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外国人创新高、日本人涌海外奔钱程！日本老公新加坡当煮夫
在日本的外国人人数创新高，其中，中国人数量最多。
（法新社）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3月24日发布数据，截至2022年底，在日外国人数为307万5213人，创历史新高。人数较上年增加11.4%，首次突破300万人大关。
从在留资格来看，“技能实习”有32万4940人，较上年增加17.7%，“留学”有30万638人，增加44.7%，均为大幅上升。从国家和地区来看，来自中国的人数最多，为76万1563人，其次是越南的48万9312人。从所在都道府县来看，人数最多的是东京，其次为爱知、大阪、神奈川、埼玉。
共同社的报道分析称，疫情期间，留学和技能实习等中长期在留需求比疫情前高，2022年日本开始阶段性放宽入境限制，也使入境人数大增。
日本人海外奔 “钱程” 寿司师傅最吃香
因日元贬值，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希望到海外寻找待遇比日本更好的工作。飘洋过海奔“钱程”的日本人里，要属日本料理店的寿司师傅最为吃香。
（互联网）
日本媒体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由于海外餐馆高薪挖角，也导致日本餐饮业人才迅速外流。
《读卖新闻》引述农林水产当局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日本料理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在海外的日本餐厅数目大增6.6倍。其中，数量最多的要属亚洲地区，高于北美（3万1200家）和欧洲（1万3300家）。
饮食业猎人公司“和食Agent”举例说：“一名40岁的寿司师傅在东南亚的平均月薪是90万日元（约9000新元），要比日本高出一倍以上。若是在物价高的北美和新加坡，年收往往在1000万日元以上。”
在日本一家高级餐厅掌厨的饭田祐介决定跳槽到海外，他说：“除了是因为日元贬值外，也因为我对日本经济衰退有危机感。”
读卖报道也研判，不仅厨师想跳槽海外，年轻一代也希望到海外去闯天下而转行。
一名年轻的女蛋糕师傅转学做寿司，她说：“知道有了这门手艺，就有了移居外国的捷径。”
读卖认为，海外的餐厅能从日本挖人，最大原因是日本的工资无法跟上时代。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日本人的平均年薪在2021年是3万9711美元（约5万2953新元），在35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24位。这一年收入数据，在过去30年一直不见涨。反观其他先进国家，美国已增长约30%，法国增长20%。在七大工业国（G7）中，日本的薪金水平最低。
读卖分析报道，日本的薪金若不上调，一些行业即可能面对严重的人才外流问题。例如，原本人手不足的餐饮业如今就面临人手危机。
根据帝国数据库1月份的一项调查，60.9%的日本餐厅请不到正式员工。培养一个专业寿司人才要10年时间，大阪两家传统寿司店近期就因为厨师离职，缩短营业时间。
日本爸爸当煮夫 盼孩子学习分担家务事
家庭主夫在新加坡不算主流，特别是在新加坡居住的日本人之中，像佐藤一穂（39岁）这样的少之又少。
从未正式学过烹饪的佐藤一穂移居新加坡并当起“煮夫”，他认为男人为家人下厨是自然不过的事。（龙国雄摄）
难以想象的是，从未正式学过烹饪的他从2018年8月抵新后就当起“煮夫”，为妻子下厨。现在每天享受他的拿手菜的还有两岁半的儿子。一道道日式家庭料理如炸鸡、猪肉丸和牛肉盖饭色香味俱全，而且不含味精或添加剂，为了让妻儿吃得安心、健康。
移居新加坡，当起家庭主夫，出发点都是为了妻子。佐藤一穂来新前是记者，妻子在日企的人事部工作，两人婚后分别在山梨县和东京工作和独居。2018年，妻子外派来新加坡的分公司，他决定辞掉自己的工作，陪妻子一起在新加坡展开新生活。
佐藤一穂说：“妻子单身匹马来新工作，她心里多少会有一些不安，我想在她身边支持她。” 亲友听说他的决定后，反应很明显地根据性别而异。“男性都很惊讶，问我怎么会这么做。女性则说我做了正确的决定，她们为我而自豪。”
