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升 李越：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认知突破、核心理念与实践进路
韩 升 李 越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在长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形成的，内蕴着丰富而深刻的时代内涵。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在复杂的相互冲突的矛盾关系中坚守生态环境的优先性地位、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对发展与治理的辩证把握，从根本上破除了“先发展后治理”的生态认知误区。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理念，以人民的现实需求为出发点，以人民的主体作用为生长点，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落脚点。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突出强调系统思维，坚决落实制度规范，积极拓宽全球视野，由此探索出了一条面向未来、高点定位、行之有效的生态发展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实践智慧；中国共产党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之中，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89生态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生态治理系统在组织机构、人员构成、运行机制、制度规范等各个层面不断进行创新性重塑，从而愈加成熟、定型，并展现出日益强大的活力、动力和效力的过程。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在我国长期的生态治理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并在党的十八大后迎来了质的飞跃，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中国人民积极作为的内在统一关系中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时代内涵。“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2]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只有深入探索和系统总结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认知突破、核心理念与实践进路，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破除“先发展后治理”的生态认知误区
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361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生态保护三者协调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是对西方资本逻辑支配下“先发展后治理”生态理念的根本破除和全面超越，为推进全球生态治理的完善发展和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作出了表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先发展后治理”是一种来源于西方的模式，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而产生，最早出现于英国。迎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曙光，英国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走向大发展，但大发展也带来了大污染，英国首都伦敦因此成为了闻名世界的雾都。后来为了应对接踵而至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英国开展了耗时良久的国土综合治理工程。美国也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先发展、后治理，在从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的转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生态环境一直遭受工业和战争的双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破坏程度和环境污染程度举世罕见。”[4]91德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态治理，相继关停了一系列污染源企业并投入巨资对污染区域进行生态修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德国才有了如今良好的生态环境。除此之外，法国、日本等国家都采用了诸如此类的发展模式，尽管经过治理的环境达到了相对较高的生态标准，但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因此，必须要看到，虽然“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广泛采用，但是这样的模式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生态认知误区，面临着“以一时经济繁荣牺牲和损害环境”的巨大发展陷阱。
第二，“先发展后治理”的理念来源于西方社会对于发展的片面过度追求，是向往进步的热切期望被资本的逐利本性所诱导而出现的畸形产物。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405大发展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发展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变革，带来人类对进步的无限遐想与对自身创造、征服、统治能力的极度自信。掌控着资本力量的少数人受资本逐利本性的影响，罔顾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主导着社会朝向一种狂热的、片面的、利润至上的方向前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数人的利益始终为少数人的贪欲让路，“先发展后治理”的理念也就由此生成。“先发展后治理”割裂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其实质是资本扩张逻辑，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表现为先污染后治理，奉行经济效益绝对优先于生态效益的狭隘准则。受到资本逻辑驱使的经济行为一心谋求短暂的眼前利益，无视人类的长远发展，所谓的生态治理也不过是事后修补性的应急行为，缺少战略统筹和系统谋划，最终侵蚀和破坏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根基。由资本逻辑支配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由此而来的是破败、支离破碎的人类生存环境。在“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中，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是主动的，生态治理却是被动的。人们在发展中榨取自然和奴役自然，在受到自然的报复之后选择治理——先是主动破坏和抛弃自然，最终又被迫与自然和解。秉承着这样的态度，早期的治理往往呈现出简单的、景观化的样态，构造出人工化的、脆弱的生态系统，并不能恢复和营造富有生命力的自然本身的样貌。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谈及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时所提到的：“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6]769在生态治理中人对自然的简单理解往往换来自然简单而又粗暴的报复，意图得到稍有成效的治理成果，在经历过人工恢复后往往还须经过自然恢复的过程，整个过程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
第三，“先发展后治理”是把自然当作客体的机械治理，蕴含着“统治自然、控制自然”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统治自然、控制自然”观念是伴随着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而出现的。17世纪，在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应当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的观念开始萌芽。自此以后，人与自然二分并对立的思维模式慢慢走上前台并逐渐占据主流。“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再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膨胀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严重的错位，人从匍匐在大自然面前的奴婢，变成了大自然的主人，成为控制地球的主宰。内蕴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中的自然观逐渐露出了反自然的霸凌样貌，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严重异化。”[7]这种“统治自然、控制自然”的观念主导了“先发展后治理”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自然往往受到极大的损害，未得到尊重的自然当然也不会向人展现出她那如母亲般温和的一面，被污染和被破坏的自然也在极大地反噬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当自我与自然界的互惠关系瓦解，我们就只剩下资本主义那毫无意义的世界，在这里，自然只不过是可以随我们的意愿而任意改变形状的东西。文明成了一场大型整容手术。与此同时，自然不再是人类的身体，人与自然决裂。”[8]226-227可以说，彻底破除“先发展后治理”的认知误区，从根本上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积极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告诉我们：“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人民过得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把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给破坏了，最后还要用获得的财富来修复和获取最基本的生存环境，这就是得不偿失的逻辑怪圈。”