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戏剧中的伦理表达与道德教诲——以《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为例
内容摘要: 萧伯纳认为一切艺术都源于说教，他的作品大多数描写了现实的社会，表现了他对婚恋、卖淫、战争等诸多社会伦理问题的关注，具有摧毁虚伪的道德价值，重建社会新道德的伦理关怀。在《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中，萧伯纳从“婚外情”这一社会伦理现象出发，深入到“人的自我解放”这一问题的思考，表达了他对虚伪道德的批判和真实人生的关注。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从“婚恋的伦理困境”“个人的精神危机”和“作为道德教诲的戏剧”三个方面探析《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中萧伯纳的伦理表达，发掘文本蕴含的道德教诲意义。
作者简介: 刘茂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叙事学。谢晨鹭，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与政治的伦理表达: 萧伯纳戏剧研究”( 编号: 14BWW049)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 编号: 16ZDA195)
乔治·萧伯纳( 1856 － 1950) ，英国现代戏剧的先驱者和奠基者，被看作是继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一生共创作了五十一部戏剧，涵盖了喜剧、悲剧、哲理剧、社会问题剧等多个剧种。他的作品涉及题材广泛，大多书写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他对婚恋、卖淫、战争等诸多社会伦理问题的关注。萧伯纳的戏剧通过揭示英国社会问题，引起观众和读者的道德反思，具有摧毁虚伪的道德价值，重建社会新道德的伦理关怀。
《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 How He Lied to Her Husband) 是萧伯纳 1905 年创作的一部独幕剧。在该剧的序言中，萧伯纳写道“这部剧具有最为平庸的戏剧框架，我在剧中尝试加入了对真实人性的观察和触碰，而非遵循浪漫主义的教条”。［1］( P4)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舞台上，妻子、丈夫和情人的三角恋爱是舞台上司空见惯的情节，而萧伯纳在这部剧中摒弃了浪漫主义的爱情情节，而代之以现实人生和实际人性的书写。该剧有两条主线: 一是以“婚外情”为中心的婚恋伦理线; 二是以“自我解放”为中心的成长伦理线。这两条线一明一暗，交织并存于文本中，体现了萧伯纳不同的伦理关注，一条是对人与他人，即两性伦理关系的关注，另一条是对人与自身伦理关系的关注。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文学及其批评的社会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用伦理的观点在历史和现实上给我们道德教诲与警示”。［2］( P2) 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从“婚恋的伦理困境”“个人的精神危机”和“作为道德教诲的戏剧”三个方面探析萧伯纳在该剧中的伦理关怀，发掘文本的道德教诲意义。
一、婚恋的伦理困境
《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以“婚外情”这一社会伦理现象为中心题材，讲述了有夫之妇奥罗拉在丢失了情人亨利写给她的情诗后，与亨利如何面对“婚外情”暴露的伦理和道德危机，如何应对奥罗拉的丈夫泰迪，并最终解决伦理危机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萧伯纳就是以特定的伦理关系进入冲突，如果奥罗拉不是“有夫之妇”，没有“妻子”这个伦理身份，那么由“诗稿丢失”所引发的伦理困境和道德危机就不会存在。正是因为奥罗拉作为“妻子”的特定伦理身份，诗人亨利只能作为她的情人存在，他们之间的激情之爱也只能是“婚外情”，亨利写给奥罗拉的情诗就是这段不伦之恋的有力证据。“婚外情”是整部戏剧展开的前提与基础，有夫之妇的奥罗拉和作为情人的诗人亨利就是婚外恋情的当然主角。