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成长·伦理选择——安徒生变形童话的伦理阐释
变形·成长·伦理选择
——安徒生变形童话的伦理阐释
作
者
介
绍
柏灵
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安徒生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2016-2017年度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于南丹麦大学安徒生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内
容
摘
要
变形是神话和民间故事中常见的母题。在其童话创作中，安徒生将变形与成长结合起来，以变形探讨人性本质，进而表现成长的伦理意义。文章认为：在安徒生的变形童话中，从人兽混合体向人的变形是成年的隐喻；从人向兽的变形导致身份难题，是促使儿童主人公进入社会化过程的动因；从人向石头的变形是成长中断的象征性表达。变形童话突显出人的伦理本质和成长的伦理意义：人是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斯芬克斯因子包含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人性因子是人类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促使自身进化为人的因素，其核心是伦理意识；兽性因子是人身上的非理性因素，是动物性本能在进化过程后的遗留。安徒生童话中的变形可以看作是斯芬克斯因子不同变化组合的结果。当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时，变形主人公变形成人；当受制于兽性因子，为欲望所控制时，变形主人公失去人的身份，变形为兽或其他非生命物质。成长的实质是形成伦理意识，成长为伦理意义上的人。安徒生的变形童话试图引导儿童认识人与兽的区别，进而引导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作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关键词：安徒生童话；变形；成长；斯芬克斯因子；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
原文刊载于《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11期，责任编辑：玄琰。
正 文
继《鹅妈妈故事集》和《格林童话》之后，安徒生童话创造了艺术童话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他赋予神话和民间故事中各种母题以新的伦理功能，使原本不属于儿童读物的童话进入了“识字蒙养，文明和历史”。①本文以变形母题为切入点，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分析视角，着力阐释安徒生变形童话与儿童成长的关联、变形童话的伦理意义及其引导儿童伦理选择的伦理功能。
1、变形与成长
变形（metamorphosi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形态的变化。自奥维德《变形记》以来，变形成为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母题。在幻想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人与动物，人与非生命物质，有生命物与无生命物之间变化的三种变形模式。在童话创作中，安徒生将传统变形母题与儿童成长结合起来，赋予变形母题新的伦理功能：人兽混合体向人的变形是成年的隐喻，变形成人即长大成人；石化变形——从人变成石头——是成长中断的象征性表达；从人到兽的变形形成身份难题，是促使儿童主人公开始成长的社会化过程。
《沼泽王的女儿》和《海的女儿》运用了人兽混合体（hybrid）向人变形的母题。沼泽王的女儿赫尔珈在十六岁时褪去青蛙皮实现了人的性情与人的外形的统一；小美人鱼在十五岁时喝下海底女巫的药水，获得了人的形体。两则变形故事在借鉴民间故事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变形母题的基础上，通过成年仪式的想象性转化和变形过程中的空间变化将神话母题与儿童成长联系了起来。