[1]36事实上，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认识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认知误区。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起草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明确提出，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然而，在发展的历程中，由于资金、技术、管理、制度等要素的落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了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理念的影响。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9]434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经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地球上已经没有足够多的资源供其他后发国家按照西方的模式再走一遍，以老路来谋发展已经不存在客观现实上的可能性。从环境承载力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地球实际上也承载不起“先发展后治理”模式所带来的巨大代价。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会在“吃祖宗饭，砸子孙饭碗”的道路上野蛮生长，不会置全球生态安全、人类生存安全于不顾。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我国逐步破除了“先发展后治理”的生态认知误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由此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和强大效能。
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重视生态环境的优先性地位，倡导在自然的限度内进行发展、在协同治理中给自然留白。区别于“先发展后治理”模式在发展中对污染的视而不见，我们更加倡导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道路，对发展带来的污染进行严格把控，在自然可承受的限度内进行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0]49-50我们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而是致力于挖掘生态环境本身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以一种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态度来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在推进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倡导因应自然，在治理中充分展现对生态环境的优先性地位的把握。在湿地保护、城市建设、建设生态宜居乡村时，我们处处把自然放在优先的位置，提倡“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停止那些盲目改造自然的行为”[1]43，优先考虑利用自然力量进行修复和保护，倡导留足生态空间。“生态治理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如果因小失大、顾此失彼，最终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系统性、长期性破坏。”[11]229我们推进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修养生息，采取了诸如长江禁渔、封海休渔、退耕还林等一系列措施，实际上正是在算大账、算综合账，维护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充分展现出留白的明智和长远的眼界。
在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视野中，自然不是与人相对立的客体而是与人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和生存智慧。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转变观念、压实责任，不断增强全党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实现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2]。主动作为昭示着我们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积极态度，事实上，当人向自然展现出友好的态度时，自然亦会向人伸出橄榄枝。当人主动以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自然相协调，人和自然便开始朝着成为相互贯通的生命共同体的方向发展。如果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忽视自然、藐视自然，甚至控制自然、支配自然、奴役自然，必将相应地受到自然的反噬与惩罚。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致力于保障人与自然互馈状态，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2]171。正是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才能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安宁与祥和。
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在发展与治理的复杂矛盾关系中逐渐破除了“先发展后治理”的生态认知误区，站在更高层面上更加明智地谋求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内在融通与协调一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既摒弃了“发展经济和治理污染是跷跷板两头”的发展观和“唯GDP是真爱”的政绩观，又下大力气整治环保“一刀切”的懒政、怠政、庸政，既讲获取、又讲投入，既讲发展、又讲保护，既讲利用、又讲修复，在兼顾发展与治理的实践进程中为建设美丽中国开辟了现实道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调未来和方向路径，彼此是辩证统一的。”[12]154我们更加注重协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辩证张力中不断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落到实处。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理念
西方国家秉持“先发展后治理”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资本宰制的，为资本增殖服务，替资本扩张开路。然而，实际上资本的扩张与自然界的有限性之间存在一种总体性的矛盾，“自然界虽说在限制人类生产的同时，对人类来说远不是吝啬的，它的确给人类生产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但是，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却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的”[13]16-17。区别于西方式生态治理，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超越了资本逻辑的控制和束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核心理念，秉承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将系统性和总体性思维贯穿到生态治理实践的点滴细节之中，致力于为最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创造生态良好的现实生活空间。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论思想，整体性地蕴含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理念之中。
第一，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以人民的现实需求为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同时，我们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14]168民有所盼、政有所为，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正是对人民群众所想、所急、所盼的积极回应，展现出对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深度体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哲学史上的实践智慧传统，同时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深入反省，充分揭示了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深刻矛盾，自觉地把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把握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根本的价值理想，从而使对‘实践之善’的理解获得了全新内涵。”[15]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生态治理倾向于压榨多数人的空间来满足少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同，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致力于实现每个人对美丽中国生态空间和优质生态产品的平等享有，将为每个人提供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态基础确立为基本目标，充分展现出对于生态实践之善的自觉追求。
