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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了一场瘟疫，迅速蔓延全国，病患非死即残
本文作者 | 琦大白话
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了一场重大疫情，短时间内就确诊了1680例患者，大多为儿童，466人死亡，病死率27.75%，引起了世界的震惊。
这个病死率是什么概念呢？
以这次的新冠肺炎为例，全国确诊病例的病死率是2.1%，武汉市死亡人数占全国74%，病死率是4.9%。（以上采用2020年2月4日数据）
当年江苏南通的疫情，病死率达到了27.75%，就是说，每4个确诊病例，一定会有一例死亡，而且大多数确诊病例还是儿童，大部分都在7岁以下。
这是一种通过口鼻传播的病毒。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传播快、发展快，但是初始症状不明显。感染病毒的儿童，一开始就是发热、肌痛、腹泻、呕吐和肢端麻痹，但是可能一夜之间，腿脚手臂就不能动了。
这些病患基本只有两种下场：一是终身瘫痪，关节异常肿胀，四肢严重扭曲变形；严重的患者甚至没办法自主呼吸。
患者一旦感染，无法治愈，终身不可逆。
国际上把这种病毒命名为“脊髓灰质炎”，在我国，民间称之为“小儿麻痹症”。
当年人们的防护意识不强，导致了病毒迅速蔓延，很快就从南通扩散到了上海、南宁、青岛、济南……一时间全国多处爆发疫情，人人闻之色变。
当时，我国并不是唯一爆发疫情的国家。
“1916年6月17日星期六，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正式宣布存在流行性脊髓灰质炎感染。那一年，美国脊髓灰质炎死亡人数超过27,000例，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仅在纽约就有2000多人死亡。
已确认脊髓灰质炎病例的个人的姓名和地址每天在报刊上公布，他们的房屋被标识为标语，他们的家人被隔离。
1916年的爆发流行引起了广泛的恐慌，数千人逃离附近的山区度假胜地；电影院关闭，会议取消，公众聚会几乎不存在，儿童被警告不要从饮水机喝水，并被告知避免去游乐园，游泳池和海滩。”
1921年，竞选副总统失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当时也被确诊感染了脊髓灰质炎。
那一年，他已经39岁。在这之后，他还是成功当选了第32任美国总统。
1928年，为了帮助患者自主呼吸，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工程师德林克发明了“铁肺”，说明那时美国已经有了很多病患。
这个超过1000斤的金属盒子，只允许病人把头颈露在外面，整个躯干是密封的，利用内外压力差，帮助病人把空气输入和排出肺部。
“铁肺”在当时曾救了许多人的命。
随着“铁肺”的普及，医院几乎成了一个大工厂，病床也变成了一个个的机器。
50年代靠着“铁肺”活下来的人，到现在还依赖这个机器。
这位老先生叫保罗。1952年，年仅5岁的他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脖子以下都瘫痪了。
年轻的时候，每天还能在铁肺外呆几个小时，还曾经是一名出庭律师。如今情况恶化，几乎整天都只能在“铁肺”里。
像保罗一样，终生依赖铁肺的人还有很多。
小儿麻痹症因为不可逆，唯一的保护措施就是疫苗。
疫情蔓延的时候，各地出现了很多“背包族”。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利，好多家长就带着干粮，背着孩子，到处寻医问药。
这天，有个妈妈背着孩子来到了研究所，看见有人出来，上前几乎就要跪下了，哭着说：
“大夫，您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啊！”
专家仔细看了一下孩子，确认了是脊髓灰质炎，但是他也无能为力，只能无奈地说：
“很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
孩子妈妈绝望地瘫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凄惨的哭声回荡在走廊，也刺痛了这位专家的心。他对着那位母亲的背影，说了一句：对不起。
他知道，还有成千上万个，像她一样绝望的父母，等着奇迹出现。
然而没有奇迹。
这种病毒，一旦染上，非死即残，无法治愈。只有疫苗才能防患于未然，早一天拿到疫苗，就能让更多的孩子免于伤残。
在当时，攻克脊灰的重任，就落在了那位专家的身上。
他叫顾方舟，1926年6月16日出生于上海。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又去了苏联医学科学院。
1955年脊灰爆发时，他刚完成学业回国，去了北京的一家病毒研究所，成为脊髓灰质炎防疫研究的中坚力量。