小美人鱼与赫尔珈的变形都发生在十四到十六岁的年龄阶段。年龄阶段的设置将变形的幻想故事与现实的成年仪式联系了起来。在基督教文化中，儿童在这一时期接受坚信礼（confirmation），即成人礼。坚信礼意义重大，意味着受礼者长大成人，进入新的人生阶段。安徒生在童话《钟声》中曾指出坚信礼的重要性，受礼日是儿童“生命中极重要的一天。他们在这一天从孩子变成了成年人。他们稚气的灵魂也要变成更有理智的成年人的灵魂”（374）②。在《海的女儿》中，带上花环和牡蛎浮上海面是成人仪式在童话中的想象性转化。小美人鱼们都渴望看看人类的世界，但是只有等到十五岁时这个愿望才能实现。十五岁生日那天，美人鱼带上花环和八个牡蛎浮上海面，浮上海面后，她们就“是大女孩子了，可以随便浮近她们喜欢去的地方”（91）。正如约翰森（Johansen 1996：203）所指出，十五岁时升上海面是成熟的标志，“十五岁之前禁止浮上海面说明对人类社会知识的获得是生物和社会因素决定的……十五岁升上海面标志着从幼年到成年的性和心理成熟”。在《沼泽王的女儿》中，破除魔咒和引导变形的方式也被置换为成年礼中的洗礼仪式。面对被兽性控制的赫尔珈，神父把新鲜的泉水洒到她的脸上和颈上：“命令那不洁的魔气散开，同时依照基督教的教规祝福她”。神父的这一举动“似乎具有超乎异常的力量”（826），在他的指引下，赫尔珈开始了变形之路。成年仪式的引入构建了变形与成长之间的隐喻关系，当美人鱼和赫尔珈向人变形时，她们也告别童年，步入成人的世界。
在从人兽混合体到人的变形童话中，安徒生还以空间变化展现主人公从自然世界走向人类社会的经历，以此隐喻儿童从自然到文明的成长历程。两则童话中，水与陆地被构建成相对的两个空间：水代表自然世界，是孕育生命的母体；与此相对，陆地代表人类文明社会。在《海的女儿》中，海底的人鱼世界是一个由人鱼姐妹、老祖母以及老巫婆组成的母系社会。人鱼世界是自然的世界，海底动植物构成了森林和城堡，人鱼与其他动物一样是自然的存在，从本性上更亲近自然伟力：她们喜欢风暴和冰川，喜欢坐在巨大的冰川上让海风吹拂她们的头发。与人鱼生活的水世界不同，王子生活的陆地是父系社会。陆地上的人改造并利用自然伟力，创造了电灯、音乐、马车、教堂、田庄、宫殿、船等属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人拥有灵魂，他们死后不会像人鱼那样变成泡沫，人的灵魂能够通往永恒的天国。《海的女儿》中水与陆地被构建为“低等世界／高等世界、人鱼／人、母系／父系、自然／文明的对照”（Thomsen 1988：143）。变形过程中，小美人鱼从海底走向陆地，从母系社会走向父系社会，从自然走向文明。
与小美人鱼一样，《沼泽王的女儿》赫尔珈也出生在水里。赫尔珈的出生地是海底升高后形成的湖泊和沼泽，那是一片只有野兽出没的自然世界。出生后，赫尔珈被带到德兰半岛北部的维京人部落。维京人是古代北欧土著，他们靠劫掠为生，在文明的不列颠人的眼里，他们是“野蛮的诺曼人”（1303）。维京人部落在地里位置上紧挨着蛮荒的沼泽，在文明发展程度上，处在沼泽的蛮荒与陆地的文明之间，是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在维京人部落，赫尔珈白天是一位美丽的少女，但是美丽的外形下是动物的习性和野兽般狂暴的性格；在夜晚，赫尔珈变成一只丑陋的青蛙，但是兽的外形下是温和的人的性情。为了实现向人的转变，赫尔珈离开野蛮的维京人，走向埃及——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当赫尔珈完成从人兽混合体到人的变形时，她走出了蛮荒沼泽和维京人的原始部落，走进了埃及的文明世界。与美人鱼一样，赫尔珈身体形态的变化也伴随着从水到陆地，从自然世界到原始部落、再到人类文明社会的空间变化，暗含着变形过程中从蛮荒到文明的变迁。
空间变化背后的文明变迁与成长的社会化过程相契合。人诞生于母体中的水世界，出生后进入陆地世界。婴儿时期的人是与动物没有本质区别的自然存在，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开始进入社会文明，学习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从出生到成年的成长过程正是从水到陆地，从自然原始到文明的历程。安徒生将形态变化与成长中的文明变迁结合起来，以变形成人隐喻长大成年。
与从人兽混合体到人的变形相对，石化母题中人向石头的变形是成长中断的象征性表达。《踩着面包走的女孩》中英格尔性情顽劣，为了不弄脏自己漂亮的衣服，她用面包垫脚走过沼泽。当英格尔踩上面包时，她和面包一起沉到了沼泽里，变成了一尊僵硬的石像。《踩着面包走的女孩》改编自安徒生儿时听到的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在英格尔陷入沼泽后就结束了，安徒生的改编添加了石化变形的母题。将英格尔的变形与赫尔珈的变形相对照，不难发现英格尔的石化是赫尔珈变形的逆向过程：赫尔珈生于沼泽之地，在变形中实现了从土里的重生，而英格尔出生在陆地文明中，在石化变形后堕入沼泽；赫尔珈从维京人的原始社会走进埃及文明社会，而英格尔则是从人间到地狱，从文明到混沌的相反经历；赫尔珈听从上帝的旨意实现了向人的转变，而英格尔亵渎上帝赐予人类的食物，变成了石头。如果说赫尔珈的变形意味着成长，那么英格尔的石化则意味着停滞，意味着成长的中断。《踩着面包走的女孩》与《沼泽王的女儿》的创作相隔不到一年，收录在同一童话集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两则变形故事在表现成长方面的关联性，变形成人则长大成人，而变成石头则造成成长中断。
