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遭受祝融之灾的新加坡龟屿拿督公庙有段独特历史，史记灵验异常
华夷亲善，拿督公作为化外之神，虽非“正祀”，移民因其神格与后土相似而崇祀。
新发现的龟屿“百姓爷公”香炉。（马来西亚学者廖筱纹博士提供）
坏消息传来！龟屿拿督公庙于4月17日遭受祝融之灾。新闻见报后，内心颇觉感触，原因是在疫情暴发前，曾充当向导与韩国友人前往游览。更吸引我的是岛上的福山宫大伯公庙与拿督公庙，两处与新加坡早年移民和检疫历史有连结的古迹。和龟屿咫尺之距的圣约翰岛上，曾建有检疫站，对移民进行检疫、隔离。然而英殖民地政府最初在这两座小岛，先营建的是讯号站，导航往来海峡的船只，后来才是我们熟知的检疫及其他用途。
对于这两座与移民史有密切关系的岛屿，以及这两处古迹，我一直对其历史好奇。疫情前的龟屿之旅，居然有个意外收获，在拿督公庙内发现一座带有铭刻的清代石香炉。解读香炉上的铭文后，正想重回岛上再作田野，以期对解读有所领悟时，疫情肆虐与封城，使我不得不将此事暂时按下，未想圣祠竟遭此难。
莱佛士先停泊龟屿海面
龟屿（原名Pulo Tambakul，今称Kusu Island）原先只是一座礁石，通过新加坡海峡，必定会经过其周围的海域。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在对华贸易上摆脱荷兰人的牵绊，遂命莱佛士到马六甲海峡，寻求一个更为理想的商站。与天猛公订约后，莱佛士启程离开新加坡回返槟榔屿，途中写给东印度公司总督秘书一封信，报告他已经开埠新加坡，并且委任法夸尔上校为驻扎官。另外，他观察到往来于新加坡海峡及中国的船只，都必须通过圣约翰岛（St John Island）附近约半英里的水域。
莱佛士指示法夸尔先在龟屿（当时称作Peak Island）设立一个讯号站，让往来的船只可以落锭停泊，补充食水。18世纪以来，英国与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竞争非常激烈，荷兰因为据有爪哇的巴达维亚（雅加达），并以此为大本营对马来群岛进行物资掠夺、殖民与贸易。同样的，英国也希望在马六甲海峡能取得一优良中转站，我们可以从莱佛士最初选择新加坡知道其远见。龟屿的历史与新加坡开埠史分不开。
拿督公庙内的碑刻
早年圣约翰岛和龟屿常被混淆。以致后来有一段时间，人们将“新客” （战前的新移民）被送往圣约翰岛检疫站隔离时，形容为“禁龟屿”，原因是两岛咫尺相对。至于岛上熟悉的大伯公庙及拿督公庙，究竟创于何年，尚无定论。
火灾前的拿督公庙内，供奉三座圣墓。分别是“拿督”阿杜拉曼（Syed Abdul Rahman）和他的母亲加利卜（Naik Raip）与姐姐法蒂玛（Siti Fatimah）。据1970年《海峡时报年刊》（Strait Times Annual）Goh Tuck Chiang的一篇特写记述，信徒祭祀“拿督”阿杜拉曼以求健康，祭祀其母祈求得子，祭祀其姐求姻缘。并根据田野所得，推测拿督公庙或创建于1889年。
实际上龟屿拿督公庙创建的确切年代早已模糊不清，古迹遭受火患后，考证将更加困难。1893年3月7日的《叻报》，在龟屿进香期时有过一段报道：
附近棋樟山之龟屿有吉灵神焉。神之迹则颇费详稽，惟其灵验异常，凡往祈求，莫不如向斯应。每岁开香两次，一为正月十五日，一为九月十五日。每届香期，本坡男妇老幼，往回朝圣者络绎不绝，香火极一时之盛，亦南天罕见之灵神也。
文中所谓的“吉灵神”，应该是今天的“拿督公”。
火灾前，庙内三根柱子上各镶有一方1921年款的碑石，分别以中文、英文及爪夷文（Jawi）铭刻纪事。中文碑曰：
龟屿老仙女有上身到何明发先生处，门牌140号（作苏州码写法）。蓝豆巷，大英一千久百一七（作苏州码）。以上列位喜助捐起新庙，郑元吉先生、王水斗先生、陈生宗先生、甘炳发先生、陈水房先生、阳花兴先生、郑金娘。以及列为先生。中华民国十年（1921）九月立。
1921年的英文碑石。
纪事铭文透露了一些历史：
一、在1917年时，居住于本岛“蓝豆巷”的何明发（据英文铭刻，何明发是侨生“峇峇”），被龟屿的“老仙女”选为降乩（被神明附身）的对象。
二、至少有七名信徒在这一年捐钱，于此建筑新庙。首位捐献者王水斗，其名字亦出现在1927年龟屿大伯公庙（福山宫）重修的铭刻上，包括先在1925年喜敬一座精美的石质香炉（香炉上刻有龟屿大伯公庙，乙丑年，王水斗敬），此次福山宫重修他捐献250元，捐额名列首位。王水斗祖籍福建东山县，经营黄梨业，历任中华总商会福帮会董。并曾捐赠3000元予后港斗母宫的创建。
