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港台的华文出版位处边陲，不能以销量取胜，如何屹立不倒？
新马港台的华文出版位处边陲，不能走销量路线，要如何屹立不倒？新马港台五家出版社的掌舵人根据各自出版社的做法和经验，分析与展望华文出版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他们对华文出版充满希望，并且正从内容、载体和市场等方面，探索新形势下华文出版的更好出路。
台湾联经出版社（左起）、香港水煮鱼文化、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出版品展现品牌特色，寻找知音。（出版社提供）
时代越动荡，人们越追求清明的心灵，阅读是获取知识的最传统与直接途径。
冠病疫情虽然为出版业带来挑战，却也提供了机遇。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巨大市场，新马港台的华文出版位处边陲，不能以销量取胜，要如何找到屹立不倒之道？《联合早报》采访了台湾联经出版社总编辑涂丰恩、香港水煮鱼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关天林、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总编辑潘国驹、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社长周若鹏与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总编辑曾翎龙，从各出版社的经验一窥华文出版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涂丰恩：好好抓住某群人就能生存
联经出版社总编辑涂丰恩认为科技带给出版业更多可能。（受访者提供）
涂丰恩最近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驻校作家亚洲创意写作项目邀请，完成了四堂聚焦亚洲华文出版现状与前景的“总编辑工作坊”。
涂丰恩希望通过工作坊，邀请有志于出版业的朋友思考，华文出版的视野应该放大到亚洲。他以台湾出版业为例，多年来都在积极与外界交流，其中包括翻译英文、日文作品，近年也有很多翻译自韩文的书籍，如今的兴趣转向希望能跟东南亚交流。
工作坊期间他感受到大家对新加坡华文出版的忧心，市场小是其中一个关键词。他说，其实台湾出版业也常觉得自己市场小，相对于中国，其实谁都是小市场。“我倒不觉得要妄自菲薄，只要有一定市场，有基本的出版量，都可以试试看。”
随着科技的发展，数码阅读早就突破了时空的局限，涂丰恩认为出版业必须继续多元发展，印刷本、电子书与有声书都应该尝试。
媒体改变，大众时代已经结束，涂丰恩认为，大众市场已在崩溃中，现在是所谓分众市场，每个社群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出版业如今已经很难再去想象黄金时代一本书畅销几万册的风景，毕竟当年媒体集中，选择也比较少，不过如今“只要你能好好抓住某群人，就能生存。”因此出版社应该有鲜明的形象。
联经出版社成立于1974年，以扎实的文史社科思想类书籍奠定市场地位，此外也出版文学、生活、儿童书籍。
经常有人会随口说什么现在没有人要读太厚的书了，但在分众时代，涂丰恩相信有一批忠实的读者需要厚重的书籍，联经出版社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涂丰恩说：“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我个人喜欢知识性的书，不见得每个人需要。某程度我们像传教士，希望人们皈依我们的教派，但世界就是这么多元。”
建立出版产业的生态系统
出版也不仅止于把书生产出来而已。
联经出版社最新的倡议“PACE”，取printing（印刷）、audio（声音）、course（课程）、electronic（电子），回到内容生产的本位，思考一个内容可以用什么形式传播。最近他们就推出“给所有人的中国史”课程，由拥有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的涂丰恩亲自主讲。
涂丰恩说：“未来不止出一本书，而是回到一本书的内容，看看可以如何跟读者沟通。中国史课程，我们可以用什么形式？以前用书，现在可以用影音的形式，我们就会想，出版业做的不止是书，还包括声音，不止是有声书而是声音的产品，包括戏剧或聊书，背后有一个共同企划的概念……出版产业面临挑战，我们什么都试试看，但这些都是成本，不能盲目尝试。主要是把产品的想象变得更多元，要想想什么市场，谁会买单。最理想的状态是，读者会互相拉抬，有人听了课程，就会对书感兴趣，或是参加了活动……”