除人兽混合体向人的变形和石化变形外，安徒生还在童话中将从人到兽的变形母题作为儿童主人公开始社会化进程的动因。童话《野天鹅》继承了人变成鸟的变形模式：一个家庭中的兄弟被魔法变成天鹅或者渡鸦（鸟类），他们的妹妹是解除魔咒的关键。这一母题源于马提亚文德收录的民间故事，原名为“十一只天鹅”，后来在许多童话中反复出现，例如格林童话中《十二兄弟》、《哥哥与妹妹》、《七只渡鸦》和《六只天鹅》都运用了这一母题。与具有相同母题的格林童话相比较，《野天鹅》更注重将变形与身份变化和成长的社会化过程联系起来。格林童话这一类故事中，变形并未导致女主人公的身份变化，例如与《野天鹅》情节最为相似的《六只天鹅》，女主人公的身份始终是明确的，变形并未造成她的身份危机。同时，格林童话强调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如《十二兄弟》强调兄弟姐妹之间的奉献精神，他们在森林中建立了自己的家，过着平静的生活，又如与此相似的故事《七只渡鸦》也是以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为主要表现对象，故事往往都以他们在一起幸福地生活结束。而安徒生在使用这一母题时突出了由变形导致的身份难题和由变形触发的社会化过程。在《野天鹅》中，王子变成天鹅，不仅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身份，更失去了基本的“人的”身份，他们的成长因变形而中断。与此同时，艾丽莎被后母迫害，也失去了原来的公主身份。随着故事的发展，艾丽莎又遇到了新的身份难题，她被误认作女巫，面临被处以火刑的危机。要澄清误会，艾丽莎必须开口说话，但是开口说话会使解救王子的努力毁于一旦。两个身份难题的解构形成了矛盾冲突。只有解构身份难题，艾丽莎和王子们才能重回人类社会。
安徒生沿用了民间故事和口传童话中的传统情节——编织麻衣——作为解除魔咒，解构身份难题的关键。沿用这一情节同样与身份和社会化过程的考量相关。裘伯格·丘斯奇－戴尔特（Gerburg Treusch-Dieter）在关于女性与纺织关系的研究中指出，由于社会发展初期十分依赖代表女性生产力的纺织业，因此纺织、纺纱和纺锤在民间故事和口传童话中成为女性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身份的象征。纺织不仅是劳动过程，更是女性社会化和家庭化的媒介。在纺织过程中，年轻女性接受关于技能和品格的教育，同时，她们以纺织技术获得如意郎君，完成家庭化过程，获得新的社会身份，从女孩成长为符合社会性别要求的女人（转引自齐普斯 2008：46-49）。因为纺织劳作在女性社会身份形成过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很多民间故事和童话中纺织都与女主人公的身份变化联系在一起，例如格林童话《侏儒怪》里的女主人公便是在学会纺织技巧后才改变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同上）。由此可见，在民间故事和口传童话中出现的纺织和纺纱实质是女性获得社会身份的途径，也是女性家庭化、社会化过程的象征。安徒生沿用编织麻衣解除魔咒的传统情节，使变形成为促使艾丽莎解决身份难题和开始社会化过程的动因。
在故事中，作为社会化过程象征的纺织充分体现了“女性”这一性别身份的伦理内涵，最突出的表现是艾丽莎在纺织过程中必须保持沉默。在民间故事中，女性的声音被认为是性欲的象征，与美人鱼进入人类世界时失去声音一样，女性保持沉默是约束情欲的象征性表达（Altmann & de Vos 2001：114），是女性这一性别身份的社会道德要求。在解构伦理结过程中，艾丽莎以纺织的象征性方式，按照社会对女性的身份界定，开始家庭化和社会化的过程。完成这一过程后，艾丽莎帮助兄弟们恢复人形，她自己也重回人类社会，形成了新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身份，完成从女孩到女人的蜕变。
安徒生童话运用了从人兽混合体到人、从人到兽和石化的三种变形母题并使其与成长联系起来。从人到兽的变形构成关涉身份的难题，难题的解构驱动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从人兽混合体到人的变形是成年的隐喻，而石化是成长的中断的象征性表达。
