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后天新展将展出复制品？没关系，为了张伯驹也得去看！
故宫博物院筹备已久的
“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
将于2018年4月2日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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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展览的一大遗憾是陆机《平复帖》卷、展子虔《游春图》卷、杜牧《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卷等，尚处于休眠期，为保护文物，本展无法展出原作，用复制品替代。不过像传为李白的《上阳台帖》，蔡襄的《自书诗卷》等重量级作品将会原件展出，另外，本文中也配上了部分展件的真迹高清扫描资料以供参考。
说起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收藏，有一个说法，即其院顶级书画，近一半乃张伯驹所捐。
因张伯驹历来重视文物精品，曾向马衡院长建言，“余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由此可见其收藏主张。毕竟是民国四公子，眼光超群。
张伯驹早有“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初衷。故而建国后，将其藏品捐与故宫博物院，后者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如晋·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展子虔《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其余如唐·杜牧《张好好诗》、唐·李白《上阳台帖》、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赵佶《雪江归棹图》等，都是我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这其中，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黄庭坚《诸上座帖》等8件古代法书精品是1956年由张伯驹、潘素夫妇捐赠国家的，国家文物局后调拨故宫博物院；隋·展子虔《游春图》、宋·赵佶《雪江归棹图》、明·唐寅《王蜀宫妓图》等是张伯驹让与国家，国家文物局收购后陆续调拨故宫博物院的；唐·李白《上阳台帖》则系张伯驹赠与毛泽东，1958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另外，故宫博物院还于1959年购买了张伯驹曾收藏的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本来，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等都是故宫博物院当时有意收购，但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入藏的。它们最终能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张伯驹居功至伟。
张伯驹、潘素夫妇
能收藏这么多文物，没有雄厚的家底是办不到的。说到这儿，咱们不得不提一下张伯驹的家世。
张伯驹（1898年－1982年2月26日），本名家骐，字伯驹，以字行。别号丛碧，春游主人，好好先生等。河南项城人，是收藏家和书画家、诗词学家及京剧研究家。其生父为张锦芳（1872年–1942年），因张锦芳之兄直隶总督及河南都督张镇芳膝下无子，遂将张伯驹过继给张镇芳。而张镇芳又是袁项城兄嫂的弟弟。所以张伯驹还得喊袁作表叔。1948年，“太子”袁克定穷困潦倒时，还是投奔表弟张伯驹，才得移居清华园。可见两家关系之亲近。
本来，张伯驹是要继承其父在军政界的地位，但他志不在此，1926年退出军界，进入金融界。在家人看来，他这是不务正业。但是幸而有这般变化，文化界才多了一个张伯驹，而民国时期的那些军阀，如今还有几人被提起？更别说纪念了！虽然，张府家财万贯，但那些国宝级的书画，得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 游 春 图 》
（隋）子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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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之前提到的《游春图》，传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画面题签为宋徽宗所书。自宣和以迄元明清，流传有绪。又证以敦煌石室，六朝壁画山水，与此卷画法相同。
这件作品本是清宫旧藏，在东北小白楼散出后为京城装裱名匠马霁川所得，此人毕竟是商人，为求利益不惜将文物转卖国外，如唐代陈闳的绢本《八功图卷》，元代钱选《杨妃上马图卷》等已经流失。为了避免《游春图》同遭此劫，张伯驹亟向马衡建议，此为国宝，应收归故宫博物院；甚至提出如院经费有困难，他愿意帮助周转。但马衡不应。张只好自己去和商人商量。对方索价八百两黄金，最后以黄金二百二十两成交。是时张伯驹已收购了一些宋、元巨制，手头拮据，不得已，以所居房产付款，收回此图。
《 平 复 帖 》
（西晋）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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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平复帖》的收购则更加曲折。此帖传为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所作，虽不能确定其人，但出自晋人手笔无疑。是目前传世最早的墨迹，有墨皇之称。这件作品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草书。前有白绢墨笔题签，笔法风格与《万岁通天帖》中每家帖前小字标题相似，显然这是唐人所题。唐人题签旁边又有宋徽宗用泥金所书的瘦金体题签，下押双龙小玺。另外画面上有“宣和”、“政和”等历代的收藏印记。
题签
