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何谓新加坡华人？新加坡的冒起、它成为通往中国的连接点充满了惊奇
新加坡华人的故事，几乎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不想对此长篇大论，因为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已有很多。例如，柯木林主编的《新加坡华人通史》就很全面；他和柯宗元教授合编的英文版也是如此，但侧重点略有不同。
正如两名编者所言，他们并未涵盖课题的方方面面，但他们已尽力揭示华人定居新加坡的历史所产生的重要问题。不过，无论阅读华文或英文版本的《新加坡华人通史》，你就会发现新加坡才是真正有趣的主题。
何谓新加坡？
新加坡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
很奇怪的是，新加坡曾一度是如此重要，可以成为本地区一个小王国的中心，但在其他时期，它却无足轻重。人们会绕过它，或者利用它来办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但直到最近才非常认真地对待它。在所有这些阶段，华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
正如上述两本著作所指出的，最早真正提到新加坡的是中国史料，特别是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首次谈到了淡马锡。当时，这个地方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然后就突然消失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了填补空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新加坡的名字零散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史料中。《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有提及新加坡；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荷兰人也有提到，但几个世纪以来，它从不被认为具有重要地位。它仅能在一些方面发挥些微影响力，但并不足以真正成为任何事务的中心。
然而，在几十年内，这个几乎不为人所知、几乎没有任何记录的地方，突然变得重要起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但对我来说，这与中国和华人有关，这一事实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荷兰到中国的航线
首先，当时的新加坡对于在本区域非常活跃的荷兰人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已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马六甲。得到了马六甲，控制了万丹（Banten），从而在雅加达有了自己的基地后，荷兰人拥有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原因很简单。无论是为了香料还是为了中国的制成品，要从欧洲航行到这一区域，都是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到达这里的最简单方法，就是通过巽他海峡。
从那里，你可以去爪哇，或以南苏门答腊岛为基地，穿过巽他海峡，然后进入南中国海，到中国和日本。因此，在荷兰人当道的那段时间里，这是主要航线。
葡萄牙到中国的航线
在荷兰人到来之前，葡萄牙人为什么要占领马六甲？他们的做法与荷兰人不同。葡萄牙人直接穿越印度洋去到了印度。他们主要与波斯湾、印度沿岸和红海的穆斯林商人做生意。这是他们的主要利益所在。
葡萄牙人最终来到印度南部的科钦（Cochin）和卡利卡特（Calicut），最后在果阿建立了基地。对他们来说，这更为重要。由于他们的基地在那里，马六甲海峡就变得非常重要。
葡萄牙人很清楚马六甲王朝在那里建立，必有很好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剑指马六甲。当然，他们对香料感兴趣，并试图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香料，而仅次于香料的最重要事情是前往中国。
很快葡萄牙人就来到了中国。在从马来人手中夺取马六甲后的几年内，他们就开始探索中国沿海地区，给广东和福建的中国官员制造麻烦。最终，中国人学会接受他们，发现他们能帮得上忙，允许他们使用澳门港口作为商业活动的基地，甚至让葡萄牙人处理这一地区的所有贸易。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再给中国添麻烦了。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人都必须通过澳门，通过葡萄牙人，与中国打交道。这种现象真的很特别。
出现这一局面，与他们绕过好望角，一直向北到达波斯湾和印度西海岸有关。
当荷兰人发现葡萄牙人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就直奔香料群岛（编按：即马鲁古群岛）。他们横渡印度洋来到巽他海峡，并从万丹和雅加达向东到达摩鹿加群岛（Moluccas）。
因此，葡萄牙人有经印度洋到北方的马六甲航线，荷兰人则使用南部航线。他们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但真正改变新加坡命运的是英国人。
19世纪末，许多度假者从新加坡乘坐渡轮到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加上两岸贸易往来频密，两岸交通愈发难以管理，英国殖民当局于是提议建设长堤，将新柔两岸以大桥连接起来。长堤在1924年完成，动员2000多名工人，用了200万立方米的花岗岩和石头。（星洲日报档案照）
英国到中国的航线
英国人是后来者。到他们来的时候，葡萄牙人已确定了一组航线，荷兰人则锁定了另一组航线。但英国人对两个贸易中心更感兴趣：一方面，他们对印度商品感兴趣，因为印度在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国家，与当时的中国相比绝对不遑多让；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茶叶的巨大市场。