三、铭刻上的“蓝豆巷”的确切地点，根据另一碑石上的英译铭文，注明为Rangoon Road，即今天的仰光路。而“蓝豆巷”的“蓝豆”，似乎是“拿督”的同音异写。究竟仰光路为何还俗称为“蓝豆巷”？则需要进一步了解。
新发现的光绪十年香炉
龟屿拿督公符咒。
就在前年与友人参观拿督公庙时，发现一座石质斗形香炉上，镌刻几行铭文：
龟屿，百姓爷公，光绪拾年（1884）九月立，怡成号郭氏送。
石香炉被漆上一层厚厚的黄色乳胶漆，字体不易辨认。香炉上的铭文对岛上拿督公庙的历史溯源，不但有所帮助，也为华人祭祀“拿督公”的概念，提供珍贵的史料。首先是香炉上的“龟屿”二字，这应该是目前所见铭刻文献上，最早出现的龟屿中文地名。虽然知道龟（Ku）屿（su）是源自闽南语（“屿”字闽南音作“诗”）。但究竟始于何时？且马来地名，无乌龟之义。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百姓爷公”这个名称。原来百多年前的华人信徒，将庙里奉祀的神祇称为“百姓爷公”。这令人想起奉祀于马六甲青云亭护厝内的一尊神明“大众爷”。“百姓”与“大众”二词相近。“大众爷”崇祀源自闽台地区对无主孤魂或枯骨的祭祀。早年闽地动荡不安，常有兵灾、械斗或瘟疫等突发事件。对死于非命及客死异乡的幽魂，人们通常设一小祠庙或祭坛来祭祀与抚慰，有些“大众爷”则陪祀于地藏王庙内。另外，台湾还有“义民爷”“有应公”“万善爷”等不同称法的崇祀，祭祀功能相似。此光绪十年香炉上所镌刻的“百姓爷公”，同样是上述一类的无主孤魂。至于华人何时开始借用原乡崇祀的“百姓爷公”之名，代称本土的马来圣墓（Dato Keramat），暂无法理清。无论如何，此乃研究龟屿早年历史的珍贵铭刻文献。
拿督尊称溯源
既然“拿督”一名原自马来世界，那先从现存马来文献着手。翻阅马来宫廷经典文献《马来纪年》，就能看到以“拿督”尊称的记载。“拿督”（罗马拼音Dato、Datok、Datoh、Datuk皆同）也译写为“那督”“哪督”等。此名称在马六甲王朝时代原是置于官阶名称前的尊号。同时代重要的官阶包括首相称为“本达哈拉” （Bendahara）、财政大臣“天猛公” （Temenggong）、水师提督“拉沙马纳”（Laksamana或Laxmanna）。据早年英国的马来亚史学家温士德（Winstedt）之看法，马六甲王朝的朝廷典制，是第三任君主确认下来的，且可能是源于古印度化帝国室利佛逝。
《马来纪年》记载新加坡拉王朝（Singhapura）时，有以“敦”（Tun） 这个尊号冠于王室成员名字之前的。今天“敦”与“拿督”之尊号，依然被马来西亚苏丹用来赐封包括华人在内的有功人士。其中以“敦”更为尊贵，如马来西亚已故前财政部长及华社领袖敦陈祯禄曾先后被赐予“拿督”和“敦”的尊号。
华人拿督的最早记载
“拿督”一词最早或见于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书中记载“大泥，吉兰丹”（今北大年与吉兰丹）时曰：
初漳州人张某为“哪督”（督字原文从口），“哪督”者，大酋之号也。
可见“拿督”是相当于地方头人或土酋的一个官职。书中记述，明代时北大年于吉兰丹的华人移民（称为流寓者）甚多。因此当地统治者会在华人群体中，设官职来自我管理。这类似于后来荷兰及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社区，施行的“甲必丹”制度。
无独有偶，吉兰丹一些华人神主牌文献上，还能见到“拿督”的封号，只不过是异写为“哪督”二字。上世纪80年代，任教于马来西亚大学的德国籍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在吉兰丹抄录中文铭刻资料时，发现一些神主牌文献，内牌墨书亦见“哪督”封号。其中一位名为黄志德（卒于1880年）的漳州人除了被封为“甲必丹”之外，还被赐予“哪督”封号。有意思的是，其夫人陈氏（卒于1885年）亦诰封为“哪督娘”。
可见马来半岛的统治者，赐封华人为“哪督”，委任其辅佐管理地方华人社群的做法，至少从明代中晚期，一直延续至19世纪。到了近代，拿督的尊号已经转化为苏丹每年华诞时，授予有功人士的勋衔。实际上今天的拿督勋衔，较为类似于清末时捐官所授予的虚衔。然在马来半岛，我们却能在中文文献上，见到华人受当地统治者赐予“哪督”一职，来管理当地的华人社群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明代晚期。
汉化的“公”与巫化的“大”
融入与在地化是南洋华人移民社会的历史进程。“拿督公”的“公”字，与“大伯公”的“大”字，即是在尊称对象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汉化与马来化（或称本土化）现象。
