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范”背后的伦理问题——西尔维亚·普拉斯女性诗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创作了大量以女性形象和女性生活为表现对象的诗歌，这些女性诗展现了特定时代女性的主体经验，反映出对“闺范”——社会加之女性身上的责任、义务和道德观念的合理性的伦理思考。普拉斯的诗歌中贯穿着一条伦理线，就是对待“闺范”的态度，其发展变化是随着女性经验的积累而生成的。伦理线与诗人内心的伦理冲突纠缠交织，使之产生道德焦虑，陷入伦理困境。对旧的伦理秩序的反思则让诗人在诗歌中发出反抗的声音，呼唤挣脱屈从，以“重生”解决伦理问题，推动社会道德观念的进步。
作者简介
曾巍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当代诗。
正 文
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两百多首诗歌。其中有大量以女性形象和女性生活为表现对象的诗歌，或大胆直接地呈现女性独有、私密的感官经验，或展现女性与社会成员尤其是家庭成员的关系，或吐露女性对自身社会身份的思索与疑惑，可以称之为女性诗。这些诗歌所彰显的女性意识，回荡着摆脱“男性中心主义”的强音，一直是女性主义批评的考察范本。而当我们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切入对这些诗歌的分析，则会发现，这些诗歌是在特定的伦理语境中产生的，时代加之女性身上的“闺范”，一面塑造女性，一面束缚女性。这样的境况让女性处于伦理选择的两难之中：“闺范”是否意味着女性个体需要遵循的最高道德？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普拉斯女性诗中不断回旋的主题。因此，对这些诗歌的解读，当然不能绕开伦理问题。
01
经验：伦理线的生成
聂珍钊教授指出，伦理线揭示的是文学作品中伦理问题出现、发展、演变和解答的过程，主要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展示文学作品中伦理问题的产生和解决过程，二是将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结组合起来，构成文学作品完整的伦理结构。
女性主题诗是普拉斯诗歌创作中涉及较多的题材，不同阶段都有代表性的作品。普拉斯在早期的创作中时常怀着赞美与憧憬去描摹一个完美女性的形象，这一形象与时代期望是吻合的，符合“闺范”要求，具有社会所赋予女性的社会角色应有的道德观念；而到了后期，普拉斯则试图否定这一形象，以大量的笔墨书写“闺范”束缚下女性悲剧性的命运，反映出诗人的不满情绪以及对“闺范”所含的道德观念的反思。这样的变化不是陡然发生的，而呈现为一个线性过程，随着诗人逐渐融入女性的各种社会角色，在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的展开中逐步获得女性自我的经验，经验的深化是推动诗人思索女性的伦理处境并作出伦理抉择的驱力，也导致诗人的伦理观念呈现出线性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从诗歌总体中看出一个“文学文本的纵向结构”，对“闺范”的不同态度，就是“贯穿在整个文学作品中的主导型伦理问题”（聂珍钊 265），如此就形成了一条伦理线。
聂珍钊教授指出，“伦理线揭示的是文学作品中伦理问题出现、发展、演变和解答的过程，主要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展示文学作品中伦理问题的产生和解决过程，二是将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结组合起来，构成文学作品完整的伦理结构”（266）。伦理线，不仅存在于单一的文学作品，如一部小说、一部戏剧或是一首诗之中，同样存在于某一作家的总体作品中。普拉斯的诗歌中，这条伦理线清晰可辨，它与诗人对待“闺范”的态度纠缠交织在一起，她在面对这一伦理问题时的选择困惑则是“伦理结”，突出反映了诗人内心的矛盾与冲突。而伦理线与伦理结是如何生成的呢？笔者认为，这是诗人女性意识不断强化的结果。所谓女性意识，它是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对自身所属性别的察觉，它不仅仅要意识到自身所属性别总的差异，又要认识到统一性；既要认识到女性的主体自身，也要认识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女性意识内含了一种伦理意识，它的逐步形成，是与女性经验的逐步丰富联系在一起的。
