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在新加坡犯了刑事罪、没条件请律师怎么办?沈泽玮:华语英语外的新移民问题
过去,抵触刑事罪却没条件请律师的被告,多数会寻求刑事法律援助计划(Criminal Legal Aid Scheme,简称CLAS)的协助。
随着附属律政部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2022年12月1日投入运作、帮助有这方面需要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之后,CLAS的服务对象也就自此锁定为外籍人士,包括客工和女佣等。
CLAS由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Pro Bono SG)执行。本期《说法识法》邀请法律义务办事处主席维贾延德兰(Gregory Vijayendran)高级律师、高级全职和义务无偿服务律师,讲解办事处的审批依据、不符合条件者的替代援助途径,以及CLAS如何为需要法律援助的外籍人士伸出援手。
(插图/李太里)
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多年来通过刑事法律援助计划(CLAS),为惹官司却无力承担律师费的外籍人士提供法律意见,或在庭上代表他们,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法律权益。
即使异乡客的资格不符合相关评估,或者所犯的罪行不在计划所涵盖的17项法令内,他们仍可到法律诊所寻求意见,法律义务办事处也会评估申请人是否符合“临时无偿服务计划”(Ad Hoc Pro Bono Scheme)。
公设辩护人办公室2022年12月投入运作,帮助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外籍人士则可继续通过法律义务办事处申请CLAS。
法律义务办事处主席维贾延德兰高级律师说,CLAS是由律师以无偿、公益的形式为低收入者服务。“在申请初期,我们会通过给予建议的形式提供刑事法律援助,并在申请通过后成为对方的法律代表。”
维贾延德兰说,非新加坡居民面对陌生的法律系统可能会感到压迫或不知所措。“在社区伙伴、义工和翻译人员的支持下,法律义务办事处这些年来协助外籍人士了解新加坡法庭的程序,以及他们在法律体制内的选项。除了申请法律代表,外籍人士也可通过法律义务办事处的法律诊所寻求初步法律意见。”
他说:“外籍人士如果不符合申请条件,则可到法律诊所寻求意见,法律义务办事处也会评估申请人是否符合无偿服务计划。”
CLAS的申请者在提交申请表格后,也要提交相关的法庭和财务文件。申请人也要接受支付能力调查(means test)和理据(merits test)调查面试,这是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援助条件的两大标准。
维贾延德兰解释,支付能力调查评估的是申请人过去12个月,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和可变卖资产不可超过1万元,申请者的伴侣,或者父母(如果申请者年龄在21岁以下以及未婚)也需要接受调查。除此之外,法律义务办事处也会询问申请人的收入、存款和产业等。
至于理据调查,则是评估申请人在庭上是否有合理依据进行辩护,调查员也会询问案情和申请人是否有意答辩。
义务律师
秉持公平正义
触法的客工和女佣最终认罪和定罪,但都感激无偿律师愿意担任他们的代表律师,聆听他们的故事和解释司法程序。
两名在CLAS下曾代表过外籍人士的律师,一个认为参加无偿计划能丰富律师的执业经历,也能回馈社会;另一则觉得代表有需要的外籍人士,是给予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在新加坡法律面前得到公平的对待。
法律义务办事处的高级全职无偿服务律师(CLAS Advocate)普雷姆纳特(Pramnath Vijayakumar,35岁)在办事处服务了约四年。谈到印象较深刻的案件,他说,一名女佣被指偷窃后逃走,后来逮着被控。
高级全职无偿服务律师(CLAS Advocate)普雷姆纳特(受访者提供)
“我记得她当时很迷茫,不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所幸她会说英语,我们可以沟通。我向她解释接下来的程序,并在过程中通知她最新的进展是什么。”
普雷姆纳特说,女佣最终认罪,并在服刑后遣返回国,“她当时告诉我,真的很感谢我聆听她的故事,并为她在庭上辩护。”
他坦言,这些年的经历让他了解到,外籍人士在触法后,因为人生地不熟,往往更不知所措,“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人解释司法程序,帮他们把个人经历传达给控方、法官和相关人士。这给予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在新加坡法律面前得到公平的对待。”
Dentons瑞德律师事务所(Dentons Rodyk & Davidson LLP)诉讼与争议解决和仲裁业务部合伙人刘玟进(36岁)自2015年起开始参与CLAS。
Dentons瑞德律师事务所(Dentons Rodyk & Davidson LLP)诉讼与争议解决和仲裁业务部合伙人刘玟进(Dentons Rodyk & Davidson LLP提供)
他忆述,2021年曾和同事代表一名申请援助的客工,“我记得对方当时喝了酒,加上情绪不稳定,用刀自残并诬陷是另一名客工伤害了他。他一开始受酒精影响给了假信息,过后虽然清醒还是撒了谎。最终,他向警方坦白是自己报假案”。
虽然这起案件没有多大争议,但刘玟进和同事还是要确保对方得到适当的建议,且确保控方提出的刑罚符合罪行。
“在这类型案件中,我们须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这也让我们能更有同理心,了解对方到底当时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自残行为,并在庭上做出相应的陈述。”