佐藤一穂来新后并非一帆风顺。辞掉工作让他非常焦虑，“我还没在新加坡找到工作，我们也没有孩子，来新后的半年，我完全没有任何动力，结果我们经常吵架。当时我感到相当孤单，因为移居新加坡的日本人家庭，绝大多数的情况和我们相反。他们一般都是先生外派来这里工作，妻子在这里当家庭主妇或全职妈妈。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和我有同样困扰的日本朋友。”
分享自己的手作料理
所幸的是，佐藤一穂成功申请到人力部的同意书（Letter of Consent），得以在新加坡工作，他也在新加坡的日文杂志社面试成功。佐藤一穂原本是一边兼顾全职工作，一边给家人下厨，直到2022年同意书过期了，杂志社的工作告一段落，他决定自己创业。
佐藤一穂每天为妻儿准备日式家庭料理，例如牛肉盖饭。（受访者提供）
他说：“儿子当时一岁半，我准备他的餐食其实相当不容易，我猜想很多家庭也会面对同样的困难，如果能提供既美味又吃得安心的餐食，相信会有一定的需求。”
佐藤一穂在2022年5月创办居家生意Osusowake，提供自己烹煮的家庭料理。平日早上先送儿子去托婴服务中心，接着去附近的中峇鲁巴刹买菜，然后回家下厨。他每天提供约三种选择，菜单会提早在社媒专页公开，方便顾客下单。
佐藤一穂说：“Osusowake的日文写法是お裾分け，意思是分赠，例如把自己家里煮的菜肴分给邻居，这是日本传统习俗之一。”
在东京出生、成长的他记得，osusowake在他小时候非常普遍，他常吃到邻居分赠的家常菜，味道和自己家里煮的截然不同，那是他印象深刻的美味，也是童年的快乐回忆。
他在那个时候开始对烹饪产生兴趣，所以上小学就在厨房当母亲的帮手，炸天妇罗都难不倒他。“母亲会在下班后给一家人做饭，家里很少吃外带食物，大部分都是妈妈亲自准备的菜肴。我现在仍然记得那些菜肴的味道，也深深体会到妈妈当时有多辛苦，我非常感恩。”
佐藤一穂从小学开始便在厨房当母亲的帮手，炸食难不倒他。（受访者提供）
佐藤一穂认为做菜没有捷径，但不难，他一直是根据电视、杂志或报章食谱做菜，熟能生巧。他建议烹饪新手从“看起来美味”的菜肴做起，失败了也要继续练习，久而久之就能掌握诀窍。
男人为家人下厨自然不过
由于妻子被调回东京，佐藤一穂即将在4月和家人一同返日。回顾自己的主夫经验，他认为自己亲身体验了家务有多繁重和复杂，也因此比较懂得体恤伴侣。他坦言过程中经历的不安和挑战比快乐多，常常会想到自己今后的事业不知如何发展。回到日本后，他计划找工作，不会再当全职主夫。“双薪家庭应该会比较理想，因为收入更稳定，家务和育儿的责任可以由双方共同分担。”
佐藤一穂猜想，在日本当全职主夫，应该会比在新加坡更难，因为会面对更多异样的目光。他认为新加坡社会非常多元化，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新加坡文化因此更具包容性，新加坡人乐于接受与自己不一样的人。
他指出，即便夫妻两人都有全职工作，很多日本男性（特别是他这一代及上一代）还是把下厨视为女方的责任。他说：“如果是双薪家庭，双方应该共同分担家务和育儿的责任。能够做到平等分担责任的家庭应该很少。”
佐藤一穂认为，要让他这一代的男性改变想法或许很难，但他希望下一代能够拥有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和育儿责任的意识。
“我的儿子现在每天看到我下厨，他或许不会记得这样的我，但他可以意识到男人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男人在厨房里做事是非常自然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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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符祝慧、陈映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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