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平 陈雅：唯物史观的三重逻辑与建党百年中国道路的探索
唯物史观的三重逻辑与建党百年中国道路的探索
王维平 陈 雅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所探索和发展的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和显示出活力，是根源于对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主体逻辑、经济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遵循。唯物史观揭示了从“现实的人”出发的人民至上的主体逻辑、物质生产起决定作用的经济逻辑以及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等三重逻辑，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动力基础和基本趋势，为我们梳理、理解和审视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关键词]唯物史观；三重逻辑；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100年伟大历史进程中探索、确立和开拓的中国道路，符合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规定——人民至上的主体逻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之路的开辟提供了价值引领，物质生产起决定作用的经济逻辑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发展趋势的历史逻辑支撑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坚定信念。三重逻辑交互作用，既生成了中国道路的鲜明特征，又决定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还规定着中国道路的内在规律，对于我们总结和汲取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科学认识和继续推进中国道路的时代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唯物史观的逻辑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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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体逻辑：“现实的人”的逻辑规定
和唯心主义颠倒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唯心史观曲解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同，马克思将“现实的人”确定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将人类历史理解为“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对现实的人的内在规定作出详细论述。首先，马克思指出，作为历史发生的前提，现实的人是具有吃、喝、住、穿等感性需要的存在，这些需要既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其次，这些需要又规定了“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524因此，实践活动是其基本存在方式，人们不仅在实践中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不断创造新的需要；最后，从满足主体需要的维度出发，正是在灌注了主体意识的实践活动中，正是“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现实的人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519，并生成广泛丰富的社会关系，因而真正成为社会的存在。因此，从唯物史观出发，历史即为现实的人追求自己目的的过程，“人是本质，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的基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1]295基于此，马克思将人民群众理解为历史的主体和推动力量，由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和执政理念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
（二）
经济逻辑：社会发展动力的逻辑规定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亦是他理解和审视人类历史演进发展的基本逻辑线索。首先，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91，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222，一切社会政治形态都是其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的直接体现。其次，马克思阐述了历史发展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他指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4]760这表明，其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演进的基本线索，“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196，这一矛盾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根本动力和终极原因；其二，阶级的出现或者阶级之间的冲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突出表现，当这一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阶段，就会发生阶级革命，阶级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和动力。这一理论为我们审视和把握现实历史阶段的发展状态提供了重要的逻辑思路，对中国道路的开辟和拓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历史逻辑：社会历史演进的逻辑规定
社会形态的演进和发展规律既是理解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重要视角，又是审视未来历史发展的理论遵循。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对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和发展规律先后作了两种表述。第一是五种社会形态划分。马克思以所有制性质为主要依据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描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直观的反映了生产关系与历史演进的内在联系。第二是三种社会形态划分。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52三种社会形态划分依据人的发展状态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人同生产条件结合的不同程度，将历史理解为群体人、个体人向自由人发展过渡的过程。通过上述两种社会形态划分理论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物质生产方式和人的解放两个层面完成了对人类社会的历史逻辑建构，既理清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又指明了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历史动态的重要依据。
总体来看，唯物史观的主体逻辑明确了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及价值尺度；经济逻辑阐述了一切社会形态和全部历史过程发展演进的运动机制；历史逻辑揭示了历史呈现的面貌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三者在纷杂的社会单元中凝聚起强大的合力，绘就着历史演绎的轨迹。这一唯物史观原理既宣告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理顺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现实关系，又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揭示了历史的未来趋势和图景，是我们今天科学回顾和理性思考中国道路的发展和演进的理论视域和思想依托。
二、唯物史观三重逻辑对中国道路的百年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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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体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引领：中国革命道路的确立
1.国民革命时期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1921年，在内忧外患的沉重时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开始了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并凭借先进的思想和主张快速发展、不断壮大。1924年，作为救亡图存的先觉和主力，为结束军阀混战，国共合作北伐。1927年大革命失败，组织遭受重创。此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枪杆子之于政权的重要性，继而在“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是，在“城市中心论”以及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成立初期的党组织将武装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敌人力量雄厚的中心城市而导致了惨痛的失败；秋收起义后，以毛泽东、张太雷为代表的党内同志开始反思中国革命攻打大城市的可行性问题，他们认识到，在革命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一味进攻中心城市，既无法获取成功，又会对组织带来致命的损伤。因此，为保存有生革命力量，毛泽东指出，“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应该去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6]234随后，他率领工农革命军向农村山区进军。自此，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启了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尝试。