最终要建立的，是一个出版产业的生态系统。
在拓展虚拟空间的同时，实体空间也不能放弃。疫情期间台北国际书展举办，不少参展商，包括联经在考量后退出，但涂丰恩指出，大型书展依然重要，此外书店也是作者、编者与读者接触交流的重要空间。尤其疫情后，许多人都意识到人与人接触是不可取代的经验。
关天林：独立书店是独立出版业兴盛主因
关天林相信推广文学不能仅止于书。（受访者提供）
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香港书展2022将在7月20至26日举行。
香港独立出版社水煮鱼文化也将参与其盛。
目前人在台湾的关天林受访时说，参展对香港小出版社来说是重要的曝光机会，对读者与相关业者而言，也是每年了解香港出版面貌的重要时刻。
不过独立书店是近两年香港独立出版业热闹兴盛的一大主因。
除了老牌的序言书室，近年新成立的书店如二三书房、舍下、见山书店、艺鹄、七份一书店、足跡书房、夕拾X闲社、界限书店等，形成了香港独立书店景观。他们举办读书会、发布会等各类活动，为经历政治动荡与疫情的香港提供反思与心灵慰藉的空间。
关天林说：“最近那么多小书店出来，某程度是因为动荡过后，大家退后一步，以能做就去做的心态创业，不要让气氛那么消沉，找一些事情去发展。无论是小书店或出版，有种豁出去的感觉。现在香港做文化活动，有些敏感，也必须面对审查，但这反而会凸显有志向的人。让声音被读到，书店是一环……不过现实是很困难的，有些新书店声势浩大，但还是要经历时间考验，毕竟香港租金很贵。读者是否长期支持，或只是凑热闹？现在的感觉是，先出来再说，再做连结和活动，不要让它停下来。”
走精致、精美路线
香港近年的出版品也朝精致、精美的方向，方天林认为这可能是出版社之间彼此竞争刺激的结果，毕竟好的内容必须要有好的呈现，才是服务读者之道。
水煮鱼文化经营香港文学出版，标志性的文学双月刊《字花》也是该社制作，同时每年维持六到八本书的量，聚焦在发掘年轻香港写作人。他发现，在2019年香港社会动荡之后，更多年轻人投入创作，用文字反思社会现实。最近也有不少香港作家到台湾出版，比如沐羽、梁莉姿。他认为文学回应现实，难以避免，在香港来说，在地读者还是对类似课题感兴趣。不过香港以外的读者可能对此议题疲劳，因此出版社必须找到新的视角，避免重复。
水煮鱼的定位是文学推广，出版只是其中一环，关天林说，要推广文学，就不能止于书，要举办工作坊，到学校去活动，或参加外国的文学节，为香港文学搭桥。
水煮鱼也获得香港艺发局的资金，因此盈利并非公司的目的，但要保持收支平衡，公司必须不停寻找额外资助。
关天林说，香港“以商养文”的传统仍在，比如香港赛马会非常支持赞助，此外香港的企业也普遍认为赞助文艺活动有利企业形象，因此商业赞助的机会不少。
周若鹏：行业非夕阳
周若鹏对马来西亚华文出版的前景有信心。（受访者提供）
马来西亚华文出版则面对无从申请资助的现实。
国家并不补助华文出版，大将出版社社长周若鹏认为这反倒健康，让自由市场决定。他以数年前纳吉政府推出的一马书券为例，年轻人得到一次性书券买书，市场突然活络，造成一些出版社误判，增加印量，当一马书券结束，书就卖不出了。因此他更希望政府不要干预，造成泡沫后果不堪设想。
周若鹏说：“我始终对华文出版充满希望。前阵子电视台Astro来访问我们，大意是夕阳工业，每次想到夕阳就来找我们，有没有想到我的感受？很多人觉得这个行业是夕阳，我不这么认为。20多年来我们持续增长，盈利也有，MCO（行动管制令）最恶劣的时期我们也收支平衡。我们暂时不求有大赚，但这个市场始终对书籍有需求。”
马来西亚华文出版相当依赖实体书店与书展，周若鹏说，大将书籍销量大部分来自书店，此外疫情前书展占了每年销售额的10%。不过疫情让出版社意识到不能太依赖书展，因此自家网络营销会越来越重要。
借畅销书保持收支平衡
大将的生存之道是每年出版几部畅销书，如与电台DJ李欣怡、电视主持陈嘉荣、羽毛球选手吴柳莹等人合作出书，借畅销书保持收支平衡。当然也有一些意外畅销的作品如《马来西亚大崩坏》，尽管内容很“硬”，但却因为马来西亚正逢政治危机，而大受欢迎。
疫情期间，大将出版社曾发动清仓救社的活动，收到极大反响，帮助出版社渡过难关。
周若鹏说：“假如我们做的出版毫无意义，市场没有需求，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冲动和热情去帮助这家出版社。大家愿意支持，愿意认同我们做的事情，一些可能不是很活跃的读者，也始终认同阅读的意义。”
今年农历新年大将在网络平台销售一款文创产品，以“柑你拿”玩文字游戏，结果被批评粗俗，引起创意与粗俗的讨论，最后下架息事宁人。周若鹏认为一般读者对大将有既定印象，因为出版社最初带有文化形象，不过七年前大将开始转型，走年轻化路线。选择息事宁人，是不希望影响到接下来的新书，不然很可能与网民继续交手。