与极度重视香料的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不同，英国人将目光投向茶叶贸易。为此，他们寻找通往中国的航线，而去中国的航线有两条。他们可以将在印度赚取财富与在中国寻找茶叶资源结合起来。采用这条航线，他们航向印度洋，朝北进发，重复葡萄牙人做过的事情。
另一条是航越印度洋，经巽他海峡到达中国。英国人无需马六甲，就可以从巽他海峡，直接穿越南中国海到达澳门，以及接触广州的商人，并建立定期的茶叶贸易。他们便是这样与福建人和广东人做生意的。
因此，你可以发现欧洲人的活动，与华人对此作出的回应息息相关。华人的移动路线反映了当时这些欧洲帝国正在建立的贸易利益。这是华人如何在本区域激活自己的网络，以及如何建立自己基地的重要线索。根据此一背景，让我们来看看欧洲的情况。
亚洲的私人贸易流
我认为我们必须了解欧洲的情形，因为与亚洲的贸易模式相比，欧洲遵循的是一套不同的原则，后者的规模极小。他们的商业活动不涉及大规模入侵、海上对抗和战斗等，而是集中在各种贸易商品和网络上；无论如何，对华人来说，这些纯属私人商业活动。这之中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支持的活动。
无论是伊斯兰商人还是基督教商人，他们总是得到统治精英成员的支持。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而言，他们得到了国王和王室的支持。至于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它们是由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私人公司组建的，但也得到那些投资东印度公司的国家的贵族支持。官方的支持总是有一些，因此这些国家的海军可以在必要时给予援助。
不过，本区域的传统贸易几乎完全是私人性质，对印度人和华人而言更是如此。对华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朝廷实际上不鼓励私人贸易。
众所周知，中国发展了朝贡贸易，这确保与中国展开贸易的外国商人必须通过官僚机构。就可经商的范围而言，他们必须献上贡品来进行贸易。双方的礼物和贡品是建立此一贸易的基础。
当然，国家永远不可能控制一切。私人企业家对一些规章视而不见，一些私人贸易也还在进行。但私人贸易的规则得由政府制定，然后交由澳门人和葡萄牙人管理。因此，当“洋夷”来到中国沿海时，这对私人贸易商形成阻吓作用，阻碍了经济发展。这种官僚贸易直到16世纪末才有所放松。
因此，在欧洲人扩张的那段时间里，华人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福建的一些私人企业家继续经商，在离福建最近的菲律宾非常活跃。
由于西班牙人也有兴趣与中国进行贸易，华人遂避开澳门，转而到菲律宾。有别于与其他地方的商业活动，他们直接与马尼拉做生意，建立了一条跨越太平洋，远达墨西哥和欧洲的良好贸易线，并发展出非常复杂的关系。
1933年，红灯码头建成，取代原本的庄士敦码头（Johnston's Pier）。虽然官方名称是克里福码头（Clifford Pier，也称克利福码头），以1927至1929年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克里福（Hugh Clifford）命名，但之前在庄士敦码头长廊尾端上悬挂的红灯，作为码头标志也迁移到这里，因此华人继续把新码头俗称为红灯码头。（南洋商报档案照）
影响本区域的欧洲政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能从中崛起，是很令人惊讶的。英国人为什么需要新加坡？
当我说这得归“功”于拿破仑时，自己都哑然失笑。拿破仑开始在欧洲建立帝国，威胁到荷兰，这无关本区域，全是欧洲历史。
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情况很糟糕，几乎破产，所以拿破仑攻占荷兰的消息让英国人感到震惊。它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属地，以防止它们落入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人手中。
英国人接管了爪哇，并派莱佛士担任总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不一定得从加尔各答出发，经马六甲海峡，才能同中国做生意，还有其他航线可以考虑。要这么做，就得看欧洲的战争如何结束。
让英国人感到万幸的是，拿破仑在欧洲战败了。作为胜利一方的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仍然需要荷兰作为欧洲的盟友。这同样与本区域毫无关联。是欧洲发生的事件决定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事实是，英国人希望荷兰人站在他们一边，以确保法国人不会控制本区域。于是，著名的《1824年英荷条约》应运而生，而结果立竿见影。
英国人统治爪哇好几年，对努山达拉（Nusantara）或马来群岛世界的本质有所了解，这让他们明白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为了稳固通往中国的航线，英国人不必挑战荷兰人或控制其属地，只需要与荷兰人达成协议，让他们安全通过荷兰人视为利益范围的岛屿，包括新加坡。
荷兰人控制着马六甲，而在马六甲与雅加达之间的区域，新加坡只是其中的一个岛屿。在这些地方，荷兰人解决了与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武吉士人及其他马来人群体的问题，并主导他们的事务。
荷兰人的主要兴趣是控制马来群岛，而英国人只为找寻一条通往中国的安全航线，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垄断的茶叶生意，以及与之相关的鸦片贸易。
为什么是新加坡？
这就是“为什么是新加坡”的历史背景。对我来说，新加坡冒起的经过，以及为何它一直是通往中国的连接点，是一个充满惊奇、颇有意思的故事。