就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要求与伦理环境而言，“婚外情”绝对是不折不扣的不伦之恋，因为它代表了对婚姻的不忠，对伴侣的背叛，有违婚姻和家庭伦理价值，是明显的不道德行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道德规范要求妻子一定要忠于自己的丈夫，如果女性一旦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犯下错误，抛弃家庭，背叛丈夫，结果必然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唾骂和拒绝。与萧伯纳同时代的剧作家王尔德在其代表作《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Lady Windermere’s Fan)中就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这种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剧中厄林太太正是因为年轻时和人私奔而身败名裂，最终为上流社会所不容。因此，当她发现自己的女儿温德米尔夫人准备和达林顿先生私奔时，她甚至以牺牲自己的名誉为代价竭力阻止女儿步其后尘。基于维多利亚时期特定的伦理环境，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诗稿丢失后，奥罗拉表现出的极度惊慌与焦虑，也更能理解剧中人物的行为和选择。因为诗稿的丢失意味着奥罗拉与亨利的不伦之恋将存在暴露的危险，而婚外情一旦曝光将导致奥罗拉名誉扫地，婚姻破裂。面对难以摆脱的伦理困境和道德危机，奥罗拉必然会焦虑万分而急于与亨利共同寻求应对之策。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奥罗拉和亨利对于“诗稿丢失”事件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和选择。奥罗拉焦虑紧张，随后选择用谎言来掩盖亨利与她之间情人关系的事实，而亨利却显得颇为淡定坦然，并建议奥罗拉与他一起向她的丈夫泰迪坦白真相。一方面，他们对不伦关系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体现了他们对于婚恋观念、家庭责任迥然差异的认识。泰迪出场前奥罗拉与亨利的交锋，集中表现在婚恋观念上的冲突。亨利认为相爱就不可耻，认为两个人相爱就可以不受道德束缚。他直言“爱使人无所畏惧”，［1］( P15)“我的爱不由法律产生，也不受法律束缚”。［1］( P12) 亨利混淆了爱情与婚姻的区别与联系，爱情和婚姻都应视为两种特殊的伦理关系，尤其不能忽视了人在爱情、婚姻伦理关系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亨利显然忽视了奥罗拉作为他人“妻子”的伦理身份，因此，他认为自己与奥罗拉的感情无关道德，于是选择大胆示爱，甚至打算向奥罗拉的丈夫坦白真相，完全置社会道德规范于不顾。深陷这一不伦恋情中的奥罗拉当然明白她与亨利之间的“婚外情”是有违家庭伦理道德的，她眼中“婚内情”与“婚外情”有着明显的区分。奥罗拉对“婚外情”的接受仅限于梦境般的存在，当她与亨利的“婚外情”有可能影响到自己已有的婚姻关系时，她会毅然选择抛弃与亨利的激情之爱而回归家庭，成为家庭伦理道德的守护者。另一方面，回到当时的伦理现场，我们就更能理解奥罗拉和亨利对待不伦关系做出不同选择的深层缘由。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是“残酷的、不留情的”，［3］奥罗拉认识到当时社会这一残酷的现实，明白自己就算坦白真相，也不会得到她的丈夫和这个社会的原谅。她不敢也无力承担婚外恋带来的可怕后果，最终选择用谎言掩盖。比较而言，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对男性更为宽容，男性由于“出轨”而承受的道德谴责比女性要小的多，甚至有时还会获得女性的青睐，认为是男性成功的标志，是可以用来炫耀的资本。亨利因“婚外情”曝光可能招致的最大后果就是和奥罗拉的丈夫泰迪拳脚相向，他最多只是遭受来自个人的鄙视和憎恶，却不会受到社会与公众的谴责。亨利不会像奥罗拉那样，因为“婚外情”而毁掉自己的一生，他无法体会人言可畏的可怕后果，更无法理解奥罗拉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伦理道德的双重标准必然导致奥罗拉和亨利在面临伦理困境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