2、人性本质与成长的伦理意义
安徒生变形故事中，获得和失去人的身份会导致不同的成长结果：小美人鱼与赫尔珈变形成人，成长进程得以继续；变成石头的英格尔和变成天鹅的王子失去人的身份，成长中断或受阻。以此，人的身份与成长紧密联系起来，进而，“什么是人”这一文学的核心问题成为理解成长意义的关键。那么“什么是人”？成长意味着成为怎样的人？安徒生以变形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从人性本质的角度探讨成长的伦理意义。
在文学作品中，变形常常被用以表现人对自身的认识。奥维德《变形记》中的人兽混合体及其变形蕴含着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即灵魂可以在不同的形体之间移居，其他生物和非生命物质与人只有形态的区别，没有本质区别。在艺术童话(literary fairytale)产生的十七、十八世纪，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变形多提供观察人的视角：变形导致人的灵魂与动物躯体的结合，在灵肉割裂的状态中，人的心理情感和道德状态得以呈现，以此探讨人与动物的区别。到十九世纪，就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而言，许多作品中的人兽混合体及其变形秉承唯心主义哲学，人与动物界限的消失是浪漫主义打破世界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界限、使一切归于自我意识范畴的一种表现，变形是表现人的主体意识无限潜力的手段（转引自富凯 2012：3）。
在运用变形母题时，安徒生表现出与传统的不同，他既表现人兽之同也表现人兽之别。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解读，安徒生笔下的人兽混合体——既不同于理性主义时期对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排斥，也不同于浪漫主义突破理性束缚，推崇主体意识的狂欢——表现了人身上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而变形是斯芬克斯因子不同变化组合的结果。文学伦理学批评指出，人身上存在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人性因子是人类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促使自身进化为人的因素，兽性因子是人身上的非理性因素，是动物性本能在进化过程后的遗留。人同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使人能够分辨善恶，从而成为具有理性的人（聂珍钊 2014：38-39）。
斯芬克斯因子的组合变化在人鱼混合体及其变形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这一常见的文学形象中，鱼尾是人的自然本能的象征。在基督教早期，人鱼的鱼尾和歌声都被宗教视为原欲的代表（Easterlin 2001：258），民间故事中人鱼的鱼尾是“人所惧怕的低等本能欲望”（Johnansen 1996：213）。在《海的女儿》中，鱼尾所代表的自然本能在变形后以女性的双腿的形式保留下来，“她感到一阵剧痛……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这时她发现她的鱼尾已经没有了，而获得一双只有少女才有的、最美丽的小小白腿”（157）。这一形态描写暗指吃下禁果后的夏娃，突出了女性双腿代表的性本能（Johnansen 1996：218）。小美人鱼变形后获得女人的形态，代表自然本能的鱼尾变成代表性本能的女性双腿，这一形态变化表现了兽性因子的存在，是进化过程中动物本能在人身上的遗留。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双腿是人鱼获得王子的爱，进而获得人的灵魂的前提条件，因此，小美人鱼的变形表明兽性因子是构成完整的“人”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从鱼尾到女性双腿的变形表明人具有兽性因子，这是人与动物的相同之处。变形后，小美人鱼身上人性因子的萌芽则表现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当小美人鱼意识到王子注视着自己赤裸的身体时，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用她浓密的长头发来掩住自己的身体”（104）。