普拉斯诗歌对女性经验的书写，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其一是以直呈或隐喻的方式来展现女性的感官经验。她时常喜欢将女性的特殊的生理器官作为意象直接写到诗歌之中，比如乳房、卵巢、子宫等，作为她标明自我性别的一种外显标志。如在“养蜂人的女儿”（“The Beekeeper’s Daughter”）中，她就将蜂箱比喻为乳房，暗示养蜂的父亲处于女性（也包括母亲和她自己）的包围之中。在“侦探”（“The Detective”）中，她直接描述了在时间的流逝中女性身体悲剧性的变化，首先是嘴，“外表逐渐起皱，变得干瘪”（209），①然后写到了乳房：“它们变硬了，两块白色岩石。/乳汁转黄，接着转蓝，变甜，像水”（209）。普拉斯的诗还涉及女性独特生理体验，比如月经、怀孕、分娩、流产等。如“感伤”（“Maudlin”），实际是以隐喻的方式暗指女性的月经初潮：“被血污粘连”、“红葡萄酒大桶”、“美人鱼姑娘为每一条白皙的腿付出代价”就是女性行经经验的戏剧化表达（Holladay 86）。当然，普拉斯对身体经验的描述往往还和心理体验结合起来，这说明普拉斯认为女性的身心同样具有统一性。“国会山原野”（“Parliament Hill Fields”）看似描绘原野风光，实则疏泄流产后失去未成形的胎儿的伤痛感受：“在这光秃秃的山上，新年磨砺锋刃。/没有脸，苍白，像陶瓷，/圆圆的天宇自顾自地运转。/你的不在并未惹人注意；/没有人说得出我缺了什么”（152）。胎儿的流产，在普拉斯看来也是自己身体的缺失。整首诗，就是一位流产的母亲对胎儿的挽歌。普拉斯还用韵文写过一部题为“三个女人”（“Three Women”）的诗剧，“某种意义上是扼要重述以往的往事”，“三种声音，差不多很像脱离现实的子宫里发出的声音”（史蒂文森 263），包括妊娠阶段对怀孕的恐惧、对流产的伤怀，分娩时的复杂情感等。她在剧中构造出的三个女人的嗓音，实际都糅进了诗人自身的经验与独特感受。
书写女性经验的第二种方式，是反映女性置于社会角色中的现实处境，其中透露出她对女性社会身份的认识。这样的方式，与对“闺范”的伦理认识紧密关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随着身份的转变、婚姻的变故，以及人生阅历的逐步丰富，诗人的认识也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早年所写的“珀尔塞福涅的两个姐妹”（“Two Sisters of Persephone”）通过借用希腊神话中的冥后珀尔塞福涅的故事，表明了她对女性如何成其为女性的态度。她将两个女性一个置身于光明中，一个置身于黑暗中。明显的，光明代表认可，黑暗代表否弃。光明中的女性，“在那绿色的祭坛上//甘愿做太阳的新娘，后者/因为繁殖而疯长”（32），这就是说，女性只有成为新娘，并具有旺盛的繁殖能力实现了从少女到母亲身份的转变，才会产生自豪感。而黑暗中的女性，“无奈地至死守身如玉，/带着终生闲置的身体走进坟地，/虫豸做她的丈夫，却仍然算不上妇人”（32）。这样的女性幽居在封闭的自我世界里，形容枯槁，她的事业是“无望”的，如果她不结婚，不通过与男性发生关联进入社会，她也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但是，对男性甜蜜的幻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生了转变，现实生活也让普拉斯体验到了两性冲突的存在。结婚后，生活渐渐让普拉斯感到索然无味，并认识到逐渐失去了自我，普拉斯的诗歌中更多地开始描述家庭对女性个性的戕害，开始以悲剧性的口吻反思女性的命运。在“一生”（“A Life”）中，她这样描述一个女人苍白的生活状况：“一个女人拖着她的阴影，围着/空无一物的医用托盘绕成一圈。