由于是尊号，拿督一词同时被马来民族转换为称呼神明或敬畏的灵异。马来民族原本就有称为Keramat的圣墓或圣迹崇祀，Keramat源自阿拉伯文，乃圣神之意，马来世界在伊斯兰化以后借用此语，有时也称为Dato Keramat，转换具体从何时开始暂无法理清。我们可以在马来文豪文西阿都拉的自传（刊于1849年）里看到这个用法。阿都拉随友人前往甘蜜园观看华人私会党的入会仪式时，将华人祭祀之神明与神坛称为“拿督”。
有意思的是，华人将马来民族的Dato Keramat汉化，在“拿督”（Dato）后加一“公”字以尊称。然后再继续转换为同音同义，写法不同的“蓝陀公”“哪督公”等，不一而足。早年华人移民崇祀的土地神，在华南原乡被尊称为伯公、福神。然后华人的伯公、福神倒过来被马来人尊称为“拿督伯公”（Dato Pekong），这个名词还被收录在早年的马来词典里。华人称呼“大伯公”的“大”字，应该是把Dato简化为to音。早年在德光岛上还有座“缎伯公”庙，也是属于圣迹或英灵崇祀。说明“伯公”前的“大”或“缎”，同是汉化的本土马来语尊称。
马来半岛的拿督公崇祀
除了新加坡的龟屿，早年的拿督公祠庙亦见于马来半岛各地。例如马六甲州亚罗牙也（Alor Gajah）县的马接（Machap）地方，有座“拿督马接”（Datuk Machap）圣祠，华人称为“马接亭”。亭内一方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中文碑石《哪啅见造亭宇碑记》，记载圣祠历史已有200多年。后由马六甲青云亭主陈温源倡议修建亭宇，并捐金50元。部分的新加坡华人还参与捐献。马六甲与新加坡的华人峇峇社群，本就是一家。因此甲、新两地的华人互动极为频密。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北部的吉兰丹州加腊士河（Sungai Galas），历史上盛产金砂，华人甚早移民于此，并从事淘金谋生。内陆的话望生县（Gua Musang）布莱村（俗称金山）有座著名的观音庙水月宫，马来西亚学者廖筱纹博士曾作深度田野调查，并著有《金山作客》一书。她考察后发现，水月宫周围有三处“拿督公”祭坛，其神格与祭祀功能相当于华人的土地神。土地神又有华、夷之别。每年的观音诞庆典，一并祭祀庆贺。此处拿督公祭坛的形态亦完全华化。唯金山拿督公的临时神位，只能安置在水月宫外，说明其神格与管理之“境”有一定的区分。“拿督公”崇祀不单流行于马来半岛及新加坡，亦存在于印度尼西亚一些地区的华人社群中。
拿督公信仰汉化与功能转换
相信中年以上的人，以前在路边的大树下偶见设有小祭坛或神龛。树干上缠绕黄颜色的丝绸，横联绣有“拿督公”字样，祭品用槟榔、甘文烟、咖啡及白蜡烛。这即南洋地区常见的拿督公崇祀方式。虽然拿督公的“公”字，带有人格化的意思，但过去华人崇祀的拿督公祭坛，据梅井（曾松华）编著的《马来人风俗》中《没有固定形象的拿督公》记述，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时，尚无人格化形象的拿督公神像出现。前述1921年碑文透露的“老仙女上身”的事迹，说明了拿督公信仰早已经结合道教中的扶乩动作，呈现华人民俗信仰色彩。
如今新马华人社会，拿督公已进一步人格化，并且衍生出头戴“宋谷”，身着“纱笼”的老者形象。祭祀神龛则常见对联曰：
拿管地方兴旺，
督理财源广进。
可见拿督信仰已经深度汉化。更重要的是，拿督公的祭祀功能也从马来圣墓、山野的土地神、孤灵，转化为求取横财的神明。
拿督崇祀令人想起封建王朝对于民间信仰的“正祀”与“淫祀”的宗教规范。中国历朝历代对祭祀有严格规定，除了国家规定准许祭祀的神明，和祭拜祖先之外，祭祀未被列入祀典的神鬼，称为“淫祀”。这主要是为了杜绝地方为了敛财、骗色，利用祭祀作为工具来颠覆朝政。《礼记》曰：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清代诠释《礼记》的孙希旦对此解释：
淫祀本以求福，不知淫昏之鬼不能福人，而非礼之祭，明神不歆也。
古代帝王主要是以“赐额”“封号”的方式（如妈祖、关帝等），让百姓知道，哪位是享祀的正统神明，何者严禁祭祀。华夷亲善，拿督公作为化外之神，虽非“正祀”，移民因其神格与后土相似而崇祀。然从现代多元社会发展历史而言，龟屿“拿督公”崇祀及其古迹，是值得我们仔细记录和探讨的。
（本文参考学界众论述成果，并感谢马来西亚学者廖筱纹博士提供相关图片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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