小美人鱼的反应暗指《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后的情景：“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织做裙子”。与吃下禁果后的人类祖先一样，变成人后的小美人鱼具有了与性别相关的禁忌意识，禁忌意识引发对错判断，继而产生了羞愧感和遮住赤裸身体的行为。小美人鱼表现出的禁忌意识是伦理意识的一种。在古代人类的道德观念产生之前，伦理秩序是依靠禁忌来维系的，禁忌意识约束着人们遵守社会伦理秩序（聂珍钊 2014：41）。《海的女儿》中有关性别的禁忌是社会伦理秩序对人类行为的规范。与人类最初出于生存目的而穿衣服的行为不同，赤裸的禁忌与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贞洁等伦理意识相关，是人类具有伦理意识后建立的社会规范，旨在维护社会文明。变形成人后，禁忌意识的萌芽使小美人鱼身上的人性因子开始发展，在其斯芬克斯因子的组合中，人性因子引导和控制着兽性因子：小美人鱼抛弃了人鱼的本能，按人类方式直立行走；她放弃了象征欲望的歌声和以歌声引诱水手丧命的本能，为王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海的女儿》中，永恒的灵魂是人与人鱼的另一本质区别，而灵魂同样被赋予伦理的内涵。在童话的结尾，希望得到灵魂的精灵飞向炎热的国度散布健康和快乐的精神，驱散传播疫病的空气，这样的善行能够帮助它们获得灵魂。由此，灵魂的伦理本质突显出来。依照灵魂的伦理性质，小美人鱼拒绝杀死王子以换取自己性命的行为是符合伦理的善行，因此她获得了以善行进入永恒天国的机会。灵魂的伦理内涵与人性因子伦理内涵相契合，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当安徒生将小美人鱼的变形与成长结合起来时，人性的探讨便与成长的意义结合了起来。变形表明成长意味着成为具有伦理意识的人，换言之，人性因子中伦理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成长的关键。丹麦批评家约翰森指出，具有伦理意识后的小美人鱼不仅与动物区分开，也与儿童区别开（Johnansen 1996：215）。他注意到丹麦原文对孩童的描写突出了小孩的完全赤裸（“ganske nogne”），赤裸身体的孩童们没有小美人鱼的羞愧感，他们在水里游来游去，丝毫不在意自己光着的身体。约翰森认为，孩童的反应与小美人鱼的反应形成了对照，说明小美人鱼已经具有了成人的性别意识，产生了成年人才具有的羞愧感和朦胧的贞洁的意识，这一意识使她与儿童区别开（同上）。
同样，赫尔珈的变形也是斯芬克斯因子组合的变化的结果，表现了伦理意识在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童年时期，赫尔珈身上的兽性因子以青蛙的外形和动物的性情表现出来，兽性因子控制着她的行为。与野蛮但遵守原始禁忌的维京人相比，没有禁忌意识、行事全凭本能的赫尔珈更加残暴：她将马血洒在手上，用牙齿咬断祭祀用的公鸡的脖子；她用绳子拴住神父的双脚，将他系在牛尾巴上，然后放出猎狗迫使牛狂奔；她记恨养父对她的管教，恶狠狠地表示在养父遭逢危难时绝不会施予援手。赫尔珈“比那个艰苦、阴暗时代中的大多数人还要残暴”（819）。变形过程中，赫尔珈的伦理意识开始萌芽，她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她扑到马身上保护它不被强盗砍杀，忍受着手撕裂的痛苦埋葬神父；她历经艰苦回到养母维京女人那里，感激她的养育之恩。伦理意识的萌芽促进了人性因子的发展，慢慢地，赫尔珈学会了控制从父亲沼泽王那里继承的动物本能，按照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最终，赫尔珈长大成人，她褪去青蛙皮，实现了人形与人性的统一。
安徒生的变形故事表明伦理意识的萌芽和人性因子的主导是成长的关键。丧失伦理意识而受控于兽性因子，则无法成长为具有理性的成年人，例如受欲望控制的英格尔，她失去了对错判断的伦理意识，结果变成僵硬的石像。安徒生将变形与成长相结合，使人性本质的探讨与成长的意义联系起来，成长是形成伦理意识，实现人的伦理本质的过程。
3、变形故事的教诲功能