/它像极了月亮，或空白的纸/仿佛在私密的闪击战中创巨痛深”（150）。过往的生活对她而言几乎没有意义，只是“被压扁为照片”，而未来也无可指望，“是只灰色海鸥”（150）。“情书”（“Love Letter”）一开篇就直指婚姻中爱与激情的消失，剩下的只有无趣的周而复始：“如果现在我一息尚存，那过去就死了，/尽管，如一块石头，与它无干，依从于习惯岿然不动”（147）。明显的态度转变出现在诗歌之中，当女性因社会角色而获取女性经验之后，对“闺范”的理解不断加深，反而使之对看似完美的道德要求产生了怀疑：获得社会认同就必须失去女性自我而成为男性的依附？究竟是听命“闺范”的训诫还是服从自己的内心更合乎道德？处于时代漩涡中的女性面临选择的难题，陷入了伦理困境。
02
焦虑：伦理身份的困境
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因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
普拉斯所处的时代，女性要想在人际关系中获得承认，就必须适应生理和社会强加给她们的社会角色。一方面，女性在社会关系中获得伦理身份，另一方面，这种伦理身份所衍生的命运却是以女性放弃自我实现为代价的。普拉斯意识到，在完成“主妇”、“妻子”、“母亲”的角色从而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与实现写作理想的诗人角色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选择的难题，指向的是对身份以及附加在身份之上的道德、责任、义务的认识。普拉斯的女性诗，集中地反映了她的伦理困惑，她在生命的后期陷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极端情绪之中，除了个人生活变故的原因，也与她焦虑的心理状况有关，而这种焦虑，实质是一种道德焦虑。
弗洛伊德曾分析过道德焦虑，认为它来源于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冲突。当本我的欲望因超我的审查无法得到满足，自我便会产生焦虑感。弗洛伊德说在抑郁症和躁狂症病人身上，常常可以发现某种矛盾情绪，其明显的表现就是“对于同一人而有两种相反的情感即爱与恨”（弗洛伊德 344），普拉斯有许多描写与家庭成员关系的诗，其中对双亲，对丈夫的情感都是爱恨交织的。种种矛盾，根源在于自我意识与女性的现实处境之间的冲突：“闺范”要求她恪守社会赋予女性的责任和义务，将自己奉献给丈夫和家庭，履行看似合乎道德的伦理身份，但女性的自我意识却要挣脱对“闺范”的屈从。焦虑伴随着诗人对女性伦理身份的思考，影响着她在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选择，而如果选择难以做出，焦虑就积压到无法化解，这也是导致诗人选择以死亡结束现实中的两难选择的原因。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而不是进行抽象或者主观的道德评价”（聂珍钊 256）。普拉斯的诗歌中存在的种种冲突和矛盾，都是有特定的伦理环境的，而她也如实地向读者展示了特定环境中的两性冲突。“旷野中的雪人”（“The Snowman on the Moor”）第一次出现了剑拔弩张的“两军对峙”局面：“她冲出房间/诅咒和辱骂的声音仍在回响”，“但他并没有去/只是呆坐着，守卫他凄凉的箭楼”（58）。家庭中突然爆发出的矛盾冲突只是一次夫妻间的口角，但是，当女性试图摆脱家庭，摆脱丈夫的控制，转而向社会求援时，却发现社会观念依然是男性的一丘之貉，甚至可能更加残酷，男性的统治地位无法撼动，她只能回到家庭，接受无情的现实，并甘心接受屈从的历史和未来。“动物园管理员的妻子”（“Zoo Keeper’s Wife”）直接将怨愤对准了休斯，她抱怨“过去的积怨你推我搡，如此多松动的牙齿”，而在缺乏关爱的婚姻生活里，自己样子难看，容颜衰朽：“我的肚子是只丝质的袜子/我姐妹的头与尾在那里腐烂”（154）。而作为丈夫的男性关心他的动物甚至超过了妻子。“事件”（“Event”）则还原了已无爱意可言的夫妻极其勉强的共同生活，两个人“背对着背”，丈夫的话语也异常冷漠：“我听到一声枭叫/从它冷冷的靛蓝传来。/不堪的原音进入我的心。”