资本代表着少数人的利益，而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坚守人民的立场，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逻辑。在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在资本增殖与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诉求不能协调、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政府决策的天平总是倾向于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诉求。“资本主义可能（特别是在环保技术本身有利于销售的时候）会提供某些生态保护。但是资本积累动力根本上的不合理性（它使一切都从属于资本自我扩张以及所谓的增长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与生态平衡相对立。”[16]262资本有着追求增殖的贪婪本性，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态治理倾向于从治理中谋利，而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在无法谋利甚至在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仍能积极推进，这充分体现了民生旨向的生态治理实践的强大活力。“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11]225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以最大多数人美好生活的“实践之善”为基本目标，最大多数人的现实利益诉求是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得以充分展开、深入执行的出发点。
第二，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以人民的主体作用为生长点。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17]362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民主体作用的积极发挥。我们倡导全民共治，致力于构建生态治理全民行动体系，引导全民积极有序参与生态治理，增强全民生态环保意识，构筑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人民基石。具体而言，我们积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垃圾分类、爱国卫生运动等多种类型的生态文明建设全民行动。习近平率先垂范，多次亲自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不仅在祖国大地种下了绿色种子，也在广大人民心中种下了绿色种子。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鼓励民众人人出力、个个争先，为建设美丽中国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在真正实践意义上提供和保障了人民群众在生态治理实践中发挥创造能力的最大空间，凝聚起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磅礴伟力。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倡导全民监督，生态治理过程由人民监督，生态治理成果由人民评判，在最大程度上激发起建设美丽中国的创造性活力，一个个“民间河长”“生态卫士”“环保守夜人”的出现，成为了中国亿万普通民众作为生态治理现代化事业的真正拥护者、坚定推动者和重要贡献者的强有力证明。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积极参与是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最强大、最富有生命力的力量源泉。全面参与、全民共治、全民监督的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生动的新时代中国画卷，意味着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实践主体的思想已经转化为建设美丽中国作用范围最广、作用力最深厚的实践动力，意味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已经在美丽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三，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落脚点。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生态治理势必漠视、无视甚至掩盖、遮蔽、抹杀最广大普通民众的需要和诉求，从根本上丧失了人文关怀和人性底色。由此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图景：少数人享受着郁郁葱葱的山景别墅，享受着碧海蓝天与清新的空气，大多数人却生活于拥挤不堪和被污染的环境之中。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态治理中，与少数人对生态空间的富足享有相对的是大多数人的资源匮乏与生存窘迫。区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态治理，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坚持为了全体人民的价值原则，致力于实现生态治理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为了全体人民能够共享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国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敢于向既得利益集团说不、敢于较真、敢于碰硬，搬开了一块块代表着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绊脚石，打掉了一只只仅为少数人谋利益、横亘在大多数人面前的拦路虎，秦岭北麓违建别墅群的拆除、海南三亚凤凰岛填海项目的整治、滇池别墅“与湖争地”问题的处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昭示了“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立场、决心与使命担当。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保障了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大程度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蕴含的社会公平正义之善。在新时代中国，经过大量行之有效的生态治理实践，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已经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红利，中国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中国大地处处展现出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和谐共融的美好画卷。
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对人民共享生态治理成果的内在坚持，是由中国生态治理实践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阐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要求中国的生态治理现代化事业必须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核心生态关切，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诉求。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人民是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成果的目标主体，人民的美好生活是生态治理的最终落脚点。基于此，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秉持生态共享、生态共富的原则理念，确保全体人民都能享受良好生态环境对于美好生活的反哺，敢于向生态治理误区说不、勇于向生态治理现状建言献策，使全体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充分满足。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将人民对优质生态产品的切实、平等享有作为根本目标，拓展“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生态发展空间，凝聚人民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普遍共识和强大合力，发挥人民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共同事业，由此强化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相关性，突出了生态治理效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保证了生态治理成果更好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
生态关乎根本和未来，生态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习近平指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7]362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始终以人民性为最鲜亮的生态治理底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理念，明确以人本逻辑取代资本逻辑的生态治理思路，紧扣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人民价值主线，在对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现实践履中展现出积极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智慧。
三、构筑面向未来的生态治理现代化进路
