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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在左,上帝在右?

黄庆曦 雪线 2019-04-07





庆曦按:


这是给一篇旧文的按语,然欲言及之事,远不止旧文所述。


旧文常新,江山仍是不幸。在这片土地上,苦难与悲惨似乎没有时间向度。而有些叩问似乎永不过时,比如:你对这个国家还有盼望吗?你的盼望在何处?


看起来有点唱衰“发展”,也令翘首期待变革的各方人士不屑。又或许,我们只是生活在不同的、被折叠的时空?


近日见斯伟江弟兄新年感言(见底部“阅读原文”),犹似温和版的谭嗣同。不得不说,这样的格局,在一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中,颇显知识分子的情怀和担当。感恩的是,世道之艰险,却促使更多向往自由的人们寻索生命意义。律师和媒体人是社会的觉知末梢,因此通常最先被冻醒。很“自然”地,这两个群体当中,已有不少人将盼望从地上可见的国度转向那个永在不变的国度。


这不代表放弃尽地上诸事务的本分。只是,对现实,对人性,对自身,我们总要省察:一切忧患和不忿,是先知式的悲悯,还是被偶像所伤。这些年过去,有一点愈发肯定:在基督之外,世界将始终惊我以惶恐,而我必无法报世界以镇定。


或许因为生活环境不同,对这地这国,我比斯律更悲观些。看到的变化或“进步”,比起人性人心的丑陋败坏,实在可以忽略不计。清醒者永远是少数,清醒且有勇气践行信念的,更是凤毛麟角。半数人在装睡,等其他傻子先去试水。四成是真蒙昧。相较福音刚刚落地的一百年前,如今利维坦的嚣张,人心的虚无诡诈,人的自我神化,都是前所未有。于此弯曲悖谬之世,在终末论的观照下,灵魂灭亡的速度,也更加触目惊心。一如主耶稣论及施洗约翰——“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


所以,在斯律所倡的清醒之外,或许还可以更绝望一些。只是,在罪身中,在这麻木世代,无论怎样调校,我们的情感,似乎总不够纯粹。在下曾借诗言及吾辈的困境:可惜,我们都不够聪明,也不够愚蠢 / 重要的是不够绝望,也不够盼望。


制度变革与人心变革,谁先于谁发生?抑或二者彼此促发或拖累?这在政治学上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的迷思,争论与著述都已太多。在此只想说,人无法窥测历史,但需要学会在历史变迁中安放身心灵。很可能,有生之年,我们见不到所期待的改变,甚或别的更恶者被兴起。亦有可能,在诡谲的看似无望的世事中,上帝已部署了“大手笔”。由此,在绝望与希望的困局中,在“两国论”的张力下,有志于思考和建设者,恐怕需要既具备奥古斯丁或尼布尔式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眼光,又汲取侯活士的“异乡客”洞见。无论如何,只有在基督里,在整全的基督论与教会论中与基督连结,我们才能既拥有大地,又不失去天空。


身在此国,真正的盼望,在于那个永不朽坏的国度。这个族群,这个世界真正的希望,在于认信的社群,在于磐石上的教会。然而,即便没有这仿佛突如其来的寒冬,冷静的观察者和践行者也无法不诚实面对中国教会的光景。如若凛冬蔓延,一线及沿海诸城哪怕仍具备吸引力,教会能否继续享受人口红利,恐怕是未知,另有从传统到新兴的转型、摆脱中产化教会的陷阱等挑战。当然,有沉潜的生命以及上帝所留存的七千人正在冰雪下积蓄力量,也未可知。内地二线当中,蓉城是特例,其中的圣徒群体也显得尤为宝贵,求主托住他们。令人痛惜的是,持续高压下,多数城市教会全面溃散;内地三四线及至农村,除被官方收编者,反智主义横行,诺斯底及其变种中毒太深,加之青壮年流失严重,似积重难返。总体而言,中国教会至今仍未认真处理也不屑于处理许多至关重要的神学(包括神学-社会)问题,更别说抵抗一个全面邪恶的世代。某牧师七年前谈到属灵传统的“花果飘零”,正在成为现实。


被真相刺透的人,都需要格外的恩膏,才能继续活下去。活在祂的心意里,而不去纠结能否做些什么。毕竟,人其实做不了什么。值得安慰的是,历史的真正作者是至高神。在祂所允许的这暗黑的荒凉中,人只是更容易体会旧约先知、众使徒和上主的心肠而已,并且,负轭前行。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2019.1.3





政治在左,上帝在右?



