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淑艳，蒙士芳|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行动取向与实现机制
引用格式：魏淑艳，蒙士芳.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行动取向与实现机制[J].理论探讨,2022（03）：96-103.
作者简介：魏淑艳，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蒙士芳，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维度，是创新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由党委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向党委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模式转变。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要厘清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加强顶层设计；二是要瞄准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立足国情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方向；三是要探索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机制，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信息化、智能化、网格化和专业化水平，即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常态化和精细化治理机制、强化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与网格化治理机制、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与多元化协作治理机制、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系统化联动机制与社会矛盾化解治理机制建设。
关键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行动取向；实现机制
一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市域层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优势快速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在市域层级的落实，是创新城市治理和加强社会治理的路径。聚焦新时代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汇聚了资金、科技与人才等资源优势，但也易形成、聚集和爆发社会矛盾风险，市域层级的治理难度和成本日益提高。新时代，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的社会情境是市域社会处于风险社会、虚拟社会、智慧社会和转型社会等四种类型社会的叠加状态。前三种类型社会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性社会类型，转型社会是中国城市面临的特性社会类型。市域社会本身具有多层次性，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等多个市域层级。市域社会还具有人口、产业、空间、组织高度集聚的四维特性，这些特性的聚合增加了市域社会治理的复杂性。
自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后，市域社会治理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推动中国情境下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迎合国家治理、创新城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基于此，本文旨在提出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立足国情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方向，探索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活力和安定有序等多重价值目标并重的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机制，为推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建议方案。
二
国内外研究进展
发达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主要奉行法治框架下的社会自治，因此，国外学术界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是关于公共治理模式和大都市治理的研究。自从治理研究兴起后，国外学者探讨了多种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提出的“多中心治理”模式[1]；盖伊·彼得斯(B.GuyPeters)提出的未来政府治理模式[2]；佩里·希克斯(Perry Hicks)提出的整体性治理模式[3]；克里斯·安塞尔和艾莉森·加什(Chris Ansell，Alison Gash)提出的“协同治理”模式[4]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关于大都市治理相关研究，主要以美国大都市治理研究较有代表性，其经历了从传统区域主义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区域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不同时期学者的关注点各有不同，以对治理规律和治理模式的探讨具有代表性，例如，格温达夫·威廉斯(Gwyndaf Williams)从竞争力、合法性和管理层级等方面总结了大都市区治理的演变规律[5]；让·皮埃尔(J. Pierre)提出管理、社团、支持增长和福利共四种城市治理模式[6]。
国内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200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学术研究走过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发展过程，研究成果颇丰。在社会管理方面，学术界主要探讨了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何增科提出包括完善社会服务体制在内的十大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构想[7]；俞可平指出社会管理创新的最终状态是善治[8]；童星主张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在于对风险、开放、多元和虚拟社会的管理[9]。在社会治理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社会治理主体、面临挑战和创新路径等方面开展研究。关于社会治理主体研究，张康之强调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10]；陈振明强调非政府社会主体的作用[11]。关于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创新路径研究，张康之主张社会治理创新要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相关联[12]；姜晓萍提出要纠正市域社会治理实践误区，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13]；蓝志勇主张要追求与实施制度性执法和职业化管理的新路径[14]；童星强调要消弭邻避冲突、做实决策风险评估、改革信访制度和优化社会治理结构[15]。
目前，随着实践的进展以及党和政府政策的调整，社会治理研究又向纵深发展，不仅关注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也开始从整体性角度关注市域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相关研究刚刚起步，主要体现了不同学科视角的思考。张春叶等人从新闻学视角提出要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的信息处置能力[16]；余敏江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指出要推进市域精细化治理模式[17]；成伯清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的路径即建构都市共同体[18]；马俊提出通过树立理念、完善制度机制和提升能力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19]；吴晓林提出要以准确把握城市“两级思维”特性来做好市域社会治理[20]。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研究观点集中在理论塑造、维度把控和推动路径方面。王名和李朔严主张激发社会组织活力[21]；孟天广和赵娟提出构建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22]；田毅鹏主张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23]；赵俊源和何艳玲提出规模红利与公共服务相互交织是中国城市治理演进的核心[24]；杨立华提出了完美治理建设方案[25]；庞金友提出采用“五治”即自治、法治、德治、共治、智治融合的治理策略[26]。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总体较少，主要侧重治理模式与城市治理的研究。尽管国内外在社会治理的研究语境上有所不同，但国外关于城市治理的相关理论研究也为推动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国内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呈现出一个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市域社会治理及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研究领域日渐扩大，研究内容逐步深化，但在市域社会治理方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三
