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活着，就必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我已相当详尽地探讨了这整个问题， 因为若没有关于事实背景的一些准确知识，任何关于个人责任的讨论都不可能有什么意义。现在让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那些各行各业中的少数异类，他们如何能不合作并且能拒绝参与公共生活，尽管他们不能也确实没有抵抗?第二，如果我们同意，那些人不纯粹是恶魔，无论他们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能力服务于纳粹事业，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做出那些行为的?在这个政权失败以及这个“新秩序”及其一套新的价值崩溃之后，他们依据什么样的道德根据而非法律根据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对简单：那些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负责的不参与者，是仅有的敢于自己作出判断的人，而他们之所以有能力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套更好的价值体系，或者旧的是非标准仍植根于他们的灵魂和良知。相反，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最早屈服于纳粹体制的恰恰是那些正派体面阶层的成员，他们在纳粹时代早期并没有被知识和道德的剧变所触动。他们简单地用这一套价值体系替换那一套价值体系。因此我认为，不参与者就是那些其良知不按照自动自发的方式起作用的人们，这种自动自发方式就像是，当具体的情况出现时，我们用一套后天习得的或天生的规则去处理它们，这些规则可以应用其上，因此每一种新经验或新形势都已被预先判断了，而我们只需要把事先已学到或拥有的无论什么东西付诸行动就行了。

     我认为，那些不参与者的判断标准与此不同：他们自问，在已犯下某种罪行之后，在何种程度上仍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而他们决定，什么都不做要好些，并非因为这样世界就会变得好些，而只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才能继续与自己和睦相处。故而当他们被逼迫去参与时，他们就会选择去死。不客气地说，他们拒绝去杀人，并不因为他们仍坚持“你不得杀人”这一戒条，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一个杀人犯——他们自己——共存。
      这种判断的前提并非一种在道德问题上的高深或老练，而毋宁是那种明确地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即投入我与自己之间无声对话的倾向，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我们通常把这种对话称为思。这种思，尽管位于所有哲学思想的根基之处，但它不是技术性的，并且无关乎理论问题。那些想自己思考并因此必须自己作出判断的人们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们之间的界限，打破了社会、文化或教育的所有差异。
     在这方面，希特勒政权时代受尊敬阶层的那种全面道德崩溃也许会使我们明白，在这种境况下，那些珍惜价值并坚持道德规范和标准的人们是不可靠的：我们现在知道，道德规范和标准能够在一夜之间被改变，而留存下来的就只不过是那种总要坚持点儿什么的习惯。在这种境况下，可靠得多的则是那些怀疑者，并非因为怀疑主义是好的，或者怀疑有益，而是因为他们习惯检审事物并且自己作出决定。而最可靠的则是那些只确定地知道这一件事的人们：不管发生其他什么事情，只要我们活着，就必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但是，该如何看待针对那少数人的批评呢?他们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漠然置之，因而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存在那种在其中不能担负对世界的责任(它首先是政治性的)的极端处境，因为政治责任总是要以一种甚至最微小的政治权力为前提。我认为，无能为力或者彻底的无权力是一个合法的理由。又由于它看来甚至需要一种特定的道德品质来认识这种无权力的状况，一种良好的意志和信念来直面现实而不生活在虚幻之中，它就更为合理了。况且，甚至在令人绝望的处境下，恰恰是这种对自己的无能为力的承认，仍然体现着残留的力量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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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抵抗平庸之恶》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