亨利决定帮奥罗拉向她的丈夫说谎，以此掩盖他们为世人所唾弃的不伦恋情。剧中反复提到“荣誉”和“绅士”这两个词。奥罗拉对亨利说: “作为一个有荣誉感的人、一个绅士，你不会说出真相的，对吗?”［1］( P18) 亨利回答: “我将说谎……基于我的荣誉……。”［1］( P18) 其实，这里的真正含义是作为一个绅士，是不应该说谎的，说谎有违“绅士”的品格。亨利以狡辩的口吻认为正是因为是“绅士”才应该说谎。萧伯纳以讽刺性的语言让观众领略了亨利追求不伦恋情的荒诞逻辑。从情节上来说，亨利会答应奥罗拉对她的丈夫撒谎，合情合理。亨利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奥罗拉不爱自己、抛弃自己的事实; 奥罗拉却竟然还想让他撒谎，做有违君子品格的事情，无疑也给了亨利心理上重重的一击。精神崩溃的亨利依然选择满足内心空虚的奥罗拉提出的所有要求，以其所谓的“绅士风度”护她周全。萧伯纳以“说谎”这样一个违背绅士品格又以绅士之名做出的选择，直指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道德的虚伪现实。奥罗拉和亨利的每次选择都看似有一个合理的道德理由，比如奥罗拉在“婚外情”可能曝光的情况下，拒绝了亨利，甚至让亨利帮她说谎，表面上为坚守家庭伦理道德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亨利违背君子之德而撒谎的理由是因为自己要有保护女人的绅士风度和骑士精神。然而，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严守社会道德规范，而是以道德之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由此可见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虚伪的社会道德。
然而，“说谎”并没能使亨利与奥罗拉不伦恋情的危机顺利化解。亨利对泰迪谎称情诗是写给黎明曙光的颂歌，而非给他妻子的诗作。泰迪不信亨利的谎言，反而刺激了亨利更多的谎言，亨利断然坚称自己对奥罗拉丝毫没有兴趣。由此看出，“说谎”这种非正义的行为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最终亨利也说 “说谎给我带来的只是头顶上这个像苹果一样大的肿块，我要回到正道上来”。［1］( P23) 至此，亨利才真正回到了其应有的秩序中，而其带给人们的道德警示也显而易见。同时，借助奥罗拉与泰迪的婚姻以及奥罗拉与亨利的不伦恋情，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维多利亚时期略显畸形的虚荣之风。表面上看，泰迪是因为亨利的话侮辱了奥罗拉，是出于对奥罗拉的爱而对亨利大发雷霆的。但是实际上，他生气是亨利的话戳伤了他的虚荣心所致。奥罗拉是一个被众多男人爱慕的女子，作为丈夫的泰迪为此而颇感荣耀。然而，亨利却说自己对奥罗拉完全没兴趣，这让泰迪的虚荣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不能容忍亨利对他迷人的妻子无动于衷。在泰迪与奥罗拉的婚姻关系中，奥罗拉是一件可以用来炫耀的商品，泰迪爱她是因为她被多数人爱。以致在亨利说出爱慕奥罗拉的真相后，泰迪感到非常满意，他甚至骄傲地对妻子说: “我就知道，没有男人可以抵御你的魅力。”［1］( P24) 泰迪畸形的虚荣心态可见一斑。充斥虚伪道德的维多利亚社会的妻子之于丈夫，更像是一个拥有所有权的可供炫耀的商品，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一幸免，剧中在对奥罗拉公寓的评价是“这个房间是大多数人认可的南肯辛顿风格，即房间装饰的尽可能像个展厅，旨在展现所有者的地位和权力，与舒适毫无关系”。［1］( P8) 房子的装修摆设不是为了自己的舒适而是为了迎合他人的口味，是为了炫耀和展示自己的地位; 妻子的存在同样是作为炫耀的工具，而不是心意相通的伴侣; 真正维系婚姻的是虚伪的社会道德和虚荣之心，而不是爱。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扭曲的婚姻伦理观。萧伯纳以“婚外情”为主线，抨击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虚伪道德，展现了当时英国社会的虚荣之风，指出了英国社会引以为荣的绅士风度、所谓稳固的婚姻家庭实际上不堪一击的事实。
二、个人的精神危机