价值定位和理论基础
发达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主要奉行法治框架下的社会自治，因此，国外学术界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是关于公共治理模式和大都市治理的研究。自从治理研究兴起后，国外学者探讨了多种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提出的“多中心治理”模式[1]；盖伊·彼得斯(B.GuyPeters)提出的未来政府治理模式[2]；佩里·希克斯(Perry Hicks)提出的整体性治理模式[3]；克里斯·安塞尔和艾莉森·加什(Chris Ansell，Alison Gash)提出的“协同治理”模式[4]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关于大都市治理相关研究，主要以美国大都市治理研究较有代表性，其经历了从传统区域主义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区域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不同时期学者的关注点各有不同，以对治理规律和治理模式的探讨具有代表性，例如，格温达夫·威廉斯(Gwyndaf Williams)从竞争力、合法性和管理层级等方面总结了大都市区治理的演变规律[5]；让·皮埃尔(J. Pierre)提出管理、社团、支持增长和福利共四种城市治理模式[6]。
国内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200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学术研究走过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发展过程，研究成果颇丰。在社会管理方面，学术界主要探讨了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何增科提出包括完善社会服务体制在内的十大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构想[7]；俞可平指出社会管理创新的最终状态是善治[8]；童星主张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点在于对风险、开放、多元和虚拟社会的管理[9]。在社会治理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社会治理主体、面临挑战和创新路径等方面开展研究。关于社会治理主体研究，张康之强调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10]；陈振明强调非政府社会主体的作用[11]。关于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创新路径研究，张康之主张社会治理创新要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相关联[12]；姜晓萍提出要纠正市域社会治理实践误区，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13]；蓝志勇主张要追求与实施制度性执法和职业化管理的新路径[14]；童星强调要消弭邻避冲突、做实决策风险评估、改革信访制度和优化社会治理结构[15]。
目前，随着实践的进展以及党和政府政策的调整，社会治理研究又向纵深发展，不仅关注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也开始从整体性角度关注市域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相关研究刚刚起步，主要体现了不同学科视角的思考。张春叶等人从新闻学视角提出要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的信息处置能力[16]；余敏江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指出要推进市域精细化治理模式[17]；成伯清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的路径即建构都市共同体[18]；马俊提出通过树立理念、完善制度机制和提升能力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19]；吴晓林提出要以准确把握城市“两级思维”特性来做好市域社会治理[20]。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研究观点集中在理论塑造、维度把控和推动路径方面。王名和李朔严主张激发社会组织活力[21]；孟天广和赵娟提出构建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22]；田毅鹏主张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23]；赵俊源和何艳玲提出规模红利与公共服务相互交织是中国城市治理演进的核心[24]；杨立华提出了完美治理建设方案[25]；庞金友提出采用“五治”即自治、法治、德治、共治、智治融合的治理策略[26]。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总体较少，主要侧重治理模式与城市治理的研究。尽管国内外在社会治理的研究语境上有所不同，但国外关于城市治理的相关理论研究也为推动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国内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呈现出一个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市域社会治理及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研究领域日渐扩大，研究内容逐步深化，但在市域社会治理方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四
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实践经验
(一)市域社会治理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下，行政区域划分为省、地、县、乡等四级，城市行政层级被划分为省部级城市(四大直辖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和厦门)、地级市(设区的地级市和不设区的地级市)以及县级市。鉴于地级市及其以上层级的城市规模一定、城市特征明显，本文的“市域”范畴外延稍广，定位在县级市以上，重点聚焦地级市及其以上层级的市域社会治理实践。
市域社会治理是城市政府对市域社会内交通秩序、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社会矛盾、公共安全等诸多问题的治理，涉及治理体制机制、治理方式、治理内容及治理工具等多个方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城市政府对市域各种社会问题治理的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体可从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治理工具现代化等多个方面考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活力和安定有序作为核心价值目标[13]，具体要围绕治理内容、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手段等多方面展开。
(二)市域社会治理的价值定位
中国城市发展进程推动了市域社会治理的进展，市域社会治理是迎合中国城市快速化发展态势的产物，市域已经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场域。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的规模与数量不断增长，1,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以及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140多个。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性增加了市域社会治理的错综性。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等城市层级塑造了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层次性、多方位性和多变化性。市域社会聚合了人口、产业、空间、组织高度集聚的四维特性，使得市域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凸显。
创造和提高市域人民美好生活是达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和任务的动力来源。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关系到全体市民的生活质量，是满足城市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愿望的途径之一。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巨型城市的社会脆弱性大增。城市人口的扩张使得城市社会面临的公共安全风险和社会矛盾冲突等问题日益增多，市民的生活质量高度依赖社会治理[27]。城市安全、生活稳定等美好生活设想使得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凸显。市域社会治理必须依托智慧城市建设，抓住安全生产监管、消防、社会治安这三个关键领域，加强全方位、科学、理性的机制建设，运用法治化思维和法治化治理方式推进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从而满足城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理论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总体国家安全观