那位母亲绝望的哭声，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也让他更加坚定，要早日研发出相关药物。
其实早在1951年，美国科学家索尔克就制成了人类史上首款灭活脊灰疫苗，也就是“死疫苗”，但是有效率只有85%。
江苏南通病毒爆发的时候，美国已经在国内广泛推广这种疫苗了。孩子们需要注射三次，成本很高。苏联当时也在研制疫苗，但是美苏两国都不会把成果提供给中国。
如果进口美国死疫苗，治好一个孩子就要15美金，而且还有可能会有别的附加条件。
1959年，顾方舟已经带领同事们，成功地分离出了脊灰病毒，一直在研发疫苗。他和同事们去了苏联，想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可是他们连专门的脊灰研究所都进不去，被打发到了普通的疫苗研究中心。
正好赶上美国苏联两方的一个脊髓灰质炎讨论会，他们有幸旁听。
苏联认为美国的死疫苗有效率太低；美国认为苏联的活疫苗会有导致正常人感染的风险，而且没有经过临床验证，技术也不成熟。
听完了双方的激烈讨论，顾方舟最终决定，靠我们自己来研发！
顾方舟得知苏联的活疫苗已经在猴子、黑猩猩，还有少量的志愿者身上得到了成功。
只不过苏联方面，他们不愿意将实验成功和数据透露给我们，所以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当时苏联有位科学家丘马科夫，他悄悄给了顾方舟一部分苏联人做的活疫苗，希望能帮到他。
顾方舟很感动，决定以此为参考，研发我们自己的“减毒活疫苗”。
做这个决定很简单，但是付出的代价，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疫苗需要做活体实验，这就需要用猴子。为了方便捕捉和饲养猴子，卫生部特批医学生物所建在云南省昆明市玉案山的花红洞，因为那里有专门的猿猴实验站。
这里离市区几十公里，当时一片荒芜。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
花红洞真的是一个洞，隐蔽在一片热带雨林中，洞口高约三至四米，宽三四十米，刚到的时候没地方住，他们就真的是住在花红洞里。
顾方舟带着几十号人，在这里砍树、拓荒、建设，用了9个月，在一片荒山上建成了医学生物研究所。
后来顾方舟团队的脊灰疫苗取得了显著成果，国内外专家都来取经。看到他们的整个生活工作环境，都深感惊讶。
他们无法相信，这样艰苦又简陋的环境，能做出这样的成就。
补给的车一周上山一次，把山下的米面蔬菜带上山。这些东西，不光要给人吃，还要给猴子吃。饥荒年代，还要优先给猴子吃。
因为实验成果，要先在猴子身上做测试，猴子通过了，再由成人测试，最后才是儿童组测试。培养病毒也需要用猴子的肾脏，所以猴子很重要。
有一年大家实在饿得没辙，于是有人终于忍不住，去偷了猴子的口粮。
被顾方舟发现了。但是他并没有责罚偷粮食的人，他只是耐心地跟大家讲道理。人饿，猴子也饿，但是不能把猴子饿死，那是大家的希望。
再到后来，1967年，曾经有一段时间，顾方舟不能主持工作，被派去做最基层的工作：打扫猴舍。
他就像平常一样套着白大褂，脚上换了工人常穿的厚底筒靴，里里外外，该打扫的不该打扫的地方都整理一遍。
在大儿子顾烈东看来，那时的父亲看着比平时更高兴，在他心里猴子珍贵，“觉得养猴子比跟人斗有意义”。
在顾方舟被研究所停职后不久，他的母亲周瑶琴去世，这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得之不易的胜利
刚到花红洞的时候，为了表示长久驻扎在这里的决心，顾方舟把爱人、母亲和孩子都接到了驻地。
其他人看到了顾方舟的决心，于是有家人的，也都把家人接到了山上。
剩下那些单身的同事，没有亲人陪伴，经常会想家。顾方舟就组织大家，每周六搞一次联欢活动，做一些小游戏，输了的表演节目。
有一次是玩儿吹鸡毛，顾方舟带头领着大家玩儿。鸡毛掉在地上，他输了，于是他就唱了一首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他用歌词表达心声，也间接鼓舞士气。有这样一位平易近人，又严谨慈爱的领导，大家工作起来都特别带劲。
然而最让人感动的，还是他时时处处的以身作则。
除了把家人接到山上，表明自己常驻的决心，顾方舟还做了两件事，这就不仅仅是以身作则了，简直是以身试险。
病毒研究到了关键阶段，猴子的测试已经结束了，进入成人测试阶段。顾方舟毫不犹豫，第一个拿起了试剂，带头喝了下去。
同事们看到老大带头了，也都不再犹豫，拿起试剂都喝了下去。
十天的时间很煎熬，每天大家都互相询问身体状况，认真记录下每个人的情况。
很快，十天的成人测试结束了，疫苗通过了第一阶段的猴子测试和第二阶段的成人测试，迎来了最重要的第三阶段，适龄儿童测试。
这个阶段，我看过一些文章说，顾方舟给自己刚满月的孩子用了疫苗，情景还原的影像，也是用了一个满月的小宝宝。
真实的情况是，顾方舟的大儿子顾烈东，那时候刚满1周岁，属于适龄的测试对象。
顾方舟怕妻子担心，没敢跟她说，就悄悄地喂自己的儿子服用了测试疫苗。
