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史上最早的大暴动被称为“反天主教暴动”，这场由私会党谋划的暴动不是针对宗教，而是……
1851年新加坡发生一场大暴动，被称为“反天主教暴动”。严格来说，这是一场为权势与钱财，私会党谋划的“警匪战大暴动”。
1851年的伊丽莎白公主种植园丘。（互联网）
1851年，新加坡发生一场大暴动，后来人们都以“反天主教暴动”（Anti-Catholic Riots）称之。个人认为，这名称没恰当地反映真实历史。
这场新加坡史上最早的大暴动，主要目的不是具体地针对宗教——反天主教信仰与活动，暴徒没有要求别人放弃宗教信仰，或去信奉别的宗教；也没有蓄意破坏教堂，以杀害传教士和信徒为暴动目标，更不是对其他宗教有歧见而发生冲突。故此“反天主教暴动”的说法是“妄下定论”。至于把在这场暴动牺牲的死难者追赠为“殉道者”（martyr），则言过其实。严格来说，这是一场为了权势与钱财，私会党谋划的“警匪战大暴动”。
至于暴动的死亡人数有500多人，也怀疑是夸大数字。
私会党利益被侵犯
中国移民在19世纪大量涌入南洋，以新加坡为安居谋生之地。移民当中好些在中国已信奉天主教。他们来新加坡，安顿下来之后，与当地传教士接触，继续宗教活动。
在1848年，新加坡全岛有800多处种植园，以种植甘蜜和胡椒为主。园主全是华人，以潮州人居多，且信奉天主教。这些人没有赞助、捐献或按时向私会党缴交保护费等，亦不参与和私会党有关的活动，和庙宇的祭祀活动，以及捐献香油等，使当时的私会党，尤其是最强大的天地会（义兴会）招募移民入党人数减少，会费等收入缩减，影响党的地方势力及掌控力削弱，难以扩大组织。
这让有超过万人党员的私会党，不免怪罪天主教会“吸收”他们要的人成为教徒，对“竞争对手”产生不满与怨恨，对教会反感日增。这些私会党员，主要是在种植园工作的中国契约劳工，没有宗教信仰。这无形中形成两大集团，一方拥有很多罗马天主教教徒，另一集团则有很多被招募（威逼）的劳工，宣誓加入私会党成为党徒。本来这两大团体河水不犯井水，相安无事，可是坏在一方的利益被侵犯，权益受损。
私会党方面也怀疑对方偷运鸦片进入种植园内，这犯了他们的专利经营鸦片“特权”。因为这缘故，天地会连同其他私会党怀恨在心，谋划以武力对付信奉天主教的商人报复泄愤，同时以此阻止教会日益壮大的影响力。
大暴动发生在1851年2月15日，私会党暴徒率先发难，冲入种植园，肆意掠夺，焚烧华族天主教徒的园丘，但不见有蓄意破坏或焚烧教堂建筑物，或追杀神父或传教士等。
27园丘遭袭击
早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私会党徒袭击华人基督徒的种植园事件时有所闻，但这一次是有预谋与组织的。
暴徒选在2月15日这一天起事，是他们知道教会主持毛度逸神父（Fr Mauduit）请病假回法国治病；碰巧当天教堂代主持伊萨礼神父（Fr Issaly）去裕廊区的双溪贲耐（Sungei Benoi），探望一个教徒的生病妻子。趁两名神父远离工作岗位，私会党徒开始抢劫，向在园林内工作的天主教徒（非私会党员）下手。
一开始，暴徒在克兰芝和武吉知马区一带袭击掠夺，再转移到其他地区，共有27处园丘被暴徒袭击。劫匪冲入种植园，把储藏在货仓内大量的甘蜜和胡椒劫走，亦传闻有人被绑票。据知，无数天主教徒园丘劳工，仓皇往市区逃命。暴乱的情况一面倒，没有听闻双方有格斗、驳火，或是持械反抗。
这次的大规模暴乱，天地会大本营设在陈厝港（现在马西岭与兀兰一带），镇暴警员则以巫许港作为基地。当警员们越过大的桥梁时，大批暴徒从陈厝港各山头涌现“迎战”，在华人庙宇附近和警员驳火，天地会的势力与实力，可见一斑。事后一名陪审官指控私会党，“强大恶势力，素为华人的各阶层所畏惧”。
佘有进出面调停
暴乱发生11个小时后，殖民地政府采取镇暴措施，在暴乱的中心地带——武吉知马路增加10名警察，还把港口炮船上的12名船员调往格兰芝，但这调动起不了作用。警察开始搜捕暴乱歹徒，有一小队前往格兰芝搜查拘捕暴徒时，在回返武吉知马途中遭暴徒攻击，有好些警员被打死。殖民地政府动员印度籍囚犯，加上来自马德拉斯土著步兵（Madras Native Infantry）的特遣小分队协助警察平乱行动，结果十多名暴徒被杀。
这起五天的“1851年新加坡反天主教暴动”，共30处的种植园被纵火焚毁，包括非教徒园主的种植园。这次暴动波及的地区很大，包括天主教徒老板在克兰芝及武吉知马所拥有的种植园，以及实龙岗或后港一带的种植园。
当时的华侨侨领，号称甘蜜大王的富商佘有进（1805-1883）出面调停，有关的非天主教徒华人商人（相信与私会党有关），答应赔偿受害天主教徒华人种植园园主的损失，共叻币1500元 （估计约今日15万元）。
1851年3月28日《新加坡自由报》报道，这笔赔款的条件是，基督徒华商不追究还在潜逃的肇祸者。但过后有三人被判驱逐出境，送去印度孟买服刑。
尽管如此，事后两团体人马还不时有越过对方地盘，发生零星小规模的冲突事件。当时的总督威廉·巴特卫（William Butterworth，1801-1856）并没有采取更严峻的手段对付私会党活动，认为政府此次实行的制暴惩罚，足以产生威慑与阻吓作用。
500人被杀害的出处
这起暴动有多人相信有500人被杀害，当时有很多人说死者为了信仰及捍卫宗教而牺牲，成为殉道者（martyr）。
但陈詹士（James Tann）在2012年的博文，以及其他的调研认为，早期新加坡的天主教团体人数，才不过寥寥数百人。1830年末，法国传教士来到新加坡时，全新加坡约有400天主教徒。在1851年，教徒众多的克兰芝区，人数从100人增加到300人。
说500人遇害令人难以置信。关于此事，只因殖民地工程师、囚犯总监、总督副官、陆军少校麦奈雅（John McNair，1828-1910）曾写：“……实际上有500多人被杀害，其中有许多人是农场主人，华人富豪的信教者……”不过，当时的教会主教博祖（Bishop Bocho），没有在他任何的记录提到此事。
根据1851年3月5日《陆上自由报》（Overland Free Press）的报道，该暴动事件只有十来人被杀害，这则新闻是由警方发出。同时，《新加坡自由报》当时也没有报道此次事件，可见这起事情并没有严重到引人注目，以及有新闻价值的大事。
陈詹士认为，麦奈雅是后来从印度狱卒那里听来，关于1851和1854年两次大暴动的追述，误把1854年的四五百人死亡，当作1851年暴动的死亡人数。
文 / 何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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