儿童出生后获得了人的形态，生活在人类的社会环境中，然而从本质上说，儿童与动物更加接近，属于自然人而非社会人。儿童的行为以欲望的满足为最终目标，在儿童身上，人类从其兽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逃避痛苦追求享乐的天赋欲望”（赫胥黎 1971：18）——兽性因子——表现得更加突出，正如心理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ips）所指出，“儿童对事物的欲望是强烈的。在弗洛伊德看来，儿童就是满足欲望的大师，生活的全部意义对儿童而言就是欲望的满足”（转引自Zipes 2005：77）。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儿童出生后，完成了生物选择的过程，在身体形态上与动物区分开，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儿童与动物更为接近。正如丹麦批评家布兰兑斯（1999）所指出的，儿童是“非理性非社会化的人”，他们“与动物只有一步之遥，动物是永远不会超脱的儿童”。儿童无法将自身与动物区分开来，“无法理解人与兽的不同，不能把人同兽区别开来，因而也无法回答什么是人什么是兽的问题”（聂珍钊 2014：39）。对儿童而言，成长过程中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将自身与动物区别开。
安徒生的变形童话能够引导儿童在阅读过程中认识人的本质，进而将人与动物区别开。由于人兽混合体即具有人的特征又具有兽的特征，所以，儿童读者在阅读人与动物、人与非生命物体的变化的过程中，会不断对变形主体的身份进行判断，同时，生物特征不是判断变形主人公身份的唯一标准，例如像《旅伴》和《沼泽王的女儿》中具有完整人的形体但其本性又等同兽的公主和赫尔珈，因此，变形童话能够引导儿童思考“人是什么”，人与动物的差异是否就是身体形态的差异的问题。在安徒生童话中，变形即“做人还是做兽”的选择，而这一选择不仅仅是生物选择，更是伦理选择：小美人鱼在“做人还是做兽”之间选择了前者，她放弃了人鱼的本性，获得了人类社会的禁忌意识，即便承受巨大的身体痛楚，小美人鱼依然以人类社会的伦理法则规范自己的行为；《野天鹅》中艾丽莎为了恢复王子们“人的身份”，在自己的生命与十一个兄弟的生命之间，选择牺牲自己以换回王子们人的身份；《旅伴》中的约翰奈斯在金钱和善行的选择中，始终恪守“做一个好人”的承诺，选择以自己的财富行善，帮助公主恢复人的身份；英格尔任由兽性因子主导自己的行为，选择满足自己的无理欲望，她失去人的身份，变成石头。不同的伦理选择导致不同的变形结果，以此，儿童能够认识到人的身份不是由外部形态决定，而是由伦理本质决定的，成长过程中，只有形成了伦理意识才能与动物区别开，才能成长为有理性的人。
在从自然向文明过渡的成长过程中，欲望必然会受到伦理制度的约束。对按本能行事、受兽性因子主导的儿童而言，成长中必须面对的另一重要问题即欲望和文明的冲突。在认识到人与动物的区别之后，儿童需要形成对错、善恶的意识以正确处理自我欲望与社会伦理规范之间的冲突、进而做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选择。安徒生变形故事能够以具体的童话形象引导儿童形成善恶意识，例如在《踩着面包走的女孩》中，石化母题的运用将恶以具象呈现出来，进而为儿童树立行为的规范，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道德判断。在希腊神话中，石化变形与众多神降的惩罚一样，具有为人类行为设立规范和行为参照的伦理功能。儿童文学中的石化变形也具有相同的伦理功能，变形使儿童主人公认识自己的错误，通过变形的教育约束不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欲望和行为，在心理和情感上走向成熟（Lassén-Seger 2006：93-94）。安徒生运用石化母题的伦理功能，结合《神曲》“炼狱”中将罪行外化的文学传统，将英格尔的错误具象化（physicalization）——以石像具体形态将英格尔犯的错呈现出来。在《神曲》形成的这一文学传统中，罪恶通过变形以具体物象表现出来，其目的是使罪恶能够被感官认知，从而使犯罪者认识自己的罪恶并在忏悔中获得心灵的净化和救赎（同上：80）。安徒生沿袭了这一传统，让英格尔变成的石像“头发里盘着一条蛇，并且悬在她的背上。她衣服的每个褶纹里都有一只癞蛤蟆在朝外面望”（877），在石像英格尔的眉间，“苍蝇一直爬来爬去，不会飞走”（877），那是被英格尔扯掉翅膀苍蝇。那条踩在脚下的面包就焊在脚下，英格尔眼睁睁地看着却吃不到，更加觉得饥饿难忍。蛇与癞蛤蟆是安徒生作品中常见的形象，象征欲望、堕落和恶，例如小说《只是一个提琴手》就常用“丑陋的浑身黏糊糊的癞蛤蟆”来表现人的道德堕落（詹斯·安徒生 2009：294）。安徒生让蛇和癞蛤蟆出现在英格尔的头发和衣服上，以具体物象指明英格尔的错误源于欲望和虚荣；他让苍蝇在英格尔眉间爬行，以此表现英格尔漠视生命的罪恶；被焊在英格尔脚下的面包则使渎神的行为一目了然。石像的具体形象能够使儿童读者通过形象感知英格尔的错误，从而形成关于对错和善恶的伦理意识。这一形象的表现手法更符合儿童的认知特征，较十九世纪普遍的说教故事更能有效地传达伦理信息。