这名客工后来被定罪处刑,但仍感谢刘玟进和同事,“他感觉至少有人愿意帮助他,为他在庭上做出辩护”。
刘玟进说,自己在律所的职责之一是负责鼓励同事参与无偿计划,“我觉得参加无偿计划能够丰富律师的经历,同时也让我们尽自己的一分力回馈社会。”
申请援助外籍人士
逐年减少
向CLAS申请援助的外籍人士逐年减少,获得援助者也跟着减少。过去五年,一共有1257名外籍人士提出申请,其中571人申请成功,也就是每10人有约四人成功。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今年2月24日书面答复义顺集选区议员黄国光有关CLAS的国会提问时,透露过去五年来申请的外籍人士人数,以及获得援助的人数。
数据显示,向CLAS申请援助的外籍人士,从2018年的371人减至2022年的163人(2019年至2021年人数分别为307、243和173)。获得援助者,也从2018年的189人减至2022年的55人(2019年至2021年人数分别为126、122和79)。
沈泽玮:
华英语之外的新移民问题
新加坡虽以华人占多,对移民最大的吸引力不应是华人多的独特条件,而是法治健全、社会稳定等适合安家落户的环境。
作者认为,新加坡生育率长期不振,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要拼经济就得引入新移民。(何家俊摄)
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建议,将英语测试列入新移民遴选条件后,华校背景的高龄老母不高兴地说,铁锤党要丢选票了。
相信不少吃过英语亏的老华校生跟母亲一样,听了毕丹星的建议,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他们熟悉的语言又被降格了。在涉及语言的议题上,他们少见地与行动党政府立场相同,即便双方出发点不同。华校生在乎的是华语,政府考虑的是移民政策。
然而,新加坡英文媒体此后公布的调查却显示,毕丹星的倡议有一定的民意支持度。
500名受访者中,约80%赞同将英语测试列入新移民的遴选条件。53%认为,无法以英语沟通的人,不应获批入籍新加坡。52%认为,申请者要能讲英语,但不一定要具备书写和阅读能力。受访对象均为新加坡出生公民,年龄介于18到69岁。上述调查以哪种语言进行则没有说明。
毕丹星的论点是,英语是新加坡主要沟通语言,能促进新移民和其他族裔间融合。从社媒网民留言判断,他的建议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好些人在生活中有过跟新移民鸡同鸭讲的经验,当中不乏非华族。
毕丹星的谈话反映部分民情,点出语言不通损害社会融合,但他提出的改善方法是否合乎实际,有待商榷。
语言是沟通的基本工具,但并非最关键。从单一族群或某族群是压倒性大多数群体的国家,移民到一个多元种族国家,能不能改变心态及打破既定思维去看世界,这才是融入多元种族社会的关键。
走在新加坡大街上,不能逢人就想当然尔讲华语。即便对方是华族,也不一定听懂,更何况是非华族,不仅听不懂,还会深感被冒犯。鸡同鸭讲次数增多,负面观感累积久了,心胸再宽大都会产生被新移民“侵扰”的委屈感。
老一辈新加坡华人也非人人都懂英语,但他们清楚知道,遇到非华族时改用破英语和方言沟通,异族同胞会非常领情的。
现代生活科技很发达,手机翻译应用随时派上用场,外加肢体、手势、表情等辅助,若有心沟通,肯定能克服语言障碍。
因为有工具可以解决,语言反而是低阶问题。倒过来说,一个新移民即便具备超强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遇上非华族时还不改讲英语,这种心态是否比不懂英语的新移民还更糟糕?
改变心态是关键,而这恰恰不是几道英语测试题能改变的。刻意一刀切把英语加入遴选条件,不但无法从源头解决社会融合问题,还可能释放不欢迎来自“华语国家”人士入籍新加坡的信号。
放诸四海,移民政策是加强国家竞争力的策略一环。
新加坡生育率长期不振,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要拼经济就得引入新移民。已故李光耀资政曾公开说,“政府会小心翼翼地保护国人的利益,维持现有种族比例的平衡是我们立国之本,在引进新移民时,我们也特别关注这一点”。
《2019年人口简报》显示,新加坡华族整体生育率首次跌破1。按“维持现有种族比例的平衡”的政策考量,当华族人口生育率比其他种族低的时候,华人新移民比例自然会较高,以弥补华族人口替代不足。但也因为要维持比例,所以即便华人新移民增多,各种族人口比例也不会改变。
官方在遴选新移民时,得精密入微地平衡各种族比例。新移民遴选条件的增减须深思熟虑,若考虑不周全,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偏离政策宗旨。
若真要聚焦语言问题,与其拉闸前门、设置英语测试门槛,不如守住后门,在新移民入籍后,提供包括“新式英语”“巴刹马来语”等各种正规和不正规的语言教授。
事实上,很多新移民都是在新加坡工作了一段时间,考察及了解情况后,先成为永久居民,然后才决定申请入籍。他们不会对新加坡多元语言的特性感陌生,也多少掌握了新加坡特色的掺杂式语言。
社会融合除了靠新老移民双向努力,说到底还是个人心态和认知问题。新加坡虽以华人占多,对移民最大的吸引力不应是华人多的独特条件,而是法治健全、社会稳定等适合安家落户的环境。
新加坡不是个“只讲华语”的国家,这个概念入心入脑地大力宣导,远比设置语言门槛来得重要。更何况,新加坡本来也不是“只讲英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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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俊贤、《联合早报》中国组副主任沈泽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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