新加坡在1966年8月9日（星期二），也就是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一年后，第一次举行国庆庆典。当天早晨9时，在尤索夫总统抵达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后，盛大庆典正式开始。约有2万3000名男女老少参加这个纪念独立一周年的盛大庆典游行。（南洋商报档案照）
至少在新加坡历史的头20年里，与中国的联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为英国的政策吸引马六甲、槟城、婆罗洲，以及爪哇和苏门答腊的马来世界等周边地区的华人来到新加坡，并将其作为开放的港口奠定了基础。这与荷兰港口的高税收和垄断式的法规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由港的设立把华人吸引到新加坡，而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通过将马六甲海峡作为荷兰和英国的边界，《英荷条约》为此提供了全面的保障。
我记得当我还在求学的时候，我就问过为什么明古连（Bencoolen）如此重要？为什么莱佛士要留在明古连？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选新加坡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巽他海峡仍然是通往中国的重要港口。
但有了《英荷条约》，加尔各答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区域。从加尔各答经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航线现在已确定。当荷兰人把马六甲割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时，新加坡的地位就变得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这是新加坡与中国的联系最初如何建立的关键所在。
有“新加坡华尔街”之称的珊顿道（Shenton Way）由填海而成，原址属于直落亚逸盆地的一部分。回溯1942年，新加坡沦陷，英军向日军投降之际，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珊顿·托马斯爵士却毅然留下与新加坡共进退，更不惜成为战俘。为了铭记珊顿·托马斯爵士的事迹，这条道路以他命名。（南洋商报档案照）
在最初的20年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加坡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英国人打败了中国人，占领了香港，并开放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商埠。英国商人可以直接前往他们在香港的殖民地。因此，香港取代新加坡，成为英国在中国的基地。但只要把这条链拉长来看，新加坡仍然是链条上的关键节点。
因此，香港作为通往中国贸易的门户，新加坡也参与其中。香港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英国人可以从这里向中国其他地区扩张。作为大英帝国商埠链中的一环，新加坡一直很重要。在许多方面，这仍然是新加坡后来在区域和世界事务中取得一些成就的秘诀。中国对东亚的发展有着关键的影响。正是与中国的这一关系，决定了新加坡如何发挥它今天仍在发挥的作用。
将历史镜头拉近至现代，新加坡的故事还有什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那就是英国、荷兰、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帝国，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崩离析。我要强调这一点：在新加坡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深受欧洲事件的影响。在这方面，那便是由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自我毁灭了。
1951年8月，英国客货轮大利亚号（SS Tairea）受命将新加坡、马来亚联邦、缅甸和英属北婆罗洲的日本战犯送回日本继续服刑。大利亚号运送的是被遣返的最后一批战犯，总共231人。（南洋商报档案照）
它们的殖民地都变成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在18世纪末法国建立第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时产生的。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成为各式各样的民族国家。
作者是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
本文是王赓武于3月19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联办的讲座上发表的英语演讲，中篇和下篇于明后日刊登。
原载《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黄金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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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年4月5日至9日
时间：早上10时至晚上10时
地点：来福士城购物中心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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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赓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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