安徒生变形童话的伦理教诲意图是明显的。《海的女儿》的结局表明了这一点：小美人鱼被告知如果她找到一个给父母带来快乐，值得父母爱的好孩子，那么上帝就会缩短考验她的时间；如果她看到一个顽皮和恶劣的孩子，那么考验的日子就会增加一天。安徒生将小美人鱼最后的命运与“做好孩子还是顽皮孩子”的选择联系在一起，意在以美人鱼的悲剧诉诸儿童的同情心，以此引导他们选择做一个好孩子。在《海的女儿》的手稿中，有这样一段结尾，小美人鱼表示要以自己的努力在天空之国与所爱的人结合，获得永恒的灵魂。安徒生最后删除了这一结尾。他写信给作家英格曼解释他的改动，“我没有像富凯的《水妖》那样让小美人鱼依赖人的爱来获得永恒的灵魂……我会让我的小美人鱼走一条更自然、更神圣的道路”（转引自Wullschlager 2000：165-66）。安徒生没有像富凯和其他浪漫主义作家那样将两性之爱作为获得灵魂的唯一条件，而是将小美人鱼的命运与儿童的善行结合起来，突出了以道德行为获得灵魂这一“更神圣的道路”。
将《海的女儿》与运用相同母题的成人作品相比，也能看出安徒生意在儿童读者的教诲意图。小美人鱼悲剧而又充满希望的结局与安徒生早年的戏剧《阿格尼特与人鱼》的结局完全不同。《阿格尼特与人鱼》是安徒生第一部运用人鱼变形母题的作品，这部作品同样蕴含着人在自然本能和伦理意识、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冲突中挣扎的主题。阿格尼特出生在海边，对海有着天生的向往，她遵循自己内心的欲望，与人鱼结合并生下孩子。有一天，阿格尼特本性中的伦理属性被教堂钟声唤醒，她迫切地想要回到陆地上，重新成为上帝的孩子。阿格尼特始终无法解决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冲突，最后死在了大海与陆地——自然与文明的象征——的交界处③。安徒生曾在《只是一个提琴手》里这样分析人的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兽性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有的是凶残的狼，有的则是指导如何在地上爬行的蛇。兽性已经被赋予给我们，现在的关键在于，是我们还是这种兽性拥有更大的力量”（转引自詹斯·安徒生 2005：243）。在《海的女儿》中，安徒生对“是我们还是这种兽性拥有更大的力量”这一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不再像《阿格尼特与人鱼》那样突出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无法调和的冲突，而是给予儿童明确的伦理指引。他通过变形告诉儿童读者，小美人鱼伦理意识的萌芽战胜了她的动物本能，她能够用行善的方式获得永恒的灵魂。可见，在以儿童读者为主的童话创作中，安徒生以伦理教诲为主旨，旨在以童话向儿童传达伦理信息，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４、结语
安徒生将变形与成长结合起来，通过探讨人性本质表明成长的伦理意义。成长以伦理意识的形成为核心，是经过生物选择后，伦理意义上的第二次诞生，即卢梭所说的“第二次出生”。卢梭将儿童自然发展过程中的青少年时期喻为“第二次”出生，开始于16岁，他说：“第一次出生我们开始生存，第二次出生我们开始生活。儿童是雌雄同体的，而青少年必定是男性或者女性；儿童时期的任务是认识物质世界，青少年时期的任务是激起对自我的新认识，认识到自我是一种道德存在，在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网络中与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转引自Jean-Charles 1998：4）。安徒生以变形故事表明成长即一种蜕变，是形成伦理意识，成长为伦理意义上的人的过程。安徒生的变形童话能够引导儿童认识人与兽的本质区别，形成善恶、对错的道德判断，从而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附 注
①彼特·布鲁克斯对儿童文学起源的论述，参见齐普斯（2008：1）。
②本文中的童话原文均引自叶君健所译《安徒生童话全集》（2009）。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③关于《阿格尼特与人鱼》的内容参见Easterlin(2001：263)以及詹斯·安徒生（2005：168-17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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