1.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逐渐发展完善。作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话语体系丰富鲜明，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8]。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29]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构成上看，国家治理体系可细分为执政党、政府和社会治理体系等三个部分，包括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和组织机制。第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提出要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30]104，强调的是各级党政干部的科学、民主、依法执行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达成，要建立在综合运用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以及应急治理等现代化治理方法之上，聚焦系统治理、加强顶层设计；坚持依法治理、保证法律程序；实施综合治理、点面协同推进；立足源头治理、重视标本兼治；加强应急治理、科学合理决策。
2.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年4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30]200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推动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支撑，其从系统的角度强调“大安全”理念，明确了构建符合国家“大安全”发展理念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一重要任务。在实践层面上，总体国家安全观指明了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方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正确、科学地把握并处理好“五大矛盾关系”，即：实现发展与安全的有机统一；实现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良性互动；实现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共同巩固；实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统筹治理；实现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相辅相成[31]。
五
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取向与实现机制
(一)行动取向
1.建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建构基于价值目标、治理体系目标、治理能力目标和治理效果目标相组合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宗旨是人民中心。第一，明确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活力和安定有序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选择。第二，治理体系目标强调职能专业化管理、部门协同、政社合作、政策保障、资源保障体系的现代化。第三，治理能力目标强调问题识别能力、控制化解能力、法律政策运用能力、技术支持保障能力的现代化。第四，治理效果目标强调社会治理的高效率、高效益、安全稳定性和公正性。
2.明确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任务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具体要围绕治理内容、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手段等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基层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基层公共服务水平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水平的衡量标准之一，已经成为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关注点，新时代，应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搭建信息化服务平台，提升治理的信息化水平。二是治理队伍专业化建设。专业人才队伍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支撑力量，既要加强基层公共服务队伍建设，也要推行社会机构网格化、专业化、规范化治理。三是治理过程法治化建设。法治可以增加市域社会治理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新时代要继续推进以民生福祉、公平正义为价值目标的法治化建设。四是治理工具智能化建设。大数据共享、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是市域社会治理的科技支撑，要通过开展治理工具智能化建设，切实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3.厘清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领域
新时代，中国市域社会处于风险社会、虚拟社会、智慧社会和转型社会等四种类型社会的叠加状态，需要厘清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领域。针对风险社会要强化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包括科学技术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安全风险治理；针对转型社会，要加强社会矛盾、社会治安、公共危机、生态环境、交通拥堵、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公共卫生、群体性事件等治理；针对虚拟社会要加强网络舆论与网络安全的引导与治理；针对智慧社会要在市域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全方位推进智慧治理，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准。
(二)市域社会治理机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机制是指在市域范围内构建出平衡和维系市域治理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运行方式，具体体现在优化社会治理组织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核心能力、发挥大数据治理工具优势等方面。在确定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立足国情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方向之后，应积极利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活力和安定有序等多重价值目标并重的市域社会治理机制实现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艰巨任务。市域社会治理机制可从四个维度共九个方面建立，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市域社会治理机制
1.优化市域社会治理常态化与精细化治理机制
(1)重塑市域社会政策管理机制。科学合法的市域社会政策在引领、指导市域社会治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重塑市域社会政策管理机制。一是要建立健全社会政策的公共需求和调查机制。新时代下社会公共需求随着社会发展状况变化而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当下社会公共需求的内涵，要充分发挥政策调查工具的检索作用，给制定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社会政策提供数据支撑。二是要完善社会政策的信息公开和沟通机制。社会政策应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化解社会风险、解决社会问题，信息公开程度的高低会在一定意义上影响治理政策的支持率，因此，信息公开和沟通机制的建立可以为提升市域政府治理能力增添效力。三是要健全社会政策的实施绩效评估机制，对不当政策及时调整。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及时有效的政策评估机制能够检验市域社会政策的施行效果、构筑治理资源的优效配置。
(2)倡导和加强市域社会治理法治为本的治理机制。市域社会治理主张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但要以法治为基本手段。法治是社会治理体系中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标识。一是要加快推进以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重点的法规制度建设；二是要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队伍建设，提升社区居委会、网格员等基层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推动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三是要推动基层法律服务提供者高质量地开展普法宣传与法治教育活动，建立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提供法律服务的基层治理志愿参与机制。