“自我解放”也是贯穿全剧的重要主题。十八岁的青年亨利在经历了个人的精神危机后，摆脱对情人奥罗拉的迷恋，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实现了精神独立，获得了自我的解放。“萧伯纳戏剧诸多因素中首要的核心与高潮是戏剧中的个人危机，一次幻灭，几乎是一种转换，一个新的灵魂产生了。”［4］《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中的亨利正是在现实的一次次打击下，游走在精神崩溃的边缘，直至理想彻底幻灭，最终亨利成长为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人，从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每个人都是“斯芬克斯因子”，具有“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7］这两种因子“有机结合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2］( P38) 当自由意志战胜理性意志时，人就会放大自身的兽性因子，做出有违伦理的事; 当理性意志压制自由意志时，人性因子就会发挥作用，使之成为一个具有伦理道德的人。起初，亨利与奥罗拉都是理想主义者。亨利出场时，人们眼中的“他，确是，一位漂亮的年轻人，如行走在梦中，漫步在空中”。［1］( P8) 寥寥几笔，却真实而形象地刻画出了亨利如梦似幻般的“美”，更暗示了亨利性格中虚幻、浪漫的性格特征。奥罗拉的出场，“她穿戴着很多宝石，一副年轻漂亮的女士的神情，但实际上，她是一个已经三十七岁的南肯辛顿的平凡的女人，无论心灵或肉体上都与漂亮的年轻人更逊一筹”。［1］( P8 － 9) 奥罗拉显然是一个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当亨利走进奥罗拉的房间，看到桌上的摆设时，他“用双手遮掩自己的双眼，想把现实关在外面，做会儿梦，随即他把手放下，摇摇头，笑了笑自己的傻气”。［1］P( 8) 亨利与奥罗拉都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他们只是选择了逃避现实的方式，放纵自己的自由意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纵欲之爱。
“诗稿丢失”触发了奥罗拉身上的理性意志的复苏，面对伦理困境和道德危机，奥罗拉瞬间清醒，从这段纵欲之爱中抽身出来，理性压制了情感，她拒绝进一步做出“任何不合礼法、有损名誉的事”。［1］( P11)在亨利与泰迪之间，在激情与家庭之间，奥罗拉断然选择了后者，成为家庭伦理规范的守护者。与此同时，亨利依然放纵自己的自由意志，拒绝理性和现实的侵入，选择活在自己的理想中。选择生活在理想世界的亨利当然不可能懂得奥罗拉的内心世界，他还幻想自己能与奥罗拉真心相爱并终成眷属。亨利与奥罗拉的爱恋终究只是虚假的理想，他们自欺欺人的不伦爱恋无法面对生活的现实。亨利的理想一次次被奥罗拉亲手打破，他也不得不逐步走向更加真实的现实世界。
当奥罗拉责问亨利“你就不能在给我写诗时克制一下自己的情感”时，［1］( P9) 亨利第一次感到心痛和震惊，他以难以置信的口吻回道: “写诗给你时克制自己! 你要让我那样做! ”［1］( P9) 亨利给自己编织的理想的幕布从这里开始出现裂缝，现实的残酷第一次入侵。然而随着奥罗拉表现出“虚假的温柔”并把话题转向她的小姑子，亨利接受了这个借口，拒绝理性和现实。随后奥罗拉说她一想到乔治娜坐在泰迪的脚边给他读这些诗，她就心烦意乱。亨利误以为她是珍视这些诗，所以不愿它们从乔治娜口中读出来，因为“那将是种玷污”，但奥罗拉却“不在乎什么玷污……”。［1］( P11) 其实，奥罗拉“把亨利的头从她膝盖上移开”并“起身”都表明奥罗拉并不在乎与亨利的感情。但是当奥罗拉突然转向他，扑向他怀中时，亨利又一次被情感所捕获。随后，亨利对奥罗拉深情表白，说自己想过了所有的后果，他无所畏惧地建议他们向泰迪坦白一切。然而，奥罗拉用“泰迪不在家”“他们之间有个乔治亚”“泰迪会杀了你”等借口拒绝了和亨利去向泰迪坦白。亨利显然也感受到了奥罗拉的犹豫，可是他还是自欺欺人，拒绝面对现实，直到奥罗拉直称他为“Apjohn 先生”。剧中称呼的转变代表了人物身份和关系距离的转变，奥罗拉以此与亨利划清界限，直截了当地把亨利理想的幕布撕得粉碎。最终，他无处可退，渴望的理想终于幻灭。
其实，亨利几乎没有离开过他所生活的理想世界，其非理性意志占据他生活的全部。他不仅混淆婚姻与爱情，并且混淆了戏剧《康蒂坦》( Candida) 中的角色和他们的现实身份。他认为自己就是剧中的诗人尤金，而奥罗拉就是康蒂坦，所以他好几次叫奥罗拉差点叫成康蒂坦，可见其身份意识混乱的程度。直至奥罗拉称呼亨利为“Apjohn 先生”，亨利才看清了奥罗拉不爱自己的事实，所以他说“爱让人无所畏惧，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害怕的原因，而邦帕斯太太( Mrs Bompas) ，你不爱我”。［1］( P15) 亨利也开始转换对奥罗拉的称呼，称其为邦帕斯太太，表明他开始面对奥罗拉身为他人妻子的伦理身份，并接受奥罗拉最终将选择抛弃自己的现实。