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福州人当水手，广东人负责涡轮，海南人做饭，为抗日团结
1970年代在新加坡工艺学院念书的时候，课程多数是三年全日制，较特别的是海事工程系四年，航海系一年。海事专科生跑船的薪金优厚，收入豁免所得税，尚可环游世界，每年吸引上百名新生报读。
桥北路与史丹福路交界的海员之家，1920年代拆除后兴建首都大厦和首都戏院。（国家博物馆照片）
当时两万多艘商船在海中航行，海皇轮船乃新加坡毕业生的主要雇主之一。如今商船的数量与体积皆翻倍，海员主要来自菲律宾、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和乌克兰。
广东民路航运大厦是现代新加坡海员俱乐部安家之地，为各地海员提供短期住宿。
船上的日子单调，家人朋友不在身边，除了工作就是看着茫茫大海。行船跑马三分险，万一遇到狂风巨浪，海盗袭击，船只被扣留等，孤独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下船的时候，最珍贵的莫过于有个温馨的落脚之地。冠病疫情前，广东民路的航运大厦（Maritime House）就是招待海员的地方。
海员俱乐部的前身
安顺路的海员之家（康奈尔大厦）关闭后，其中一栋古色古香的双层楼房用作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如今为安盛大厦。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自由转口贸易和移民社会特性，吸引世界各地的船舶入港。19世纪中叶，新加坡欧裔富商率先创建“海员之家”（The Sailors' Home），让西方海员留宿。海员之家由独立委员会监管，其沿革反映国际船运的变迁：
1851年，海员之家在谐街立足，几年后搬迁到马里士他路一带，空间较大的美国前总领事马里士他庄园。
●19世纪末，抵岸的海员剧增，海员之家迁回市中心占地7万方尺的旅店，每年入住的海员介于500至900人次。原址后来兴建首都大厦和首都戏院。
●1920年代，出售首都地段（尺价6元），连同英国海事工程师康奈尔捐献的4万多元遗产，在靠近海港的安顺路1号兴建新的海员之家 （康奈尔大厦）。丹戎巴葛地铁站旁的安盛大厦（AXA Tower），坐落在康奈尔大厦原址上。
●1950年代，殖民地政府跟民间合资200万元叻币，在安顺路尽头兴建亚洲海员俱乐部（The Singapore Asian Seamen's Club），性质跟海员之家相似。
●1970年，国欧、亚海员组织整合为新加坡海员俱乐部（The Singapore Mariners' Club）。康奈尔大厦关闭后，其中一栋古色古香的双层楼房用作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
●1980年代，丹戎巴葛箱运码头扩建，海员俱乐部搬迁至航运大厦。目前大厦正在进行翻新，预计2025年重新开放。
康拉德推销新加坡
西方海员擅长写日记，将航海见闻汇集出版，成为珍贵的参考素材。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其中一位出色的海员小说家。
加文纳桥畔的康拉德纪念牌匾。
康拉德原籍波兰，在乌克兰出生，使用英文创作。16年的远东航海生涯中，最常到的就是新加坡，最长住上五个月。海员之家的生活、壮观的加文纳桥、彻夜不眠的海港、斑斓的民族风情都写入小说中，其中《走投无路》（The End of the Tether）形容莱佛士酒店“像鸟笼一样通风”，酒店特地将其中一个房间命名为“康拉德套房”。一些游客捧着他的书寻幽探密，对新加坡多元文化与街边美食啧啧称奇；有些则因地貌变化太快，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华人行船馆
碧山亭广和兴行船行总坟1980年代清山时已经破落，四周杂草丛生。
虽然下南洋的中国三桅船同样频繁，19世纪末才出现华人行船馆的文字记录。广惠肇碧山亭第五亭的“安邑广和兴行船行总坟之墓”，设立日期为光绪壬寅廿八年吉日（1902年）；光绪六年（1890年）的“劝捐碧山亭小引”，碑文记载广和兴捐银5元建庙开路。可见一个多世纪前，已经有一群来自宝安（深圳）的海员在新加坡立足。广惠肇留医院内的“张泰和行船馆”石椅，为靠海为生的先民保留实体印记。
广惠肇留医院内张泰和行船馆捐赠的石椅。
1930年代初，华人海员职业分布已经成形，来自福州的海军顺理成章地当上轮船水手，广东人负责机器涡轮的日常运作，海南人为众人准备三餐茶点。当时20多家“个体户”性质经营的行船馆，以一贯的方言群划分，广东和福州人的行船馆分布在牛车水和丹戎巴葛，包括广和兴、张泰和、新兴、力群记、陈德记、张旭记、吴耀记、张韦宝等。海南人行船馆集中在小坡，包括新合盛、成顺、琼轮盛、琼海利、琼海丰、琼兴、民英阁，益源楼，友群等。
从争饭碗到团结之路
1988年道拉实街的张韦宝行船馆。（国家档案馆照片）
此时期的行船馆就像中介，海员住宿，等候船期，跟家乡通信，找新工作都依靠它。细分之下，有私人创办的“君主馆”，海员合股的“兄弟馆”，以及包工头设立的“包工馆”。君主馆的馆主是船务公司的线人，为住客介绍工作；兄弟馆采用排班制，大家轮流上船；包工馆由包工头管理，住客经常发生纠纷。华民护卫司介入调查，将导因归纳如下：
一、随着科技进步，一艘轮船从40名船员减至少过10人，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
二、行船馆收费高，失业的海员每月仍需支付住宿伙食杂费共17元，差不多等于半个月薪金，自然左支右拙。
三、海员为求上船，依照惯例暗塞几十元“咖啡钱”给包工头，开工日却遥遥无期。
华民护卫司另行设立海员宿舍，失业者每月只付3元，余款由工作人士分担。此外，众人必须排号轮流上船，不可贿赂越轨。这种公平的互助模式深受海员青睐，会员达千多人。行船馆连忙改弦易辙，没工开的海员不必付费，安排好新工作才从工资扣除，总算力挽狂澜。
中国抗日为各籍贯海员制造团结的契机，行船馆成立海员筹赈分会，为祖国贡献绵力。同时期在亚细亚火油公司运输船（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和蓝烟通轮船公司（Blue Funnel Line）工作的马来亚海员在伦敦被解雇，回来时竟然被政府驱逐出境，行船馆联合为同行据理力争。1950年代劳资对抗时期，荷兰渣华轮船公司（Java-China Japan Line）聘请香港人来取代新加坡海员，行船馆和万多名港务局员工集体杯葛渣华。
随着新加坡海港走向现代化，一些海员落地生根，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有些年华渐老，不想再浪迹天涯，传统行船馆一家家关闭。30多年前，最后的行船馆（新合盛、张韦宝）向时代挥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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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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