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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英经过深思熟虑,为何最后决定以新加坡为家?李慧玲:迁移者的故事

联合早报 新加坡鱼尾文 2023-05-28


一位曾在壳牌(Shell)工作了26年的朋友约吃饭时,送给我她最近出版的书。她1989年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先是在中国原化工部下属的工程公司工作,后来被壳牌“挖角”,1995年成为壳牌在中国的第一位公共事务专员。


不论是从人口替代的角度,或者从人才库扩充的角度,新加坡都比很多其他城市更需要迁移者,这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档案照)


之后的年月里,她在中国、英国、荷兰、新加坡担任壳牌公司12个不同职位。这本书不纯粹是一本个人的回忆录,而是以资历深厚的公关人视角,通过她在跨国公司的公关生涯,总结出个人与公司在应对不同公共传播相关情况的经验。书里头有故事,也有理论和方法,每一章还列有参考资料。


我夜里睡前翻阅,才知道朋友因为父亲在部队里服务,童年跟着父母在新疆生活过,快上中学才去了江西,后来到北京上大学。


她在2012年到新加坡工作,我大概是在2013年一个工作晚餐上与她结识。2020年在冠病暴发期间,她正式成为新加坡公民。她和家人在其他国家居住过,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决定以新加坡为家。她说,新加坡是东西文化的汇聚点,在这里生活合适而舒服。国家虽小,但是很国际化。安全、善治让他们受益;与此同时,他们觉得自己能够融入这个社会,也愿意为这里付出。


像她这样属于高质量的迁移者,跟那些通过专才计划,或者投资移民到来的人又不一样。


就像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后结婚一样,她对岛国社会有一个了解和认同的过程,以她的视角看到新加坡的优势,必然也看到新加坡的短板。她和家人做了权衡,最终做了庄严的决定,更换国籍,改变跟这块土地的关系。并且,她也诚意地准备要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事,让自己更深入参与这个社会。


我想,我们的社会不乏这样的迁移者,但是社会是否张开双臂欢迎他们?


事实是,社会对这些迁移者的态度越来越复杂,讨论与他们相关的课题时,第一是把他们当作一个整体的外来群体,并且往往倾向于“一概而论”,而不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光谱上,更细致和具体地去看待其中不同的个体,了解他们的不同心态;第二,民众在面对介入自己生活的外来者,很自然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看待他们。这些迁移者一方面可能在职场上和新加坡人竞争,一方面文化与新加坡人有差异,再加上近些年,这部分的迁移者经济条件普遍上要比早前到来的那些优越,消费能力更高,因此新加坡人的反应也就更强烈。


社交媒体集中突出负面和矛盾的部分,经过迅速的传播,民众更容易产生排外仇富交织的情绪。在这之外,有的政党人物和意见领袖为了“反映民情”,表示自己代表不满的民众发声,再进一步放大这些造成不满的原因,引起对立。执政者为了平复民众的情绪,一方面调整政策,突显“内外有别”,另一方面,则说服民众接受他们。因为人们觉得自己的利害受损,因此执政者做的,就是动之以“利”,强调这些高质量的迁移者能够给社会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


其他地方在推出政策吸引高质量,或财力雄厚的迁移者时,也碰到类似的困难:国家有需要,民众不乐意,因为这个过程,确实会出现利益分配等问题。但我的理解是,不论是从人口替代的角度,或者从人才库扩充的角度,新加坡都比很多其他城市更需要迁移者,这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也因为这样,新加坡的DNA本就是开放多元,并且一直以来受惠于这样的传统。眼下地缘政治导致世界纷乱的时候,新加坡具备优势,成为更多迁移者愿意选择的目的地,按理要更加积极进取才对。如果政府能够获得更好的支持,招揽更多人才,民众也展示自信接纳迁移者,利用好这个时机,那对新加坡应该会更好才是。他们的到来,不仅能够为经济发展增值,也会丰富我们社会的故事,让我们的社会更多元。


那位朋友跟我说,如果需要她出力,比如为新加坡的华文学习环境做点什么,她很乐意。


我不假思索回答,以她的工作经验,她可以用英语跟新加坡其他社群谈在中国营商的公关课题,用华语和新加坡中小企业分享公关的专业概念。她现在加入世界能源理事会,负责亚洲事务,还可以用华语和中小企业讲述时下流行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课题。


她也可以跟学生分享双语人的视野,讲述一个迁移者的人生阅历。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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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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