生态治理实践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远的系统工程，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就当前的形势来说，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基础尚不稳固、任务依然艰巨。基于此，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布局和进程之中，深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生态治理和生态发展实际、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有机结合，认真汲取“先发展后治理”理念、模式及其实践的惨痛教训，科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治理实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以总体性的宽广视野和系统性的整体思维来统筹谋划和推进落实，在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和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的有机统一中构思和探索面向美好未来的生态治理路径。
第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铸牢生态治理的根本保障。党的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确保各项事业成功推进的根本和关键。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10]64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为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提供根本保障，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公共利益最大程度的维护，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共同空间的享有。“党领导人民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生态治理的科学定位。”[18]正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我们才能凝聚起多元生态共治的各方力量，生态治理的各项工作才能被有序高效地组织起来，生态政策制定的全局性、科学性和政策执行的稳定性、有效性才能得到充分保障。习近平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2]党的强大领导增强了我们应对生态治理复杂问题的规划能力、整合能力、改革能力和创新能力，确保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风险挑战、克服艰难险阻、始终蹄疾步稳地沿着正确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向前进。可以说，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和最大优势。
第二，突出强调系统思维，联通生态治理的关节脉络。习近平指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10]20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始终坚持系统思维，确立大生态观念，注重“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19]7，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总体框架、方法原则和实现进路。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注重把握系统与系统、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等多方面的协调平衡，构筑起具有普遍联系的全局性治理之网。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倡导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出发，统筹考虑各个要素以进行整体保护、综合治理，强调“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11]228，建立起了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环境保护规约机制。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强调治理实践的协同性与一体性，注重打破相关部门的管理壁垒，推动有关部门共同发力、密切配合，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在生态治理实践的进程中逐步完成了从“九龙治水”到“握指成拳”的转变。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既见全豹，又见一斑，在全面开展生态系统健康诊断的同时又立足区域差异性，依据先天自然条件精准施策、对症下药，在摒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简单化、碎片化治理中突出统筹协调、整体谋划的系统思维。
第三，坚决落实制度规范，形成生态治理的法治体系。习近平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1]84行之有效的生态治理实践离不开完善的生态治理制度。在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注重制度建设，保障制度执行，以制度之治彰显生态治理的显著优势。只有注重制度建设，生态治理实践才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12]174因此，制度建设成为了生态治理现代化最现实和迫切的要求。制度化是我们迈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步，运用制度进行生态治理，我们的治理才能更加科学、精确、有效。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我们逐步确立了生态利益补偿机制、中央环保督察机制、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等制度机制，以越发成熟、定型的制度规范将我国的生态治理实践推向更高阶段。保障制度执行，突出严字当头。“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84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我们在生态治理上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从史上最严环保法到逐步制定并完善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之网越织越密，直戳痛点、较真碰硬、严格执行的几十项生态法规制度将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行稳致远。
第四，积极拓宽全球视野，实现生态治理的美美与共。在生态治理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往往将优质产业保留在本国，而将污染大、自然资源消耗多的企业大量转移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污染转移后，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严重生态问题采取消极态度，拒绝给当地提供污染治理的资金，也拒绝承担污染处理的责任。实际上，这种污染他人、造福自身的损人利己做法早已成为现代西方国家采用的普遍方法，而这样的操作方法往往给后发国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可以说，发达国家的蓝天白云是建立在本国的污染工业已经转移的基础之上的，表面上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空气却掩藏着实质里的险恶用心。区别于西方国家对污染的转移，中国拒绝牺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和长远利益，在应对全球环境挑战中勇担责任，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倡导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向世界分享草方格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方案，“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2]。污染转移是当下之计，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是饮鸩止渴。覆巢之下无完卵，生态环境被污染了，恶果势必由全人类共同吞下。全球生态危机之下没有世外桃源，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最终都会遭到波及。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应该采取实际行动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鼓励绿色复苏、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头。”[3]476中国应该积极推动构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倡导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充分体现出着眼于全人类未来的大智慧、大担当、大作为。
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2]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需要紧抓不放、锲而不舍。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在实践探索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在改革创新中不断与时俱进的，在面向未来中不断优化完善的。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断迈向崭新阶段，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必将为破解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发展难题贡献越来越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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