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最难就业季 中国1158万应届毕业生加入求职大军 多人考研盼“上岸”
大学毕业这一年，姜文鑫做了一个令其他同学大跌眼镜的决定：到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打工。
在姜文鑫就读的声乐系，同届毕业生一部分选择考研究生，一部分到教育和培训机构任教。但这两条出路在他看来都不理想：“音乐专业学费太贵，家里没点条件支撑不了读研。教培行业在大城市门槛高，小城市工资低又没发展前途。不如在大城市先找其他工作，走一步看一步。”
姜文鑫目前每月薪水4000元（人民币，750新元），只够在他工作的上海勉强支付房租；所幸他可以借住在亲戚家，省下这笔开销。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这名23岁的年轻人坦言，他甚至考虑过当外卖骑手，但这个市场也已接近饱和。“现在大环境不好，找工作真的很难。”
像姜文鑫一样2023年毕业的大学生，校园生涯一大半时间在封校中度过。他们刚走出三年冠病疫情，又迎面撞上“最难就业季”——创下历史新高的1158万应届毕业生，要和受疫情影响而延缓求职的往届毕业生，共同角逐疫后首个就业市场。
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之间的差距逐年缩小，应届毕业生就业压力有增无减。（早报图表）
一边是空前高涨的就业需求，一边是复苏缓慢的经济势头。供需失衡下的求职竞争愈发白热化，就连名牌高校学生都倍感压力。
于敏（化名）所在的同济大学，是上海最顶尖的大学之一。但这名环境工程系硕士的求职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逐年增加的毕业人数提高了招聘门槛，“学历鄙视链”在简历初筛环节就显露无遗。
于敏介绍，本科和硕士都在“985工程”大学（中国最好的39所高校）就读的“双9”学生，会收到第一批面试邀请；第二批是拥有“211工程”大学（中国最好的115所高校）本科、“985”硕士学历的学生；接着才轮到像于敏这样“双非” （非985和211）本科、“985”硕士学历的求职者。“许多大企业通常在第二批就招满了，而央企国企基本都要求‘双9’学历。我们投简历往往是石沉大海。”
在海投了六七十份简历后，于敏最终如愿进入一家国企就职。她说，这家新成立的国企对学历要求没有老牌国企高，自己才得以“侥幸过关”。
除了学历内卷，疫情反复也令应届生求职面对更多阻碍。于敏回忆，2022年学校长时间封控，用人单位难以进校招聘，学生也无法出校实习。“听说其他城市的朋友在实习期间被录取，或者企业没法在上海校招，就在别的地区把名额都招满时，大家都很焦虑。”
疫情冲击民企招聘能力
疫情不止打乱了大学生的求职计划，更直接冲击吸纳他们的主力——民营企业。招聘平台智联数据显示，2022届大学生在校求职期间，民企针对大学生招聘同比下降20.3%。求职网站BOSS直聘的活跃企业用户，则从2022年第一季的410万家减少到年底的360万家，说明有10％以上企业注销或暂停招聘。
与此同时，曾为应届毕业生提供超过半数岗位的互联网、教培和房地产这三个行业，也在过去三年间急转直下，不仅招聘规模明显缩水，更频频出现新入职大学生被毁约或解聘等现象。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从2021年7月至2022年5月，从互联网、教培和房地产行业离职的2020届和2021届大学生，同比增速分别为30%、30%和19%。
蓝领企业为缺人犯愁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一些企业则为缺人犯愁。短视频平台“快手”上的带岗主播刘超受访时说，近期不少新能源电池企业招聘员工，要求中学以上学历。“虽然企业希望员工学历越高越好，但来应聘的大学生不多，多数人不愿意进工厂当蓝领。”
大学生太多，蓝领工人太少，不仅导致结构性失业难题，也限制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到2025年，制造业劳动力缺口将达到3000万人。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年轻人间流行起“孔乙己文学”，自嘲拥有学历却找不到出路。官媒央视新闻则发表评论称，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困境，是因为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靠劳动改变自身处境。
就业市场最大问题
学者：经济增长乏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受访时指出，大学生就业难固然有技能错配的结构性原因，但并非“放下架子”就能缓解。
他说：“许多大学生已经进入网约车和外卖骑手行业，导致市场加速饱和。他们下到工厂和工地，直接后果是由于供给增加而拉低行业平均工资。”
陆曦认为，当前就业市场的最大问题是经济增长乏力、投资预期悲观导致的供给端需求不足。此外，过去三年疫情封锁，把就业市场节奏打乱，导致大批毕业生延后进入劳动市场。积压就业需求2023年开始集中爆发，预计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非要给现在的大学生什么建议，那就是能工作就先工作，不要指望两三年后情况就会好转。”
姜文鑫感叹，当初大家一门心思奔着本科去，毕了业才发现大学生不值钱。如果还能重来一次，他甚至会考虑就读职业学校，以便拥有一技之长。
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不过我也算进了一家大企业。只要努力工作，以后还有机会升到店长、区域经理。比起那些还在观望的同学，至少我先脱掉了‘孔乙己的长衫’。”
就业竞争激烈
更多人考研究生
师冠迪第一次报考研究生是在2022年底，不巧在中国防疫放开后首波疫情中被感染，没能考上理想的学校和专业。当她在“继续考研”还是“先找工作”中摇摆时，父母鼓励她做自己想做的事，“经济来源这方面不需要有压力”。
和师冠迪一样脱产考研的毕业生，不少都来自经济宽裕的小康之家。根据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2021年调查，在“待就业”毕业生家庭中，超过60%是中等以上收入家庭。来自家人的经济托底，叠加激烈的就业竞争，促使更多毕业生走上考研之路。
为增加就业竞争力，越来越多高校应届毕业生加入考研大军。图为5月17日重庆西南大学艺术团的毕业季表演。（新华社）
中国教育部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至2016年考研人数每年平均只增加5万人，而2017年以来年均增幅接近50万人。2022年考研人数增幅更创下80万的新高。尽管高校一再扩招，仍赶不上考研大军的扩张步伐，研究生录取率从2018年的36％一路降至2022年的27％。
中国高校近年来一再扩招研究生，但仍赶不上考研大军的扩张步伐。（早报图表）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卓贤2022年底撰文指出，考研和考公务员热导致约500万大学生“缓就业”。