于是顾烈东就成了全国第一个喝下该疫苗的孩子。
要说不担心，那真是假的。顾方舟夫妇即使在现在，也算得上是晚婚晚育。
顾方舟1926年6月16日出生的，第一个孩子顾烈东出生于1960年6月4日，那时候顾方舟已经34岁了。妻子李以莞是他北大医学院的同学，比他小一岁。
花红洞那个生物所条件艰苦，那么小的孩子，跟着父母在山上，已经是吃了很多苦。顾方舟担心妻子不舍得让孩子涉险，所以就没敢说。
其实妻子哪能不理解呢。
“我知道我也得支持他，我一定要支持他。这个东西你不过这一关，疫苗不能够进入生产，必须走这一步。
我当时还不知道，过了几天他说晓东喝了疫苗了，我说有点后怕，这个病没有办法治疗，而且是终身致残的问题。”
这是非常艰难的十天。
因为在顾方舟的带动下，其他同事的适龄孩子也都服用了疫苗，参与试验，这十天里，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每天都在密切观察着孩子们的情况。
两天，三天……十天，终于过去了。孩子们都安然无恙。
松了一口气的大人们，终于放下了满心的担忧。一向坚强的顾方舟，再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地跟同事们抱在了一起。
1960年，中国的脊灰疫苗终于成功！
疫苗通过了测试，但是还有下一个难关，就是储存和运输。顾方舟换位思考，选择了孩子们最能接受也是最喜欢的方式：做成糖丸。
他们搬来了做元宵的机器，用滚元宵的办法，一层糖一层药，还要保证每一粒沾裹的药剂都适量。
经过多次测试，终于制成了合格的“糖丸”。
这一发明也极大延长了疫苗的保存期限：常温下能存放多日，冷藏可保存两个月，大大地方便了推广。
为了能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把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里，一层糖一层冰。
不仅如此，顾方舟又带领团队将原本需要服用三次的糖丸不断改进，最终实现了三次免疫合一次，只需要吃一次糖丸，就能实现对所有脊灰病毒的免疫！
这一成果震惊了世界，国外很多专家都前来请教。
1979年，他的病毒检测方法和分离方法就被国外媒体报道，他也被尊称为“中国病毒学之父”。
就这样，一个医学生物所从无到有地建设出来，一粒粒糖丸疫苗被生产出来。一粒小糖丸，守护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也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
终于到了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传播已被阻断，中国成为了无脊灰国家。
那一天，74岁高龄的顾方舟激动得彻夜未眠。第二天，他代表代表中国，在证书上签了字。
为了这一刻，他已经整整奋斗了40年。
消灭脊灰，仍旧任重道远
从2000年到现在，又过去了20年，我国本土虽然已经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但是邻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仍然是野病毒据点，近几年国内也发生过输入型病例。
有些国家甚至有人认为，疫苗是政府强迫她们避孕的借口。这些落后观念，导致了疫苗推广的困难，所以这种可怕的病毒，仍然在小范围内流行。
而我们，因为这几十年来不断更新迭代的糖丸疫苗，得以幸免。
今天，当你得知了这一粒小小糖丸背后的故事，看到老一辈人为保护我们而付出的艰辛，你是否有那么一刻的触动？
一定要记得，你很珍贵。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你不认识的那么多人，在默默守护着你。
他们毕生的心愿，也只是希望用他们一生的努力，守护素不相识的你，健康平安。
2011年，顾方舟从医55周年的纪念宴席上，他历数了在座每一位老同事的业绩。
席间，他为大家朗诵了一段话，出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它给予每个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念到这里，他问那些老同事们：
“我们为消灭小儿麻痹奉献了一生，值不值啊？”
老伙计们齐声喊道：“值啊！值啊！”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因病逝世，享年92岁。
陪伴他一生的夫人李以莞给他的挽联上写着：
“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
文章作者简介：琦大白话，用美食和文字，温暖胃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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