这让妻子感觉仿佛所有的过去都是一个错误：“过去错误的沟痕，又深又苦”，“爱不会飘然来临”（194）。这种生活让普拉斯觉得，虽然通过婚姻和生育，实现了自我的女性命运，但自我却因此而消失了：“我的肢干，同样，已弃我而去。”或者说，她认为自我是不完整的：“我们像残疾人那样触摸”（195）。这正说明，普拉斯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实现自我的愿望，和实现女性的愿望，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而这也是导致她精神上的压抑和焦虑的根本原因，这种焦虑也反映在她的诗歌中，她“采用了高度紧张的隐喻来描述她的精神状态”，这种“隐喻的选择超越了诗歌惯例，用她的想象那可怕的暴力考验着读者的鉴赏力”（Beach 159）。
普拉斯的名诗“爹地”（“Daddy”）也突出展示了两性的对立以及女性的情感焦虑。诗歌中的父亲，可以看作男性父权制度的影射──这种形成于历史中的社会机制，深刻影响了社会个体的家庭组织形式、道德观念，也影响人类的文化规范、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关的文化及社会体制。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男人是主宰，女性仿佛是根本不想成为主要者的次要者。她面对组织严密的父权社会，自然会觉得喘不过气来，父亲由是变成了纳粹党徒：“我，我，我，我，我/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以为每个德国人都是你。”而女儿，委屈得以为自己是遭受压迫，被放逐的犹太人：“我开始像犹太人那样说话。/我想我真可以做个犹太人”（222）。可是，女儿与父亲当然不是决然的对立关系，他们之间的血缘联系又使得彼此之间无法割断，正如女性在面对父权制时同样会疑虑重重：当她们想到弗洛伊德的“身体结构即命运”与梅洛—庞蒂的“身体即普遍性”的箴言时，自然会想到如是社会现实的形成是宿命的必然，要改变现实处境，也许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扭转女人在社会中的不利局面，反而会激起男性的警觉。更糟糕的是，在现实中，女性对父权社会依然存在依赖性。一旦这样的社会现实被改变，女性反而觉得无所适从。因之，“爹地” 中普拉斯对父亲的态度也是充满矛盾的，爱与恨的双重情感与她对女性伦理身份的思考与探寻扭结在一起。在这个层面，普拉斯的女性诗，已经超越了自怨自艾，而开始揭示女性普遍遭遇到的伦理困境，开始自觉反思女性的命运，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叫屈，并对“闺范”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只是，普拉斯并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解决这种伦理困惑，多重身份的叠加使内心的伦理冲突更加凸显，正如亚奎琳·罗斯所说：“普拉斯既不是一种身份，也不是简单的分裂的多重身份。她尽力描写某种张力──愉悦/危险，你的/我的过失，高级/低级文化──但并没有解决或消除这两者之间的冲突”（Rose 10）。
03
挑战：伦理秩序的反思
对蜜蜂社会的描述，对它的阶层的分析，对蜂后地位和命运的揭示，实则也是置身现实中的女性从另一个侧面对人类社会制度的自觉反思。
从普拉斯的女性诗可以看出，她对个人的家庭境遇、对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身份，对“闺范”是深感不满的，这些诗歌也是一个选择写作的女性字字含泪的泣诉。许多关心女性命运的人曾就女性为何处于“他者”的地位做过探讨，认为女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教育成的。而那个施教者则是掌握着社会主导权的男性，是他们依照自己的需要将女性训练、培养成了“特殊的奴隶”，而女性在长期被教育的过程中，“处于长期的贿赂加恐吓的状态之中”（穆勒 264），逐渐对自己的身份和性别角色习以为常。然而，长期的压迫必然导致反抗，觉醒的女性自然会呼吁重返自由。普拉斯的诗歌，已开始自觉地反思女性的命运，她“能够自始至终将女性的家庭、生育、婚姻等包含着悲剧的世界暴露无遗”（Aird 14）。这种反思，实质是对伦理秩序的反思，她要指出“闺范”中的制度性痼疾，以艺术的手法真实地揭示，以隐喻的方式含蓄地抗议。