以2022届毕业生为例，为了在前一年专心备考，54.6%的应届毕业生在当年1月才开始投递简历，错过了农历新年前的求职“黄金期”。他们的求职成功率，比半年前就开始求职的应届生低了34个百分点。
即便是成功“上岸”的研究生，也只是将就业焦虑延迟到两三年后。疫情暴发当年，中国高校大幅扩招了19万名研究生，这批高学历青年没有想到，三年后他们要面对更严峻的就业环境。
在甘肃一家大学攻读气象学博士的小罗，就是在2018年考上硕士，又在2020年继续读博。她告诉《联合早报》，由于专业对口工作很少，只有本科学历很难在大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
小罗一开始读研是为了增加就业竞争力，过后在导师鼓励下萌生从事科研的想法。但读博期间，她发现这条道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又打算进入社会求职。这时她惊觉，拿到学位的速度赶不上学历贬值的速度。
读本科时，小罗曾到一个小县城实习过一段时间，当地艰苦的环境坚定了她通过考研到大城市工作的决心。“结果这两年，那个地方已经只招硕士了。”
卓贤指出，连年就业时间差形成失业大学生“滚雪球”效应，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后续压力日益抬升。往届失业大学生竞争力随时间流逝而下降，青年高失业率有长期化趋势。为此，他建议取消“两年内未落实工作的毕业生享有应届生待遇”的限制，避免毕业生为保留应届生身份而放弃当年求职。
师冠迪直言，坚持考研也是因为目前还没找到薪资合理、有上升空间的工作。“现在很多岗位工资低到难以支撑正常生活。如果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我也不是一定要‘二战’，毕竟备考和读研都很痛苦。”
至于读研是否会增加竞争力，师冠迪说，这是考上后才要考虑的问题，“考不上一定没有增加竞争力”。
小罗则在许多个夜晚的辗转反侧后，确认不后悔当初的选择。“读博让我学到的不只是研究的东西本身。如果不读博，我应该会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体验过，也没什么好纠结的了。”
青年失业率被低估
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1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5月，16岁至24岁城镇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0.8%，较前月上升0.4个百分点，再度刷新201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
为缓解严峻的青年失业形势，中国各地政府近期相继推出促就业行动，图为5月28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的高校学生招聘会。（中新社）
这个超出整体失业率三倍的数字已足够触目惊心，而在大学生和学者看来，现实中的青年失业情况还要严峻得多。
在辽宁一所艺术院校就读声乐专业的姜文鑫告诉《联合早报》，直到毕业前夕，同专业还有一大半同学找不到工作。不过，学校却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提交就业协议书，证明已找到工作，“否则就不给发毕业证”。
这份俗称“三方协议”的协议书，由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大学共同签订，被官方用于统计毕业生就业情况。姜文鑫说，学校会通过教师向学生施压，要还没找到工作的同学“随便找个单位签名”，以免就业数字太难看。“这样统计出来的就业率水分有多大，大家心里都清楚。”
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本月1日刊登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王明远的文章，认为16岁至24岁群体失业率并不能代表整体青年失业率，因为这个年龄段，尤其是16岁至20岁人口即便不升学，劳动参与率也不高，长期维持在18％以上。因此，他选取16岁至40岁人群来衡量青年失业率。
在这篇已被删除的文章中，王明远通过综合应届生就业数和在岗人员失业数等指标，估算出冠病疫情暴发三年来，中国约新增5400万左右失业青年，其中有1500万人是没有找到工作的应届毕业生。
王明远预计，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就业问题，青年失业人口可能在五年后达到5000万，平均每四五个家庭就有一人失业，进而引发一系列深层危机。
降低青年失业率
关键在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卓贤指出，2020年末，大学毕业生在3400万16岁至24岁城镇青年劳动力中占比46%，但在失业青年中占比却高达66%。因此，降低青年高失业率，关键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中国各地政府近期相继推出促就业行动，如人口大省河南发起“百日冲刺”，要求高校在8月底前将长期未就业毕业生“动态清零”。民政部、教育部等部门5月底也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加大从高校毕业生中定向招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的力度。
王明远认为，不能指望通过体制扩招或“乡村振兴”来解决青年就业问题。2022年国企和政府录用应届生人数合计86万人，仅相当于应届生岗位需求的5％，且任由国有机构规模扩张，必将带来臃肿和低效亏损等问题。目前，农村经济规模只相当于10个华为、或三个中石油营收，最多能安置一两百万高学历青年人就业。
他指出，近10年中国就业增量基本是由民营企业、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所创造。因此，要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应从改善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环境入手。此外，也要鼓励支持青年创业。“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必然是年轻人在积极去创造和实现各种梦想的，而不是都在考编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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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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