文/黄庆曦


最近,澎湃新闻发表了一位牧师一篇命途多舛的文章(《谁对这个国家还有盼望》),由此引发了变革派和基督徒之间在观念上小范围的尖锐对峙,除了被一些朋友斥为心灵鸡汤,被另一些朋友责为政教混一,甚至还被用来作为基督徒“只专不红”的典型判例。就我对自由派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了解,这并不稀奇。


这位牧师的话语方式固然有可商榷之处:偏教牧性,对话性稍欠——然而在基督徒看来,其形式和内容并不构成接受障碍,倘若排斥此文的朋友们将来归信,认基督是生命的主并且掌管万有,自然会同意我的说法。在处境和文化对话中,我倾向李勉群(Charles Lee)教授所说的“广场模式”,但就本体而言,即便语言通约性再好,信与不信仍然不能同负一轭,“三观”加“政教观”之矛盾不可调和实属必然。毕竟,“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6:14)


在《盼望》一文的阐述中,非信徒读出“放弃世俗政治”的信息,然而果真如此?


举目单单仰望上帝,不等于闭眼不看世间的不公不义,但又不是单纯地诅咒世间的不公不义,因这是天父世界;一种超越此在的盼望,不等于否弃人的本分,甚至对于基督徒,永生的超越国度的盼望直接决定了此世在地的生命之存在状态。对世俗政治不抱希望,不等于以“低素质”否定国族“得救”的可能,而是表明“分别为圣”是另一种或许更决绝彻底的政治参与方式。强调高于政治的政治,并非取消世俗政治参与的价值,而是进入被政治裹挟的人群,向干渴绝望的灵魂传递一个消息:人可以在政治中,却不被政治捆锁;人可以必有一死,却不被死亡所胜;正如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从国教”先驱倪柝声说过,人不能“超政治”。某种意义上,人生在世,无往不在政治中。基督徒的“政治”不可能脱离上帝的启示真理(严格来说是《圣经》)而存在;上帝始终在场,而不是如自由主义遐想的“政治为先,上帝靠边”。政教分立并非信徒和教会的“应然”,它是顺应世俗社会形态和世俗政府权柄的“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说,根本谈不上是一种选择,而是被选择。这其中有上帝奥秘的定意,恐非实证逻辑所及。


对基督徒而言,上帝在万事万物中掌权;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宪政在此,上帝跪安”。对基督徒,与上帝同在才有真自由;对自由主义者,真自由似乎可以“拍立得”。当然,一些对基督教有好感的非信徒态度较为折衷,认为信仰和政治是灵魂与世俗两套体系,政治/政府不干涉个人信仰,同理,信徒也不该把基于信仰的世界观注入公共生活尤其政治领域。但是对于基督徒,任何体系都没有资格与上帝的权能平起平坐,任何世俗政治哲学都没有资格与启示真理讨价还价。这不是贬抑自由意志,而恰恰是对人的生命本身的珍而视之。


让我再次言明:一、当一个人试图用智识去驯服上帝,他就成了无神论者。二、基督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衰落,究其原因有二:激进的自义与退缩的自义。所谓退缩,无论在欧美还是中国都很突出,即退居一隅,放弃政治、教育和社会参与,将世界拱手让给世俗思潮;所谓激进,简而言之就是妄图以人的时间表覆盖神的时间表。社会福音宣扬者和变革派自然不认为“激进”构成“自义”(“激进”在此涉及具体神学语境),而热衷于借助基督教文明溢出的普世价值(自由、人权等)去做“主体性”抗争。然而对基督徒来说,一方面背负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必然需要批判黑暗现实、澄清谬误传递真知,甚至身体力行见证价值观尤其政治立场(例如“非暴力不合作”)。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作为基督的门徒必定以那拯救世人于“死罪”的好消息为马首是瞻,以大使命为默认的天职。在公共论域,作为信仰者尤为不可接受的,是将对所谓社会问题的关注置于无可比拟的高度,高于对人本身的关注,而这,恰是真正的僭越。


基督徒的“政治学”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人是全然败坏的,人性绝不可靠。正如马丁·路德所说:你拥有的一切天赋——智慧、正义感、口才、力量、美、财富——都是地狱暴君(也就是罪孽)的工具和武器,而且,这一切都强迫你服从于恶魔,并巩固和增强了它的统治。