亨利从自己编织的美梦中清醒过来，理性意志开始苏醒。然而，伴随理性意志的苏醒，亨利也面临精神上的危机。亨利以大段的独白表述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失望和沮丧: “在我的生命中，我曾有那么一两次认为自己是极度快乐和幸福的，但是，噢! 多么不安啊! 意识的搅动! 现实的刺痛! 卧室的监狱的围墙! 太痛苦了，太痛苦了，这醒来的失望! 这一次! 噢! 这一次，我想我醒了。”［1］( P15) 奥罗拉的爱让亨利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但是现实却像一把利剑把他刺得遍体鳞伤。奥罗拉原本甜蜜的卧室现在却像冰冷的监狱，如囚牢冷冷的困住了他，他从美梦中醒来，亨利内心的痛苦和纠结显而易见。当亨利准备重新振作并开始直面现实人生之际，奥罗拉又把他推向更残酷的现实。奥罗拉全盘否定了他们之间的感情，这段感情就像亨利的独角戏。与此同时，奥罗拉居然希望亨利帮她对泰迪撒谎，这在精神上又给了亨利致命的一击。因为代表奥罗拉根本不顾亨利的感受而逼着他做非君子所为的事，奥罗拉让亨利亲口否认这些诗是写给她的，亲口否认他对她的爱，所有这些都表明她丝毫不在意亨利对他的爱。亨利的理想彻底破灭，精神也面临崩溃。他对眼前的女人感到陌生了，对她的所作所为感到难以置信，他大叫“你不是我的奥罗拉”“我们的梦毁了，除此之外，我什么都看不见”。［1］( P16) 从奥罗拉要亨利撒谎开始，亨利对奥罗拉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泰迪给亨利现实的一击，“我感到我的后脑勺受到了可怕的撞击”，［1］( P23) 彻底让亨利警醒。他决定走回正道，并逐步摆脱对奥罗拉的迷恋。特别是泰迪希望出版代表亨利与奥罗拉私情、本属两人秘密的诗集时，亨利对奥罗拉已心灰意冷，从此彻底摆脱了对奥罗拉的迷恋。有趣的是，对于诗集的命名，作为奥罗拉丈夫的泰迪和作为奥罗拉情人的亨利自然有不同的意见。泰迪认为可以叫“致奥罗拉”，而亨利却认为应该叫“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因为“致某人”有崇敬、倾慕之意。亨利把诗集命名为“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是因为: 其一，亨利过去爱慕奥罗拉，他却骗泰迪他不爱奥罗拉，他谎称这些诗不是写给奥罗拉的，他有对她的丈夫说谎的事实; 其二，亨利现在已经不再迷恋奥罗拉，但他坦白他过去确实爱奥罗拉。泰迪却认为亨利还像这些诗中写的那样倾慕奥罗拉，所以这些写满爱慕之心的诗也就成了一种谎言。在爱时说不爱，在不爱时说爱，既是自嘲又带讽刺; 其三，这些诗所赞美的奥罗拉只是理想中的奥罗拉，现实的奥罗拉绝没有那么美好。亨利对泰迪只讲了自己对奥罗拉的爱，以及奥罗拉拒绝和他一起走的事实，但没有讲出奥罗拉和他确有婚外情，是情人关系的事实。所以他把诗集命名为“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也意味着亨利此时已彻底摆脱了对奥罗拉的迷恋，看似简单的诗集命名却可洞察亨利内心的真实，亨利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跃然纸上。
在“婚外情”伦理危机化解后，剧中三个人物的角色状态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奥罗拉重新回到她的理想世界中，试图以魅力去引诱和控制亨利，她又把自己当成了剧中的康蒂坦，那个对男人有绝对控制力量的女人。她甚至还用《康蒂坦》的戏词对亨利说: “你多大了，亨利?”［1］( P24) 亨利此时已经成为一个精神独立的现实主义者，他摆脱了对奥罗拉的迷恋，尽管他也用《康蒂坦》的戏词回应奥罗拉的问话， “今天早上我还十八岁，现在我已和这个世界一样苍老”。［5］( P62) 但是，他接下来就撕毁了戏剧《康蒂坦》的票，而不是像剧中的尤金一样深情告白“一百年后我们同岁”。［5］( P62) 由此可见，亨利已完全拒绝了奥罗拉的控制，彻底从对奥罗拉的迷恋中解脱出来，成为了一个清醒、独立、成熟的男人。泰迪则是三人中最软弱的一个，他最终也没有走出自己理想的世界，他依然认为奥罗拉是个令人神魂颠倒、完美而理想的女人。他始终没有看清现实的世界，固执地活在谎言、幻想和虚荣中，是全剧最荒谬最可悲的人物。