接下来大将出版社打算翻译马来文学。周若鹏认为，马来西亚华社太不了解马来社群，因此希望借由文学来沟通彼此。他要做的不是政治正确的书籍，目前正处于探讨阶段的是一本禁书，马来文原著不能在马来西亚出版，反而先推出了印度尼西亚文，内容涉及政治宗教情欲。周若鹏说，先要探讨翻译本出来会不会招牢狱之灾，毕竟在马来西亚还是很敏感的。
曾翎龙：台湾是让马华文学被看到的“中介”
曾翎龙认为台湾是马来西亚文学被世界看见的中介地。（受访者提供）
专营马华文学的有人出版社，疫情期间出版量骤减，但黎紫书《流俗地》、范俊奇《镂空与浮雕2》、龚万辉《人工少女》同时在台马出版，黎紫书、范俊奇的作品还卖出中国版权。
曾翎龙说：“我们希望马华作家能走出去，尤其台湾和中国大陆是华文出版社的主要市场。但这要看机遇，比如范俊奇的书获得蒋勋的推荐，而黎紫书和龚万辉获得台湾国艺会马华长篇小说创作发表专案辅助，本来就会在台湾出版。台湾是让马华文学被看到的一个‘中介’，比如假牙和范俊奇，都是先在台湾出版，才被中国出版同业看到，再来洽购版权。只在马来西亚出版的话，恐怕不容易被看到。因为马来西亚市场太小，机制业不成熟，别人不会留意你。”
马华文学为什么会吸引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注意？曾翎龙说：“张贵兴的浓稠和张力，黄锦树的呛与独气质，黎紫书功底气韵完备的多元叙事，龚万辉的次文化与时间凝格，当中都烙印着马来西亚的胎记，历经殖民、马共、蕉风椰雨、胶林锡矿、种族宗教、政治和文化的冲击才能长成。对比中国大陆和台湾相对的正统和单一，我想我们的庞杂岔生，能够给他们的读者带来更大的想象和更多的吃惊时刻。”
曾翎龙认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完善，因此读者的基本盘一直会在。他发现现在愿意看书买书的读者越来越多，此外文学出版、年轻读者和作者的质量也在进步中。目前出版社的挑战，他说，其实不是市场萎缩，而是主事者年纪渐长，精力与魄力消退。
潘国驹：要走出新加坡
潘国驹认为新加坡出版物有其优势，必须把眼光放到新加坡外的华文阅读市场。（受访者提供）
谈到华文教育，这是新加坡华文阅读一个引人忧心的现实问题。
面对萎缩的国内市场，执掌世界科技出版集团与旗下八方文化创作室的潘国驹认为，一定要走出新加坡。第一步是马来西亚，此外也不能忽略欧美华人的需求。进入马来西亚非难事，新加坡成本高币值高无法出口，那么可以在马来西亚找合作伙伴承印，新加坡有好的内容可以提供。此外，世界科技在纽约、伦敦有办事处，因此可以将八方的出版品介绍到当地的华文书店和图书馆，他为自家华文书籍可在纽约和伦敦上架而自豪。
世界科技经营英文书，是主要业务，八方则出版华文书，仅占集团非常小的比重，至多3%，不过潘国驹说华文出版不会停止：“你可以说是使命，也可以说是我们出版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是面向世界，不止是新加坡或马来西亚。你面向世界，全世界的华人，中国大陆欧美台湾新马。”
纽约州有50万华人，此外过去两年十数万香港人移民英国，这些都是潜在的读者。
为本地儿童定制教科书
除了出版重量级科学家的传记，八方也与本地大专学府合作推出学术类书籍，目前他们正在探讨出版儿童教科书。潘国驹认为这个空间本地还未有出版社填补，是可以发展的项目。
由于新加坡的华语教育环境，中国大陆针对同年龄层的儿童书籍已经太深，因此需要为本地儿童定制华文相关的教科书。这类书籍，也可以适用于欧美华人移民二代。
双语教育是新加坡特色，那么双语书会不会是未来发展的模式？
潘国驹认为目前读者还无法接受双语书，此前有制作双语刊物，效果并不好。
八方每年出版约20本书，疫情其实并未影响出版社的计划。
下个月出版社将推出柯木林、林孝胜、陈继廉合著的《家风传承：陈笃生家族史》，文史类书籍仍是出版社经营的方向。
跳出书的框框
其实对读者而言，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因为随着媒体竞争激烈，越来越多好书被制作出来。
华文出版的未来，一如涂丰恩所说，必须跳出书的框框，回到内容制作的本质来看，再配合适当的容器。
至于市场，在环球化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困在单一地方？不妨把想象力拓宽，想象在远方的读者，满足他们的需求。
最后回到周若鹏的那句话：要始终对华文出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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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宇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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