基督徒的“国度”具有地上与天上双重属性和张力。关于超越与临在、已然与未然,对原初“美国精神”具有决定性的清教徒神学对此已阐释得很多。有变革派人士举里根为例作参照,且不说这种类比是否得当,这种对照在方法论上是否站得住脚,就算里根是万人敬仰的伟大总统、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话语和观念也不能等同于圣经的教导。即便是保守主义旗舰人物、自称基要派的小布什,其政治神学也不代表政治正确,何况在教会内部也多有争论,相关问题既重要也复杂,就此点到为止。


我也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现今基督徒有一种倾向,即(似无意识地)将“耶稣基督的福音”置换为“美利坚福音”,将“天国梦”置换为“美国梦”,自由派受此感染颇深(抑或相互感染?)。政教问题宏大而繁杂,尤其涉及末世论,需要精微而扎实的研究,更不是像许多自由派人士以为的分离式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么简单直白。但似乎国内关于这方面好的、有影响力的专论并不多(恐怕言论压制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尤其有质量的对话很少或几乎没有,甚为遗憾。


关于非信徒重视的宗教宽容、信仰多元问题——事实上基督徒同样重视——在讨论中常常被无意混淆,并指向基督教的“排他”。首先必须指出,宗教都是排他的,尤其是一神论和多神论的所有宗教,但凡成体系的宗教,必定对其体系之外的信仰系统构成排他性。在真理维度,持守一种价值标准,必指向排他性;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既顺服真理,又同时参与对这一真理体系的怀疑或重拾不可知论。终极价值上的“自由”,意味着某种无绝对立场的绝对立场,或许也意味着风能进雨能进,上帝不能进。对于基督徒,既然有合理认信,就必然需要面对与这种“合理性”相斥的“不合理性”,分辨并以源于启示真理的道理妥善应对之,就成为必要。然而应当区别“排他性”(exclusiveness)和“排他主义”(exclusionism)。对绝对真理的委身和宣扬,跟爱、包容并不是二元断裂的命题。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jealous)的神。”(申命记 4:24)基督教的所谓排他性,在于认信的独一性,本质上这与宗教宽容并不冲突:因为爱人,所以包容多态,接受一元认信与这个多元世界的张力,而且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犯罪的倾向),在相当长的历史尺度内保持这种张力是健康的。但是,与此同时,更因为爱人,所以要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弘扬一元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


让我再次引述卡森(D.A.Carson)的话:


“关键在于,我们努力解决痛苦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从核心开始,必须是出于对福音的深刻的热忱。对我们而言,这既是信仰上的必须,也是策略上的选择。在信仰上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福音才让人得永生,让人遇见我们的创造主——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十字架、末后审判以及永生,所有的问题都不再如此重要。这也是策略上的选择,因为我们相信,以圣灵的大能全面地传讲福音,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更彻底地转化人,不仅仅是改变人的态度而已。”


让我借用巴刻(Packer)的表述:


“福音确实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但它解决问题……是从人类最深层次的问题着手,就是人和他的创造主之间的问题;除非我们明确表明前面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后面问题的解决,否则我们就是错误地传递信息,成为上帝的假见证。”


让我再次言明:提防理性主义的信仰话语,一是警惕将圣经视作一种纯哲理或伦理学说(剔除神迹、否定上帝在历史中的护理),其次应明辨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或自然主义、自由主义的上帝论。在某些看似鼓吹信仰实则暗昧游移的立场中,“上帝”是可以为我所用的,而“自由”“权利”是已然成为偶像的。一切人本的、理性主义的道德说辞和自由话语,实质都将德性、超越性、自由与其本源切断。现代言论殿堂供奉着虚假的自由与幸福之诺,盛装这许诺的是一个千孔百隙的容器——人性。晓真理而得自由,若离弃了十字架上的救赎,“真理”就只是人类自立为立法者所立的法,不过是肉身成道的普世版,自由和美善终究无处安放。


基督徒的视野覆盖全地,而不是关在教会门内;基督徒的盼望是垂直的,而不是如这世界所喜悦的那般终其一生苟延在地平线上。对基督徒而言,信心(faith)、盼望(hope)并不是某种空洞的能指,它们必须也永远指向耶稣基督并祂的降生、受难、复活、再临。我们不是不关心政治和社会变革,因为基督信仰虽是个人性的,但却不是个人主义的;我们被分别为圣,却从不自外于共同体的苦难。我们只是清楚地知道,“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是愿意因着使人与他的创造主和好而预尝将来被成全的国度,预尝那真正的自由、喜乐、平安。



2015年1月2日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基督工场”,个别字句略有改动)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 希伯来书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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