2.主体逻辑的凸显：“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确立。国民革命的失败启示我们党必须确立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指导中国革命。唯物史观的主体逻辑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切政治经济的革命或改革活动都要以人民为中心、主体和力量。因此，以主体逻辑为指导，首先，立足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和需求，毛泽东回答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等重大问题，并揭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7]631为国家和人民的独立和解放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其次，立足国情，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挺进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三湾改编到根据地建设，从井冈山会师到工农革命第四军的成立，从扩大民权革命运动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将主体逻辑同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走什么样的革命之路，建设什么样的武装军队，开展什么样的武装斗争等问题，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一举措不仅挽救党于危难，而且使党组织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群众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组织力量的壮大，为革命积蓄了重要的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再次，以主体逻辑为遵循，毛泽东认识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8]3共产党要“引导农民群众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统一的联合战线，参与到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中来。”[9]112于是，根据不同革命阶段具体任务和形势的变化，我们党积极发动群众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极大地调动了革命的积极因素，整合了革命力量，并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3.历史逻辑的引领：中国革命道路胜利信念的强大鼓舞。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17。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逻辑及其理论教育，使我国的无产阶级懂得了他们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深刻道理，从而摆脱了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使党的军队和武装树立了剥削压迫制度一定会灭亡，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之必然这一革命信念；使党组织自身依靠这一思想武器教育和引领广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从而凝聚起了坚强的革命队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日子里，理想信念教育鼓舞了革命军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了人民信心。中国革命道路是靠历史逻辑的引领和感召走出来的，历史逻辑是这一道路选择和坚持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
经济逻辑的偏离与回归——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确立
1.经济逻辑的偏离：过渡时期的曲折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场域发生变化，从革命实践到建设实践，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作出过多论述，苏联则作出了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苏联道路的回应。我国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革命惯性，以及出于“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急需恢复的国民经济、苏联模式的国际影响以及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心理认同，共同促使我们在建国初期基本照搬了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10]22-24。以苏联道路为参照，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初步的建设安排作出了具有苏联特色的阐释。起初，我们顺利完成“一化三改”，构建起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和基本框架。然而，随着社会建设的推进，这一模式逐渐与唯物史观的经济逻辑相偏离并引发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开始反思：“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11]23，不能把这种对苏联的学习模仿，当成一种长久之计[12]305；尽管毛泽东意识到了探索中国道路的必要性，但是这种思考并未跳出苏联道路的规定，因而在后续的发展中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违背了经济逻辑的客观规律，并导致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致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
2.经济逻辑的历史回归：中国发展道路的确定。“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挫折是由于背离了经济逻辑的客观规定，忽略了生产因素的决定性意义，进而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机制（去商品经济、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普遍化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过程中的绝对规定而导致发展受阻。因此，基于惨痛教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3。首先，为扫除思想迷雾，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4]38，并在全国展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将实事求是重新确定为全党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道路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思想指引。其次，通过对国情和时代的考察和判断，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下世界的主题，“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5]9“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373，因此，“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3]282据此，党和国家破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动力逻辑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束缚，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开启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开创了生产动力逻辑指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至此，在科学的经济逻辑的指导下，中国道路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三）
经济逻辑与主体逻辑：中国发展道路的时代拓展
1.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经济逻辑指导下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推进。以经济逻辑为指引，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要素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道路的推进以此为必要条件。于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高举旗帜，坚定道路，深入开展经济建设伟大实践，顶住了国内外压力，将社会主义顺利推进到新世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在1978—2003年之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4%，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发展至1400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6亿美元发展至8512亿美元，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发展为4033亿美元，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六，进出口贸易总额排名世界第四；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和提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科教文卫事业快速发展，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然而，随着实践的推进和新世纪的发展，与这些可观的数据一同而来的还有日益凸显的经济中心论的一系列负面效应：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增长动力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运行效率下降、供给需求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公平正义缺失、贫富差距拉大，等等。这些问题不断酝酿并愈演愈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中国道路进一步拓展的重大挑战，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就经济中心论引发了中心负面论、多中心论、中心转移论等诸多争议和反思。
