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关注云南乡村教师！听张桂梅、农加贵讲述教学故事
7月20日，《光明日报》第7版关注乡村教师，光明智库特邀四位不同年龄的乡村教师分享教育心得、讲述感人故事，并请专家就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出建议和举措，以期为促进教育扶贫更好发展探索路径。其中云南乡村教师张桂梅、农加贵分享教育心得、讲述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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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农加贵的讲述
1974年，我17岁，与姐姐一起从辽宁来到云南支边，开启了我的教育生涯。经历过一段人生的波折与兜转，我最终留在了华坪县民族中学任教。
这里的教学条件比较差，很多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不久之后，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来上学的女生不仅数量少，还会时不时从课堂上“消失”。刚开始我很不理解，就跑进山里学生家做家访。有一次从山里回来，半路上天黑了，一个人又累又饿，脚也肿了。我坐在公路边休息，竟然不知不觉倒在地上睡着了。幸亏县里干部下乡发现了我，把我带回了学校。
每次家访，都给我很深的触动。有一次，初三班级团支书林秀（化名）不想上学了。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为何要辍学？第二天我就跑到林秀家问了个究竟。家人说，家里太穷，哥哥在读高中，再也承担不了女娃的学费。我磨破了嘴皮反复劝她和家人，但家里人不吭声，林秀一直低头哭泣。第一次没劝动，我不甘心，又来了第二次，终于说服家人让她重返校园。
经过很多次这样的家访，我终于弄明白了女孩从课堂上“消失”的原因：农村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很多女孩上到中学，就因为经济负担而辍学。她们中的不少人早早被定下了婚姻，或是在家务农，或是外出务工。
渐渐地，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滋长起来，越来越强烈：建一所免费的女子学校，专门收山里的贫困女孩，让她们无忧无虑地接受教育，这或许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甚至几代人的命运。
办女校的路，并不平坦。奔走筹款时，有人质疑、有人反对，有时山重水复，有时柳暗花明。5年过去，我仅筹到了1万元，而这连建学校的零头都不够。
转机总在心情跌至谷底的时候出现。2007年，我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一家媒体报道了我筹建女校的梦想，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地政府在学校建设、教师工资、办学经费上给予了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捐款也纷至沓来。2008年，在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终于建成了，女中教育扬起了前行的风帆。
学校建成后，家访依然在继续。为了留住学生，我12年来走过了将近11万公里家访路，走进了1300多名学生家里，尽己所能给她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为了培育好学生，学校实施极其严格的管理模式，以锻炼她们的刻苦精神，帮助她们获得接受更高层级教育的机会。现在，已经有1645名女孩从这里走进了大学校门。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很多名校都有来自华坪女中的星星之火。
这些年，我时常在想，我什么都没有，无车、无房、无存款；但我又什么都有，有一颗火热的心，这心里有党、有国家、有人民、有学校，有千千万万的孩子。
20世纪50年代时，落松地村是个麻风病集中医治点，先后有56户人家180余人搬迁至此定居。周围人避之不及，称它为“麻风村”。这里缺钱、缺路、缺物资，更缺老师。20岁那年，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这里教书，没想到这一试就是34年。
当年的教室就是一间低矮的茅草屋，学生们从家里抬来七长八短的桌凳，用墨水把木板染黑当作黑板，再东找西借一些旧课本，上课的硬件就配齐了。刚开始，我也怕被传染，但每当看到这些来自残缺家庭的孩子眼神中流露的单纯热情与对知识的渴望，我便不忍离开，一年又一年地坚持了下来。
作为落松地小学唯一的老师，我总结出一套“复式教学法”：首先在高年级指导学生复习旧课，再到低年级讲授新课、布置作业，然后返回高年级授新课、留作业，再抽空回到低年级检查作业、解答问题。就这样，我每周都在奔波中讲完70多节各门课程。
时间如此紧张，怎么有效地管理学生？学生自治是好办法。我让全班同学轮流当班长，并且定时做评比；还鼓励高年级学生指导低年级学生做功课，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我深感，教育让困境中的家庭看到了出路，知识为闭塞的山村更新了血液。扶贫先扶智，就是这个道理。
村里人感谢我，东拼西凑给我每月35元的补助，担心我忌讳就用毛巾裹好放在高压锅里消毒，再由他人转交给我；还给我划拨田地，帮我栽种、收割庄稼，补贴家用。我也会时常帮他们写信、修电视、采购物品，并开办夜校，传授种养殖技术。村里修路时，我还干起了钻炮眼、放炸药的活。就这样，村里人把我当成了知心人。
1999年9月，我得到通知要被调离落松地村。临走时，我给同学们上了最后一节课。学生们七嘴八舌地问我：“老师，你能不走吗？以后我们还能见面吗？我们一起把你送到新学校，可以吗？”记得当天大雨倾盆，学生们披着雨衣、打着伞，在积满泥水的路上一步一滑地走着，一直把我送进新学校。我脸上的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尽情流淌。再后来，我又申请从新学校调回来了，因为心里放不下落松地这群孩子——他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
这些年，国家各项扶持政策接连不断，学校里盖起了四层小楼，修建了操场，还安装了各种教学设备，硬件设施大为改观。“麻风村”的阴影早已不再，这里成了芬芳扑鼻的“桃李园”：34年来，我共送走了11届学生，110个孩子，他们走到了山外的工作岗位，成了公务员、医生、老师、警察、企业管理者……
2017年11月17日，我参加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想起总书记与我握手的场景，至今心潮澎湃。这让我更加坚定当初的选择，更坚定要把这里的生机与希望传递得更远。
专家点评（付卫东，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乡村教育为农村家庭摆脱贫困提供了智力支持，乡村教师则为乡村教育的蓬勃发展擎灯引路。就像张桂梅、农加贵、陈小珍、张玉滚老师体会到的那样，一个山村孩子求学并就业，有望改变一个家庭甚至几代人的命运。乡村教育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希望之路。
在贫困地区硬件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优秀乡村教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源不足的短板。
一方面，他们传道授业，为促进学生基本技能提升，顺利升学、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以来，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进入了全面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我曾与研究团队对中西部6省12个县开展过调查，事实证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已在师资来源、薪酬待遇、福利补助等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但现存的困难也不可忽视。比如，教师老龄化现象严重，难以吸引优秀年轻教师，英语、信息技术、美术等学科教师短缺，部分县（区）对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标准偏低，乡村学校教师编制矛盾尖锐，城乡教师流动不畅等瓶颈仍旧存在。
破解上述瓶颈，有几个关键点应该做到
提高乡村教师工资待遇。可将教育经费新增部分主要用于保障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和专业发展，建立以省为主的贫困地区乡村教师工资分担机制，实现与本地公务员津贴补贴同幅度、同标准增长，确保乡村教师实际收入和本地公务员实际收入大致相同。实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倍增计划，引导更多优秀教师投身乡村教育。
完善乡村教师编制管理制度。乡村学校教师编制核定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既考虑教师编制总量控制，也兼顾乡村学校所处地域和学校性质、学生及班级数量和学科类别等因素。建立乡村教师编制动态调整机制，设立“临时周转编制专户”，解决乡村学校总体超编但学科结构性缺编问题，并保证乡村教师外出培训等不影响学校教学。
突破乡村教师职称评定“卡脖子”难题。明确高级职称向乡村学校倾斜的比例和指标，取消乡村教师职称评定外语、计算机和课题项目的要求，以工作年限和实际贡献为主，教龄满30年的乡村教师直接认定为高级职称。制定专门面对小规模学校教师和音、体、美、信息技术教师职称评定的优惠政策，有效解决这部分乡村教师职称评定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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