《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共有四次关键性的转折，每一次转折亨利都经历了痛苦的抉择与煎熬。第一次转折是奥罗拉对亨利的称呼改变，把亨利从理想中拉回到了现实，他的理性意志开始苏醒; 第二次转折是奥罗拉迫使亨利说谎，导致亨利的精神彻底崩溃; 第三次转折是亨利与泰迪拳脚相向，撒谎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却让亨利走回正道，开始摆脱对奥罗拉的迷恋，主动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第四次转折是奥罗拉和泰迪希望诗集出版，亨利彻底摆脱对奥罗拉的迷恋，给诗集命名为“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获得了精神独立和自我解放。可以说，每一次转折都让参与者经历了心灵与道德的洗礼。萧伯纳通过“自我解放”的成长伦理线，指出大多的理想都是自欺欺人，人必须打破虚假的理想束缚，从幻想中解脱出来，直面现实的人生。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而获得个人的精神独立与自我解放。
三、作为道德教诲的戏剧
独幕剧《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中的道德隐喻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如果从作家的角度来审视这部富含道德教义的剧作，会觉得，此时的萧伯纳更像一个冷静、理智的旁观者，站在社会之外观察所发生的一切，通过戏剧再现资本主义的现实和人性的本真。人们很难在《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中做出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的区别，无论奥罗拉、亨利，还是泰迪，他们都有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表征，也有不道德和道德的双重品性。
奥罗拉面对“婚外情”曝光的危机，断然拒绝了亨利的纠缠，选择回归家庭。从这一层面看，她应该是忠于爱情、忠于家庭，恪守伦理道德规范的楷模。但是她也因道德之名，一次次给亨利以残忍的打击，她实际上玩弄了亨利的感情，还逼亨利帮她说谎。她是一个彻头彻尾享受着男人倾慕、极度爱慕虚荣的女人。在这个意义上说，她绝对不是一个真正遵守社会道德的好女人，如果奥罗拉选择亨利，就是有违家庭伦理道德; 最终，奥罗拉以道德之名没有选择亨利，此举足以向读者暗示这种行为的虚伪。萧伯纳在塑造亨利这个角色时，也同样面临困惑与矛盾。一方面，亨利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对奥罗拉倾心相付，痴心不悔，与奥罗拉的绝情相比，萧伯纳让观众和读者对亨利抱有更多的同情，情感上更偏向亨利，并且责备奥罗拉现实的虚伪和自私; 另一方面，萧伯纳最终还是迫使亨利接受了无法继续与奥罗拉保持婚外情的现实，成为一个和奥罗拉一样的现实主义者。这既是萧伯纳的困惑，也是他不二的选择。虽然他认为理想主义者比自私绝情的现实主义者更真诚，但也必须打破理想，直面现实，最终成长为现实主义者。萧伯纳一方面指责奥罗拉对亨利的无情，同时又让读者看到，如果没有奥罗拉一次次的打击，亨利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成熟的人。换言之，正是奥罗拉促成了亨利的自我解放与精神独立。
从表面看，观众在剧中找不到萧伯纳明确的道德立场，对剧中人物也未做出明确的善恶评价。观众本期待真相曝光时的激烈冲突，然而他们看到却是泰迪和亨利握手言和，戏剧就此以喜剧收场。观众在曲终人散时，觉得结局并没有使人豁然开朗的感觉，却留待观众自己去走出困惑。
其实，萧伯纳并不是真正地忽视对道德的关注，正是对真实的人生和实际的人性有深刻的思考，他才选择在作品中刻意放弃自己的道德立场，并试着去理解和接受每一个人物的自我选择。萧伯纳大部分戏剧作品的创作意图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打破人们浪漫的想法，“或者激发剧中人想出积极的好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单单陷入忧伤的逃避或轻松的漠不关心”。［7］( P87）人之善恶是萧伯纳也解不开的谜题，对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萧伯纳也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或固定的解决方法。他采取的最明智方式就是不带情感的客观书写人性的本真，这是他自身对社会和个人伦理道德反思的结果，也是他留给观众进行自我反思的最佳素材。萧伯纳邀请观众共同思考社会伦理道德的现实和自身的困惑，以期重建一个更为人性的、善良的理想社会。