(3)巩固与推行治理资源下沉机制。将人、财、物等治理资源下沉到市域最基层的街道、社区，提升治理效率。一是要定期选派干部下沉到街道和社区，一方面助力基层组织明确市域社会治理目标，推动基层治理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并优化治理经验、扎根基层，能够进一步提升基层市域社会治理水平。二是要确保财政资源下沉的有效性，充分调动基层组织及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保障市域社会治理的经济活力。三是要为街道和社区等基层组织配备物力资源，搭建物质资源提供平台，为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物质基础。
2.强化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与网格化治理机制
(1)培育和优化共享交互式的数字化治理机制。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支撑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数据化治理一方面可以提升市域现实空间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也能够迎合新时代市域网络空间“云”治理的要求。通过培育和优化共享交互式的数字化治理机制，如数据资源共享机制、信息协调沟通机制、大数据监管机制、智能化协作机制等，可以进一步解决信息孤岛、监管滞后等市域治理现实问题，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智慧化、信息化、互动化水平。
(2)全面建立与提升智慧城市网格化治理机制。通过智慧城市治理，全面建立与提升城市运行秩序和城市治理效率，旨在改善城市社会治理格局，塑造市域治理新模式，提升城市信息化的层次和构建网格化的框架。以大数据信息化、标准化建设为抓手，以信息技术引领智慧城市平台的建设。将“智治”纳入智慧城市建设范畴之中同步部署、同步推进，通过建立一站式惠民服务平台，推行“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等便民举措，深化“最多跑一次”“马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网上办”等行政改革，从而提高服务效率、治理效率，不断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信息化、快捷化和智能化水平。
3.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与多元化协作治理机制
(1)完善和优化社区自治机制和协同治理机制。以社区为核心的基层是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落脚点，多元主体参与市域社会治理促成了社会共同体协同治理平台的搭建，为市域社会治理营造了民主、科学、安定、团结、凝聚的氛围。首先，要以社区公共需求为基本导向，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诉求表达和诉求满足的沟通机制。借助精细化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增添多元主体沟通交流的机会。其次，立足构建良好的社区协同治理机制、优化网络化治理机制，构建内涵丰、范围广、领域阔、层次深的社会治理流程，不断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网格化治理水平。
(2)建立健全多部门协作机制。与社会管理不同，市域社会治理的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应根据社会情境和社会问题建立健全以政府主管部门为中心的多部门协作机制，由政法委、市委相关职能部门、应急、卫健委、民政、住建、城市综合管理和食品安全监管等多部门协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承担起政府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多部门协作机制力量的真正发挥还要借助于大数据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合理合法地搭建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评估监管机制。
4.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系统化联动机制与社会矛盾化解治理机制建设
(1)培育与推行公共安全系统化联动管理机制。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与城市消防是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域公共安全应以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与城市消防三足并重，培育与推行系统化联动管理机制。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要合理利用行政、法律等政策工具，缓解社会矛盾冲突集中爆发引起的公共安全风险；二是要完善相关部门和企业的自检自查机制，从源头治理，降低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概率，减少社会的人员财产耗损；三是要从多个途径加强城市消防管理，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组织联合开展相关培训活动，提高社会公众对于消防安全的重视程度、培养社会公众的消防意识、增强公众的自救能力。
(2)加强市域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建设。在社会转型发展背景下，劳动争议、环境污染等社会矛盾纠纷尚难以避免，为更好地达成市域社会治理目标，加强市域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建设、提升治理主体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能力具有必要性。市域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包括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党政主导的群众维权机制。该类机制的重点不只是简单地化解社会矛盾，其核心要义是维护整个社会安定有序、保障生产顺利和生活健康、增强全社会人民的幸福感。
六
结论
市域社会治理对上可以承接国家和省域治理的任务指标，对下可以指导县域治理基础工作。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城市治理现代化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具体如下：
首先，制度设计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党委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社会治理模式中，基层社区自治制度与社区治理、平安中国建设等市域社会治理制度框架，是在国家指导下的宏观设计与地方的主动探索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次，在中国现实政治制度框架下，我们应正确认识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现实问题，瞄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取向。一是要以人民中心为宗旨，建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治理体系目标、治理能力目标和治理效果目标；二是要明确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任务，从基层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治理队伍专业化建设、治理过程法治化建设、治理工具智能化建设等方面持续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三是要厘清风险社会、虚拟社会、智慧社会和转型社会等四种类型社会叠加情境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领域。
最后，通过建立健全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活力和安定有序等多重价值目标于一体的市域社会治理机制，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信息化、智能化、网格化和专业化水平。要立足市域社会治理实践发展情境，优化市域社会治理常态化和精细化治理机制、强化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与网格化治理机制、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与多元化协作治理机制、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系统化联动机制与社会矛盾化解治理机制等的建设。
与此同时，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复杂性。在风险社会、虚拟社会、智慧社会和转型社会等四种类型社会的叠加状态下，如何更好地运行市域社会治理机制、实现“中国之治”，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注释、参考文献略，具体见中国知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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