在普拉斯十分重要的作品“蜜蜂组诗”中，她集中表明了她的态度。对蜜蜂世界的观察，对普拉斯思考现实世界中女性的处境和出路有着深深的触动。由于在蜜蜂世界里，蜂后拥有统治权，它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以“女权”为基础的，和人类社会是截然相反的。那么，对蜜蜂社会的描述，对它的阶层的分析，对蜂后地位和命运的揭示，实则也是置身现实中的女性从另一个侧面对人类社会制度的自觉反思。
“养蜂会”（“The Bee Meeting”）一诗可以看做“蜜蜂组诗”的序曲，它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关于蜜蜂的世界，也将读者带进了隐喻中的女性世界。只是她并没有将蜜蜂世界中的雄性与雌性对立起来，而是将蜜蜂世界与人类世界对立起来。蜜蜂喻指女性，让诗人有认同感。而那些板着面孔的村民，都成了社会陈规和制度的傀儡，他们对蜜蜂施以手术，其实指向的是对女性的规训。在这无处不在、众口一词的控制、干涉和监管下，虽然“我”充满勇气，却仍然“感到了一丝寒意”（212）。“蜂盒送抵”（“The Arrival of the Bee Box”）中随着一只蜂盒送到眼前，诗人也得以对蜜蜂世界也是对女性的处境进行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这盒子仿佛和“我”有关：“我必须整夜和它待在一起/我离不开它”（213）。这些蜜蜂被封锁在盒子里，和女性被锁在家庭的牢笼里一样。在囚禁之中，蜜蜂仿佛是一群奴隶，完全失去自由，只有发起暴动争取权利：“这里聚集着一群非洲黑奴，/渺小，畏缩着等待被贩卖，/黑色交叠，怒气冲冲向上攀爬”（213）。这首诗歌，可以看做普拉斯对女性现实处境的客观描述，同时也是对未来命运的预言：女性争取自由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并将取得最终的胜利。“蜂螫”（“Stings”）中，蜜蜂辛勤地工作，屈从于性别角色的命运：“这是我酿蜜的机器，/不用思想就可以工作，/在春天动工，像个勤劳的处女”（214-215），她也无法摆脱制度化了的束缚，处女蜂同样“落入了别人的控制之中”。当意识到这一点，“我”（既是一个养蜂的女性，也是老蜂后，同时也是处女蜂）对那个实际的控制者“他”发出了声讨和攻击，他只能“逃之夭夭”。而蜜蜂的攻击，因为失去了蜂螫必须付出生命代价，但“它们认为就是死了也值得”，而蜂后，带着恐怖的笑容，向着死亡“展翅高飞”，仿佛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赢得抗争，才能实现“复活”，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蜂群”（“The Swarm”）是对一次歼灭战的描写，扛枪出战的是一名男子，而他要歼灭的对象则是蜂群。可是，蜜蜂世界内部并不团结，她们还发生了争执：“蜜蜂争吵着，在它们汇集而成的黑色球体中/一只会飞的刺猬，带着所有的针”（216）。这与女性群体对于自由的争取的现实何其相似，她们也从来没有取得过一致性，而是议论纷纷，众说纷纭，有一些甚至屈从于现实并主动为制度辩护。这样的一首诗，看似写得酣畅淋漓，看似是对胜利者的赞美，实则寄寓了诗人对蜜蜂世界、对女性处境的深深同情，当把观看的视角移到蜜蜂，移到女性身上时，这沾满鲜血的杀戮事件无疑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在“过冬”（“Wintering”）里，诗人的情绪是非常平静的，也许在看清了现实之后，在“蜂盒送抵”的愤怒、“蜂螫”的抗争、“蜂群”的无奈之后，她已经接受了现实状况，并认识到这一现实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出现转机的可能。那么在这个冬天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无门无窗的黑暗中过冬”，并静静等待春天的来临。当这些受害的女性终于停止了内部的纷争，就可以期待一次涅磐般的重生了：“蜜蜂在飞舞。它们体验到了春天”（219）。