但是，综观萧伯纳的戏剧创作，其最突出的特点还是结合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敢于触及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问题，把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公众面前。无情揭露潜藏的社会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沦丧，并对社会陋习予以抨击，是萧伯纳戏剧创作的鲜明特色。他特别强调“戏剧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社会的问题，而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人们道德的堕落”，并认为传统的道德标准有时未必符合社会现实的要求，因此需要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可以说，萧伯纳的戏剧就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与那一时期伦理道德观念互动交流的最直接表现。
萧伯纳在《易卜生主义的精髓》一书中盛赞易卜生创作的“社会问题剧”，认为它们诉诸观众的良心，让观众看后对生活有新的认识、新的启迪。淋漓尽致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道德沦丧，并由此进行猛烈的抨击是萧伯纳戏剧创作的鲜明特点。他受易卜生戏剧的启发而创作的“社会问题剧”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鳏夫的房产》是揭示社会问题的开篇之作，揭示了伦敦贫民窟的生活问题，《华伦夫人的职业》指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妓女问题和婚姻关系问题，更是直指肮脏的金钱交易、卖淫等社会问题。正是通过对形形色色社会问题的揭示，表达了萧伯纳对当时英国社会伦理问题的关切。萧伯纳和易卜生的最大共同点并不在于其具体的戏剧创作技巧，而在于强调戏剧的社会教化功能与作用。
萧伯纳本人特别强调戏剧是教育与宣传的工具，其主要功能在于鞭挞社会的弊端。戏剧的题材必须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要在创作中阐明新的思想、道德及其社会意义。萧伯纳在创作手法上的创新以及对现实问题、社会意识、政治意识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20 世纪英国戏剧的发展与繁荣。萧伯纳在其戏剧创作中，始终秉承这样的信念，即戏剧要承载重要的社会使命。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认为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载道”的，戏剧是教育与宣传的工具，其目的不是供人娱乐，而是鞭挞社会，因此，戏剧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作家在处理题材时，须阐明其社会意义。为了表明思想冲突，萧伯纳采用了争辩式对白，这样，在演出过程中就要求观众积极参与到剧中来，在互动交流的碰撞中最大程度地达到了教化与启发的作用。
萧伯纳在《他怎样对她的丈夫说谎》一剧中，用现实人性的书写取代浪漫的爱情情节，表达了他对婚恋伦理、自我成长等问题的关注。他无情地揭开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伦理道德虚伪的面纱，抨击了当时英国社会的虚荣之风和扭曲的婚姻伦理观念，揭示所谓“绅士风度”和“理想婚姻”不堪一击的现实，指出人只有打破自欺欺人的理想，直面残酷的现实，才能获得精神独立和自我解放。表面看，萧伯纳在剧中没有表达明确的道德立场，但他却以更为宽阔的视野引导人们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以期在更大范围内构建理想社会的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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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载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2期，原责任编辑: 刘伏玲。
本期责任编辑：吕洪波/审校：王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