张伯驹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参观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时曾一见，念念不忘，便托古董商人韩某向《平复帖》的主人末代王孙溥儒询问转让价格。得到的回复是，溥心畬开价银元20万。当时张伯驹没有那么多钱，只好作罢。后来，叶恭绰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张大千、张伯驹都出席参加。此时张伯驹又请张大千向溥心畬说合，愿以六万大洋求购。但溥心畬的回复依然是要价20万，又作罢。由此可见溥二爷在人情世故方面确实不周。直到1937年腊月，溥心畬母亲去世，急需用钱治丧。张伯驹便拜托傅增湘促成收购《平复帖》的事情，他也不想乘人之危，就表示可以先借一万与他，《平复帖》聊作质押。而溥心畬则直接要价四万大洋。张伯驹出身世家，但此时父亲张镇芳已经去世四年，他虽是盐业银行的常务董事，但对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能拿得出来的钱并不多，为了凑足余下的2万大洋，他将妻子潘素的首饰都变卖了。《平复帖》来之不易，在收藏后，张伯驹把自己的书房改成为“平复堂”。
平复帖
《平复帖》作为传世稀少的晋人手迹，在有一段时间却不太受重视，毕竟谁也没见过王羲之之前的作品，不太能欣赏着古朴的书风。吴其贞于顺治庚子（1660）的五月二十二日在葛君常那里看到《平复帖》时，元代张斯立等四个人的观款，已被割去卖给了归希之，配在赝本的《勘马图》后面。他愤愤不平地在《书画记》中写到：“此帖人皆为弃物，予独爱赏，闻者晒焉。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钱三百缗，方为余吐气也。”可谓是慧眼独具。
为了躲避日本人对这件宝物的觊觎，张伯驹人南逃时，将此帖缝入衣被，片刻不离身。到了上海，他仍因为自己的收藏遭到绑架，但他宁被“撕票”，也不交出国宝，僵持近8个月，夫人四处筹措了20根金条，才把他赎回来。
关于此帖，还有一件趣事得提一下，那就是当初王世襄为了研究《平复帖》，常去张伯驹家，去之前还心怀忐忑，以为国宝太珍贵，张伯驹会不会轻易拿出来给看，不想，老人家却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王世襄在《〈平复帖〉曾藏我家——怀念伯驹先生》一文中详细记述了看帖时的情景和心情：“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桌旁另设一案，上放纸张，用铅笔作记录。《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
由此可见张伯驹的名士风范！
《 道 服 赞 》
（北宋）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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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类似抢救国宝的行动还有很多。
范仲淹为同年友人“平海书记许兄”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道服赞》，称友人制道服乃“清其意而洁其身”之举。此卷行笔清劲瘦硬，结字方正端谨，风骨峭拔，颇具王羲之《乐毅论》遗意，卷后还有文同的跋。时人称为“文醇笔劲，既美且箴。”靳伯声收得此卷后，张大千想收买过来，马衡知道，当即追索，靳故避之。最后由张伯驹变卖家产，将《道服赞卷》收购。
道服赞
局部
文同
《 张 好 好 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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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好好诗》卷由宋徽宗赵佶题名，见于《宣和书谱》卷九，并钤有宋徽宗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后曾递藏于宋代贾似道、明代项元汴、张孝思、清代梁清标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1924年，逊帝溥仪将此卷携出宫外，流散于东北。1950年，琉璃厂论文斋老板靳伯声的弟弟在东北得到此卷，带来北京，转手持往上海。张伯驹得知此消息后，急托墨宝斋马保山先生追寻此卷，以免此卷流失海外。终以以重金购回。
以上，张伯驹自己有提到：
“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注：张伯驹）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英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可知个中艰辛。但就是这样艰辛所得，建国后被他全部无偿献给国家，换得奖状一枚。张伯驹晚年受过一些不公正待遇，但他不怨天不尤人，泰然处之。关于老先生的最后岁月，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讲到，1982年正月，赴宴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只能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张伯驹便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张传彩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世，终年八十四岁。读来令人唏嘘！
他去世前两年的夏天，曾与关松房、启功、魏龙骧等人同游颐和园，一位领导问关松房、张伯驹两位老人：当今很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灌唱片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你们是不是也有考虑？张伯驹回答：“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其回答令在场所有人肃然起敬。逝者已矣，如今故宫博物院举办“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将原来属于私产，只能少数人观看的国宝变成为大众所有，人人可看的博物馆藏品，可以说是实现其最大价值了，也算是对张伯驹先生最好的纪念，先生若泉下有知，应该也会感到欣慰罢！
文—织田信长官
編輯—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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