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子建與上海鳥蟲篆印風
本文转自书法报1995年1月18日 第3期 （总第549期）
莫武：吴子建先生在我们眼中是当代篆刻的顶尖人物之一，但似乎一直颇受冷落。名声不彰，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让我们先从上海的鸟虫篆印热潮谈起吧。
潘毅：上海印人很热衷于刻鸟虫篆印,也许是这种形式最容易发挥他们固有的精明和趣味。我印象中方介堪“三千大千”、方去疾“叶丰”等前辈很早就大量地刻鸟虫篆印了，风格是比较老实地学秦汉印的那种。
莫武：其实明清味很重,明清人学秦汉印的那种感觉，譬如汪关。初看这些印好象有些呆板，但古味蛮纯,仿佛一位宿儒，即便偶尔诙谐，也依然让人肃然起敬，看不到丝毫轻佻，道行深着呢。
潘毅：韩天衡、吴子建先生之后就大不相同了。鸟虫篆印风行一时，并且不再局限于仿秦摹汉，开始在配篆装饰上拼命地“创新”，花样百出，最风行的便是韩天衡先生式的装饰构成方式，一种犹如工艺图案般工巧甜美的风格，漂亮得近乎浮华，一点秦汉古印味都没有了。
莫武：从风格的构成分析来看,韩天衡先生的鸟虫篆印无论是形式要素、母题(饰纹形状)还是形式关系（组合、结构规律)都是纯粹西化的。这种鸟虫篆印很象我们在上海滩头常看到的西洋建筑的铁栅栏或窗户上的花饰，你看“大乐”一印，真是纯粹的“洛可可”风格。
潘毅：看来要学韩天衡先生的印得先进修西洋美术史，分辨清“巴洛克”、“怪诞装饰”、“新艺术”等等装饰风格，才有可能青出于蓝。相形之下，吴子建先生真是能大异时趣，他独出机杼地取法于青铜器的饰纹，令人耳目一新，又合乎取法高古的“古法”。
莫武：他主要取法的不是商周，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饰纹，比较轻灵的风格。
潘毅：吴子建先生对“古雅”很敏感，对秦汉印吃得透，如“大乐”印、秦汉印的生拙之处抓住了。“忘形得意”、“应无不舞时”是取法青铜器饰纹的典型代表“鱼饮父”取法自古玺,而“与墨有缘”在明清圆朱文的基础上叠加了战国错金壶式的饰纹，很大方，又富有细处的细腻微妙的变化，有种很优雅的贵族气息。
莫武：这大约是陈巨来先生之后最好的一方圆朱文印。
潘毅：据说吴子建先生于治印持一种旧文人式的书斋游戏的态度,这有时也会带来些负面影响，比如他的印谱中有些印作偏于纤弱，同时不少印作的边栏处理往往不够完整，似乎是刻印到最后，不愿再细心推敲了。
莫武：从整个篆刻界来看韩流滚滚”与吴子建先生的落落寡合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对比。就个人风格而言，两位先生都是独创的、成熟的，我不想对两种风格作出高下雅俗的价值判断，我感兴趣的是时尚为何选择了韩天衡先生：即一种个人风格如何被承认，如何成为时尚。
潘毅：韩天衡先生应当说并非不能刻出古雅的印来，例如他的仿玉印。但他的鸟虫篆印的创作为何弃古雅而极趋新妍?而且是一种纯粹西化的面目？大家又为何都去学韩天衡先生,背弃古雅的“正道”呢？
莫武：取法西洋比取法古典传统更受欢迎，这是个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和时尚,与篆刻界多年来高调提倡的“学习古典传统”正好背道而驰。借用徐正廉先生的“说法”,篆刻是不是早已静悄悄地在潜意识中“美术化”了？我们的看法大约正好与徐正廉先生相反。看来，篆刻的“美术化”倾向并非青年一辈的发明创造，而是我们的前辈就“古已有之”。我想，这与本世纪以来西方话语、西方图像不断介入有关。它们实质上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与视觉图式,这才有了我们习焉不察的“美术化”倾向；传统文化、艺术生存的语境是否实质上已经悄然丧失了?无论如何，吴子建先生的存在价值不应为我们所忽视，他才是真正的“新古典主义者”。
吳泰
文—织田信长官
編輯—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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