将这五首诗歌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可以试着来总结普拉斯究竟对女性的社会处境有着怎样的认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女性处于困境之中，处于男权的控制之下，也被社会的陈规陋习所束缚。那么，女性应该如何去应对？普拉斯的回答是抗争。于是“蜂盒送抵”中的奴隶们试图冲破枷锁，从栅格中脱身出来，“蜂螫”中的处女蜂则将武器对准了那个偷窥者，追得他狼狈不堪，而蜜蜂为了复仇甚至愿意付出生命。但是，普拉斯也深刻地体会到，在女性世界的内部，关于要求平等权利的抗争，意见并不完全统一，所以蜜蜂们偶尔也爆发争吵，这是由于父权制实在是根基太牢，经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它甚至已经内化为女性自身的自觉意识，无形地影响她对自我的塑造，让她将屈从作为一种命运来接受。所以，普拉斯认为，女性处境的根本性改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如今仍然处在“寒冬”之中，而要实现转变，一来要女性群体普遍认识到处境的不公，认识到抗争的必要性，女性必须团结起来发出集体的声音；但同时，对女性处境的改变也不能仅仅依靠一个性别阶层，它还有赖于整个社会的认识，也即需要掌握主导权的男性来理解并同情女性，真正愿意给予女性自由，不再将其作为“他者”来看待。可以看出，普拉斯的态度，有明智和清醒的地方，但同样也充满了矛盾：她仍然是将女性放在与男性对立的一方来看待的，如果这样强调对立性，又将实现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对方的善心上，这无异是痴人说梦。所以，虽然普拉斯说女性的处境会迎来春天，但她自己却选择了自杀来结束生命，就像“蜂群”中的蜜蜂们所做的那样，用生命来捍卫尊严，到死亡中去寻找解脱以获得自由，这正是她内心矛盾的激化结局。普拉斯的悲剧，同样“代表着道德文明发展的悲剧性进程”（聂珍钊 185），是新旧伦理秩序交替时期先行者的悲剧。
普拉斯选择了自杀，以终极形式结束了内心的伦理困惑，以求得安宁和自由。但是，她的诗歌对“闺范”的质疑和挑战，唤醒女性去深入思考，屈从于男性社会的威权是不是值得？是否需要作出某种抗争，让女性意识到代表旧的伦理秩序的“闺范”的不合理，从而引起共鸣并建立一种更符合人性的道德观念？她的诗歌中还萦绕着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对重生的向往。朱迪思·科罗尔也说：“在普拉斯的诗中，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关注：重生或超越的问题；几乎她诗中的一切都围绕着声明或设想解决这个问题而展开”（Kroll 3）。她还指出：“普拉斯生命中最后的数首诗明确地怀有净化自身之意，这就不仅仅是为了重新回到人际之间的意图，而是为了寻找存在的新的方式”（Kroll 173）。而这种新的方式，就是彻底摆脱“闺范”的束缚，依靠女性自身的努力去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伦理秩序。今天回过头来看，普拉斯的诗，已振聋发聩地发挥出伦理效力，推动了女性的思想解放和社会道德观念的进步，完成了超越时代局限的“涅槃”。
注解【Notes】
①本文所引普拉斯诗歌均引自 Sylvia Plath, The Collected Poems, ed. Ted Hugh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1）,译文为笔者自译。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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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
责任编辑：任洁 / 审校：尚必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