看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同时，在国际社会也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默认，这场疫情“幸亏发生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才能够在如此短时间内快速行动，从上到下的落实上级的指示要求。
1000张床位的新医院，7天建成；两周后，1500张床位的第二个专门医院也将投入使用。提供一个对比数字，英格兰人口5600万，过去30年间，医院总床位从30万张减到了今天的14.2万张。
2003年疫情暴发后对中国严厉批评的国际卫生组织，这一次对中国的努力给与了极高的肯定，一再推迟是否应该宣布武汉病毒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定。
在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是被发动起来的普通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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