2.从新世纪到新时代：经济逻辑和主体逻辑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规定。面对问题、质疑和争议，从经济中心的原初规定来讲，将经济因素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因素，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时代主题和中国国情的双重维度对中国发展道路作出的唯物史观的阐释。唯物史观将经济的生产因素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动力，但是这一逻辑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并不是单纯的将经济视为历史的基石、途径或结果，其本身亦蕴含着明确的主体规定，彰显着价值指向。因此，经济中心论的负面效应并非中心这一大前提本身的设定，而是在做好经济文章的过程中缺失对发展机制、途径、规律、目标以及主体本身的价值判定和伦理考量。这一方面是由于物的依赖为基础的发展阶段的主体本身的历史局限，致使其以物的逻辑掩盖人的逻辑并最终遮蔽中国道路的价值实质；另一方面则是生产环节内部的价值缺失或结构性失衡问题。基于此，立足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新时代拓展拓宽中国道路的关键就是在坚持经济逻辑的同时强调主体逻辑对社会发展的规定，从历史主体的视角重新寻找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良性平衡。据此，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在坚持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将人民性添至经济建设的内容，并提出人民中心论、美丽中国论、新发展理念等理论。习近平强调：在建设和发展的各个阶段，“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16]471，并且以此为基点对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发展途径、发展动力、发展理念、发展目标等问题作出了具有主体逻辑观照的理解和调整，从而以超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巩固了中国道路的发展基础，拓展了中国道路的发展空间和美好前景。
三、唯物史观三重逻辑对中国道路的内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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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逻辑下的政治性规定：以社会发展趋势为准则的发展道路
政治性规定是中国道路历史生成和发展演进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开辟的政治主体，中国政治制度是中国道路发展的政治保证，中国道路本身亦是唯物史观三重逻辑的政治规定伴随党和人民政治实践的在场和显现，这是中国道路百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历史结论。可见，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一方面，要以政治性规定提炼其价值目标，明确其未来走向。就概念演绎和理论建构而言，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的历史阐释，绝非仅仅局限于道路或手段等工具层面的简单表述，而是将其归纳为党和国家关于主义、价值、目标、追求等的强大意识形态话语。因此，中国道路首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之路，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道路。在百年探索的历史过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就什么是中国革命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先后作出回应，明确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原则和方向，彰显了其先进的政治理念，铺陈了鲜明的价值底色，进而确保了党和国家长期发展的繁荣和稳定。另一方面，要以政治性规定标红中国道路的政治边界，夯实中国道路的政治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7]16。在100年的历史发展中，作为中国道路坚定的开拓者、领导者和建设者，党的理念、意志和先进性问题始终同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前提，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是完善中国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在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中自然生成的政治法则，亦是中国道路发展演进必然遵循的政治规律。基于此，我们要以政党建设为关键，寻求道路发展和完善的新突破，以强大的政党优势筑牢中国道路的政治边界，夯实中国道路的政治基础。
（二）
经济逻辑下的经济性规定：以物质生产力为依托的发展道路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理解人类历史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逻辑的强调必然会形成经济逻辑的历史凸显，这个经济逻辑绝不是片面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强调物质生产制约作用的社会发展规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时期，我们党以土地革命为突破点，打土豪分田地，以物质利益要素凝聚了革命力量，赢得了广大穷苦百姓对共产党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调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为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挽狂澜于既倒；改革开放将经济建设写在发展的首位，指出一切的姓资姓社的空头争论务必让位于现实经济发展和人民需要，标志着中国道路实现了从教条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回归。可见，经济性规定是中国道路的根本规定，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加强经济建设，才能赋予社会发展以生机和活力。其次，为了扫清经济发展障碍，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道路必然是不断改革开放之路。唯物史观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不仅强调其开辟历史的决定意义，还强调经济活动内部的逻辑关系。因此，对经济逻辑的强调或经济中心论的理解绝非单纯以生产力水平或经济发展速率为尺度，而是要深切关注生产环节内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协调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促进发展的有序和公平正义，以永不间断的改革实时确保经济发展的健康和持续。最后，中国道路必然是共同富裕之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超越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固有弊病，既凸显了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又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道路的建设必须以此为重点，确保经济发展的协调和稳定。
（三）
主体逻辑下中国道路的价值性规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如果说以政党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为内容的政治性规定是指导中国道路发展方向的政治前提和边界，对经济发展以及对经济社会关系等经济性规定的强调是中国道路拓展拓宽的基本路径，那么，基于唯物史观的“现实的人”的以人民主体地位为依托的发展规律对中国道路的价值意义的哲学阐释，则是以历史合法性的高度对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及其全部内涵的逻辑再证。因此，从中国道路的价值规定出发，第一，中国道路的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照人民的现实生存，赋予人民以主体的地位，极大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智慧，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收获感、幸福感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重要准绳，进而凝聚广泛的社会认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第二，中国道路的发展要回应“现实的人”的感性需要——即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感性需要给予社会发展以明确的指向和持久的动力。但是，作为自然的、实践的、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的存在物，现实的人的感性需要多样而其个体发展有限，因此，中国道路是一个承前启后、接力发展的道路，是一棒接着一棒跑，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发展道路。第三，中国道路要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重大规律和线索。唯物史观将一切社会形式都理解为追求这一价值的阶段性过程，因此，中国道路的持续推进必将是对这一目标的无限逼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安排必须以此为价值目标和规范，不断引领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更高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